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宁│中华文化沃土孕育的时代精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境界

中华文化沃土孕育的时代精华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境界

《福建论坛》2022年第2期（总第357期）

管宁，文学博士，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编审、博士生导师。

摘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突出的理论创新性、显著的时代贡献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和中华文化的智慧之光。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追求的现代民主政治理想，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并获得实现，其文化归因在于承继了家国情怀、历史担当的民族精神，传承了民为邦本、天下为公的传统精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再造、价值重构成为重要时代命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呼唤着新智慧，秉承海纳百川、革故鼎新传统创新思想，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前人智慧与探索精神，改革开放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新时代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自觉的传承弘扬成为重要时代主题，中华文明中整体思维、天人合一、和合思想与胸怀天下等优秀文化基因，再次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基础，并在建功新时代中凝聚、成就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时代精华；文化境界；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2）02-0005-15

 一、引言：马克思主义文化境界的时代升华

一个古老民族的时代新生，一个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不仅取决于民族文化内在生命力，而且取决于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延续与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中华文化千年积淀的优秀传统、文明智慧，不断观察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世界格局演变，形成日益丰富、系统完善和科学严谨的思想体系，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内涵新生命，成为新时代赢得更加伟大胜利和荣光的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力量。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些新论断、新评价总结精辟，阐发深刻，意义重大，蕴含深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大历史观。习近平同志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并强调要“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这一论述“要求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形成现实问题与实践遵循自觉结合的方法论，并促使具有积极结构性的世界观在方法论的展开过程中得以澄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识，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集世界视角与中国眼光于一体的历史观照，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且是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了其时代性与世界性。

从历史视角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中创立的，也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创造，有着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及其几代主要代表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意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奋斗、牺牲和创造的主题归结。从理论视角看，在党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从新的实际出发，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具有突出的理论创新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和与时俱进的品格，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探索、创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时代视角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更深刻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更鲜明的民族形式、中国特色，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显明的时代贡献性；充分展现了新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和文化根脉的价值立场与求是精神，展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烙印着的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我们党总结百年奋斗历史的理论结晶，是新时代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现实需要。这既是我们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发展。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内涵。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而且闪耀着中华文化的智慧之光，必然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自觉而又创造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高度自觉而又创新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中国人民擘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凝结着鲜明的中华文化底色。

二、历史使命：古老民族的现代民主政治理想

自从现代性发生以来，中华民族首先面临的是传统农耕文明、农业生产体系的时代大转型，是与之相应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变革与现代民主政体的构建。为此，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中，汲取、吸收和尝试了种种西方思想、政治体制和改革方案，也实践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革命，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检视近代以来辉煌的华夏文明逐步陷入日渐式微的历史，在西方列强的商业、军事攻势面前，尤其是西方现代民主、自由和科学思想的输入，导致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末学者俞樾曾经感叹：“最近三年中，时局一变，风气打开，人人争言西学”。这使得一个古老民族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第一次感受到落后于世界的悲哀，产生从未有过的文化自卑。这一变局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以往“中华文明代有变迁，但主要的还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整合，即便是受异域文明的影响，也主要是东方文明”，且是异域农耕文明的影响，是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近的文明之间交流与互动，并未构成对中华文明颠覆性冲击而导致嬗变与异化。而近代西方文明以工业革命形成的新兴生产力及其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以强势的霸权姿态打破了具有高度完整性、系统性和稳固性的中华文明，冲荡着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改变了近代之前中华文明处于世界前沿的地位——唐朝之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宋朝之印刷、火药等科技领先之邦，明朝之航海大国与朝贡外交，清朝之辉煌的学术文化建设，即便是步入西学东渐的时代，也同时存在中华文明的外播——这使西方文化在古老中国确立起一种单向输入的态势，而且这个态势一直延续了近百年。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运动再到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是中国的时代先觉者们从意识到科技落后到意识到文化观念滞后，进而意识到政治体制落后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是充满曲折艰辛、屈辱悲怆和创深痛巨的；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深化对现代化的认知、不断探索深化文明转型的历程，这个历程显然也是思潮跌宕、矛盾交织和坎坷艰难的。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以 10万兵力的绝对优势，在本土抗击不到 2万人且无充足后援的英军，其结果却是在整个战争中清军“几乎未能打过一次大的胜仗，没能守住一个重要阵地”，而“英军在战争中死亡人数不到 500人”，“清军方面却死亡惨重，直接战死的人数就达 2万”。在惨痛而无情的现实面前，中国人得出的结论是“器不如人”，第一次意识到国人科技水平的落后，由此开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方略。因深刻意识到“器不如人”而开启的洋务运动，较为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物质文明的建设与发展，虽然这个引进效法西方文明的进程从兵工文化肇始，但却由此促进了近代制造业、钢铁业、采矿业、运输业、动力业等一系列近代大工业的形成。

然而，甲午海战的惨败所凸显出的单纯注重“西技”“西器”等技术层面的近代化，而忽略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的变革，导致人们对“人不如人”问题的深层思考，使得这一时期以新型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先觉者，在洋务运动终结以及“中体西用”观失灵后，掀起了更加全面学习西方的戊戌思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洋务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批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不曾有过的新职业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如“报人、编辑、西医、技术专家、科学家”等，“形成中国最早一批近代型的文化人”。他们中的先驱者开启了借助西学进行思想启蒙和救亡的探索，正所谓“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里，一批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如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姚莹《康輶纪行》等。但这个时期西方文化思潮的引入还处于粗浅和零散状态，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都很有限，以致左宗棠在给《海国图志》作序时感叹魏源故去之后 20年依旧“时局如故”。而当甲午战败，先觉者进一步认识到救亡必须在更广程度、更深层次上自觉理智地向西方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中所传播的戊戌思潮，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启蒙思想、变法必须学习西方新思维等观念广为传播，“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腾，不可遏抑”，在冲决传统文化与学术体系的同时，初步建立起包括新闻出版、文学艺术、教育、社会学以及物理、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新的知识谱系和文化结构体系。

思想文化启蒙是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与基础，然而若不能触及封建专制体制之根基，不实行民主政体，现代化进程必将举步维艰，甚至驻足不前。维新派的变法尽管以失败告终，但新思潮传播形成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封建体制的内在结构之中，逐步消解和离散了旧的政权肌体。康有为对郑观应“开国会，定宪法”救国方略主张作了发扬光大，提出君主立宪思想，不仅备受关注、风行一时，而且影响至专业教科书，《世界地理》等著述均对议会制度、宪法体制、责任内阁等西方宪政思想进行介绍传播。清朝政治家曾就此而上奏言：“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政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孙中山等人为首的革命派致力于中华古老文明的近代发展，主张创立具有共和制度特点的“合众政府”，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共和制理论发展。同盟会成立标志着具有全国政党性质的组织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其宣言方略强调的“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思想，超越了此前种种维新变法、革新革命的旧范式和旧绪统，立足于封建帝制的根本改进。孙中山由此形成具有时代意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最终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从侧重物质文明的发展，到侧重精神文明的建构，再到制度文明的改革，最终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实现了近代文明在中国的确立。但是，数千年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固化体制以及无处不在的卫道者，深刻嵌入民间社会的传统思想观念，加之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现代生产力和生产体系，使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并不会因帝制的瓦解而消失，这导致难以根本性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局面。扭转这一局面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肩上。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其所秉承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就蕴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基因：早在先秦就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向；这一传统延续千年并发展为近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胸次；迄至现代，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胸襟。正是承继了这种宏大襟怀之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以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救亡图存的伟大抱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中华民族成功引向了现代化道路。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锋芒指向了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因素，试图以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启蒙为手段，在开启民智中探索走向现代民主国家、推动产业变革的现代化道路，立足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华民族面临深刻危机的历史境遇中，这一强烈政治诉求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化选择上对传统文化的挞伐与否定，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极力推崇与接受，甚至出现“全盘西化”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扬民主、科学、人性自由、妇女解放等现代文化理念，必然要将温柔敦厚、止乎礼义等传统观念暂且悬置起来，也必然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三纲五常”等旧思想加以扬弃。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与社会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进行与开创的革命事业，不仅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内在地运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与文明智慧：第一，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包括家国情怀、民族悲情和历史担当，这也是近代先觉者们所共有的，但中国共产党是以现代政党为主体去实践这一历史担当；第二，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建党宗旨，摒弃以往政治集团以自身利益为重的弊端，而将党的利益与广大民众、民族利益融为一体，内在地传承了“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传统思想精华；第三，善于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现实出发，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摒弃教条主义的束缚，将革命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文化中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等智慧；第四，在艰苦卓绝、殊死斗争中，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矢志不移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彰显了传统文化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拳拳爱国情怀和雄健豪劲的英雄气概；第五，善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实事求是精神，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勇毅前行，凸显了传统文化中“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鉴古知今之历史意识。

不难看出，在探索民族救亡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立场和利益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救国之策，并以西方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为启蒙手段，指引和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人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国内一盘散沙、国外列强欺凌的历史，挽救中国人民于水火，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这一历史性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照耀的结果，也是文化先驱者们以中华文明智慧创造性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早在 20世纪 30年代，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各种政治集团林立的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成为能真实代表人民心声、民族希望的政党，成为有能力凝聚中华民族整体力量的政党，成为有骨气抗衡列强瓜分和实现民族独立的政党，成为有担当实践古老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政党，源于它在更深刻层面继承了传统的家国情怀、民为邦本的思想，更潜隐无形地运用了传统的因时制宜、深厉浅揭的智慧，更突出鲜明地呈现了传统的坚韧执着、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也正因如此，达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新纪元中的文化新境界。

三、现实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出场

数千年农耕文明发展及其所积淀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构成了一个完善成熟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系，也构建了一个丰富复杂的文化体系与文明形态，近代之前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思想价值观的全方位、系统性的转换与重建。如果说政治体制的变革可以在短期内以暴力的方式开启，那么文化价值体系的转换就显然不是暴力所能改变、短期所能成就的；而新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则必须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基础。文化深层结构和价值观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延续性，它甚至能够在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终结之后，依旧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深刻影响和左右新的政体政策、社会形态，甚至成为政治对立、社会矛盾与不稳定的深层原因。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坛斗争、权力更替，表面上是权力集团、利益群体之间的角逐所致，实际上是封建专制、集权统治和旧思想观念作祟的结果。

代表历史进步与新文明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必然要重建文化价值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面对长达百年的政治变局、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和普遍贫困的现实境况，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政权、发展经济、站稳脚跟，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时期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更侧重于从现实需要出发以“立新”的方式展开，虽然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但却因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和某些政策偏差而未能彻底贯彻，导致从传承角度进行重建的工作时断时续。除了政治制度建设中继续秉承以民为本、治国安邦的传统思想外，在科技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承继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传统，奠定了那个时期文化价值重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成为时代诉求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去留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如关于传统京剧的发展，便存在主张全部继承和全部取消的截然对立的观点和激烈争论。为此，毛泽东主张对待传统京剧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继承发展，并作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此后于 1956年发展确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成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学术批评的正确方向，成为文化价值重建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但此后这一方针的贯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冲击影响，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严重破坏，这不仅是科技文化领域的损失，也是内在地偏离了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智慧的结果。

一个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的政党，不会因为挫折和错误而改变政治理想的追求，文化价值的重建也不会因为政策失误而停滞不前。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正视失误、勇于纠正的政治勇气与担当，更要有剖析原因的文化智慧。《论语》中“自省吾身，常思己过，善修其身”“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思想虽然是针对个人修养而言，但它已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基因融注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之中，也滋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修养。南宋思想家曾言：“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夫治道。”周恩来总理则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中将古人的这一思想和主张发展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并强调这个“宽”不是没有原则的，毛泽东主席非常认可这个思想论调，并由此被人民群众广为接受和传播。秉持这样一种文化流脉与精神理念，对以往的错误进行反思并主动作出拨乱反正的政治抉择，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政治本色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经过思想上的正本清源，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主题和时代任务。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能够使迈向未来的发展道路少走弯路，也能够使谋划复兴的政策方 向更加正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科学严谨的态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为推进改革开放，党全面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小康社会”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阶段性现代化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自觉的姿态致力于理论创新，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这句话深刻阐明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 ——中国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与政策举措，无不源自总结历史经验的理论创新与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其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与文明智慧。改革开放是中国重启现代化并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一招，其中的开放思想就源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向来强调‘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吸收。”而改革思想则源于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的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诗经 ·大雅 ·文王》中即有“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表述，儒家经典《礼记 ·大学》更进一步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不断开拓创新思想。相关典籍也对此进行阐发与丰富：《易经》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体现了鲜明的变革精神；《庄子 ·知北游》所言“澡雪而精神”，《礼记 ·儒行》所言“澡身而浴德”，以洗澡比喻精神洗礼、道德修炼，延伸至对革新姿态、创新意识的强调。在以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难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导与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框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这些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便是秉持创新传统理念的生动体现，是创造性运用先人文化智慧的结果。为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与创举，在主权规范上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其创造性思维体现的既是邓小平个人智慧，也与先人“和合”思想与哲学智慧一脉相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西方“零和”思维的恒定性、唯一性和不相容性截然不同，而是强调矛盾对立双方彼此斗争的结果“并非是一方吃掉一方，还有矛盾双方共存变为新的统一体”的可能——由此创造性地找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也“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

思想理论创新是指引实践发展的前提，现实实践探索是检验理论创新正确与否的标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普遍认可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党勇于将前无古人的理论思考与创新付诸实践，提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古人既积极探索又不盲目冒进的高超智慧。中国民间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 ——踩稳一步，再迈一步”，反映了一种大胆探索、稳妥前进的实践探索方法，被灵活地作为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加以利用，并形成“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语）的新表述，成为新时期成功进行各项改革试验的重要而有效的方法。改革不能因循守旧，也无现成经验办法可以照搬，也存在着失败风险。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采取先试点、后总结、再推广的办法，以降低风险、减少失败，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前人智慧，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生动体现。基本方法的运用与关键突破相结合，更显示出邓小平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方法与哲学智慧。新时期开启的改革开放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核心任务与重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从第一产业入手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并为第二产业发展提供必要基础；继而开始城市改革，发展第二产业以提高经济实力，为商业繁荣提供支撑；进而展开流通领域改革，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对外贸易的拓展开辟通路；当物质文明建设走上正轨后，又提出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都要硬”。这种根据事物变化发展进而关注于解决主要矛盾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哲学智慧，体现了古人“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和关键性问题的思想方法。

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事业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思想方法和实践探索，都内在而深刻地融入了中华文化基因与文明智慧。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善于在现代转型和复杂情形下运用先人智慧，创造性地推动中华文明的当代发展。党的领导群体更是深谙中华文化蕴含的深邃底蕴，在文化背景、道德修养、人格构成与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深刻烙印着民族文化基因。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邓小平圆活的通达智慧、习近平睿智的哲学思维，以及党和国家一大批杰出领导人与革命家，都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修为，他们的思想智慧都内在地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自觉运用和创造转化。纵观近代以来充满曲折、艰辛的现代化道路和民族复兴伟业，放眼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际会、起伏跌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取得今天这样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无疑是成就这一历史辉煌的根本归因。

四、时代主题：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

从近代及至现代化转型以来，随着中华民族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日渐式微，在仁人志士寻求救亡新思想和新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出场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情形。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致力于革命理论与革命道路探索，对优秀传统文化更多是一种无意识地、潜在地继承；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对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改造和探索式的继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方针；步入新时期，主要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迈向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和物质条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引进共时存在，主要体现为思想解放和文明智慧的实践性运用；迈进新时代，主要致力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而自觉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个长达百年的再出场历程，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民族文化意识与立场，具有与时俱进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时代担当，具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哲学境界。

经由汲取中华文化精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改变了当代中国命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国走向发展繁荣的现代化道路，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空间转场的适应性与理论转场的适用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新时期的中国发展“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从而以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跻身当代世界民族之林。新时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但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还有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等，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面临重大考验。

在新时代开启的新征程上，不仅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需要与时俱进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内在地蕴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如果说在新时期中国赶上了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步伐，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崛起，那么在新时代中国则因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推进了中华文明的新生。古老文明的新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依然需要我们继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不断创新转化，不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虽然其中也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智慧的运用，但出于历史任务和时代诉求，主要是在政治道路、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层面，结合中国国情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还处于不自觉、半自觉状态；而当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民族振兴，再到走向强起来的中华文明新生的新时代，自觉、全面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成为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为此，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动态的、持续的和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不是一次性成就的，而是活态的、再生的和不断发展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还有一个历史深度问题，即随着理论的丰富深化与实践的深入展开，二者将在更深刻层面实现新的升华与发展，“两个结合”则为促进这种升华与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结合”的历史延续与现实拓展，更是“两个结合”的实践性生成和理论结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自觉、更深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在中华民族处于历史危难关头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指引与中华文明的智慧运用，使我们成功渡过难关，实现开启新纪元、赶上时代步伐、迎来新时代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历史转折。在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更大空间和更丰富的意义供给，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的源流归认；而从世界范围看，也将使中国成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话语场域和空间场域。普遍真理与优秀基因的相遇相融，势必产生更丰富、更具创造性的智慧；融入更多中华文明智慧，将使马克思主义更“接地气”、更亲近中国大众百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深入抵近一个民族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模式。这种结合，“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精神动力”，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有力的精神纽带。

作为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重要而有效方法，“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智慧在新时代依然有其价值意义和生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并认为这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一改革方法论的认知，丰富与拓展了其内涵，充分体现了尊重事物发展规律、追求真知崇尚真理的科学姿态与理论品格。习近平同志还强调，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把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历史担当与务实求真结合起来，拓展了对这一有效方法的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靠‘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印证、一点点树立起来的，同时又以这种自信敢于和善于在前进道路上‘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排除艰险、持续发展。”这种自信在更深刻层面是源于民族文化的智慧，是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

文明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其曾经创造的历史辉煌，更在于其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独特智慧与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明显区别于西方分析的方法，“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密，曾经促使科学长足发展”，“但分工过细，以致互相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能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季羡林先生则将这一特征概括表述为综合思维模式，区别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庄子 ·天下》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阐明客观事物具有整体性，整体之中又具有复杂的层次关系；《周易 ·说卦》提出“三才之道”，认为天地人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应看作是一个整体，此后便有了“天人合一”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艺术，也影响了当代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对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孤立、片面看问题的短板无疑是一种有益补充。李约瑟因此十分推崇中国哲学“通体相关的思维”方法，他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之精华，始终是珍重有加且谙熟于心，并能将其思维方式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这源于他高度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改革开放这一系统工程，党从最初强调“两个文明”“两手都要硬”，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再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四位一体”；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提出推动这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难看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事物普遍联系原理的具体体现 ——恩格斯就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也是内在地运用整体观念思维方法的实践探索，同时还是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下善于以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把握规律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成果，在宏观上是一种认识大局、把握大局、引领大局的顶层设计，是对新时代历史方位和实践路向的全新把握，在中微观上则是对不同性质、不同层次问题及其结构关系的深刻认识、敏锐洞察与观照思考的结果。针对新时代对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新形势，习近平同志以整体思维方式深谋远虑、明察秋毫，确立了新时代要解决的“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明确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强调在实践中要“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洞察了“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全局性、战略性和特殊性”而形成的阶段性发展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中把握国内问题与全球性问题之间互相渗透、紧密相连的关系，揭示了全球性问题中的普遍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和迫切性问题，诊断出“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构层次及其相互转化的条件，顺应了在相互理解和交往的世界历史中谋求发展的时代潮流”。而能够游刃有余地把握不同性质、不同层次问题及其复杂结构关系，由此协调推进、统筹解决核心问题、中介问题和外层问题，则得益于系统观念的坚持。由于整体观念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因而也可以表述为系统观念，“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系统观念就是把客观事物看作由各种要素基于一定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立足整体视域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分析事物内在机理、处理事物发展矛盾”。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其主要内涵是确立“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思想与工作方法，这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黄帝内经》作为一部中医经典理论著作，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具有系统性特征以及“天人相应”的哲学思维。《孙子兵法》等典籍中，也都蕴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而《荀子 ·天论》中“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的表述，不仅认识到万物的整体性，而且观察到万物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仅把握了系统的层次性与互为制约的关联性，而且由此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大方略。

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带来资源匮乏和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人类自身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构成不同文明体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无法回避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系统之中加以整体把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的实践诉求。这一发展理论，“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生态文明维度的规律性认识，在促进生产力解放的同时形成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发展模式”，不仅体现了鲜明的生态观念和绿色发展理念，而且彰显了鲜明的系统观念和协调发展理念，充分表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关注与科学思维方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了丰富营养，并依据当代现实需要加以发展。他鲜明地指出：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要对此自觉地加以运用。在生态观念上，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暗合着儒家“天人合一”生态观，以及“人与天地一物也”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思想；在生态保护与建设上，提出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源自老子《道德经》中强调的对待自然要顺应其自身规律的“道法自然”思想；在生态利用上，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既承继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观念，又赋予生态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的辩证新理念；而“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观念，融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赋予传统生态理念全新内涵与深广视野，体现出鲜明时代特征。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优化，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体现出以系统观念看待生态问题的新视角，并从全人类的宏大视野和科学治理角度出发，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世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彰显了当代中国生态智慧崭新的文化境界。这一在人类生存大视野中形成的文化境界，离不开天下情怀文化传统的滋养，也离不开对“坚持胸怀天下”的经验归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深刻表达了古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和睦相处方可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深蕴着利他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一文化传统深邃悠远、丰赡厚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情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宇量，有“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大胸襟，成为中华文化鲜明的精神标识。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萃取传统文化精髓，涵蕴先人智慧胸次，洞观国际风云际会，把握时代趋势走向，提出“胸怀天下、立己达人”思想，主张在国际合作中“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既继承胸怀天下传统，又谋划世界美好未来，将爱国情怀与天下胸怀相融合、宏大理想与实践品格相结合、历史担当与现实责任相交融，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出为人类求解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风采，突出彰显了谋求大同的中华文化的时代境界。

五、结语：常怀远虑 奋楫笃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既要常怀远虑，又要奋楫笃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得马克思主义精髓，深谙中华文明智慧精华，深明当代中国历史方位，深悉当今世界大势潮流；在“两个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悟良深、运斤成风，不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拘囿，不为西方现代性框定的历史维度所拘蹇。对经济、外交、生态文明、法治和强军思想所作的体系化阐述，对从严治党、政治建设、改革开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安全、祖国统一等方面的系列论述，这“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廓清与揭示了新时代凸显的复杂问题域和多重规律性，展示出高度自觉的体系意识和历史主动性；在回应当今世界时代之问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以及“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治理方案，澄明与标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立场和文明特质，“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与创造性实践相融合的方法论”。这些都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创新性地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实践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传统文化重构与现代化任务的双重哲学使命，实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融合统一，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又升华了中国精神的文化境界，凝聚成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化新表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意义上“中国身份”的日趋彰明，无疑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是泽惠于中国精神濡染的结晶，是植根于当代中国实践创造的硕果，是中华文化沃土孕育的时代精华。

（责任编辑：林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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