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22 15:14:14 阅读：264 发布者：chichi77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公司首席专家张锦岚：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
“建议明确《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适用范围，为技术要求高、研制周期紧、涉及渠道多的科研项目和人员‘松绑’减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公司首席专家，第719研究所党委委员张锦岚提出建议。
张锦岚长期从事科研工作，他对过于复杂、严格的项目经费编制、验收手续深有感触。“项目立项申报阶段需要制定经费预算，对未来的科学活动进行具体详细的预测。有时候需要细致到一个传感器、一副手套，这不符合科学研究不确定性的规律。项目验收阶段，往往出现预算未详尽规定而导致超范围的研究内容成本无法认定、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留用困难等问题。科研人员疲于应对，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他建议，加快制定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实施细则，为科研项目“松绑”减负，进一步简化预算编制程序，赋予科研单位和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为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破除体制机制束缚。
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敖虎山：
科研管理亟需从资金约束向提供服务改变。
“目前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在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与科研本身脱节的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敖虎山十分关注科研管理的情况。
敖虎山观察到，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在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与科研脱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政策的解读较为简单，缺乏细化指南。二是只注重财务评审结果，较少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三是项目放出去就不再过问，未能为项目承担单位提供更多服务。四是临床医务人员科技创新积极性不高。
由此导致科研经费使用难、项目验收难、科技创新缓慢，不利于高效使用科研经费和改善科技创新环境。
为在科技主管部门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敖虎山提出5项建议：
一是用好国家政策。科技主管部门要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用工匠精神研读并推动科技政策扎实落地。
二是要提高科技服务队伍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加强对分管领域专业的学习与掌握。
三是要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了解项目实施进度和存在的困难，将仅看资金约束，转变为项目承担单位提供更多的服务。
四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鼓励科技创新。摒弃单纯以经费使用进度来衡量项目成败的做法，建立科学的成果认定考核方法，包括投入的技术、人员等、实际需求的变化、对标准规范的重新诠释与研究、国际比较等。
五是要鼓励临床医务人员从事科技创新。建立激励机制，让大量经验丰富临床医务人员愿意并有条件从事科技创新，研发更多有利于群众健康的药品、设备和技术。
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
建议政策持续支撑 破除科研成果转化乏力等藩篱。
打破科研人才创业阻碍
“今日之中国，已经到了从并跑向领跑转变的关键期，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从0到1的突破,进一步解决'缺芯少核'的困扰,这一过程中,需要系列政策支撑,并形成制度安排……”,胡成中代表在建议中提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底发布的《2021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的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则表明，2020 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4.7%，其中，企业44.9%，科研单位仅11.3%，高校更是只有3.8%。
胡成中代表指出，虽然国家为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从实践来看还存在政策落地难、“科研创富”社会氛围不够、成果转化配套支撑乏力等问题。
胡成中建议，相关部委出台政策要“一管到底”，要鼓励科研人员以成果自主或参与企业经营，科研成果转化后创造的经济效益要给科研人员合理的报酬。事实上，科技成果从转化到飞入百姓家庭，是需要企业借助商业化手段来推动的。科研人员可提取的成果转化收入比例可以根据整个“成果产生-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贡献度，以公平合理的原则动态确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
加强长期稳定支持，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
加强长期稳定支持，不仅可以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减少科学家用于申请项目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减少重复性研究，避免出现关键难啃的硬骨头无人问津的局面。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是国家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只有充分论证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全国一盘棋进行整体战略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优势才能得以体现。
此外，对于参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人才，要分类管理、分类评估，不能“一刀切”。对于年龄的限制也应该根据学科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数学、物理学科，年轻非常有优势，但在农业领域，经验很重要，年龄可以适当放开。此外，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年龄也应该有不同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
明确定义基础研究，在资源配置与经费分配上给予切块支持。
很高兴看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强调基础研究。加强基础研究的呼声可谓由来已久，但我发现，人们对基础研究存在不同的理解。究竟什么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包括兴趣驱使的自由探索和应用导向的研究。对于后者的重视远超过前者，以致前者的空间不断被压缩。
我建议，在相关重要科技政策文件中明确定义基础研究，清楚表明支持兴趣驱使的自由探索，并在资源配置与经费分配上给予切块支持；不断完善科技评价体系，鼓励长期坚守，构建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研究生态；加强科普宣传，准确介绍基础研究的内涵和意义，保护、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和自由探索热情。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赋予科研人员高度的自主权。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发挥好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作用。要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从75%提高到100%，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
这些信息释放着极强的信号，十分振奋人心。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科大讯飞承担了首个国家认知智能重点实验室，在人工智能的高级阶段不断探索。在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中，我认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强调企业家精神，推动有科学家精神的企业家和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同时，原始创新要立足长远，且应赋予科研人员高度的自主权。相信未来科学家能够更加专注于科学研究，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将被进一步激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三江科技委副主任胡胜云：
探索职称评定、薪酬分配向为单位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者倾斜的机制。
过去一年，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探索了职称评定、薪酬分配向为单位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者倾斜的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的热情，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同时，经费包干制带来的重大变化充分赋予科技团队自主权，大大推动创新工作的开展。以前经费一旦批复，项目都是固定的，在具体使用时较为不便。如今，项目执行是目标导向，项目负责人有权决定经费使用，确保把钱用在刀刃上。同时，在经费使用时，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提供后勤保障，科研人员得以全身心投入研制任务中。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
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营造一个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安心、潜心、舒心搞研究的环境至关重要。
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营造一个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安心、潜心、舒心搞研究的环境至关重要。当前，科技工作者还会被一些繁文缛节影响，在许多评估、评比上仍然要花费很多精力，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依然存在；在学科建设方面，难以直接应用的纯基础研究往往很难得到真正重视；在评价体系方面，算“工分”、比经费、数论文等过于重视数量的做法，不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区分学科领域的现象，都依然存在；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
建立健全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
首先，要加快构建高效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研管理体系，优化重大科研任务管理模式，加强创新资源统筹，改进资源配置方式，最大限度集聚各方优势，形成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整体合力；其次，要坚持以质量、绩效和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建立健全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再次，要探索知识价值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采取更加灵活的薪酬制度，为潜心科研提供稳定保障。此外，还要深化科教融合，集中力量开展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加快基础性学科和紧缺型人才培养，面向未来涵养科技创新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
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要保持多样化的水平，对纯基础研究要更宽容一些。
要保证有一定比例的人做自由探索。“这时候，国家投入的相当于是带有风险性的长期投资项目，这部分资金往往不会太多，但会把网撒得开一些。作为‘长线投资人’，瞄准的是未来的机会收益。”
而事实上，这些收益并不仅仅停留在成果本身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上。“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势必能对人才、团队的培养和储备起到积极作用，还有利于国际交流，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周忠和坦言，如果忽略了这些，我们对基础研究的评价和衡量就会变得狭隘。
周忠和强调，“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要保持多样化的水平，对纯基础研究要更宽容一些。”
来源：锐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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