郭湛，1945年10月出生，黑龙江海伦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学部秘书处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和全国模范教师称号，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郭湛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本科哲学专业，1969年毕业。曾先后在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师范学校、伊春教师进修学校、中共长春市委党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81年留校任教，1984年起为在职博士研究生，198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观和文化观。在中国人民大学，郭湛先后参与了萧前教授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或修订工作。郭湛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1990）、《人活动的效率》（人民出版社1990）、《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哲学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哲学素质培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第一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社会公共性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面向实践的反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简明哲学原理二十四讲》（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有十余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近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刘诤对郭湛教授进行了采访。
记者：郭老师，您好！您于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念本科，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您是如何与哲学结缘，又是因何缘由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呢？
郭：半个世纪以前，我在小兴安岭伊春读高中时，就对艺术和文史哲类学科有兴趣。当时有位政治课杨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毕业生，他讲哲学条理清晰，引人入胜，使学生接触到一些“大道理”，引发我们初步的理论思考。我们班同学曾在教室墙报上，争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关系问题，记得我的文章题目是《大论坛下的小议论》。我喜欢读书和思考，边读书边做笔记，也注重写作，每天的日记是一篇有题目的短文。但那时我更喜欢感性的形象和表达。高考前我曾报考过美术专业，到哈尔滨、佳木斯两次参加绘画考试，但没有成功。正式参加高考时，我依次报了中文、历史、哲学三个专业。也许是因为报哲学专业的考生太少，即使是第三志愿，也很难得，我被吉林大学哲学系录取了。
来到了长春进入大学，最大的感觉就是大。当时的吉大除理化楼前基本没有围墙。哲学系所在的文科楼就在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西侧，下课就可以走到大街旁去。大学与城市连为一体，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回想起来，这种感觉对于大学生非常重要。立足社会，报效国家，服务人民，这不就是大学的宗旨吗？大学的生活清新自然而又积极向上，同学们朝气蓬勃，老师们亲切热情。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活动，我们还了解了老师的家庭生活，看到他们平时工作的温馨的书房。这一切，让我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大学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毕业时我没有能够在大学工作，但时隔十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哲学系任教，在那里工作三十多年至今，圆了我当年在大学工作和生活的梦。
记者：作为吉大哲学系建系之后最早的几批本科生之一,请您为我们讲讲在吉大求学的那段时光里，与老师和同窗之间，与吉大哲学系之间发生过的，您至今难忘的事情。
郭：上世纪60年代我读大学时，本科学制是5年。五个年级本科生在一个系里，层级分明，由一个教职工群体来教育和管理。这里的老师来自各方，包括本系培养留校的毕业生。吉大哲学系老师的教学是一流的，使我们大开眼界。高清海老师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张维久老师给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车文博老师给我们讲心理学，等等。课堂上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同学之间的切磋讨论，回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吉大哲学系老师的科研也是一流的，看他们的著作文章，带我们进入学术殿堂。记得我们曾参加过哲学系教师的学术讨论会，听到熟悉的老师们精彩的发言，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论证，领悟哲学的思维和表达。我们这届学生严格意义的大学生活其实只有两年，但它给予我们的学术训练，却使我们受益终身。想到母校，总是充满着感恩之情。
校园也不总是平静的。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经历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事情。我们在读社会这本大书的同时，也在读一些能够看到的书。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我就是在那时仔细阅读的。实践和理论中的问题使我们困惑甚至迷茫，而不断的思索和尝试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1970年夏天，当我们班三十几个同学延迟一年毕业离开吉大时，每个人背包里都有自己的收获。
吉大毕业后，我回到小兴安岭林区，在伊春师范学校任教讲哲学，受到学生欢迎。在课堂上，我无形中也像吉大哲学系的老师那样，力求深入浅出讲明道理，清晰准确分析问题。我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多少，有的甚至比我年长，容易沟通，相处融洽。我们在教中学，在学中教，教学相长。这时，我越来越意识到，在吉大哲学系受到的哲学思维和表达的训练，是我从事哲学教学的坚实根基。遗憾的是，我在吉大的专业教育并没有全部完成。仰望着林海中参天的大树，我渴望着有机会能够继续专业学习深造。
记者：您本科毕业工作近十年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求学，跟随萧前、李秀林、夏甄陶老师们学习，您的硕士论文就发表在《哲学研究》上，题为《论实践的效能、效果和反馈》，您的博士论文《人活动的效率》在学界至今影响颇深。您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效率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研究最具创新意义，有较广的社会影响。您将您的学术眼光聚焦于人活动的效率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上，其中包含着怎样的学术历程和契机呢？
郭：1978年10月，我来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再一次找到了母校的感觉。这里也是高清海等老师的母校，我师从的老师萧前、李秀林就是高老师当年读研究班时的老师和同学。我刚留在人大哲学系任教，就参加了萧前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后来又参加了萧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修订，参加了萧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编写。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重视。我能有这样的成果，学术根基还是在吉大哲学系打下的，是吉大哲学系老师教导我做人、做事、做学问。我的学术人生的第一个扣子，就是在吉大老师指导下扣好的。此后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时常得到吉大老师和校友的真诚帮助，令人难以忘怀。
人们常说，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每一代人在哲学发展中的贡献，就在于发现和回答了自己时代提出的理论问题。我到人民大学后的三十几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哲学的观念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在确立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我们把中国现代化实践特别是经济建设放到中心位置，怎样实践的问题随即突显出来。如何提高实践的有效性，增加实践的效能、效果和效益，就成为实践哲学关注的大问题。我的硕士论文提出，实践、效能、效果和反馈构成辩证循环，是实践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而实践的有效性即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就是实践的效率。我的博士论文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夏甄陶老师作序的《人活动的效率》于1990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这一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秀林、陈晏清、李淮春、郭湛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我写了这本书的“导论 现代化与中国”。
中国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呼唤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出现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研究高潮，这是与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这时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现代”阶段，开始反思现代性，批判主体性，甚至出现了“主体性的黄昏”的说法。中国向何处去？如何看待主体性，又成了问题。针对这些困惑，我写了《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哲学理论创新丛书”之一2002年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强调人的主体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这种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共同主体性即公共性的发展。200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新华文摘》等随即全文转载。在中国乃至世界越来越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体性基础上的公共性日益凸显，我们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社会公共性研究》。另外，作为《主体性哲学》的姊妹篇，我正在着手做一本《公共性哲学》。我相信，继人的主体性之后，社会公共性正在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
记者：您曾作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的讲师，也曾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由您主编或参与编写的著作曾多次获得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我们的前辈、老师，您能否为我们这些即将走向教学岗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们提一些学术与教学研究的建议呢？
郭：作为一名哲学教师，我曾在各式各样的课堂，包括中南海怀仁堂小会议厅讲过课。我想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后来者说，这是个崇高的职业，肩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双重使命，值得终生为之。我早年有许多爱好，有过对造型艺术和文学与史学的向往。艺术的形象思维与哲学的抽象思维看似完全不同，但我的体会是“两极相通”。感性与理性相辅相成，形象思维能够启迪抽象思维。我的论文中经常使用图示来表达范畴关系，一目了然，这些图都是我自己动手制作的，小时候学画画的技巧有了新用途。对于哲学来说，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加工提炼的素材，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皆可启发我们思考，参与理论论证。我曾专门写文章论证的哲学假说方法，就是借鉴自然科学假说方法的。教师在解学生之惑的同时，也在促使自己直面自身的困惑。当我们以学术的研究解开自己的困惑，对大胆的假设作出小心的求证后，学术研究的成果就诞生了。当然，我们要比照他人的同类研究，力求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这就是创新。新的时代充满了新的问题，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有选择地予以研究，以学术方式加以尽可能充分的论证，我们就会有思想理论上的贡献。
https://news.jlu.edu.cn/info/1044/51699.htm
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华文明
——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郭湛教授
[受访者简介]郭湛,男,1945 年生于黑龙江海伦。初中和高中先后就读于哈尔滨五中、哈尔滨一中和伊春一中,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系任教,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博士学位,任副教授、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荣誉一级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学部秘书处秘书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主要著作有《人活动的效率》《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面向实践的反思》《社会的文化程序》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2018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这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中国实践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面向世界、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理念。生逢大时代,勇做弄潮儿。中国正处在几百年来最为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为亿万人民亲身参与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把握其中隐约可见的规律性,以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刊委托韩雪青博士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郭湛教授。
韩雪青:郭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此次访谈。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可否结合您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程,谈谈您对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的理解?
郭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研究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发展始终是硬道理。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然经济状态中缓慢的自发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理想、有规划、有措施、有成效的发展。这种自觉的发展,经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积小胜为大胜,由量变到质变,40年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亿万中国人民40年自觉的实践,创造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未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发展。
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基础。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内化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与行动之中,使当代中国人民的实践成为自觉的实践,使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成为科学的发展历程。4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这是我们的基本经验,是在新时代必须继续坚持的基本共识。
韩雪青:这也是您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认识。
郭湛:是的,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所思的,就是我们所做的。40年前,我来北京参加人民大学研究生复试,试卷中就有这样一道题:“试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交出的答卷,实际上是一篇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短文。20世纪80年代初,我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实践及其效能、效果和反馈》,提出了以实践反馈来矫正实践运动的观点,并称之为“实践运动基本规律”。这篇文章1983年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
我留在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参加了萧前教授等主编的哲学专业教材《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还参加了李秀林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研究。1990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出版。同年,我的博士论文《人活动的效率》也出版了。进入21世纪,我主编的《社会公共性研究》和与安启念教授共同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出版。这里提到的五部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些著作和教材都属于基本理论方面,但它们无疑都是以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
而今,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更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伟大事业为中心。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能够置身于这样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新时代,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都不想辜负这样的时代。
韩雪青:在您和刘克苏合作的《华夏复兴与中华文明道路》一书中,您谈到:“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经历了四个生成周期——华夏期、夷夏期、中印期、中西期。如果已有的四个周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接下来的应该是中华文化的‘中(华)世(界)期’。”这是今天我们正经历着的历史过程吗?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概括呢?
郭湛:关于“中(华)世(界)期”的提法,是我们在书中回应郭沂教授在《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中国文化分期的看法。郭沂论文的题目是《从文化生成机制看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我们赞成他把近几百年中国文化发展周期称为“中西期”。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受西方影响、向西方学习,并且反过来影响西方文化,这是一个总的趋势,称之为“中西期”是恰当的。我们现在大体上仍然处于这样的发展时期。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不是仅仅面向西方,而是面向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当代中国越来越成为拥有全球视野的世界性大国。我们的“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实践,使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与西方互动的范围,成为与全世界更广范围的互动。这样一个新时代,用“中西期”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以,我们主张用“中世期”即“中(华)世(界)期”来命名,使之名副其实。
中国文化即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民、中华儿女始终在做的事情。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复兴,走好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和刘克苏在2001年申报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华夏复兴论:一种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考察”获得批准立项。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华夏复兴与中华文明道路》,于去年10月在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文化和文明复兴的道路,是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过程。中国的发展是在继承已有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通过全面而又深刻的革命和改革即创新的结果。进入新时代,创新已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
韩雪青: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新时代呼唤思想理论创新,请您谈谈如何把握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前沿?
郭湛:实践的创新呼唤理论的创新,包括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改变世界”为目的,本来就是创新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40年,我们实际上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带动实践创新。新时代新问题层出不穷,要求我们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作用中贯彻创新的原则。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自觉的实践创造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这种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对于理论创新包括哲学创新的要求更为迫切。
现在,对于思想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已无异议,问题在于这种创新的可能性。思想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它的前提和前沿。这里所说的“前提”是创新的立足点,指的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创新。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提,一方面是思想理论本身的前提。文明、文化、思想、理论等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们自身也构成一定的历史过程。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前提,只能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历来的创新者都要先在传承上做足功课。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思想理论创新有它的社会实践要求的前提。敏锐把握社会实践创新对于思想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充分利用实践提供的可能性条件,有利于实现思想理论的创新。
社会实践对于思想理论创新的要求是普遍性的,现实的可能性条件是公共性的,通过教育等方式完成的思想理论传承也是社会性的。这些“前提”是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要进行思想理论创新,在具备“前提”的基础上,还要进入“前沿”,即面对新的未曾解决的重要问题,依据适当的创新方式加以有效的回答。在科学研究中,这就是研究者个人或团队的“攻关”活动。有志于哲学创新的学者,首要的任务在于切实把握住思想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前沿。
韩雪青:从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聚焦的中心是什么?
郭湛:这个问题很大,然而也是带有根本性的,特别值得我们长期关注。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面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这个时代的整个历史走向有其内在的某种确定性,又会表现为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说,这个时代风起云涌;那么还应补充一句:有时也波谲云诡。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看,历史过程的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开辟道路。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只是描述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堆积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它的任务是透过偶然看必然,数据之中找规律。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化的“信息爆炸”时代,哲学这种本质性、必然性、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呈现出简约化的特征,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生活在当代这样极其复杂的世界上,如果没有一点哲学的简约化思维方法,身陷海量信息就会寸步难行。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聚焦的中心是什么?由于每个人立足的层面和角度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各自给出不同的回答。如果我们从当代中国和世界整体发展的大趋势上着眼,也许会“英雄所见略同”,在特定的“共见”中获得一定的“共识”。我这两年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去年在深圳论坛上,我用10个字概括了自己的看法:“两大共同体,一个发展观”。两大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经过“两个一百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同时,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共同体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如果这两大共同体能够比较健康地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韩雪青:这可以说是一种“宏大叙事”,与之相应的重大问题一定很多,都包含哪些内容呢?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主要方向在哪里?
郭湛:与此相关的重大问题确实很多,从基本理论上说,共同体和公共性问题首当其冲。十年前毕业的我的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共同体的公共性研究》,现在看来这个题目是很超前的。但这也不完全是新问题,人类有史以来就有共同体及其公共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构成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代各个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在这两大共同体之间,还可能有一系列不同范围的共同体,如两国形成的某种共同体,多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大国之间,例如中俄两国或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否具有某种共同体的前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发展,是否可能形成某种亚欧共同体或亚非欧共同体?各种类型的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发展,将使更广泛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日益具有现实性。共同体靠社会公共性维系。如何认识和构建共同体的公共性,关系到共同体的命运和前途。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都是以这些问题为中心展开的,相应的理论创新也都与此有关。
说到共同体的发展,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无疑是前提。但要自觉引领共同体发展,最重要的是在现实的实践中形成正确的发展理念或发展观。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历史观或发展观问题。当代中国新发展理念,我们是用10个字概括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些发展理念构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实际上就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观。所有五个发展理念的结合,体现了整个共同体的公共性的基本意蕴。对于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观,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阐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加以创新和完善。
面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对于新的重要问题能够及时提出,予以尽可能全面深入的分析,从一定的理论高度上作出回答,指出实践中正确的或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大体方向。
韩雪青:今天,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但是,到底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许多大学生甚至青年学者并不是十分明晰。您可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作一概述?还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复兴,二者又有何联系与不同?
郭湛: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华文明复兴,作为历史现象是一回事,但所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这一历史现象的主体,后者强调这一历史现象的内容。就是说,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历史活动,其主体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世界前列,近二百年落后了,现在正努力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强国地位,所以称为“复兴”。那么“复兴”的内容是什么?可以说复兴的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成果和生存发展的方式,在经历了近二百年的衰落后同样将实现“复兴”。当然,人们更多地是在同一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华文明复兴,指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即文明的当代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全方位的发展。从横向空间维度看,这一“复兴”进程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也是“东西南北中”协调有序、梯度推进的过程。从纵向时间维度看,这一“复兴”进程至少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本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还将经历两个阶段:(1)从2020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和内容。
韩雪青:通过您的阐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复兴的联系与区别已然清晰,而且也明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和内容,接下来可否请您谈谈如何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
郭湛:当代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民族自觉奋斗的过程,而自觉的奋斗实践需要自觉的思想理论的引导。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走向本世纪中叶这30至40年发展的首要条件。一种文明的理念是这种文明性质和水平的精神标志,是引导这种文明发展的基本程序和价值取向。中华文明的理念丰富而又深邃,当代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不断从自身理念的宝库中获得精神力量,继续开拓前进。我们已经从一些方面或角度,对中华文明理念作了多种表述,都是有意义的。但众说纷纭,问题依然在探索和思索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在复兴自己的文明,但似乎不大清楚自己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什么。中华文明复兴理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保障。中华民族有自己文明的不断发展的理念系统,我们需要坚持和发展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究竟什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这不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检验着中华文明的理念,正在把这种文明的核心理念日益明晰地凸显出来。我和刘志洪在另一篇论文中强调,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这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答。
如果从共同体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所做的无非两件大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和而不同”的理念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个民族、全体人民各有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文明各有不同,要能够在共同体中共同发展,就要“不同而和”。“和”无疑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但这种“和”不是以“同质”为前提的,正如春秋末年史伯所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而和,对立统一,这是面对矛盾的辩证法思维方式。相比而言,西方文明理念倾向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利于构建和发展包容“不同”的共同体。这两种不同的共同体理念,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孰优孰劣,有目共睹。在中华文明理念的视野中,中国和西方这两种理念乃至文明“不同”是正常的,可以用“和”的方式构建各种共同体,直至人类命运共同体。
韩雪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那么,弘扬中国精神和复兴中华文明,两者又是怎样的关系?
郭湛:我们所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想”、“中华文明复兴理想”的简称;而大家讲的“中国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明精神”的简称。弘扬中国精神和复兴中华文明,大体上是意识和存在、思想和行动的关系。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看两者关系,首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行动规定观念思想;反过来,社会意识引导社会存在,观念思想设计实践行动。志向远大而又科学务实的中国精神,对于复兴中华文明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精神。
韩雪青:社会公共性研究是您造诣颇深的一个研究领域。请您用“公共性”和“公共主义”,来诠释一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和世界价值。
郭湛: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同学界许多学者一样,十分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都有一个如何实现自身主体性的问题。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人的主体性的进程》,后来出版了《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一书。在继续的研究中,我越来越意识到,随着个体主体性的发展,当人们各自作为主体相互面对时,是不能简单套用主客体关系模式的。我们作为主体要把别人也作为主体来对待,于是就有主体间关系或主体际关系。相对于主体性,就有了主体间性、主体际性或共同主体性,众多个体构成共同体。共同体具有共同性即公共性。共同体有小有大,从各种人群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多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多国家共同体,直到全球、全人类共同体。共同体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形式,公共性是共同体的根本属性。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关注的重心正在从主体性转向公共性。我的论文《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随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社会对这一观点的关注,说明它触及了当代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前面提到,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问题都是共同体公共性的建构和维系。对于这种共同体的基本的公共性及其发展方向,我们是用共同体的根本理念来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首先在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把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概括为“共商、共建、共享”,这是共同体的共同性即公共性的要点。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共同体的共同发展观。这种共同体发展观,可以说是共同体主义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公共主义发展观。我倾向于“公共主义发展观”的提法。去年我与桑明旭合作的论文《面向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许能说明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明确提出的,它属于全人类,具有世界意义和世界价值。它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多次被写入联合国的文献。我相信,既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也适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主义发展观,将会逐步得到中国和世界的认可。
韩雪青:的确,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彰显其世界价值和世界意义。如果把中华民族的复兴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发展理念上的关系是怎样的?
郭湛:如前所述,西方文明的主导倾向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推动世界冲破中世纪封建桎梏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曾经起了积极的甚至是“革命”的作用。但在当今世界上,在几乎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已经成为自觉的独立的主体的时候,在各类主体构成的共同体中,越来越需要在确立主体性的基础上强调公共性。西方秉持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所谓“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相继破产,中华文明以“和而不同”为特征的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相结合,实现了中西文明的“不同而和”,这对于当代世界文明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与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相互贯通的。
韩雪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中国的未来。请您从涵育中国情怀、开阔世界眼光的层面,谈谈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哲学工作者的期望。
郭湛:俗谚云:“要做大事情,莫要等成年。”40年以前,我也年轻过,深知事业从青年时期开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这“两大共同体”的构建将造福中国,同时也造福世界。这样的时代非同寻常,可以称之为“大时代”。如此伟大的新时代,需要一大批能够担负起新使命的新青年,包括新一代青年哲学工作者。他们既要具有厚重的中国情怀,又要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这是一种“和”的情怀和眼光,也是一种“公”的情怀和眼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天下”首先是中国,进而也是世界,我们要以这种天下为己任。新时代青年不仅是中国公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且是世界公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果说以前我们“放眼世界”,多半处于想象之中;那么,新时代的青年将更多地走向世界,用实践的方式参与新世界的构建。
新时代的新需要,将会强势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新哲学。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是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是艰难的使命。投身这一事业,完成这一使命,要有足够的勇气、毅力和智慧。想想我们的前辈在何等艰难的条件下,为我们赢得了如此难得的继续发展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努力去赢得胜利。中国和世界的当代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为壮丽的日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实现。老一辈的人可能看不到那一天,希望今天的青年哲学学者能够代表历代献身这一事业的人们,深情地赞美那一天的到来!
——韩雪青.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华文明——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郭湛教授[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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