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文学女孩报了历史系，在北大教历史24年

今天（2021年）是第36个教师节。1988年，赵冬梅从河北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博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十年后，1998年赵冬梅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在北大历史系教书23年。

上周，赵冬梅与笔者在大学附近的咖啡厅聊了近四个小时，有关历史、有关人生。坐在面前的赵冬梅身着剪裁挺括新潮的白衬衫，眼镜腿上垂下精致的玫瑰金色链子，一笑露出两个梨窝儿，然而慢慢聊天中笔者发现，这位“爱较真儿”的教授，不仅有趣、犀利，更有她对历史的热爱和对教育的认真。

“其实学历史，和我最初的想象很不一样。”如今已经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的赵冬梅，不仅在北大校内给系内外的学生讲中国古代史相关课程，更在百家讲坛、“冬梅讲国史”等节目收获了更广泛的读者。不过，在赵冬梅198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时，她今天的学生们甚至还没有出生。

赵冬梅和两位穿上硕士袍的学生

▌文学女孩报了历史系

赵冬梅的研究方向按断代区分是宋史，但她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看作制度史。赵冬梅对制度最初的敏感来源于户籍：赵冬梅197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牵一个、抱一个，带着赵冬梅姐妹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投奔当兵的父亲。那年她该上小学了，可是没有户口，无法入学。班主任好心收留了她，附加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赵冬梅此后一直成绩优异，这句话是第一推动力。

当年高考先填报志愿，后出分，第一志愿里，赵冬梅三个全部填了历史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兰州大学历史系。估分结果和高考成绩只差一分，赵冬梅如愿进入名家辈出的北大历史系念书。但这位“学霸”发现，学历史和想象中完全不同。“我的历史梦是依托在一个更庸俗的梦里面——我想写历史小说。”赵冬梅说，自己这一代1965到1975年生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青少年的一代，许多都怀有一个文学梦，“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攀比’的东西，就是读小说，每个人都是文学爱好者。”除了当代文学作品，赵冬梅从小就读许多历史小说，尤其喜欢高阳、金庸，甚至对半文言的明清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都如数家珍。

“如果我的文学梦特别坚定的话，可能在历史系会碰得鼻青脸肿吧。”赵冬梅笑说，幸亏自己是个好学生，也是个听话温和的人，慢慢适应了，也逐渐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学。

如今，学史三十多年，教书二十多年的积累，也让赵冬梅很负责任地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历史：“其实有很多大学不是学历史的历史爱好者去考历史系的研究生，可能会在特别专业的核心领域碰得很疼，导师也疼，学生也疼，有的时候拧两下就拧过来了，有时候就拧不过来。”

赵冬梅在考博士时，整个北京地区没有可带宋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她报考了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学家祝总斌先生的研究生。“祝先生很大度地收下了我，但他并不规定我一定要跟他研究魏晋，而是允许我做宋史，其实他压力是很大的，但直到我1998年博士论文答辩，我都不知道他压力很大。”赵冬梅说，当时北大历史系博士并不多，有一个博士就做一场答辩，答辩委员会七八位导师，全是专家，但她完全不紧张。赵冬梅记得，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现场追问了她七个问题，她很诚恳，有一说一，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她顺利通过了答辩并留校任教。直到后来某一天聊起这件事，祝总斌先生才告诉她，当时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数着，“我才意识到他当时有多紧张”。

▌在北大教中国古代史

做学问和教书有着很大不同。赵冬梅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内容全是关于宋史的，也就是说，她是一个专门研究宋史领域的学者，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写论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课程按照断代，以隋朝为界，分为上、下两段，隋朝以前是一位老师教，宋史方向的老师教后半段，即从隋朝到1840年的历史。赵冬梅在新作《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中写到自己“论文一路写下来，始终在960年到1279年之间打转……我留校的时候，‘只有博士才能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为硬性规定，教书需要‘通人’，知识面应当宽，而‘博士’其实是小领域的专家。”赵冬梅看来，博士在成为专家的过程中受到过系统的学科体系的扎实训练，对学科的理解是超出一般人的，但在讲课的时候，必须把自己从专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网络曾流行过一种言论——当代难出“大家”。的确，赵冬梅所说的“通人”所指的通史人才，甚至通识人才，在如今越来越细分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似乎渐行渐远。但给北大学生们讲授中国古代史，又确实需要博览群书、博闻古今、中西贯通的人才。“这就好比我刚成为一个‘针鼻儿上的专家’，又忽然要面对整个世界。”赵冬梅从此开始“读书”，读各类书，这可能不会增加论文的产出，但可以大大增加讲课的自由度和自信心。

“刚毕业的博士讲课不太好是正常的，我以前以为讲课是靠天分的，只要口才好就行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讲课的经验增多，我发现要面对这些没有专业知识的孩子们讲课，其实有个学习和历练的过程，是一个跟学生不断对话的过程。”赵冬梅有时上课前跟学生开玩笑，大家“趁热”学啊，意思是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备课，直到走上讲台前一刻还在备课。“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但我只有备了足够多，才敢站在那个讲台上。”

目前，赵冬梅开着几门课：给研究生的“唐宋官制史料研读”，给历史系本科生的“宋史专题”“中国史学史”，和其他院系学生也可以来听的“社会生活史”，这对一名博士生导师来说是并不轻松的教学任务。在北大，“绩点”非常重要，学生们往往会打听哪个老师“手松”，课程“水”，能花少量的精力拿个高分数。但赵冬梅绝不算是这样的老师，她会给真正好的作业高分，但真的差，也不会手下留情。没错，北大也有考不及格的学生，有的补考也不合格，来找赵冬梅求情，赵冬梅就直接质问：我凭什么要给你降低标准？这样对用功的同学公平吗？你可以基础差，但一定要用功，因为我不愿意拿任何一门课开玩笑，也不想让学生随便“混”过去。赵冬梅起初还有点内疚，但很快她找到了与学生的默契，她会在第一节课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会‘吓唬’他们，老师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帮助，但你如果不用功，平时也不来上课，补考也不及格，就不要向我求情，我不会给你兜底的。我能为学生做的，就是不断质疑，提最严苛的问题。”

▌守住历史学的魂

北大历史系星光熠熠，传承更替，赵冬梅初入北大时，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等虽因年事过高而不再讲课，但仍在带博士生。邓先生们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如后来的“七八级”如邓小南、阎步克、荣新江等成为如今北大历史系执牛耳的一批学者（后来他们也都留在北大历史系教课，笔者在北大读书时，阎步克讲授的全校通选课“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曾多次成为北大学生们最热门的课程之一，有时阶梯教室的台阶上都坐满了人）。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北大历史系又陆续培养出的张帆、罗新等，及赵冬梅的同级同学何晋、牛可、李维等，都成为了当下历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赵冬梅的导师祝总斌先生今年91岁，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已经成为教授、博导，培养下一代史学人才。赵冬梅还记得，祝先生板书相当漂亮，吸引了许多隔壁中文系的学生旁听，就是为了看他的板书。赵冬梅略显伤感地说，先生一辈子买了很多书，本来是准备退休之后读的，但如今他身体状况不太好，眼睛也不太好，“他大概五年前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读不完这些书了，就开始为它们（这些书）寻找一处安顿”。祝先生想要把这些书奖励给他认为真正有心向学的，尤其是喜欢制度史的学生们。“我们现代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可能是能不能住上大房子，祝先生至今住的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校的房子，他自己也没有买房，祝先生工资不低，但他没买房子，所有收入都用来买书、买材料、做研究。但他真的是幸福的。”赵冬梅说。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北大学生，现在的老师，还是特别想跟我的学生说一句，如果真的要做学问，这是一场‘长跑’。”赵冬梅看来，今天的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直到上大学还是绷得紧紧的”，尽管今天与三十年前相比，不管是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其实都是更加优秀的，但是学生需要自己去判断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新楼） 柳树下 摄

大学历史的学习方法也不同。“我其实进了北大以后，大一大二的成绩不太理想，因为高中历史学习更多靠记忆力，但大学不一样。”赵冬梅说，很多人对北大学生的印象就是成绩好、分数高，但大学学习其实面临的很大一个转变是，“你从前被管得那么紧，现在你就是自己的，不必跟着别人走。北大也有不及格的学生，也有延期毕业的，当然也有很多状元，什么是好学生，我觉得真正的‘好’，是把用功变成习惯。”成绩好可能并不是“好学生”最大的挑战，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并且有独立思考和优秀的鉴别能力，才是学习中更重要的素质。北大优秀的学生很多，但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历史。赵冬梅告诉笔者，她就曾“劝退”过一些希望跟她读研究生的学生，“历史是个笨学科，很难‘忽悠’的，有些孩子不舍得下功夫，我跟他说，你要花时间读史料，他说他没有时间”，赵冬梅说，有些学生有时间参加社会活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但确实不是适合做历史的性格”。好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历史，仅仅是因为热爱历史。

北大历史系实力雄厚，但“历史”本身并不是今天的“热门”学科，相反，研究历史可能更像坐冷板凳。从赵冬梅进入北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北大历史系招收的学生人数并没有剧烈扩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一定要‘守’的，是守住属于灵魂的东西，‘抱残守缺’。”赵冬梅说，“守”不是不创新，不是不开放，而是坚守住历史学本身最核心的东西：一切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是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是历史学的魂；“守”住了的人，一定有颗很硬的“核”，一定是能慢下来、愿意下笨功夫的。

来源 | 陈梦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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