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作者柯小俊、李诗乐
竞争的基础设施纪念碑
——“中国建造”媒体叙事的时间、关系与象征性
作者 | 柯小俊 李诗乐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基础设施成为国际舆论热议和争论的话题。然而，各国主流媒体对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政治机制的塑造，在理论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在全球南北基础设施叙事的背景下，该研究一方面借鉴技术政治、基础设施研究和纪念碑性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借助“基础设施纪念碑”时间性、关系性、象征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八份非洲和西方主流报纸的质性分析，对全球南北方媒体中的“中国建造”叙事进行探悉。研究发现：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主流报纸通过不同的技术政治叙事，以复数时态塑造了相互竞争的基础设施纪念碑，并以不同的时间和目的取向，对基础设施的技术想象进行了挪用。
关键词
基础设施 纪念碑性
“中国建造” 全球南北方 质性研究
正文
一、缘起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公司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简称“中国建造”）在非洲大量出现。近年来，媒体和学术界围绕这些基础设施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是所谓“新殖民主义”。其他声音则认为，将中国与欧洲的殖民历史进行比较是不准确的，中国基建给非洲带来的代价被部分人夸大了。国际舆论相互竞争的观点，塑造了中国海外基建复杂而多元的面向。为了呈现和厘清不同背景的观点为何、如何根据自身需求来勾勒“中国建造”的形象，首先需要了解不同行为者如何定义中国基础设施在全球南北互动中扮演的角色。基础设施的技术政治视角为观察“中国建造”提供了一个切入的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建造”的媒介实践中，基础设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基础设施的讨论，通常是在讨论人们心目中“基础设施应该有的样子”，或人们期待的样子：“全球南北方”竞争观点中的中国海外基建，事实上是某种基础设施“美学和诗学”的体现——布莱恩·拉金（Brain Larkin）认为，在这样一种基础设施的诗学当中，被视为美学秩序（aesthetic order）的基础设施，异化为了一种象征的政治，或“好像的政治”（politics of as if）。基础设施因此涉及一个将技术造物转化为意义的过程。具体说来，首先，基础设施是一种时间工具。基础设施能唤起情感和文化联想的人工造物。这种情感和联想的唤起，基于它的技术功能（如交通功能、能源功能等）——缩小空间距离，从而缩短人和物运行的时间——这些技术功能改变了人的时空感知。其次，基础设施是一种关系工具。技术和技术造物选择它们要执行的功能，以及它们需要服务的对象。同时，技术排除了它在设计时被用来排除的那些群体，或（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再次，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外基建投资，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如此宏大规模和广泛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它在全世界发展不均衡的各地区所象征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这些象征性之间的张力，不同于过往更多聚焦于民族国家和社区层面的基础设施讨论。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借助什么视角，来分析基础设施如何帮助全球南北方建构其关于“中国建造”的国际技术政治叙事？在最近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开始从“激化冲突”和“缓和冲突”，或全球南北方“统一性”和“多元性”等角度，关注中国海外基建与竞争观点的相关性研究。本研究认为，要进一步在因果性层面理解全球南北方竞争观点中的“中国建造”，需要将基础设施的象征性、时间性和关系性进行结合。纪念碑性是一个较为合适的文化研究概念，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另类视角理解“中国建造”如何在全球南北方引发不同的观点竞争。
纪念碑是一种场地的空间和建筑安排，旨在传达特定位置或符号所蕴含的政治含义。在现有的少数将基础设施同纪念碑进行结合的研究中，通常暗示了一种“过时”或“逝去”意味，将已失效或废弃的基础设施遗迹挪用或改造为一种新的纪念碑，用以铭记、纪念一些与其原有技术功能并不相同的意义。然而，本研究认为，作为纪念碑的基础设施不仅仅可以用于承载关于过去时态的价值，正如本研究所关注的材料所示，非洲主流媒体时常将“中国建造”视作一种象征了中国过去的发展历史却又指向非洲发展未来的路标式纪念碑。因此，在本研究的语境下，作为纪念碑的基础设施具有竞争的、复数形态的指向。
本研究将基础设施视作一种激发全球不同区域美学秩序的“审美造物”，借助基础设施的时间性和关系性特征进一步审视这种竞争观点的因果性关系。研究发现，作为纪念碑的基础设施，在时间、关系两个维度引发了不同地区关于“中国建造”的争论；由这种“基础设施象征”或“基础设施诗学”所激发的关系，促成了基于基础设施的两种不同时间指向：全球北方（以英美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塑造“中国建造”纪念碑时，更倾向于将它与欧洲的殖民历史进行暗喻，将它塑造为所谓挑战西方制度安全的象征。而全球南方（例如本文关注的非洲），则有相当比例的媒介声音突出了“中国建造”给非洲未来带来的可能性。
二、作为纪念碑的“中国建造”：
时间、关系与象征
多年来，中国在世界媒体上呈现出复杂和多面的形象。这些形象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或截然相反。这在关于基础设施的话题上亦是如此。在讨论基础设施背后的STS争议时，凯瑟琳·弗隆（Kathryn Furlong）发现了南北基础设施的“共存性”（coexistence）和“统一性”（uniformity）之间的矛盾。她认为，全球北方更强调基础设施的技术统一性，并限制多样性背景下的替代方案；而全球南方由于发展滞后，缺乏集中的规划能力，采用混合和包容的方式有助于修补基础设施的差距。而针对“中国建造”在海外引发的观点竞争，黄贝等则以水电站为例认为，中国水电站的海外建设促进了所在地经济发展，使当地的冲突得到了缓和——这与部分西方舆论中所谓中国水电站激化所在地冲突的观点不同。这种世界不同地区的舆论间关于中国和关于基础设施的观点协商与分歧，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首要研究问题，即不同行为者如何定义中国基础设施在全球南北互动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认为，可以从时间、关系和象征三个维度切入，寻找理解这种定义竞争的脉络和理论架构。
（一）基础设施的技术想象：时间和关系
基础设施一诞生就具有时间属性。技术基础设施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压缩时空来扩大人类的能力并连接人和地方。正如汽车这种“机器新娘”，通过改变人的运动时间重塑了美国人对农村和城市生活规模的期望，技术和基础设施缩短了人类单位劳动的时间，扩大了人类能力的范围和空间范围，并填补了人类物理能力的空白。换言之，基础设施的技术功能带来了（扭曲）时间的能力，这种能力促进了人类关系的形成；特定的关系模式又导致了对特定时间-记忆的选择。正如本研究的材料分析部分将会显示的，采用中国基建的非洲国家的主流媒体，会突出中国的发展成就对非洲未来的启示；而英美媒体则倾向于强调欧洲用基础设施对非洲殖民的历史时间段。
在时间属性的基础上，当下的基础设施具有鲜明的未来时态指向。首先，基础设施是人类能力和思想的延伸，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投射了人类对未来的正面期待，有时也是对未来可能性的紧张想象。基础设施作为这种期待的物质载体，可以被视为不同群体塑造和表达他们对历史、现在和未来想象的场所，从而连接和创建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意义上的社会网络。
其次是身份性。选择技术的常规意味着人们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扩展，重新定义自己对能力的认知。对某种技术设施的选择本身就意味着对当下的特定身份的选择。例如，选择猎枪这种具有猎杀功能的技术造物，是猎人身份得以确立的起点。具有不同认同的社会群体，对一个技术造物有非常不同的解释。技术可以创造一些选择性的“伪现实”，并在技术造物的帮助下（重新）定义一个问题。技术和技术造物选择它们要执行的功能，以及它们需要服务的对象。同时，技术排除了它被设计来排除的那些群体，或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因此，技术既是对某些权力关系的表达，也是对自我和他人之间身份的看法。
第三是可见性。技术设施在正常运作时是不可见的。只有当它们发生故障时，它们才变得可见。布莱恩·拉金认为这个说法只是部分正确——除了在故障时是可见的，当基础设施被政治化并被赋予某些价值，或者当审美取向被异化为基础设施的符号时，基础设施也是可见的。因此，技术设施不仅在失败时引发围绕它们的竞争性叙事，而且在“失败的可能性”存在时也是竞争性话语的刺激因素。这种关于可见性的竞争话语关系到关于“基础设施故障”的历史性回溯。
第四是相对性。这一特性是基础设施时间指向的转换枢纽，也是基础设施关系性的集中体现。你的设施可能是我的障碍。某个基础设施指向了什么时间，取决于它的相对性。基础设施根据不同的社会政治团体的利益和需求，被定义为一种便利或障碍。例如，健全人可以使用的建筑物的台阶和大门，对于坐轮椅的残疾人来说就是一种障碍。因此，需要分析叙述基础设施的群体所行使的权力和需求，以确定特定的基础设施在什么程度上是一种障碍，在什么情况下是一种设施。
综上，基础设施的时间属性推动了关系的生成，而关系性则反过来选择基础设施的不同时间面向。基础设施时间性和关系性相互促进和纠缠，从而产生了一种指向象征性的审美和机制。基础设施意义基于这样一种作用机制，但我们应该通过怎样一种理论视角来剖析全球南北方在此机制上形成的观点竞争？纪念碑性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
（二）纪念碑性：时间、空间与象征
由技术功能带来的时间指向，以及基于身份性、可见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指向，使得基础设施的性质暗合了纪念碑性的理论内涵。纪念碑通常被认为更加着重于作为某种意义——特别是历史意义——的象征物，这与建造目的首先是使用其技术功能，并以此激发“未来”期待的基础设施略有不同。然而，在当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进入社会政治话语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一方面对于基础设施的谈论有时反而会忽略基础设施的使用功能，而更加强调它的诗学和政治学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国际政治背景使得基础设施越发具有象征意味，也为我们接入纪念碑性理论，并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围绕中国海外基建的观点竞争提供了机会。
纪念碑的第一个特征是教化。记忆和空间研究认为，大型建筑物具有表达和教化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第三空间”。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将这种空间描述为在现实和想象的空间之外，同时（重新）构建现实和想象的空间。这样的材料可以巩固时间、援引神话、建立权威、展示和构建关系，并通过言语行动将人们的物质记忆指向过去或未来。这些属性在逻辑上将“纪念碑性”与通过技术功能安排了时空的基础设施联系起来。
纪念碑的第二个特性是时空交换。纪念碑为了实现它的教化功能，其作用机制就体现为“空间与时间的交换”。一个国家的纪念碑描述了崇高的历史事件，与国家当前现实的合法性有关，并作为一个社区或族群记忆的物质代理。神圣性是连接纪念碑和技术的一个交叉点：技术造物和基础设施因其对人类能力的戏剧性放大和物质视觉影响而创造出一种奇迹和神圣感。纪念碑以神圣感将过去的记忆、未来的展望以及当下人们的关系压缩进一个特定的空间点位，使得这个空间位置具有象征性。
因此，纪念碑是一种空间和建筑学安排，它旨在传达一种崇高的集体政治意义。首先，它是一个地方或社区的空间参考点或身份元素。其次，它通过其物质表现传达个人和集体的愿景、承诺和机会。第三，它可以作为一种复数形式，为纪念碑的观察者提供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种解释。第四，它是一种权力的空间表达，以它为枢纽编织了一个社会政治关系网络。
纪念碑的这四个特点事实上从属于两个时间指向（1.凝固/调用过去，2.引向未来），以及一个空间位置：这两个时间指向被压缩到当下的一些具体的空间点位。一方面，纪念碑通过物质性凝固时间，因此能够调用和重塑历史记忆，与神话叙事一起使权威合法化。正是在这里，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它用过去来定义现在的身份，它可以激发一种想象力，（重新）塑造现在和未来的身份和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对身份和关系的社会政治想象也引发了关于它的竞争。后现代社会的纪念碑在其带来的对话性下，产生了关于意义的反纪念碑对话、谈判和竞争。这样的竞争纪念碑指出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时态的多样性、权力的可能性、塑造关系的可能性。
（三）基础设施纪念碑：一个基于时空、关系和象征的分析框架
基础设施原本是一种用时间和空间功能生成关系、连接人群的底层网络，它因其功能性而存在。事实上，最近的基础设施研究主要在强调基础设施“看不见”的关系性、平台性。纪念碑是一种为了承载某种价值而将时间压缩进一个空间点位当中的人造物，它因其意义而存在。之所以中国基础设施会成为或可以被视作一种纪念碑，是因为这些海外基建被人为赋予了相互竞争的价值，各种行为者都希望将他们所偏好的时间指向压缩进这些海外基建的空间点位当中。
近年来，一些研究已开始注意到基础设施和纪念碑之间的关联。然而，部分研究通常将基础设施与纪念碑进行连接的方法，是将失效的、非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视作一种历史纪念碑，或是更多从软性基础设施（即文化遗产、历史记忆、旅游、绿化等角度切入，而非关注最为本质意义上的硬基础设施）切入，而相对忽视技术基础设施一个最基本的物质特征——即它是一种通过技术功能来催生社会关系网络的宏大造物。另一部分则是强调了基础设施通过政治改造而形成的统一景观形象，而非竞争性的政治叙事建构——这为本研究将竞争的基础设施象征性以纪念碑特性的视角进行分析提供了基础。
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下列关键变量及其子类别：
1.基础设施的关系性：
（1）相对可能性（从属于未来）：不同媒体认为“中国建造”将给非洲和世界带来什么，或者可以理解为中国基建的技术性效果。（2）相对可见性（从属于过去）：非洲基础设施“失败”的背景，即不同媒体如何分析和解释非洲需要中国建设基础设施的原因和社会政治背景。（3）相对身份（从属于当下）：对“中国建造”的关系性后果的合法化，即非洲和西方媒体分别援引了哪些历史或未来的故事来说明中国基建如何呈现和（重新）塑造当下国际关系。
2.基础设施的时间性：
基于这三个操作性指标，关于身份、愿景和权力关系网络的相对指向的时间性将被建构。非洲和西方媒体对“中国建造”的塑造，以及由基础设施符号激发的象征性，成为理解以基础设施为媒介的纪念碑性的关键——（1）“中国建造”在非洲媒体的话语中所激发的未来愿景，以及英美媒体对“中国建造”未来后果的突出。（2）“中国建造”所促成的非洲媒体对非洲过去基础设施赤字的反思，以及在英美媒体的话语中所激发的“殖民主义”历史想象。
3.基于时间和关系的纪念碑性：
“中国建造”在不同语境中所激活的时间指向和关系网络，被南北双方不同的叙事者塑造成了具有竞争意味的象征。通过纪念碑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该语境下的基础设施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基础设施的技术功能所激发的关系是被统领在“未来”的指向之下，从而塑造现在的行为？还是被类比至“过去”的记忆，从而影响现在的选择？这样的一种叙事架构，塑造了南北双方关于“中国建造”的技术政治话语。
三、研究设计及发现
通过综合采用质性文本分析的主题分析和扎根理论（演绎和归纳）两个方向的方法论路径，一方面，本研究在时间和关系两个大的类目之下来陈述叙事主线；另一方面，通过逐级编码，本研究尝试填充两个大类目下的子类别，由此构成本研究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国家选择方面，本文选取南非和尼日利亚作为非洲国家的代表，美国和英国作为西方英语国家的代表。选择美国和英国作为西方国家代表，是因为美国和英国是最具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西方英语国家。而非洲国家方面，根据中非贸易研究中心的数据，2021年，南非和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进出口额前两名的国家，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高达543.4亿美元和256.8亿美元；中国在建筑、采矿和制造业等多个方面与两者进行合作。在媒体选择方面，《纽约时报》（简称NYT）和《华盛顿邮报》（简称WP）在美国媒体报纸的发行量中排名第二和第四，被认为具有很大的全球影响力。《泰晤士报》（简称T.）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大报（broadsheet），而《卫报》（简称G.）被认为是英国最值得信赖的新闻品牌之一。南非《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简称S.T.）的媒体市场份额为9.7%，是南非所有周报中市场份额最大的报纸。《星报》（The Star， 简称S.）的市场份额为1.6%，隶属于南非第二大媒体集团——独立媒体（SAARF）。《先锋报》（The Vanguard，简称Vg.）和《冲击报》（The Punch，简称P.）在尼日利亚的日发行量高达120000份和80000份，是尼日利亚发行量最高的两份报纸。因此，样本库由四个非洲和西方国家的八个主流媒体最近五年的新闻报道组成。
关键词“中国”（China）和“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被作为初步筛选标准。候选文章若要被纳入样本，则需要这两个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两次或以上。需要两次重复出现是为了初步排除低相关性的报告，减少需要筛选的报告数量。“非洲”（Africa）被添加到英国和美国报纸的搜索关键词组合中。研究从Factiva数据库中选出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的924篇新闻报道。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是因为自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参选并当选为美国总统后，逆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加剧了东西方冲突，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人工剔除与主题无关的内容，最终获得624篇报道，其中《纽约时报》30篇、《华盛顿邮报》35篇、《卫报》27篇、《泰晤士报》12篇、《星报》98篇、《星期日时报》31篇、《冲锋报》176篇和《先锋报》215篇。
本研究对样本文章进行逐层编码，分级构建概念网络。最终生成并比较了不同国家的主流媒体中由“中国建造”所建构的竞争性基础设施纪念碑。
通过质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研究发现各利益相关者都在话语行动中使用或挪用了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功能，并以竞争和呼应的方式来用“空间换时间”，即以作为物质空间的基建来实现关于时间指向的象征。双方都将自己所希望的关系模式和时间指向压缩进作为具体物质空间点位的基础设施内：非洲利用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进行时间调用，围绕中国的基础设施展开了对非洲过去和现在不成功的发展总结、未来发展前景和模式的讨论。西方则选择性援引欧洲殖民历史，通过殖民隐喻将“中国建造”安全化，并为当今和未来大国博弈的现实提供论据。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间指向贯穿于围绕“中国建造”的三种关系性叙事当中，并服务于当下各自的关系网络。
四、未来：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所激发的“相对可能性”的竞争
南北方主流媒体关于在非“中国建造”的可能性竞争，主要基于对未来话语的协商和竞争。根据某个社会群体的需要而建造的基础设施具有相对性的属性。当双方媒体介绍中国在非洲建设的基础设施时，这些基础设施带有相竞争的期望。这种相对性体现在这样一种二分法之上：非洲的发展机遇，以及对所谓（西方）国际秩序的挑战。前者，非洲媒体使用“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将基础设施的技术-物质空间转移到未来发展的时间愿景中。后者，英国和美国的报纸将当前的技术性后果作为随后援引殖民历史的基础。
“非洲的发展机遇”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中国建造”为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例如，尼日利亚报纸《冲击报》在提到中国对液化天然气项目的投资时认为：“它还将使天然气供应到尼日利亚北部的主要商业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对发电和工业增长的积极影响……”并引用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负责人的话说：
一旦你用天然气网覆盖了整个国家，工业就会自然而然地沿途兴起，并使整个国家变得更加繁荣……该项目还能够为该国的液化天然气潜力打开新的前景。（P.，2018年9月20日）
在这一表态中，《冲击报》认为这些基础设施是一种“刺激”，它将为尼日利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起点，并通过这种建设创造无数关于未来的可能性。南非报纸《星报》也指出了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的技术平台的意义：
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特别是在技术整合方面，在这个大陆上创造我们自己的技术平台——那么我们就不能创造我们需要的就业机会，也不能发展我们的经济。（S.，2018年7月23日）
此外，《冲击报》还从更大的空间层面提到了ICT基础设施对整个非洲大陆未来的意义：
我们有机会吸引所有的西非国家，因为现在我们把尼日利亚所有的主要服务提供商都连接起来了。我们想超越尼日利亚的海岸……这将给这些国家和尼日利亚带来更多机会。（P.，2018年2月25日）
另一种形式反映了非洲媒体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介绍“非西方”国家（主要是中国），通过技术和基础设施发展成功实现富裕的案例，作为非洲可以模仿的范例，以及非洲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子。例如：
以中国为例，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四个地区是第一批经济特区，从1980年开始，开放封闭的计划经济并推动其工业化。
南非可以从中国吸取的一个关键经验是部门层面的五年规划。例如，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优先考虑产量和特定产品的质量、农业加工和技术。（S.T.，2018年8月26日）
此外，非洲人也从中国的成功发展中获得了信心——既然五十年前中国同样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那么非洲就没有理由无法成功：
“通过指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他[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AT Kearney）董事长约翰·奥瑞克（Johan Aurik）]认为非洲大陆可以实现这一壮举。”（S.，2016年5月12日）
另一方面，非洲媒体也会利用中国的成功故事来指责他们的政府在发展方式上的缺陷：
“我希望尼日利亚政府做的是研究中国如何养活自己。”（Vg.， 2019年9月11日）
“一个人的基础设施是另一个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困难。”如果说非洲媒体在战略层面看到了非洲未来的希望，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则更突出“中国建造”在操作层面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负面和正面后果，前者构成了这种“后果分析”的主要部分。中国基础设施的技术性后果被挪用为“殖民隐喻”的依据，并为下一小节将要呈现的关系性后果提供论据。技术性的后果是：
其一，单方面对中国有利，如：
即使项目很适合当地经济，其结果也会看起来有点像空壳游戏。东西建好了，钱给了中国公司，国家却背上了更多债务。（NYT，2017年9月13日）
其二，环境污染：
该研究所的报告还说，85%的“一带一路”项目涉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温室气体的高排放。这些项目中至少有63个燃煤电厂。（NYT，2020年1月15日）
其三，当地腐败问题，即中方对非洲政府的廉洁性没有设定一个高标准。（如WP，2018年8月22日）
其四，债务问题。债务问题是美国和英国报纸将“中国建造”的效果标签化为所谓“中国对非洲的殖民化”（关系性后果）的道德判断的一个重要衔接点。（如T.，2018年9月3日）
当然，这种对比并不是说非洲媒体对债务问题或一些潜在问题不关心。与美国和英国的报纸相比，四家非洲报纸更倾向于对债务问题采取多元化的看法。例如，虽然非洲报纸认为过重的债务负担可能让人对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例如，Vg.，2018年10月18日，2020年8月13日；S.，2018年12月3日等），但它们也对这些怀疑进行反驳，例如指出中国贷款不是以资产为担保，而是以信用为担保（P.，2018年9月12日），中国不是非洲唯一的主要债权人（Vg.，2018年3月10日；P.，2018年3月11日），以及贷款只有在用错地方时才会出现还款问题（P.，2016年10月30日；2018年3月16日）。此外，非洲报纸通过批评中国公司的一些做法来表达他们自己希望的投资和合作形式——例如，要求中国公司应该把更多先进的技术传给非洲工程师（P.，2019年12月20日）。也有人认为，中国公司应该更关心当地人的就业问题：
中国有13亿人口，有义务为其公民提供就业机会。它雇用一些公民在国外的项目中工作是符合常理的。另一方面，合作伙伴国家对中国工人来到他们的国家皱眉头，并推动他们自己的公民就业是合乎逻辑的。这两种反应都是合乎逻辑和简单的；在商业中，这些细节需要以互利的方式来解决。（Vg.， 2018年11月9日）
在涉及中国基建“相对可能性”的竞争时，未来时态是贯穿南北媒体的主要时间主线。在这里，全球南北媒体对“中国建造”的未来产生了竞争性的预期：非洲媒体主要聚焦于“中国建造”对非洲未来发展的促进和机遇，也就是基于技术乐观主义的正面想象资源，这涉及在技术层面和关系层面的两种可能性。而以英美为例的北方媒体则是偏向于找出“中国建造”会对非洲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五、过去：“中国建造”所承载的可见性竞争
关于基础设施可见性的竞争，是基础设施纪念碑时态的另一个面向，即对过去历史诠释的竞争。基础设施或大型技术设施通常是不可见的或透明的，直到它们失败。当基础设施变得可见并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就证明它出现了故障并需要人们来诊断原因。非洲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基础设施的赤字。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来自全球北方的外部选择成为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投资者和他们建造的大型基础设施来到了非洲。然而，拉金所定义的“基础设施的诗学与政治学”认为，当基础设施被政治化并被赋予价值，当审美取向被异化为“基础设施符号”时，这种可见性就会显现。因此，基础设施随后成为全球政策圈的讨论主题。这种讨论可以分为两个相互竞争的方向：1.基础设施在非洲的可见性的原因，以及2.让中国帮助恢复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即恢复正常）的政治效果。这一部分关于历史叙事的不同侧重点——非洲的原因分析，以及西方的后果分析。
对非洲基础设施赤字背景的详细分析，主要出现在两个非洲国家的四家报纸中。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报纸将非洲的基础设施问题归结为几个因素：
其一，缺少技能
与此相关的现实是，许多南非人没有技能，无法就业……我们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技能短缺以及劳动力的技能状况与工业所需技能之间的不匹配。（S.T，2016年1月21日）
其二，缺少资金
提供铁路基础设施是资本密集型的，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单独资助铁路基础设施——特别是尼日利亚的政府已经破产，并将90%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P.，2021年11月14日）
其三，政府能力低下
政府的腐败（Vg.，2018年2月27日；S.T.，2016年2月21日），政府政策的失败（S.T.，2021年10月24日；P.，2018年9月19日），以及对经济环境的破坏（S.，2017年11月21日；Vg.，2019年6月2日）。
在时间尺度上，美国和英国的报纸不太关心非洲基础设施赤字为何如此之大的历史原因，以及这种赤字将对非洲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更关心的是，在基础设施故障被修复后的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来援助非洲，修复这些赤字，对西方会有什么政治影响。对于非洲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中国建造”可能是一个发展机会，需要纳入南方共存（coexistence）的范畴。对英美媒体来说，这些基础设施也可能是一种不受欢迎的东西，或者是北方统一性（uniformity）主张的障碍，这有时会让西方报纸通过安全化的话语将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置于现实主义的“霸权”叙事的话术中：“……只不过是中国地缘政治目的的一个幌子……”（G.，2020年8月12日）同时，他们对西方面对中国挑战时的低效提出了警告：
中国的战略相当于系统性地取代了一个建立在崇高理想和信任基础上的多边体系，主要是美国，但也包括其他先进经济体的。（NYT，2017年9月1日）
安全化意味着将特定对象置于需要采取特殊行动的境地，通过“话语行动”（speech act）确保行为人的安全感。美国和英国的报纸需要实施安全化的话语行动，以应对所谓搭载了“中国的地缘挑战”的“中国建造”。这些行动包括但不限于：1.通过夸大在非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某些欠缺，强调中国的“地缘政治目的”（NYT，2017年5月13日；G.，2017年5月11日）；以及2.中国通过基建“输出政治价值观”（NYT，2017年9月13日；G.，2018年1月31日）。
在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上，对可见性的竞争从这一节的“技术性后果”维度延续到了更高层面的讨论。接下来，这种可见性分析强调了让中国处理非洲的基础设施赤字的政治效果，指出了“现实威胁”的内容。为了使这一叙事合法化，英国和美国的报纸在处理基础设施的“身份”层面时，需要援引历史，将欧洲的殖民记忆嫁接并凝固在中国基础设施的物质性上，以过去指向的回忆对抗未来指向的后果。
六、现在：围绕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的身份竞争
作为一座纪念碑，基础设施所凝聚的历史记忆和未来想象，需要服务于当下时态的身份和关系需求。基础设施是一个关系网络，它不仅反映了它所处社会的社会政治关系/身份，而且还创造了新的关系/身份。关系的第一个方面是指中国投资基础设施给非洲带来的连接性（发展）。另一个关系方面指的是大国干预的想象（安全）。关系方面的竞争建立在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之上。
在连接性方面，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报纸评论侧重于非洲国家的连通（形成非洲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与金砖国家的连通、全球南北的连通（作为一个融入全球工业的交通和经济网络整体；被西方剥削；被大国博弈影响），以及与未来的连通（即上述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时间尺度上的可能性）。首先是非洲内部的连接：
非洲五分之一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由中国资助的，三分之一由中国建造。近年来，在轨道交通、港口、航空、电力等领域实施了一大批重大项目，为非洲的互联互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S.，2019年9月27日）
第二个互联互通是对金砖国家：“金砖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在推动发展中南方的工业化、农业多样化、矿业、基础设施。”（S.，2017年9月8日）第三种连接，即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连接，更具有反思性：“如果说实话，中国人之所以在非洲，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作真正的商业伙伴。”（S.， July 27. 2018；and Vg.， November 5. 2019；P.， June 4. 2019， etc.） 甚至是压迫：
不幸的是，某些国家想让非洲永远陷于贫困、冲突和不稳定之中，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殖民、控制和操纵非洲。（S.， 2018年2月12日）
另一方面，还有大国竞争的波及和干预，比如将美国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军事存在定义为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非洲未来之战”（S.T.，2020年3月8日）。在这个类别中，美国的形象被非洲媒体设定为更具攻击性的一方（例如，Vg.，2018年3月8日；P.，2018年3月11日；S.，2019年10月22日）。
美国和英国报纸的关系性呈现出类似的二分法，但与非洲同行的方向恰好相反。在发展的关系方面，美国和英国报纸并不关注非洲内部和全球南部的身份，而是关注基础设施提供的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NYT，2017年2月7日；G.，2017年7月24日，等等），例如：
中国已经对该国的基础设施进行了重大投资。这可以帮助吉布提成为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项目中的一个节点，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市场。（WP， 2018年12月14日）
在安全的关系方面，美国和英国报纸对中国投资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行了“新殖民主义”的隐喻解释，试图嫁接欧美“殖民扩张”的历史回忆（G.，2016年12月22日；2018年9月4日），并将其凝固在当下的“中国建造”当中，将自身的“前殖民者”身份转移至当今中国的名下。他们一方面代入当地非洲人的语气，表达对中国基础设施的怀疑态度：
在非洲，很少有人能确定这里有公平的交换条件。他们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新的殖民主义的黎明，一个新的争夺非洲的行动。非洲大陆将又一次被打得支离破碎？（G.， 2016年12月22日）
另一方面，美英媒体认为，中国试图通过技术和经济依赖建立所谓“殖民关系网络”（如NYT，2017年5月13日）。为此，美英报纸“劝说”中国不要走19世纪欧洲殖民者的道路（例如，NYT，2017年2月7日；2017年9月13日）。
在通过基础设施塑造当下时态的身份关系时，非洲媒体认为“中国建造”有助于提高非洲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基础设施可以作为连接非洲与不同层面行为者的平台，因而在当下成为非洲的一座发展纪念碑；对英美媒体来说，中国基建被用来塑造“殖民主义”隐喻与前述所谓“债务陷阱”之间的联系，从而暗示被其“安全化”了的中国和非洲的身份关系。这两种基础设施身份叙事间的张力，作为某些价值的象征，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以及如何实践这种身份；另一方面，如前三节所述，基础设施的纪念碑性也通过凝固时间来调用历史、未来叙事，即美英报纸挪用和嫁接历史记忆的演绎方法与非洲报纸关注未来发展机遇的叙事主线。这促成了多时态竞争纪念碑的基础设施。
七、结论
通过将“中国建造”概念化为一种多时态、竞争的基础设施纪念碑，并将其置于基础设施的南北叙事竞争的实证背景下，本研究借助纪念碑性的理论视角，呈现了非洲媒体和英美媒体塑造“中国建造”的异同。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中国在非洲建造的基础设施“中国建造”激发了不同的技术想象力，并在非洲和英美媒体叙事中将这些想象力时态化。这种时态化呈现出过去和未来两种时间指向，其目的涉及当下身份的建立，以及当下关系的塑造和合法化。非洲和英美报纸在处理“中国建造”时创造的在时态上相互竞争的社会政治背景，将非洲的中国投资项目塑造为两个时间方向的价值或象征——发展和安全。这两种时间指向当下的竞争性象征内涵，使中国基建成为身在其中的非洲人和不在其中的西方人，围绕中国在非基建的可能性、可见性和身份/关系进行竞争和对话的载体。
借助四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南北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我们得以了解“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建造”走出去时所面临的争论，以及这种争论背后的逻辑。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在“一带一路”和中国海外基建成为国际热议话题的时代环境下，回答不同行为者如何定义中国基础设施在全球南北互动中扮演的角色的问题。研究发现，非洲的主流媒体一方面将“中国建造”视作非洲未来发展的关键基础，并借用中国的发展历程审视自身发展的缺陷；另一方面，非洲媒体也并非对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模式的负面可能性不置一词，而是与英美等“北方”媒体的观点进行了竞争和对话。在现有研究“南方基础设施叙事”强调基础设施的多元性或“缓和冲突”效应之外，本研究认为非洲媒体关于中国海外基建的“南方话语”主要突出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未来”的指向。而对于以英美报纸为代表的“北方基础设施叙事”，本研究的发现呈现了在统一性和“激化矛盾”之下，“北方话语”的安全和“过去”指向。换言之，双方围绕“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话语，都为各自的社会政治需求服务：非洲希望有一个共存性和多元的外部发展选择，因此需要突出“中国建造”给未来所带来的机遇；而西方话语为了维持全球北方基础设施及其技术政治叙述的“统一性”，则需要用具有隐喻意味的自身的“殖民主义历史”来塑造关于中国海外基建的冲突面向。
理论方面，本研究在近年来基础设施研究愈发注重网络性和平台性的趋势之外，回到了技术造物的技术政治和美学意义上来；研究以非洲“中国基建”为案例，呈现了一个将身份/关系性、可见性和相对性统领于时间意义和象征意义特性之下的基础设施实践。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是进一步从时间和象征的视角出发，将纪念碑性引入基础设施研究当中，关注基础设施如何从技术功能引申出不同时空指向上的关系想象，以此扩充了基础设施关系和网络性的机制内容。具体说来，在关于“中国建造”的媒体实践中，基础设施通过基于其技术功能的时间性、身份关系性、可见性和相对性四方面机制，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纪念碑的理论视角，则是以其“空间换时间”（将复数的时间压缩至一个具体的物质空间中）和“象征性”（或教化意义），为我们理解基础设施的这四种机制提供了一个贯穿全局的故事线，并回答了我们以何种理论视角审视中国海外基建的问题。基础设施这种作为物质空间的技术人造物，及其鲜明的时间属性，使得我们将其构建为一种“纪念碑”成为可能。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所激发的媒体叙事之间的竞争。因此，采用了非洲-西方二分法的宏大视角，没有更多地关注非洲和西方内部的复杂性。此外，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差异也可能导致不同的媒体叙述——这种差异并非不重要。这些局限希望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引发更深入的讨论。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9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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