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卢 文 忠

(广东警官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30)

[摘 要]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推行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直接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状况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基本的社会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近代的文化矛盾主要是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文化模式的型变、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化内涵的混积、文化心理的冲突和文化方向的偏差。在应对近代文化矛盾中出现了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近代中国国情决定了只有坚持革命立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是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中国文化矛盾和实现中国文化革新的现实出路。

[关键词] 文化矛盾；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文化批判；新民主主义文化

中国五千多年文明的历程形成了悠久厚重的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国文化是既产生于又内在于生产实践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精神活动及其结果。“近代以前，中国文化自成一系，始终以独特的方式蜕变。但是，这种方式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鸦片战争前后，国本动摇、国力衰弱，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1]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得自成一系的中国文化卷入了近代社会主要矛盾主导下的历史境遇，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引发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民族的救亡以及为了推动民族的救亡而进行文化的革新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和复杂深刻的文化矛盾，引起了基于不同立场的文化批判，在解决近代中国文化矛盾上展现了各自的批判性思考和回应。那么，什么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如何应对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这是根据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从文化的维度切入和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历史课题。这一历史课题，在更深刻、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归结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在近代的历史境遇中，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问题，至今鲜有提出和深究，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对于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能够提供一种有益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

一 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历史境遇

近代中国文化矛盾产生的最突出的历史境遇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文明方式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日渐结合成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存在有机联系的世界性的整体系统。”[2]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进入了由盛转衰的近代中国文化，致使康乾盛世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中国文化遭到了一种异质性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

(一)民族危亡的历史变局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3]西方列强的侵略致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军事上屡遭惨败，在政治上屡遭丧权，在经济上屡遭劫掠，由此在思想上屡遭冲击，在自信上屡遭重创，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这种文化矛盾实质上是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危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包含着文化危机，而且后者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4]如果说这次民族危机包含着文化危机，那么，在民族危机的大变局中，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包含着文化矛盾，这种文化矛盾实际上就是民族危亡历史变局中的文化危机。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文化在历史变局中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势、优势、胜势，在深陷民族危机的历史境遇中，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是追求民族复兴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建立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本土文化自身内部积累的陈腐因素与外部遭遇的挑战因素相叠加的基础上。内部的陈腐因素是指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已经积存了诸多腐朽落后的文化成分，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革新的障碍。外部的挑战因素是指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在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的文明扩张中已经遭受到外来异质的文化冲击，构成了打破中国社会传统格局和文化模式的挑战。那么，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封建文化的强烈主导以及西方文化的强烈对比下，在近代遭遇了一种旧文化的落后困境，也凸显出一种旧文化之革新亟需。在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主要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同时，从中国本土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来看，正是在资产阶级推行自己文明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传统文化强烈地遭遇到现代化的重大新课题——中国文化是按照既有的传统方式进行蜕变延续甚至走复古之路，抑或是按照现代方式进行新陈代谢甚至走西化之路？这是思考和解决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重大历史语境，更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简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深刻地体现了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

(三)文化矛盾的实质含义

从近代中国的革命进程来看，在五四运动之前，西方文明扩张带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本土固有的传统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外在的文化矛盾，中国文化的传统固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进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文化矛盾，最主要的是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中提出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思想为指导，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这一文化矛盾具有对抗性的一面，即中国新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种对抗性矛盾实质上表征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敌我矛盾，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在文化上造成的冲突、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破坏、对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的冲击乃至奴役，这是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必须克服的文化障碍。与此同时，这种对抗性矛盾实质上还表征着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敌我矛盾，源自于封建主义统治中国而在文化上造成的困境、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阻滞、对中国人民的思想造成的禁锢乃至奴役，这是中国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必须克服的文化障碍。

当然这一文化矛盾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即中国新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实质上表征着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中，可以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进行“吸收外来”“为我所用”，以此促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中，应当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进行“不忘本来”“自我革新”，也以此促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来看，这一文化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文化批判的根本任务是批判西方文化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批判传统文化进而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同时还要通过批判西方文化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进化，以求在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中实现文化的革新和发展。

二 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社会根源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社会根源。这表明，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殖民掠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殖民主义统治，就不会出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简言之，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推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直接的社会根源。当然，倘若中国在近代遭遇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入侵之际能够以本土所孕育出的文明成功地解除内外交困，并掌控千年变局，能够按照自己的文明方式或以某种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有效地抵御甚至打败西方殖民主义，那也根本不会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基本的社会根源。

(一)文化矛盾产生的传统农业经济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从中国本土文化内在发展的现实逻辑来看，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状况，归结于长久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春秋战国后期起至近代，这种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扎根和延续了两千多年。“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仍占据主导地位。”[6]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规模生产活动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方式是以个体需求为导向的囿于狭小宗亲范围的农业生产而贫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面向广阔交往范围的商品交换的日常生活过程。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了封建阶级构建宗法一体化结构实行大国统治的现实基础，也成为了封建专制社会在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稳定、思想上严控的现实基础。“一体化强制曾带来了古代中国的高度繁荣，但它同时也使这种社会结构荫蔽在一种历史的阴影之中。它把一个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结构固化了，使中国封建社会沉浸在一种烂熟的文明中而失去了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它那强有力的控制力量，有效地遏制着新生事物的萌芽。”[7]

(二)文化矛盾产生的传统封建专制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从唯物史观来看，近代中国的传统农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传统农业经济产生传统农业文化，是一种与狭小宗亲范围的个体需求导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活动，展现出保守性的、宗法式的思想文化，融通了专制社会的伦理本位与非主体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对于满清政府而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直采取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这无疑从意识形态统治上助长和加固了保守性的、宗法式的传统农业文化，严重限制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束缚了人们革新进取的精神、贬抑了人们自我扬弃的意识。生活在血缘与地缘交织而成的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农民自然会形成保守性的文化特征[8]。这种保守性特征致使人们难以适应“世界历史”时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强劲趋势。与其相比，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的五百年，西方国家在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最终导向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中世纪传统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再加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的文化推动，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是一种与广阔世界范围的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工业生产和现代交往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活动。从社会形态的演变来看，这一时代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开放性、革新式的现代思想文化，在千年变局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文化一旦与其对比就会呈现出一种保守衰落的态势，从而突显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中的文化矛盾。

三 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复杂表现

“文化是以观念为内核的人的精神生活状态，有其社会性、民族性、时代性，产生于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形成传统，发展变迁。中国数千年间逐渐形成的以儒学为主、融合道佛的文化传统，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发生嬗变。”[9]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社会中具体表现为文化模式的型变、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化内涵的混积、文化心理的冲突、文化方向的偏差，强烈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一)文化模式的型变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体现了旧中国在西方资产阶级对外推行文明的“世界历史”中被动畸形地从封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模式，体现了社会制度转型意义上的文化转型。“所说的文化转型，是指从近乎封闭式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以孔子与儒学定于一尊，严重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到开放式的，与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否定一尊的权威，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10]所谓被动畸形，是指与西方文化模式型变相比，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是在被西方殖民主义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并屈从于殖民主义强权下的封建主义文化模式远未转型、远未向现代文明文化模式成型的“半”文化形态，而不是西方国家那种新文化模式取代封建主义文化模式进而实现文化现代化乃至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

(二)文化资源的匮乏

从人民的现实生活过程来看，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文化模式畸形被动的型变体现在物质生活资源匮乏条件下的精神生活资源匮乏。“当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但是，没有足够多的新式生产部门可以吸收他们。他们的多数人只能重新挤入密集的农业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条件下再次组合成自然经济。”[11]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贫困的物质生活，再加上清政府奉行文化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教化，造成了广大民众文化资源匮乏的现实困境，尤其是使农民严重受制于封建文化的传统范畴和习惯势力。

(三)文化内涵的混积

数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创造的丰富厚重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精神支撑，却难免混杂了积极优秀和消极陈腐的文化内涵，即文化精华和文化糟粕皆混积于文化内涵之中。“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菁华，毫无杂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12]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封建社会的文化轨道上沉积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其主导下的陈腐消极文化因素在日益烂熟的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形态下难以主动应对千年变局。当然数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在为古老中国创造发达的经济基础中使得中国劳动人民深入习得了改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相统一的和谐型的生存方式，也由此习得了在融入大自然中创造大智慧的包容性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由此能够包容和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从而实现自身的革新和发展。

(四)文化心理的冲突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反映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上，是长期处于本土传统文化模式的人面对异域现代文化模式所激起的复杂性甚至对抗性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充分体现在人们基于本土古老文明所形成的自我优越感与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引发的现实挫败感之间的心理冲突。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西方文明不仅展现出一种与自身相异的现代工业文化，而且展现为一种实际上碾压自身优越感的优势文化。随着西学西风的持续传入和广泛影响，对于中国广大民众而言，也开始呈现出从排洋性的文化心理到媚洋性的文化心理的渐变，这也使得中西文化的矛盾关系问题在民间不断呈现出来。

(五)文化方向的偏差

近代中国社会遭受着被动畸形的文化模式型变，既无法固守本土传统的文化轨道，也无法嵌入西方现代的文化进程，由此而成的中西文化矛盾、新旧文化矛盾一直是制约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在文化发展的方向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同时，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近代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专制社会中被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精神工具。在这一意义上，专制统治下的传统文化成为了人们充实精神生活、实现思想解放乃至社会全面进步的文化障碍。

四 应对近代文化矛盾的文化批判

在近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矛盾的历史境遇下，众多仁人志士、知识分子、思想家、革命家逐渐意识到在挽救民族危亡的严重态势中追求文化革新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围绕着中西文化矛盾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进行深入地批判性思考和回应，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立场上表现出应对近代文化矛盾的文化批判。

(一)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

保守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在文化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矛盾和内在张力。在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下，保守主义为守住本土之传统，既有开明的文化倾向，具有改良开新之意，也有顽固的文化倾向，具有固守传统之意。其中，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在应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中表现出一种极端倾向。

对于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而言，近代中国要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要救治民族文化的羸弱，最根本的就是要沉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甚至张扬传统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优越，以不变之学应对大变之局。在晚清时期的顽固派和守旧分子看来，读孔孟之书即可通达强民族之路，要改变近代中国的处境，关键在于坚守纲常名教、坚守孔圣之道、坚守朝廷纪纲。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御敌强国之道，只是今人未能发挥传统文化之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学习西方文化，不需要革新传统文化。那么，挽救民族危亡之出路，自然就是固守一贯以来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以及保持作为其现实基础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

“在中国，保守主义是对西方工业文明挑战所做出的一种有条件的反动性反应。”[13]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严重脱离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严重脱离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大局，盲目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内涵，盲目贬低了西方文化的价值。保守主义固守传统的文化立场并没有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既妨碍了中国文化的自我革新，也妨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吸收。保守主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只是一种在对中国传统的盲目自大中“鄙夷”西方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批判在实践上根本无法适应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无法克服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无法扬弃文化内涵的混积，成为学习西方和文化革新的阻力，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二)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

改良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近代之初的目标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就是不触动、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同时积极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武器和科学技术，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应对文化矛盾乃至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中体西用的主旨充分体现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张之洞的《劝学篇》等各自阐发的思想之中。“中体西用”旨在把西方先进之“器物”移花接木到中国，在实践上导向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乃至“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的改良运动。

相对于保守主义而言，改良主义的文化立场无疑是一种批判和进步，在民族危亡之际从“器物”的层面上实现了被动应急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在不经意间也为传统文化之革新注入了活力，对西方“器物”的表面认识也在实际上不断打开了认识西方“制度”乃至“文化”的缺口。“经历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国的先进分子，其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已逐渐发生动摇和变异。他们的思想已开始向‘中体’冲击，表达了希望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意向，预示着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文化转型期即将到来。”[14]甲午中日战争后登台的一场更加被动应急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推向新的高度，那就是对“中体西用”进行批判和推进——对“中体”进行改良、对“西用”进行扩大。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批判洋务派在中西文明问题上“遗其体而求其用”，同时对保守势力固守传统的立场进行批判和斗争，把“器物”层面上的“西用”推进到“制度”层面上的“西用”，坚持对“中体”进行改革，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倡君主立宪制度。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都强烈地展现了变法图强、冲决罗网的革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康有为还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发挥了“托古改制”思想的同时也迫不得已地借文化传统之孔学权威来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基础。而且，“制度”层面上的改良主义也不乏“文化”层面上的改良，维新变法在对传统的文化批判中提出了平等的民权思想、西学的教育发展、男女的性别平等，进化论的世界观等新观念。因改良而出现的思想解放不断促进近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如：士人阶层的从商、新式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的更新、近代学科的初创、知识体系的重构、话语方式的转换。这种改良主义可谓是对传统进行批判和革新乃至导向对传统进行革命和转型的重要阶梯。

总之，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尤其是维新变法意义上的改良主义，尽管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中体西用的范畴，但在批判中体西用中推进了中体西用，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尝试通过维新变法来应对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尝试通过批判传统来正视中国文化内涵的混积，尝试通过引入西学来应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匮乏，尝试通过批判保守主义来伸张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的方向。

(三)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

西方文明的强势东进，尤其是改良主义的持续“西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知识分子乃至许多民众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更为突出，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研究乃至信奉。

在这一文化态势下，一些人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做出了激进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乃至救亡图存的出路，就是全盘西化，奉行欧化，用早期维新志士的话来说就是“悉从泰西”。所谓全盘西化，奉行欧化，实质上就是完全推崇西方文化，彻底否定中国的一切文化传统及其核心价值甚至还一度要求废除汉文汉语。激进主义批判坚持认为，既然西洋文明远胜于中国文明，那就必须效法西洋文明，只有把西方文明作为“中体”方能解救中国之困局，只有推行欧风欧俗方能革新国人之生活。欧化论者还特别用近邻日本作为实行全盘西化的范例，如《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中明确提出了“两国之兴败唯欧化故”的看法。新文化运动在研究和传播西方科技文化时也曾一度出现诸如“打倒孔家店”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立场。

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可谓是相对于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而言的另一种极端，对中国文化采取了绝对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前者是一概否定传统，后者则是盲目肯定传统。坚持全盘西化的人鉴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和陈腐因素而全盘否定和抛弃整个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极端化的错误倾向，事实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虽有糟粕但也有精华，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根基。“儒家文化形成了广大而精微的价值系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15]同时，坚持全盘西化的人鉴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优势和先进因素而全盘肯定和推崇整个西方文化，把中体西用演变成某种“西体西用”。这样一来，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便是全盘西化的理论逻辑，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出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盘西化的现实逻辑。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外在动力机制。然而，西方文明绝不是完美的象征，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制度也有其固有弊端和深重危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根源。主张学西方和改良的梁启超在听到美国记者的一句话后，被直接刺破了全盘西化乃至中体西用的幻想：“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16]事实表明，西方文化本身就需要加以批判和革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倘若以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立场来批判传统文化，甚至以此走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机械地模仿和输入西方文化是绝不可能有效地应对文化模式的型变、克服文化资源的匮乏、扬弃文化内涵的混积、纠正文化方向的偏差的，只会把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推向更为深重的危机境地，绝不可能实现民族的救亡和文化的革新。

(四)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17]696一些心系民族兴亡而且又洞悉西方文化的中国先进分子，走出了一条与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等不同的批判道路——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即从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力求实现民族的救亡和文化的革新。

甲午中日战争、维新变法失败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的巨大现实打击，再加上西方理论学说持续传播带来的思想文化效应，使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在救亡图存上愈加显得苍白无力，民主革命的客观形势在国内日趋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主义、保守主义进行了激烈斗争和批判，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其中还特别强调思想革命的意义。正如邹容所说：“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18]革命派视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众的启蒙、文化的革新、社会的进化并由此为国家的富强开辟道路。特别是起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作为理论武器、以文化革命的势态深刻地批判传统文化，实现伦理之觉悟，力求通过文化批判、思想革命促进民众之“觉悟”和社会之变革。用陈独秀的话来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9]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明确把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能够在比较完整的“主义”指导下“起共和”“终帝制”“救中国”，把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毕其功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孙中山指出：“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0]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在近代中国焕发了新气象，推动着经济、政治、文化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历的颁布、陋俗的铲除、礼制的改革、女权的倡导、服饰的改换、西风的流行，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精神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过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总的来说，相对于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激进主义而言，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否定了“固守传统”、突破了“中体西用”，摆正了“全盘西化”，运用西方思想理论来思考和探索民族救亡与文化革新的出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义，通过对专制迷信思想的沉重打击、对民主共和观念的广泛传播，从政治、经济变革的意义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打下了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模式的型变、缓解了文化资源的匮乏、适应了文化心理的冲突、扬弃了文化内涵的混积、调整了文化方向的偏差。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在文化上的历史效应，当然也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前提。

五 解决近代文化矛盾的根本出路

近代中国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社会，也不可能改变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文化矛盾，未能实现民族的救亡、文化的革新，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21]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文化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根本出路。

(一)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新变化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发生了新变化。在对抗性的一面，这一文化矛盾变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新文化与现存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在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文化矛盾变成了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新文化与源自本土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新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新变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领域上带来的重要转折，人们由此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近代文化矛盾和实现文化革新的根本出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在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中形成的新文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近代中国的统治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决定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些旧经济、旧政治以及为之服务的旧文化：“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17]665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而言，作为一种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反对由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所带来的帝国主义文化，反对奴化思想，捍卫民族尊严；作为一种科学的新文化，就是要反对由封建势力统治中国所带来的封建主义文化，反对封建愚昧，主张客观真理；作为一种大众的新文化，就是能为全民族的大多数服务的革命文化。也正是如此，新民主主义文化能够接近群众，民族的、科学的新文化由此能够团结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克服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根本出路。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根源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根源于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挽救了民族危亡，从而在这一历史变革中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革新。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进路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是西方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是本土固有的传统文化。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应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也就是说，在近代处于蜕变衰势、遭受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得以重建的根本出路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2]。

在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一方面，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文化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立场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7]707。另一方面，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新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立场是“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7]707。在近代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展现了一种科学的批判思维，在根本方向上不是固守传统地延续传统文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地照搬西方文化，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吸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一意义上，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对此前各种文化批判的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认清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开创的文化发展道路，有助于自觉向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文化模式的型变以及有助于克服文化资源的匮乏、扬弃文化内涵的混积、调节文化心理的冲突、纠正文化方向的偏差，并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和实现中国文化的繁盛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解决近代文化矛盾的根本出路，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对近代社会“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的根本解答。

六 结 语

对于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文化矛盾，新民主主义文化从根本意义上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革除旧经济旧政治从而革除为这些旧经济旧政治服务的旧文化，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展现了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文化重建，是全球变局下的文化重建的一次早期艰苦历练。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按照既有的传统方式进行蜕变延续甚至走复古之路的“老版”，也不是按照新近的现代方式进行新陈代谢甚至走西化之路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坚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与批判吸收西方文化相统一的“新版”，新民主主义文化能有效地解决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问题，是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中国文化矛盾和实现中国文化革新的现实出路，更是为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新的文化基础。中国将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不断开创中国文化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新篇章，实现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向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强国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8:11.

[2] 于 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十九世纪[J].史学理论研究,2019(3):33-43.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1.

[4] 郑师渠.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J].近现代史研究,2014(4):26-32.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6] 王文泉,刘天路.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

[7]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2.

[8]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4.

[9] 朱志敏.中国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2.

[10] 郑师渠,史革新,刘 勇.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4.

[1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8.

[12]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3-84.

[13] 欧阳哲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4.

[14] 耿云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1.

[15] 朱光磊,董颖洁.新时代背景下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6):36-40.

[1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邹 容.革命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1.

[19] 陈独秀.陈独秀文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25.

[2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80.

[2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2] 陈金龙,陈岸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5.

Study on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Marxism

LU Wen-zhong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510230,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s the most direct social root of cultural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wardness of modern China is the most basic social root of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main cultural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hina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modern cultur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his contradict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of China, which embodied the variation of cultural patterns, lack of cultural resources, mixture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flict of cultural psychology, deviations from cultural orientation. In dealing with modern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there was cultural criticism of conservatism, criticism of reformism,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dicalism,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culture. Only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with a revolutionary stand can be a realistic way to overcome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来源：卢文忠.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6)

转自：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