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17 16:03:48 阅读：181 发布者：chichi77
来源：生物学霸（ID：ShengWuXueBa）作者：作者：STDX
近日，编辑看到这样一条微博。
来源：微博 ｜@PITD 亚洲虐待博士组织
好一个「恩威并施」，一瞬间还以为是乱入了「狼性企业」宣传现场。
就在博主发出这条投稿后，还收到了来自其他在读学生的删稿要求，理由是「这种要求在我们专业已经是比较正常的」「容易给我们学校抹黑」。
来源：微博 ｜@PITD 亚洲虐待博士组织
如果说看到上面导师的要求后，还能从这荒诞之中流出一丝滑稽的苦笑，这些「仗义执言」确实让人哭笑不得了。
当本职工作变成了「恩惠」
「恩威并施」，往往是领导对下属使用的策略——既能让下属遵守纪律，又能让其感恩戴德。但当这样一个词语出现在一个研究生导师的宣讲 PPT 中时，多少有些违和。尤其是，当「学生可以随时来找我讨论」这样本就属于导师本职工作的事，竟然变成了对学生的「恩惠」……
而在其余的「恩」里，一条是会帮学生找好博后和教职——且不论是否所有毕业生都确定要走科研这条路；「帮找博后和教职」帮到什么程度、什么水平、什么时间也完全含混不清。而另外一条「各种奖励」更是模糊空泛，这其中可操作的弹性空间未免也太大了。
但比起画大饼一样的「恩」，「威」倒是条条细化，个个具体。
首先是严格规定在实验室的时间，早 8：30 到，晚 10：30 才能离开，工作时长要满 11 个小时，期间要指纹打卡 6 次。都不必再谈反人性「996」工作制已属违法，每个学生自己的实验计划和进度安排都各有不同，这种一刀切的军事化管理安排又带来了什么帮助呢？
至于研究生阶段的主要任务，课题要自己想，论文要自己写，自己改，且只能在假期时候写。闹了半天，在实验室待那么久的时间一点也没用在论文上。那么，在实验室的时候应该干什么呢？当然是一个实验接着一个实验，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地做下去——也难怪研究生们总用「科研民工」自嘲了。
无论是恩还是威，似乎都旨在让学生成为一名殚精竭虑，完全为搞科研燃烧的研究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余地。
这并不是孤例。曾经在网上流传的上海交大化院研究生开学讲座上，在教新生如何与导师相处时，这样教育大家：「老师让你做杂事，那是看重你」，「不要期望导师给你过多的指导」... 网友戏谑地把这样的洗脑课程称作「研德班」。
来源：微博|上海交大化学学院一次研究生新生教育大会
在评论区，也有部分读者道出生化环材科研人的心酸——这样的规定是几乎已经是科研人默默遵守的潜规则。
来源：微博 ｜@PITD 亚洲虐待博士组织
「做科研就是要这样才能出结果」，「博士生这点压力都受不了？」，「作为学生当然要遵守老师的规定」这些枷锁架在每一个研究生头上，这些研究生们，迫于导师的压力，在这样畸形的制度下煎熬着，沉默着，接受着。
不禁想问，一直如此，便对吗？
「沉默的大多数」
据网传，这样的 PPT 内容甚至不是偷拍爆料，而是该老师在外校开讲座时公开展示的内容。在投稿激起舆论的浪花后，自称是学生的人以「这是正常行为」，「不要抹黑学校」为由，要求删稿。
这就很矛盾了，既然是正常行为，又何来抹黑一说呢？
也许这样的逻辑，那位同学自己也想不通——想不通的还有无数身处这种畸形关系当中的研究生们。他们一边忍受着永不止息却无法逃避的痛苦，一边怀疑这些痛苦的来源是因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我们在后台收到过很多同学关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投稿。可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时，这些同学总是会犹豫，「要不然算了吧」；或是反复要求全部匿名，模糊事实细节，以免被猜出真实身份。
我们在害怕的是什么？
在一份 2009 年一份针对中国研究生的调查中显示，作为心智成熟的研究生，也会害怕老师，尤其害怕自己的导师。当被试看到自己导师的面孔时，会减慢对自己面孔的反应，不存在自我面孔的优势效应。而这样的恐惧心理，在欧美国家的研究生中很少或不存在。
来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研究者称，这样的结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观念，使师生的地位形成落差。在师生互动中，教师是引导者、支配者、位尊者，学生是跟从者、服从者、位卑者。尤其在科研领域，由于他们能力不足，对专业领域掌握不够，他们只能通过一位对专业领域较为熟悉的导师进行引导。这时研究生会展现出更多的服从性，并更加在意导师的评价；而来自导师的负面评价则会很容易让研究生陷入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
一篇关于「高校研究生和导师的责权边界与弹性空间」的研究论文指出，现行的导师制下，必然滋生师生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冲突：这种制度的表象呈现为企业化的绩效考评，内在逻辑却是一套中国传统尊师重道的伦理关系。换言之，一套追求「公平」和「效率」的机制背后，是两个本质上有着地位高低之分的人在运作，这谈何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呢？
我们会尊敬自己的导师，佩服导师的成就，听从导师的建议。这本没有错，却在不经意间为情感勒索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伦理模式下，导师与学生之间已经远远超出「学习」和「指导」的范围，有些导师甚至认为自己之于学生拥有天然高一级的地位，以及「指导」权力的无限权威。导师可能抽不出多少时间指导学生的科研，却偏偏能够决定学生的研究方向、何时毕业、能否获得学位，甚至毕业后的去向；而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能够真正意义上禁止这种权力倾轧带来的快感。
很明显，局面完全掌控在导师的手中。不对等权力的病态增殖、伦理习俗的区别对待、来自毕业升学的巨大压力，都使得本应人格上彼此平等、工作上互相帮扶的两个人之间，拉开了太远太远的身位；而如何填补这段距离，便完全在于导师自己的道德水准——而人性又往往是最难以指望的一种东西。
有的导师评价师门下的研究生，会简单粗暴地甩出两个字：「好用」，似乎学生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趁手的物件，一个剥离了自由意志的工具人。有的研究生自嘲，自己的科研热情和付出只不过是一种廉价劳动力——2000 块钱放在今天甚至雇不来一位保洁员，但却可以招来一个心甘情愿做实验的研究生。
我们无法忘记被导师逼着「叫爸爸」，从实验室六楼一跃而下的陶崇园；无法忘记被导师逼着打黑工、每天挨骂几小时，最终选择了自焚身亡的谭大伟；无法忘记因「帮导师报账不及时」而被拒绝承认实验结果，跳河身亡的杨宝德；无法忘记帮导师干了几年私活、不代写两篇高难度论文就无法毕业，坠楼身亡的陆经纬……
他们离去的原因，正如社会上许多针对他们的评价一样：
「你作为研究生，那不是应当的吗？」
写在最后
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温柔善良的导师与他们的学生情同亲人手足，同患难共进退；又或者有很多坦荡磊落的导师或许有几分严厉，但仍丝毫不吝在科研上为门生尽力提供帮助。这些幸运的学生以充实幸福——至少是合理的方式走过了自己的科研求学路，这些极端、痛苦、绝望的情况离他们太远太远，以至于成为了一种「天方夜谭」。
但是，幸存者偏差，绝不是掩盖那些滋生在阴暗的角落中的黑暗的理由；科研人自己应当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绝不是导师渎职和压榨的理由。即便这种习惯的力量过于强大，是一点点微小的发声，甚至是那些绝望的学生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法扭转过来的；但这不代表发声没有用——
当已经有很多科研人意识到这样不对时，我们就已经向前迈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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