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充足的资金保障，充足的资金保障能有力改善大学办学条件，提升大学发展的自主性，为大学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持续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而当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办学过于依赖财政资金，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多元筹资的意识不足，大学筹资事业的发展较为缓慢。摆脱过于依赖财政资金的桎梏，全力拓宽大学筹资渠道，加快大学筹资事业的发展步伐，是大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期高端访谈，大学编辑部对话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洪成文教授，探讨我国大学筹资事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洪成文，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首席培训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青海省第四届千人计划杰出人才，北京师范大学—青海省政府高原科学及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顾问，《重庆高教研究》特聘副主编，琼台师范学院海南自贸港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洪成文教授长期从事比较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 篇，并主编了《大学筹资的理论与实践》《比较高等教育》《大学财富管理与发展译丛》《大学治理译丛》等多部著作。此外，洪成文教授秉持“做教育就是做善事，做教育研究就是帮助教育界的朋友更好地做善事”的理念，为二十多家高校提供五年发展规划、研究生平台建设和校友筹资等议题咨询。
01
大学筹资的
认知与价值之争
洪教授您好，目前人们对大学筹资的认知存在何种误区？作为大学筹资研究领域的专家，请问您如何理解大学筹资？
大学筹资被很多人理解为“社会找钱”和“校友捐赠”，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大学筹资固然包含捐款捐物、捐楼捐地，但是其含义远不止这些。高校筹资是对大学理念的认可、价值的认同和教书育人的成绩单的综合体现。从捐款人的角度看，如果不能认同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观，那么就很难获得捐款人的捐款，如果在教书育人上没有一份很好的成绩单，又如何获得社会人士的肯定和捐款人的资金支持？捐款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行为，它是大学在实现社会使命的程度上的综合反映。将大学筹资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活动，将大学筹资庸俗地看作是“找一点零钱”，并没有看到筹资的本质价值。大学筹资是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的全部活动及其实效。筹资与三大职能不能划等号，但是筹资却考验着大学在上述三大职能的发挥中，有没有做好自己的“答卷”。
02
大学筹资的类型
当前，大学筹资主要有哪些类型？
大学筹资，因为主体不同，分类不同；依据不同，分类也有不同。从捐款主体看，有校友捐款、企业家捐款、基金会捐款以及政府配比等；从范围来看，有公募和私募之分；从捐款额度看，有大额捐款和小额捐款之别；从资金用途的限制性程度看，分限制性捐款和非限制性捐款（无指定性目的）；从科研关联度看，有强科研合作模式捐款，也有弱科研合作模式捐款；从是否冠名来看，可以分冠名捐款和非冠名捐款；从公开程度来看，捐款也分公开性捐款和非公开性捐款；从地域来看，有国内募捐和海外募捐；从是否有配套来看，亦可分为配套性捐款和非配套性捐款；从募捐与校庆关联度看，有校庆募捐，也有非校庆常规募捐。尽管大学募捐种类繁多，但是最终都可以统一到捐款人与大学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建构上。大学筹资一定是大学和捐款人两大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关系和谐，则筹资行为实现。两者关系不能和谐，募捐行为则很难发生。
03
大学筹资的困境与伦理风险
您认为当前我国大学的筹资事业的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概言之，制约我国大学筹资事业发展的问题有四：认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募捐动力不足、对社会筹资风险的非理性夸大。其一，认识上不到位。对于筹资事业，政策法规上一直是秉持支持和倡导的原则，但是大学对于筹资事业的发展以及追求大学资金渠道的多元化，理解得还不够深，贯彻落实还不够。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改革对高等学校的财政拨款机制，在国家和地方预算下达的教育经费之外，学校可依法筹集资金。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并强调，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
2016年，我国首部慈善法公布，社会募捐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法律的规范，其健康有序的发展得到了保障。慈善法的颁布给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大学筹资提供了最新的法律保障，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提质增效，通过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扩大社会公平有重要价值。为发展筹资事业，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财政部等部门也通过相关财政配比政策的实施，鼓励高等院校多渠道进行社会筹资，每年配比资金达数十亿。相关部门税收优惠政策的推出，也对捐款个体和机构的捐赠行为有激励作用。但是诸多利好政策不仅没有促进高等院校社会筹资事业的大发展，反而出现了社会募捐“不增反减”的奇怪现象，究其原因，首先就是募捐主体的认识不到位，思想意识上不去。理念诱发行为，思想上没有动，行动上就迈不开脚步。
其二，大学募捐事业发展严重不平衡。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募捐在总额上看，校际差别甚大。有关统计表明，大学筹资总经费中绝大多数大学没有超过千万，超过 10 亿的大学仅有17 所（2017 年），占比不到 1%。我国有些高校的社会募捐发展顺利，成绩喜人，但是大部分高校的筹资事业发展缓慢，亟须提升筹资事业的发展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来看，经费越困难的大学，在筹资事业上的努力程度越小。动力不足是表象，背后的原因还需持续探索。
其三，募捐动机不足。动机不足有不想做和不去做等心理和行为表现形式。不想做、不去做，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就是内驱力不足。人做事，是要有驱动力的，同理，大学筹资也需要一个内驱力。内驱力强大，再困难也挡不住。从筹资现实来看，首先，内驱力不足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没有（筹资）经验是造成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从当前来看，筹资经验丰富的大学，不仅做得早，且善于创新；而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学校往往都是因为缺乏信心，也就是说，他们也曾有过筹资的想法和热情，但是尝试了没效果后，便随之放弃。其次，筹资事业能否进入学校决策或发展目标的优先行列，也很关键。如果说能够从别的渠道拿到资金，或者说，能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舍近求远去做社会筹资呢？学校发展目标复杂而多样，各种目标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资源丰富的时候，决策简单一些；资源紧张的时候，决策就困难了。从“十四五”时期各大学的发展规划来看，能够将社会筹资放到优先发展目标的大学寥寥无几，至多只是在保障系统部分，写上一句“要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最后，动力不足也可能是鼓励、肯定和表扬不足所致。大学筹资事业发展得好，能否体现在大学领导的任用、晋升和奖励上？筹资工作做得好，基金会校友会等部门的“操盘手们”有没有得到及时的“精神刺激”？不难看见，筹资动力不足，与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还是有很大关联的。
其四，对大学筹资风险的非理性夸大。社会筹资有没有风险，从实际经验来看，风险与效益是同时存在的。如何衡量大学筹资的效益？复杂也简单。当成功大于风险，效益为正值。反之，成功小于风险，效益为负值。我国大学虽然筹资的成功案例远远多于失败的案例，但是受失败案例的影响，部分大学领导存在着“因为安全问题而过度恐惧”的现象。出于安全问题的考虑，一些大学领导人会出现担心，他们不希望因为今天收到了一些捐款而明天却因为审计而带来更多麻烦。因此，对筹资风险的非理性夸大，着实让很多大学在筹资上望而却步。
您如何看待大学筹资过程中的伦理风险？如何规避或降低大学筹资的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与大学筹资相伴相生，不可截然分开。具体地说，不可能存在没有伦理风险的大学筹资事业。从大学筹资发展历史来看，只有提高伦理意识，防范伦理问题，建立和完善伦理规范和制度，才能让大学筹资事业健康发展。伦理问题不是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须在大学筹资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如果要把所有的伦理问题都想好了再去做高校筹资事业，那是不现实的。当然，如果不考虑筹资的伦理问题，一味地去冒险和挑战风险，也可能最终影响大学筹资的发展。可以说，大学筹资事业的成功，不仅靠操作，更重要的是靠风控。风险控制得好，可持续发展就有保障。从国内外筹资伦理对比来看，我国的大学在筹资过程中很多环节处理得是很好的，比如我们对来路有问题的钱保持高度敏感，高校也不会拿筹措的资金做有悖于社会公德的事，但缺少伦理守则和制度规范是目前多数大学面临的问题之一。
如何规避或降低大学筹资的伦理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要加大对捐款和接受捐款的规范，千万不能让捐款过程中出现利益交换问题。拿大学的利益做交换，不仅是法律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有违大学追求公平的理念。斯坦福大学等美国一流大学曾暴露过通过捐款而获得招生便利的丑闻，牛津大学曾经出现过许诺入学照顾，与捐赠人进行私下交易的未遂企图。
其次，要提高赠款使用的透明度。慈善捐款从款项使用的目的、用途和渠道，都应本着透明化原则，这不仅是对捐赠人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大学自身的尊重。阳光应该照到大学筹资的每一个角落，不应有任何暗箱操作。捐赠资金的使用如果缺少透明和信息公开，就很有可能暗藏着别有用心的企图。透明是公益事业的试金石，有空子可钻，定将伤害大学筹资事业。最后，要逐步建立大学筹资的伦理标准和规程，没有标准和规程，遇到筹资决策和操作问题时，就会无所适从，进而衍生伦理问题。大学筹资的任何阶段，从募捐项目设计，到募款接收、捐赠资金使用，再到基金投资，都要做到有章可循。当前，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制定好适合大学特点的伦理标准和规程。伦理标准促进规范化，规范化促进大学筹资事业发展，一脉而相承。
此外，加强党对筹资事业的领导，让大学理事会的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和科学，重视基金会内部审计或第三方专业审计，对大学筹资的相关领导和筹款人设置防火墙，提供防火墙教育，这都会对规避伦理风险有巨大作用。
04
我国大学筹资事业
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
您对多伦多大学、卡迪夫大学等国外一流大学的筹资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您看来，这些一流大学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以实现我国大学筹资事业的快速发展？
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社会筹资呈现出不同发展状态。西方高等教育筹资发展得益于税收减免制度的倒逼机制、政府配比政策的激励效益、大学基金会市场化运营管理及专业协会的推动。这些因素相互促进，综合影响，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结果。在大学筹资发展得出色的国外一流大学中，有三类我国大学比较容易借鉴的经验：其一，一流大学能做到长期关注或关心自己的校友和潜在的捐款人。耶鲁大学曾经爆料，一位富商给母校巨额捐款，是因为大学基金会和校友保持了三十年的联系。这无不展示出：筹资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想获得校友和捐款人的捐赠，对他们保持持续性的关注是必须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大学要努力加强与潜在捐款人的长期联系，逐步改善我们与潜在捐款人的关系。
其二，要在人治与制度化方面保持平衡。所谓人治，就是要发挥主要募捐人和学校领导在大学筹资中的特殊作用。所谓制度化，是指凡事要有规矩，“讲规矩”要成为大学筹资系统的高频术语或关键词。在基金会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流大学在三个方面均有明确的标准和指南：比如应该做什么样的投资组合，学校都有明确的指导；再比如，基金投资的收益部分如何分配，也都有明确的参考依据。要防止将投资收益过多用于当前资金困难的补充上，而忽视了未来的事业发展需求和大学筹资的代际发展，牺牲未来发展利益。大学必须制定原则，确定留本基金的基本比例，即要给未来预留多少资金，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在这个方面，不能搞人治，而要遵循约定，强化制度约束。
其三，加大大学教育基金的蓄水池作用，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蓄水池中，逐步扩大本校基金投资的盘子。大学基金的投资有一个滚雪球效应。“轮子”越大，收益率可能越好。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基金额度来看，每年三四百亿的基金投资，投资回报都在三五十亿，总量和收益双可观。如何使用这些投资回报呢？有两点必须是明确的，一个是拿出一定资金抵制通货膨胀，另一个是必须确定当年可用资金的最高上限。如果说投资总回报为 40 亿，而当年自由使用的比例上限为 10%，那么学校真正处置的资金，则不能高于 4 个亿。有诸多限定，大学的基金“蓄水池”才有可能越来越大。
除上述措施外，还能通过何种方式加快我国大学筹资事业的发展步伐？
我国大学筹资事业的蓬勃发展还需要大学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各地政府要加大支持和鼓励力度，比如部属院校可以享受财政部的资金配比，那么非部属院校呢？部分省市已经颁布本省高校财政配比，那么其他省市自治区要不要尽快制定配比政策呢？可见，政策的支持和奖励的力度，都还有继续扩大的空间。
从捐款人答谢的角度看，高校要进一步将捐款与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答谢是慈善事业习以为常的行为。然而什么样的答谢最能打动捐款人呢？虽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可以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多考虑。假设某些捐款，在某个方面实现了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解决了某一个“卡脖子”问题，那么是否会让捐款人引以为傲？这一光荣将是任何其他答谢方式都难以企及的效果。如果某一捐款帮助了几位科技精英卓越成长，岂不同样也是莫大的答谢？一些不了解大学筹资的人，常用庸俗的眼光来看待大学筹资这一神圣事业，以为所有的捐款人迟早都会向大学提出某种庸俗、非法的利益诉求，或者认为大学与捐款人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某种交易。这些言论必然不能经受住考验。绝大多数捐款人都是本着慈善理想，有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做贡献的情怀，要相信我们的制度，相信群众的眼睛，也相信大学专家和学者基本的正义感。此外，对潜在的捐款人来说，高校也要鼓励、提升他们为大学捐款的积极性，要让他们认识到：为大学而捐款能让自己的善款找到最好的归宿。
当然，发展大学筹资事业的主体人（即大学领导和筹资部门的相关老师）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要自问和反思：我们在筹资目标确定、筹资过程科学设计、筹资潜在对象沟通和筹资用途、资金规范、效益发挥上是否已经到位？在现有的努力基础之上，我们还有没有空间，比如投入的人力物力、比如制度建设、比如智慧和时间投入等。当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协同奋进，我国的大学筹资事业一定能够加快发展步伐，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筹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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