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分工和生产的历史
哲学”与马克思①
植村邦彦②
（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部）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威廉·舒尔茨是一位出身黑森的政治记者，他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作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而崭露锋芒，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③。他的代表作《生产运动》④是在三月革命前的状况下，一面批判当时的各种社会理论，一面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其“民主主义”主张的著作。这本书在历史观点和理论逻辑上贯穿这一主张，是一部“有众多的推崇者，也有不少敌对者”的著作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引用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他甚至在后来的《资本论》中毫不吝啬地夸赞这本书：“这是一部在很多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⑥。
《生产运动》由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历史的考察、精神生产—统计学的考察这三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说，第一章叙述了构成历史基础的物质生产的历史发展，第二章是由此规定的精神生产，即从语言、宗教、艺术、科学的起源直至现代的形成发展的叙述，第三章是比较分析现代欧洲各基督教民族的精神文明状况。从书的章节安排可看出，这是一本具有人类史构想的历史哲学书。
首次注意到这本书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的是奥古斯特·科尔纽。在探讨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产生影响的著作时，科尔纽将“过去不大出名的”⑦的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莫泽斯·赫斯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杂志所刊载的诸篇论文相提并论。他指出舒尔茨“通过分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略）推导出了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⑧。但是，科尔纽却没有具体明确地指出这种历史观对马克思的影响。这之后的相关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⑨。
在本文中，首先要明确《生产运动》的历史观，即科尔纽所说的“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对其意义进行探讨的基础之上，将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具体地明确马克思从舒尔茨那里领会到了什么、没有领会到什么，评价了什么以及批判了什么。
本节注释/
①原文发表于《一桥论丛》第八十一卷第一号（1979年），第60-76页，原文题目为「W·シュルツの‹分業と生産諸力の歴史哲学›とマルクス」。中译文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该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舒尔茨《生产运动》翻译”（项目号：17HQ004）的阶段性成果。
②作者简介：植村邦彦，1952年出生于日本爱知，日本关西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关西大学经济学部部长。译者简介：邹存峰，1980年生，黑龙江兰西人，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方晴岚，1999年生，安徽省滁州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③关于舒尔茨的生平，可参考W. Grab, W. Schulz, Einbürgerlicher Vorkämpfer des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Fortschritts. Beiheft zur IWK, Heft 2. Berlin, 1975．
④W.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u. Winterthur, 1843. 中译本参见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⑤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Vd. 32. Leipzig, 1891. S. 752.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页。
⑦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 1844—1845》，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7页。
⑧同上书，第143页。关于科尔纽的主张，中译版参见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1—54页。
⑨G. Kade, W. Schulz und die Herausbildung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i Marx. Ein Einleitung zur W. Schulz, Bewegung, Glashütten in Taunus, 1974. 可参见山中隆次《舒尔茨和马克思》，《中央大学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5年。
一
分工和生产力的历史哲学①
《生产运动》中舒尔茨的目标是明确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存在，并给出符合该规律的社会的未来图景。除此以外，他还在阐明法则的同时批判了目前的社会状态和社会相关理论，并为新社会各种关系的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本书的副标题“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充分表达了上述的意图。
舒尔茨通过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一切不自然的分配以及基于这种分配的阶级对立的激化状态来认识现代社会状态。“我们生活在一个主义泛滥和注重利益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教育和财产、精神和物质产品之间不自然的分配滋生和助长了这一状态。通过不自然的分配，所有文明开化的欧洲国家里的大部分人民注定承受着奴役与贫瘠，甚至连剩下的人，也被一种叫做自私自利的绝症所吞噬，他们从自由和愉悦的活动中获得的享受也被剥夺了。”②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追求社会变革的各种理论的产生是必然的。但是，除了法国社会主义的部分理论外（皮埃尔·勒鲁、欧仁·毕雷、路易·布朗等③），他对既有的多数社会理论持批判的态度。
舒尔茨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蒲鲁东和“粗陋的共产主义”④。针对这些谬误，他列举了其中的四点错误：废除私有财产共同体的主张，只关注生产和消费的物质主义，“哲学的绝对独裁”的无神论以及急躁的暴力革命论。除此之外，舒尔茨还指出虽然他们自称是“行为哲学”，但仅仅解释了社会现状，还按照脱离群众实践的、思辨的即“神学”的社会理论的青年黑格尔派⑤的方式片面理解了劳动与自由竞争的原理。不仅如此，他还批判了始终自恃合法的国民经济学。从这些批评里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舒尔茨：虽然对现状有尖锐的批评和变革的意志，但本质上拒绝颠覆社会组织以及反对不合法暴力的改良主义民主主义者。
那么，舒尔茨打算把什么放在这些理论的对立位置上？他想既不陷入物质主义，也不飞翔于思辨性的云雾，而是“在人类本质自身中来研究生产的本质，并将人的肉体的和伦理的，进而将法律的要求作为研究人的起点和终点”⑥。据此，舒尔茨试图将人类的历史置于物质和精神上的生产和享受的整体性上来把握。
这种情况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对“生产的变化以及生产有机体的当代结构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⑦，通过对生活现象的多样性而发展出的简单规律⑧的熟知，来尝试“在大众生活的最新现象中来证明这些规律”⑨。故我们就必须把讨论转移到：舒尔茨是如何认识这一规律的内容的，并在此之上阐发了怎样的历史观？
对于舒尔茨来说，历史的主体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人类本性，因此，发展的原动力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如何活动，就会变成什么样”⑩，这是他的历史哲学的基本纲领。所谓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无外乎就是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与生产，这一“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⑪的运动的诸规律。
这项运动首先就是“生产与需要”或“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制约的发展。舒尔茨认为，生产过程不仅是财富，而且还有享受，因此是产生新的需要的生产过程。新的需要产生新的生产，生产的增多造成了需要的增大。这样一来，“需要和为了满足需要的手段完全是携手发展的”⑫。人们在把握了“需要→财富的生产→享受”的整体过程的基础上，还必须知道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到底如何进行相互制约的。因此，人们必须知道如何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来满足特定的生产方式。（在这里，满足需要，即生产手段的发展成为从本质的生产过程到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媒介，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第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及其精神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其单位历史地具体地来看就是民族。各民族在与外界自然的斗争中，通过“共同目的的集团活动”和“对已沉睡的天赋和能力的多方面教化”⑬，从自然获得独立性。此时，对于外部自然的“按照这种独立性和自由的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遵循不同等级的不间断次序（Folge）的更低或更高的社会形态（sociale Gestaltung）”⑭。
这样，舒尔茨把人类历史的基础过程理解为由生产与需要的相互制约发展所规定的、外在自然的自立过程。将这个基础过程形态化为以“特定的生产方式”为经济内容的各民族的“社会形成态”的中介是“劳动有机体（Organismus der Arbeit）”。这就是构成他的历史观的核心概念。
舒尔茨
“劳动有机体”从“双重的视角”进行考察⑮。第一个视角是全社会规模的劳动分配，即社会分工，第二个视角是“劳动的运用（Betrieb der Arbeit）”，即技术意义上的生产样式或劳动样式。因此，所谓“劳动有机体”是劳动过程的特定应有状态（劳动手段及劳动组成的应有状态）和与社会相关联的全体“生产关系”（Verhältnisse der Production）⑯。
在第一个视角社会分工中，舒尔茨提出了内涵丰富的社会分工论。最初的社会分工是男女间的性别分工，这样的分工形成了两种结果。一种是物质生产中农工商部门间分工的形成，另一种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后者是阶级形成的开端。这样，社会分工的发展，在横向上是作为物质生产中的农工商依次分别扩展，在社会结构中，则表现为精神生产并列的独立、对身份乃至阶级结构的固化（关于物质生产的分工，舒尔茨显然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概念。⑰）。
在第二个视角劳动的运用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考察生产过程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舒尔茨的观点，“生产行为始终建立在物力和人力的统一和相互作用之上”⑱，但在生产中总是会产生“生产性人力和服务于生产的无理智自然力的关系”⑲的问题。这无非是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主体契机与客体契机相结合的问题。
所谓主体生产力的生产性人力，是指“个人能力，即为生产目的而活动的个人的诸力量的总和”⑳。这与《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力规定别无二样㉑。
所谓的客观生产力即“无主观性的自然力”，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机器而作用的自然力”㉒，或“以机器的方式产生作用的自然力”㉓。这些自然力，进一步可以分为动物力和本来的机械力（水力、风力、蒸汽力）。根据舒尔茨的定义，在劳动手段中，把人类作为动力的是“工具”，将人类以外的自然的各种力量作为动力的是“机器”㉔。也就是说，这里具体的问题是劳动手段的应有状态。
“劳动的运用”，更进一步说是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包含劳动组成）。既然劳动过程中劳动手段应有的状态被具体化问题化，那么由此被基本规定的劳动组成的应有状态，当然也不得不作为问题来处理。关于这个问题，舒尔茨从个人的孤立性劳动谈到了“在社会的联系中的联合……不断发展的划分”㉕，关于后者的分工协作的概念，他引用了《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的工人生产别针的例子进行说明。㉖
基于以上所见的双重视角，舒尔茨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放到这个“劳动有机体”的变革过程里来看待。这一过程是农工商社会分工的结果→发展（工商业相对增多）→再结合（农工或工商的经营，即与同资本下的结合）的过程。第二，如果从“劳动的运用”的角度来看，那就是“花费更少的人力来达到更大的目的”㉗、“人类的意志征服了不断增长的无理智的自然力量，并将其以合乎目的的方式运用于生产之中”㉘。在这一生产技术发展过程的同时，也是它所规定的分工协作的发展过程，即“劳动有机体”的变革过程显而易见地表现为分工和劳动手段的发展，人类的独立性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以此为基础的“劳动有机体”是“社会生活的内容”㉙，即生产和消费的全部活动的基础，同时，它也规定了在此之上的“国家生活即总的政治生产”㉚。根据舒尔茨的规定，立法及与之对应的行政是“从其本质的规定来看，总是被迫与社会内部的变革相协调”㉛。
舒尔茨的历史观使我们回想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的著名语句，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原理”㉜。即从一种劳动过程论上来把握历史的生产所规定的意义，从分工和生产力当作基础视角的“劳动有机体”概念上把握整体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说，就是把国家视作由“劳动有机体”所规定的上层建筑。舒尔茨这样的历史观对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先驱性。科尔纽对舒尔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评价，确实也与这一点有关。只要保留了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我们也赞同科尔纽的这个评价。
注释
①在本文日文表述中，“生产力”应准确翻译为“生产诸力”。因中文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本身便内涵了复数的意义，且直接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表述更符合于中文表述习惯，故将日文中的“生产诸力”等表述均直接翻译为“生产力”。——译者注
②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③同上书，第64页。如后面所见，舒尔茨的社会革命论与路易·布朗等的立场接近。
④同上书，第27页。
⑤山中隆次认为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舒尔茨对赫斯的社会主义期待“一个进步”，并对此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参见山中隆次《舒尔茨和马克思》，《中央大学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5年。但山中的观点没有明确的根据，难以认可。在1846年的一篇论文中，舒尔茨甚至指责赫斯的思想为“反科学的暗杀计划”。参见W. Schulz, Communismus. Das Staats-Lexikon, hrsg. v. C. Rotteck u. C. Welcker, Bd. 3. Altona, 1846. S. 333.
⑥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7页。
⑦同上书，第7页。关于“历史统计”方法的意义，参见山中隆次上述论文，第591页。
⑧同上书，第6页。
⑨同上书，第8页。
⑩W. Schulz, Die Veränderung im Organismus der Arbeit und ihr Einfluß auf die socialen Zustände. Deutsche Vierteljahrschrift. 2. Heft. Stuttgart u. Tübingen. 1840. S. 20.
⑪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⑫同上书，第11页。译文有修改。
⑬同上书，第10页，译文有修改。
⑭同上书，第10—11页。
⑮同上书，第17页。
⑯同上书，第57页。
⑰同上书，第8页。
⑱同上书，第65页。
⑲同上书，第17页。
⑳同上书，第65页，译文有修改。
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㉒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㉓同上书，第33页。
㉔注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和批判舒尔茨的这一工具与机器的概念性区别。另外，还可参见1863年1月28日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
㉕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页。
㉖同上书，第38页。
㉗同上书，第15页。
㉘同上书，第37页。
㉙同上书，第12页。
㉚同上书，第8页。
㉛同上书，第52页。
㉜杉原四郎：《经济原论I—<经济学批判>序说》，《关西大学经济论集》1973年，第14页。
二
世界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劳动有机体”的发展规律在历史叙述中被形态化为“社会的各种形态”的阶梯式发展。舒尔茨的历史认识方法，可以说是“被颠倒的世界史”。
“从最野蛮的黑人民族到欧洲文明的最后分支，这些社会关系在同一时间内并存，我们还可以在各个民族的许多历史时期中发现这种阶梯性发展”①。这种方法，就是舒尔茨所说的历史性的统计学方法。所谓统计，就是对他来说是“发展的历史”②。
对于舒尔茨来说，人类历史的主体即使在抽象上是“本质上创造性的人类本性”，在历史叙述时的具体主语却是各个民族。而且，各民族都遵循着各自“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既不全体横向前进，也不完全纵向发展”③。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并存，意味着不是由发展快慢所决定的，而是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完成其使命的各国民族，与正在实现使命的诸民族（基督教诸民族）并存。也就是说，对过去和现在各种民族的各种社会关系把握的基础上，将各种类型变换为时间轴，逻辑上重组的世界历史就是舒尔茨的发展阶段论。
在这种历史认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子④。但是，对于舒尔茨来说，历史的主体不是“精神”而是生产性的人，另外，即使世界历史的具体主体是各个民族，其“民族精神”的内容，是与人类物质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即由观念主义转变成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我们把舒尔茨的历史观称为“分工和生产力的历史哲学”，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⑤。
舒尔茨根据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将世界历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手劳动（Handarbeit）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手几乎是唯一的工具，除了男女间的性别分工以外，不存在分工。
第二阶段。手工业（Handwerk）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农工商社会分工成立，工具引进生产。劳动过程还是孤立的、自我完成的。
第三阶段。“手工业的活动被分解到最高程度……的工场手工业”⑥的时代。⑦在这个阶段中，人类被分解为劳动过程中简单的一个要素的承担者，被迫作为“机器”而劳动。
第四阶段。机器（Maschinenwesen）时代。在制造工业的每项工作都被自然的力量所分配，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借助机器来劳动⑧。这时，人类的精神与外界自然之间的分工浑然天成⑨。同时，人类获得了“更多自由时间”⑩。向以这些为物质基础的“自由之国”的发展，是舒尔茨理想的未来图景，在那里出现的乌托邦，可以说是没有奴隶的警察，没有农奴的骑士世界，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体的“民主制”。
以上的阶段划分，基本上是根据劳动方式，特别是依据劳动手段的发展来划分的。舒尔茨自己也说明：“我们可以从用于物质生产的工具和机器推断出物质文明的整个状态，因为这些劳动的工具，既是作为文化的产物，同时也在为文化提供证明。”⑪这种认识与《资本论》劳动过程论中马克思的认识完全一致。换句话说，舒尔茨的这种思想显然是对马克思从《哲学的贫困》到贯穿于《资本论》的劳动过程论的劳动手段的历史性把握，也可以说是与劳动手段划分经济时代这一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关联的。
注释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②同上书，第121页。
③同上书，第128页。
④关于舒尔茨“从黑格尔身上学到”历史哲学这一点，格拉布有指出。
⑤如果简单地谈论精神生产的发展，在语言形成上可以看到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与宗教、艺术、科学和社会分工相比有其特色。因此，这可以说是适用于文化的“分工和生产力的历史哲学”。
⑥同上书，第38页。译文有修改。
⑦仲村政文阐述过“工场手工业这个术语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是马克思所特有的”，但这是不正确的。参见仲村政文《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个源泉》，《鹿儿岛大学经济学研究》1968年6月刊，第75页。
⑧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⑨山中隆次指出，舒尔茨明确地区分过“通过机器”的生产力和“作为机械”的生产关系。参见山中隆次《舒尔茨和马克思》，《中央大学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75年。事实上，这莫不如说这是劳动方式在技术上发展阶段的不同。
⑩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8页。
⑪同上书，第79页。
三
社会变革的展望
根据舒尔茨认为已阐明的历史发展规律，进入机器的时代，应该是由于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而使社会财富激增的时代。但是，在现实中，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所有不自然的分配正在加剧两者的阶级对立。
这种“社会弊病（Sociale Mißstände）”的根源，根据舒尔茨的观点来看，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乃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①。鉴于此，“尽管机器的改进节省了时间，但对多数居民而言在工厂中奴隶似的劳动时间却有增无减”②。这样一来，“在私有权的领域中所有不自然的运动的不平衡”③也就显而易见了。
在这里舒尔茨面临的是资本家生产方式的本质问题。劳动者从土地和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只有在资本家的控制下才可能与它们重新结合，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作为剥削关系的生产关系，这正是“社会弊病”根本上的“情况”的本质。
舒尔茨直观上抓住了这个资本家生产关系（甚至阻碍机器进步的资本剥削）和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引进机械制度带来减轻劳动的可能性）的矛盾。他把贯穿历史的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劳动有机体的变革过程）看作是“自然”，与此相对，他将现实的阶级关系看作是“不自然”。但问题是，资本、雇佣劳动这种生产关系本身，即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生产者接受雇佣劳动者这种形态规定本身，没有被他视作“不自然”。换句话说，对于他来说，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至少作为历史认识的工具是不存在的。他的解剖社会的手术刀只能到分配关系这一步。这样一来，“社会困境在本质上就回归到劳动和收入的恶性分配”④。
这里所说的“劳动和收入的恶性分配”的具体内容是，劳动者长时间劳动和与此不匹配的低工资。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产生这些情况的缘由。舒尔茨主张“国家力量的普遍获得”⑤带来自由时间的合理分配，即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增长着的国民收入向社会所有成员合理地分配”⑥。不仅如此，舒尔茨还主张提高工资。
但是靠什么来实现这些主张呢？舒尔茨寄予期望的是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社会有机体的渐进改革和自然的修复力”⑦，但他未考虑如何生产并再生产出“恶性分配”这一问题，就很有可能忽视从生产关系内部变革并消除这种分配关系和阶级对立的可能性。因此，“自然修复力”只能从阶级关系外带入。除此之外，舒尔茨对国家的作用抱有很大的期望。
如前所述，在舒尔茨看来，国家是以“劳动有机体”为基石的上层建筑，既然“劳动组织”不包含作为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的支配关系，那么国家也被认为是超阶级的。据他所说，国家是“社会身体的头颅”⑧，即社会是自我维持的管理器官，虽然规定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但是反过来也应该给予“符合”“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方向”⑨。据此，在“国民财产和国民收入的个人分配”中，国家才以其所有权法和继承法为根据进行活动。因此，对于贫困与奢侈的显著对照中出现的社会弊病，国家是首先负有责任的⑩。他给出的解答方案是在国家所有权法和继承法中修改所得的再分配。换句话说，他以“福利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作为“自然修复力”来克服自下而上的共产主义革命⑪。在这改良的彼岸，他构想了一个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工人参加的“民主制”。
除社会形态规定外，舒尔茨坚信生产力发展，以及基于理性的改良主义的优越性。尽管舒尔茨对眼前的不平等与阶级对立有精确的认识和尖锐的批评，但他认为如果“不自然的分配”被“自然修复力”消除的话，向“健全的有机体”主动靠拢的社会的有机体是存在的。这种称作“社会有机体的乐观主义”是舒尔茨认识社会的基调，这也决定了他的社会改良论。这样的社会改良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式的，这在实践上与舒尔茨1848年革命时的左翼民主主义路线相对应⑫。
注释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1页。
②同上书，第68页。
③同上书，第25页。
④同上书，第61页。
⑤同上书，第68页。
⑥同上书，第66—67页。
⑦同上书，第27页。
⑧同上书，第64页。
⑨同上书，第8页。
⑩同上书，第52页。
⑪在这一点上，格拉布认为舒尔茨“是站在黑格尔和拉萨尔之间”。
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八五零年三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的“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可以直接作为对舒尔茨的批判来阅读。
四
舒尔茨与马克思
马克思在1844年，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把握了“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在面对“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的课题时，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了“生产运动”②。但是，很少有资料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本书中收获了什么。马克思直接提及舒尔茨的资料，只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的几个引用。因此，我们先从研究这些引用入手。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舒尔茨在思想立场上是拥护私有、批判共产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并且与私有制等相关问题保持了距离。这与正在走向独立的共产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但是，在把握和批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特质的方面，马克思对舒尔茨有所学习。
舒尔茨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产业主义（亚当·斯密）这样的国民经济学的发展，看作生产性劳动概念从特殊（只有一个部门的劳动是生产的）到普遍（一般劳动作为生产的全部分支的共同要素）这样的进步过程③。马克思不仅将同样的发展看作私有制基础之上主体本质的劳动的异化过程，还在借鉴亚当·斯密的观点后发现了财富的本质是一般劳动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舒尔茨和马克思是一致的。但是，马克思批判劳动价值论在“私有制框架内”的观点，而舒尔茨则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舒尔茨还批评了国民经济学将劳动视为生产的唯一可能，认为国民经济学不能够在人类本质自身之中研究“生产的本质”，马克思也同样批评国民经济学只是从工人的角度而不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考察无产阶级。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中的“人格物象化”的观点。从这一角度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这是舒尔茨对马克思的第一点影响。
那么，马克思如何评价这种不同思想立场的“生产运动”的呢？在他的第三笔记中的以下引文暗示了这一点：
“
“整个革命运动，无论是经验基础还是理论基础，在经济运动中都能看到私有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很容易被理解。这种物质的、直接的、感性的私有，是异化了的人的生活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所有生产运动的感性展现，也是人的实现或现实性运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都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④
生产运动是“实现人类天性的两个方面”⑤即生产和消费相互制约发展的过程；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宗教、艺术、科学）都要遵循与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生产一般规律，这些是舒尔茨的基本观点。上面引用的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他将舒尔茨的这些认识和表述方式几乎原封不动地运用于自己的表达中。而在历史发展基础之上制约政治和精神生产的“生产运动”“生产的一般规律”的概念，则是马克思从舒尔茨那里领会到的第二点。
但是，马克思没有无批判地接受舒尔茨。因为他指出，舒尔茨所叙述的传统生产运动只不过是人类生活异化表现的“私有运动”。这表明马克思在对传统生产运动的把握方面，批判了舒尔茨缺少对于私有制的批判性认识。舒尔茨试图通过剖析生产运动，为避免社会革命而提供一种渐进式改良的主张。马克思则认为“历史中的所有运动都是现实地产生共产主义的运动”⑥。并将传统的生产运动（私有运动）定位为“人类社会的前史”。与舒尔茨相反，马克思则在运动中寻找革命的必然性。
马克思通过阅读《生产运动》究竟收获到了什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前段中清晰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第一笔记本前段（工资、利润、地租）的内容有三个层面⑦。在第一层面中，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收入三源泉的三位一体表象，即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基于私有的三级对立的场所，在第二层面中，通过市民社会的内在运动法则的竞争和积累的结果，推导出资本家和工人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并试图展示市民社会的倾向性极限。在这里，他主要的论据是舒尔茨社会分工重组论⑧，马克思认为积累是“在私有制的支配下，资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但是从技术（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通过生产力的更广泛结合来发展生产力的过程。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家私有制间的矛盾，可以认为是从舒尔茨的观点中读取的。这是他从舒尔茨那里领会到的第三点。
在第三层面中，马克思在历史中定位了私有制统治下以资本为历史形态的市民社会，并力图以此展望未来。这个定位对人而言是根源自然的生产手段，对土地而言是私有历史形态的转化问题。这时，马克思通过把舒尔茨的生产力结合形态论的土地集聚论转读为社会变革的理论，而获得了新的历史观。关于土地所有和生产力的发展，舒尔茨的图式是这样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农奴制、土地＝生产力的集中）→土地所有的分割（自由的小所有、生产力的分散）→新的联合体（根据自由的小所有、大规模农耕的生产力再结合）。这里所谓的“新联合体”，具体是指“按照共同的经济计划……开发更广阔的土地”⑨而联合起来的小所有者的农业组合或股份合资公司。
马克思则完全改变了这种图式：封建土地所有（私有、人格关系）→资本家土地所有（私有、物象关系）→适应于土地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将舒尔茨的土地集聚论重新认识为社会变革论而获得的历史观。
因此，通过设想作为生产力发展基础的“自由的结合”⑩的共同体，为新的社会形成的原理提供了素材，这是舒尔茨对马克思的第四重启示。但是，历史的展望不仅仅是从生产力角度出发考察连续性，而是从连续（生产力的发展）和切断（消灭私有制）的双重视角来把握。这是马克思超越舒尔茨的地方。
从这个双重视角出发，将近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私有制）定位为“私有财产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将“人类解放”作为立足于私有财产之上的联合体。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说已经迈出了确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步。
但另一方面，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上来看，马克思忽视了舒尔茨历史观的重要论点。即以劳动手段为中心的生产力的概念，根据劳动手段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未完全接受舒尔茨的历史观⑪。
虽说如此，与其说是理论上的成熟度的问题，不如说是方法论的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贯彻了生产关系论的观点：特殊历史形态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异化劳动）通过自我再生产的运动，把握不断成立的内在结构，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课题。这样的问题意识正是舒尔茨所欠缺的，是马克思超越舒尔茨的本质所在。
据此，马克思在避免将贯穿历史范畴的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生产力的同时，将舒尔茨未能说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事实视为“矛盾”。马克思不是将工人的解放视为分配关系的改革，而是力求生产关系的变革。
但是，这里有额外要补充的内容。马克思并没有完全领会舒尔茨的历史观，他所忽略的，是以具体的眼光来捕捉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而舒尔茨则截然不同从劳动过程论的观点出发，“通过类本质”一词将人类和自然的物质代谢作为人类存在的基础结构来看待，但由于忽略了人类和自然的媒介—劳动手段的历史理论意义，这使得1844年的马克思做不到将“类本质”与物质生产各种力量的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相结合。
如果要探讨舒尔茨对马克思的“完整”影响，我们必须要把目光转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上。因此，探讨马克思的分工概念、劳动手段概念的形成及变化，是我们的下一个课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②其机缘可能是赫斯的论文《论货币的本质》。参见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③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⑤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⑦纵栏区分方面，参见N·拉宾的《<手稿>中收入的三个源泉的对比分析》，《思想》1971年3月号。也可参见工藤秀明《原·作为经济学批判的1844年手稿分析序说》，《经济科学》1978年第25卷第4号。如果说前者的区分是根据时间的工作顺序的话，莫不如说后者可以说是理论构成上的区分。关于纵栏划分及其意义，这里取决于后者。
⑧参见工藤秀明：《原·作为经济学批判的1844年手稿分析序说》，《经济科学》1978年第25卷第4号，第132页。E·曼德尔指出，在第二纵栏地租栏中，马克思主张，“按照李嘉图理论”资本与土地所有的合并和地主的资本家化。这一点可参见E·曼德尔《卡尔·马克思》，山内昶译，1971年，39页。但马克思还没有看过李嘉图理论，那里的直接论据是舒尔茨。
⑨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
⑩同上书，第58页。
⑪参见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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