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最具挑战性的一步就是总结与归纳我们的研究发现。
我们都渴望揭示那些尚未被他人察觉的社会规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学术论文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本研究揭示了XX现象背后的特定模式/规律。”
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发现这些社会规律呢？
让我们设想一个极端情况。假如你提出的某个理论，例如“二里头村特色式现代化理论”，仅仅适用于你所研究的那个特定案例。而你选择的案例，例如某个社区，非常独特，以至于与其他社区几乎毫无共通之处。
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这个理论、这个案例，还有意义吗？
你觉得只讲特殊、只强调个例的研究，能发表吗？
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才懂的研究，能跟学界有效交流吗？
实际上，我们相信任何两个社区之间都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同样地，两个理论之间总有交流和对话的空间。在学理上，我们认为所谓的“好的理论”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环境。例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尽管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德国的现代国家，但其核心观点与思想同样适用于中国、美国等多种不同的地域和情境之中。
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发现”社会规律呢？这里我分享三种方法：
我们要发现“形式规律”
我们要发现“意义规律”
我们还可以看到意义规律与形式规律的相互影响。
什么是形式？什么是意义？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其实也不难。
“有1/3的青年人口失业了”——这就是“形式规律”。类推地，你可以把一些相关关系、重复出现的模式等都当作形式规律。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就是“意义规律”。这里看重的不是表面的情绪与泪水，而是男性气概与流泪之间的规律性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三种发现规律的方法。
01.
发现形式规律
第一方法，是找重复出现的形式规律。
什么叫形式规律？就像自然科学家们发现乌龟贝壳的图案是有规律的、雪花是一个六边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被启发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与分子结构等原因有关。”
社会学也一样会发现这种形式性的规律模型，例如人口结构、统计频率的变化。社会学家就会被启发去探索：为什么某一项会特别突出？为什么会增长、衰退？在这种情况下，规律性探索就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
举例来说，组织社会学几个核心流派会问的的核心问题，都与表面上的重复出现的形式模型有关。组织生态学会问：为什么很多行业都有大量不同种类的组织？为什么在硅谷的半导体行业，已经固定了大概会有多少个企业？因为如果企业数量太多，生态容不下；数量太少的话，行业不饱和。
再例如，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会问：为什么这么多公司一类的组织都采用同样形式的结构，如科层制？所以学者们提出了“合法性概念”，即如果不用大家都接受的这一套组织形式，大家就会认为这个组织不合理、不合法。可见，这种统计的、表面的重复依然能激发我们深刻的思考。
* 组织社会学的生态学派和网络学派的代表作
02.
发现意义规律
第二个方法，是找到社会行动的意义规律。什么是社会行动的意义规律？简单地讲，就是对于同样的情境和问题，大家会有类似的理解、回应与解决措施。
比如，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用科层制、官僚制，为什么？因为政府认为在这种模式下解决问题是更有可预测性、更有规律性的，所以大家都采用这种模式。
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正在逐渐采纳项目制的管理方式，这一趋势也吸引了诸如周雪光、周飞舟等学者的研究。背后的原因在于，每当面临重大项目时，官员们往往认为传统的科层制存在不足，期望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改进。因此，项目制被视为一种更高效的动员模式，目的是为了打破各个部门之间固有的分工，将不同部门的资源进行整合，并通过建立“项目小组”或“领导小组”等方式，来实现“特定事情、特定解决、特定动员”的管理模式。这种以任务为中心、高度动员的模式，就成为了中国面对大型项目时常用的一种新意义模式。
* 周雪光教授及其关于中国官僚制研究代表作
03.
发现形式规律与意义规律的相互影响
在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能否把形式规律和意义规律结合起来呢？似乎一个像定量、一个像定性，很难联系起来。但其实这二者是可以结合，让研究更出彩的。
其实，意义规律常常会生成一些形式规律。反过来，当你发现一个形式上的重复规律时，其实会引导你去思考，那个在统计上比较突出的事情、变化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此时你就可以用意义模式来定义形式规律。
剑桥大学经济哲学家Tony Lawson教授特别赞赏这种研究方式。他认为，这些看上去的相关关系，特别能启发我问“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的问题，从而挖掘背后的结构与意义成因。
* 剑桥经济哲学家Tony Lawson及其作品
我自己曾写过的一篇论文，也是运用了这种方式，发表在《社会发展研究》。我之前在政府、智库工作了很多年，发现很多政府材料里都会用“机制”（mechanism）这个词。为什么大家都用这个词呢？
我在论文中就画了下面这个图，作为我的研究思路。你能看到，我先分析政府文件里的机制一词的用法与规律（形式特征），再去分析政府官员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与词汇（意义特征）。
于是，我统计了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党政中央文件等，我发现“机制”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在2013年左右甚至超过了“体制”这个词。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体制”这个词很能反映中国的制度特色，但现在“机制”的使用频率居然超过了“体制”。
所以我就解释了究竟“机制”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此时我就从一个形式规律转化到了一种意义规律。随后，在我的田野材料中，当地的官员在解释“体制”和“机制”的关系时告诉我：“当他强调‘机制’的时候，往往会强调一种部门的合作，强调他与中央的不一样，他们要突破中央的一些政策边界，来进行自主创新”。所以他们经常会用一些类似“创新机制”的说法。同时，当官员想表达自己做一些工作分工、工作整合的时候，也会希望表达自己想“理顺”一些关系，也会用“机制”一词。
我的另一篇文章，研究项目制在广东等地运作的过程研究，也是有类似的形式规律与意义规律的互动分析，发表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不说中国了，来看一个非洲的例子，也是说明意义规律与形式规律之间的互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过一篇关于非洲加纳的官僚制研究，非常有名。作者Erin Metz McDonnell也把这份研究发展成书，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当McDonnell教授具体地看科层制在政府里的分布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如果你从表面的形式去分析，加纳大部分的国家建设并不好，他们没有真正的标准科层制，很多就是“庇护政体”——一人为官，就提拔自己周围的人，于是大部分的部门都不是科层制。但是学者也发现，法院、政策研究室、金融等固定的几个部门却非常像科层制，和其他部门有形式上和分布上的不同。
为什么某几个部门可以形成科层制，而其他却不能？
* McDonnell教授及其研究加纳官僚制研究的代表作
在McDonnell教授在追寻这种形式规律生成的过程中，逐步去理解特定部门的官员和其他部门的官员是如何用他们的意义和文化去推动不同的组织形式的形成。
结果，她发现，这些特定的部门特别注重培养一种荣誉观念。这种荣誉观念是：部门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超越于个人的，所以不能使用“庇护体制”，不能再随便提拔亲信。研究也特别强调，这些部门鼓励官员运用大学中学习到的规律的知识，要把抽象的知识和部门的运作结合起来。为此，McDonnell重新阅读韦伯的官僚制研究经典文本，重新提炼出这种被称为“官僚制气质”的概念。因此，这项研究中，学者正是在通过行动的意义模式去界定重复出现的形式规律。
文献来源：
McDonnell, Erin Metz. 2020. Patchwork Leviathan: Pockets of Bureaucratic Effectiveness in Developing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张永宏，2007，《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上海人民出版社.
迈克尔·汉南、约翰·弗里曼，2014，《组织生态学》，科学出版社.
孙宇凡、蔡弘，2018，《政府文本中的机制》，《社会发展研究》。
周雪光，2017，《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三联书店。
Tony Lawson，2014，《经济学与实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转自：“宇凡聊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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