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理论机制、典型模式与中国策略
摘 要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平台化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新产业、新效率、新平台，实体经济通过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新需求、新场景、新支撑，二者融合有利于增强创新发展动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全球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政府需要发挥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全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监管体系等。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据要素;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韩文龙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俞佳琦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同样指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也明确指出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国之本，数字经济是创新之泉、新鲜血脉，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的渗透、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平台的普及对实体经济起到了推动、提振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实体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而实体经济的存在能让数字经济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双方的优化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激发内在潜能，占领全球价值链高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理论机制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范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数字技术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平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典型的商业模式。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数字经济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主要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新型基础设施和软件服务，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新动能，催生了新产业；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隐含了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并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有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应用和创新。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双方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同时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和实现路径。
（一） 数字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新产业、新效率、新平台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影响着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新一代信息技术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一方面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传统产业进行数字技术与业务的整合，实现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工业化同样促进信息化，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有利于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由企业创新、平台生态创新、产业协同创新等构成的数字化创新引领生产方式发生了数字化转型，推动现代产业体系结构适应性变革。同时，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并且兼顾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其在效率和公平上并非完全相悖，对二元经济结构能起到优化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在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的同时兼顾实体经济发展的均衡性，驱动实体经济实现健康、优质的结构优化和升级。
1．数字产业化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涌现，如大数据、云计算、AR、VR 等，数据逐渐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部分特定行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与数字技术直接相关，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应着数字经济的“数字产业化”，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奠基石的作用，主要提供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首先，此类新型的产业形式和经济活动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使得实体经济的内容在原有的物质产品部门和部分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基础上得以增加，丰富了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内涵。其次，数字产业化发展加速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服务升级，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硬件和软件保障。例如，5G、光纤网络的布局和普及为信息通信提供了硬件支撑，结合软件服务保证了通信的即时性和稳定性，弱化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减少了运输损耗，避免了因硬件设施不到位而产生的各类成本。再次，根据梅特卡夫定律，当数字产业化不断发展时，得益于网络的强外部性、正反馈性，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各部门间的经济活动边界逐渐模糊，各类生产要素得以畅通流动，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实体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2．产业数字化
除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的四类，国家统计局还界定了第五类——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其内容对应着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于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大了产出比例，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体现。数字技术具有渗透性，在生产部门对于数字技术产品的应用和累积中逐渐发生，并通过对数字技术产品的替代和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参与价值创造，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同时，数字技术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管理技术互补，能够通过整合重构要素资源有效推动生产部门结构优化，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数字技术与生产部门的继承整合能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首先，各类数字技术产品在发展中遵循着“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等特定规律，在快速的更新迭代中长期保持价格下降的态势，同时由于其使用的便捷性、高效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数字技术产品对非数字技术产品不断发生替代。在传统制造业生产中，性能佳、效率高的机械车床被广泛使用，传统的人工打铁、手工钻床的应用范围迅速缩小，非数字技术产品被替代，各类制造业企业在实现产品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其次，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 （如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协同发展，“新技术”与“旧资源”不断融合，提高了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生产效率。其一，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的融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能够简化流程、强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基于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远程工作、居家办公等形式逐渐普及，劳动力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大大提高。此外，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应用形成了新的生产及分工协作模式，创造了新的岗位和就业模式，丰富了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改善了劳动力要素配置方式。其二，数字技术与金融部门的融合变革了传统金融模式，引导资金更加合理、高效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一方面，数字技术在金融部门的应用扩大了受众覆盖面，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情况，降低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数字产业与金融产业融合，使得社会储蓄能更高效地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其三，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了信息要素的生产效率。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融合发展拓宽了信息的获取渠道，使资源配置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信息实现了快速扩散。信息的快速扩散使得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得到了缓解，消费者能够参与决策，厂商能够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以降低搜寻成本，供需双方的匹配程度得到了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
3．数字平台化
平台模式作为数字经济中最具代表性、象征性的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势头迅猛。由于数字产品可以实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复制，拥有趋近于零的边际成本，通常具有非竞争性，并且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为数字平台的构建、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中国数字平台企业依托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成长速度和规模惊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并且通过推动产业融合和业态颠覆，日渐成为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动能成长的重要载体。新发展阶段下，逐渐壮大的平台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助力，是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引擎。
平台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借助信息流和数据流的时空跨越性，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得以连结，实体企业所采用的商品流通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同于线下交易的场所以及传统集装运输等配送方式，数字平台为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了进行线上交易的场所，通过现代物流和仓储系统实现了产品配送。一方面，商品流通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由分工带来的积极效应得以发挥，实体企业所生产产品的配送效率提升，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使商品的交易和流通可以跨越时空，减少物理空间带来的摩擦和阻力，促进实体产品配送交换网络多元化、复杂化，扩大商品流通范围。对于实体企业而言，数字平台一方面能够通过降低国际贸易的固定成本来丰富企业出口产品的种类，另一方面能够通过降低国际贸易的可变成本来提高企业出口的每一种产品的平均价值量，所以数字平台能够通过推动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降低、数量增加来促进国际贸易增长。并且，数字平台的普及增加了外贸企业的数量 （市场参与主体增加，竞争强度随之提高），激发了市场竞争和创新的活力。
另外，在数字平台不断兴起的背景下，劳动空间扩大，劳动实现网络化协作，就业新模式不断涌现，如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催生了众多就业岗位，同时，劳资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劳动关系不再是传统的雇佣关系，小生产者与平台的商业合作模式逐渐普及。劳资关系的改变、众包零工形式的出现，使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更高的工作灵活度，劳动力市场竞争强度提高。这一方面使实体企业获得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实体企业内部组织模式和架构产生了影响，要求实体企业不断优化创新。
（二） 实体经济为数字经济提供新需求、新场景、新支撑
实体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发展任务中的重中之重，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如今的中国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实体经济大国，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创造并积累了巨大的实体经济财富，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生产供给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能扩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应用场景和数据要素，提高数据的配置效率，增强产业数字化的协同效应。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后的制造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信息和数据要素，高度要求硬件和软件的适配性，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和配套软件服务的需求大、要求高，刺激数字产业化规模的扩大。同时，传统实体经济要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一方面需要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和更多元的产品；另一方面需要实现转型升级，企业在总体规划、战略制定、业务决策时需要将自身资源与新技术相结合，高效运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配套软件服务。
第二，实体经济包含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能够提供现实的、准确的、具体的数据资源，同时具有即时、海量等特点。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数据被采集、储存、加工、分析后，数据要素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数据资源背后的含义丰富且深刻、解读性强，往往包含了企业的经营模式、业务选择、营收状况等。借助数字平台的大规模扩散，数据要素能够实现价值释放，数字技术与企业业务的整合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要素的创新引擎作用。一方面，数据资源在传统产业部门的扩散有利于其学习借鉴转型升级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推动其自身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据要素使用效率、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新型产业部门分析自身业绩、优化发展模式，同时，实现转型升级的产业部门具有新业务模式、新组织架构下的新数据，能够不断推动数据资源更新，从而进一步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第三，实体经济凭借着深厚的工业技术基础，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坚实支撑，而只有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数字平台才能得到高效普及和应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亟待夯实。深入布局 5G 和光纤网络、减少工业互联网与现实的连接阻碍、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等，都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内容，这些只有在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另外，数字经济发展历程短暂，而实体经济发展历史久远，在治理经验和监管方式上，实体经济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样本和借鉴经验。
二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
典型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欧盟、德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巨大，发展迅猛，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逐年提升。因禀赋条件、产业结构、政策布局等差异，各国或地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模式有所不同。本文在对其典型模式的比较中可以探索出对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借鉴意义。
（一） 美国模式：高度关注新型数字技术研发和先进制造业水平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重要发源地，率先提出了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理念。2021 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15.3万亿美元，是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 2 倍之多。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过程中，美国始终高度重视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研发，致力于发展数字核心产业，提升数字软硬件设施水平。同时，美国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以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美国主要以数字核心产业的扩大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壮大，并以全球实体经济为支撑，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和高速发展的平台。
第一，美国重视前沿性、前瞻性基础理论研究，将科技创新立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在前沿性研究、关键数字技术突破等方面的研发投入巨大。《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2022年美国在微电子、人工智能、5G 技术等领域计划投资147亿美元。同时，美国重视战略合作，与英国、希腊、日本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关键科技领域的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对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高度重视。此外，发达的教育体系和追求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美国提供了人才基础，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使美国在全球关键技术研发领域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在数字核心产业发展过程中，美国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交互，更重要的是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为网络化、智能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布局规划上的“先手棋”。
第二，美国高度关注产业链的韧性和其在国际层面的竞争力。产业链的稳固和深化有利于丰富市场参与主体、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切入点。受各类事件的不确定性冲击，集成电路、半导体等数字经济关键领域成为产业链重塑的核心阵地。根据《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美国以巨额的研发投入重塑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产业链竞争力，并明确设立半导体领域相关基金，为半导体生产提供动力，积极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国产化以提升竞争力。
第三，美国强调发展先进制造业。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制造业回流计划，通过一系列政策、计划和税收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在传统产业转型方面，美国先后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 等，陆续建造多个制造技术创新中心，以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优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以新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优势为美国经济提供了经济引擎和不竭动力。2022年，美国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支出占全球的比重约为35%。同时，美国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探索，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数据挖掘、采集、分析，将工业物联网和AR平台整合到智能工厂中，开拓新的工作方式以加速数字化转型。
（二） 欧盟模式：注重数据安全保障和市场秩序公平
欧盟同样重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其目的主要是保障自身的独立性，如计划性地发展先进技术，注重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关键技术、半导体、原材料的依赖，但不论是在先进技术研发还是在传统产业转型方面，都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而在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方面，欧盟掌握着更多话语权。数据确权、数据流转和交易的安全性、基于数字化的治理方式，为欧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可靠环境和坚实基础。
第一，欧盟始终致力于从技术、市场和制度三个方面探索高质高效的数据要素价值释放路径，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提供了保障。为进一步明确数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完善数据要素的战略部署，欧盟公布了 《数据治理法案》和 《数据法案》（草案）。此外，欧盟为促进数据共享，积极推动数据的自由流动，并以数据空间为核心推进欧洲数据云计划，在各个领域打造数据空间，构建欧盟单一的数字市场，目标是在欧盟实现全覆盖。同时，欧盟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管控非常严格，这增加了数据空间的安全性和可信度。由此，单一的数据市场建设以及具备可信度的数据空间为数据要素市场中的各个主体提供了信任基础，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二，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注重平衡发展，重视市场秩序。欧盟通过出台法案、制定规则，最大程度上确保数字市场更加公平、开放。为加强对数字巨头的规制和监管，防止大型数字平台形成垄断，规范数字市场秩序，激发数字市场活力，减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的梗阻，欧盟于 2020 年出台了《数字市场法案》。
第三，欧盟强调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资源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技术创新的“清洁性”亟待更大程度上的应用和更深层次的实现，以推动实体企业将所用能源转向清洁能源，改变实体企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从而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付出了诸多努力。《欧委会 2020 年工作计划》 提出，欧盟自 2020 年起，5 年内的施政重点将围绕经济社会的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并采取各类措施在未来30年间减少碳排放。同时，在未来几年内，欧盟计划投资细胞和基因治疗、绿氢和活性材料等领域，并且将以绿色经济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为主导，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
（三） 德国模式：专注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高端制造
德国是欧盟的成员国，处于欧盟的统一数字化生态建设中，在数字治理规则方面具有欧盟成员国的特点。与美国和欧盟的发展模式不同，德国重视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广泛在工业生产中应用互联网技术，并持续迭代升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充分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0年德国的数字经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60%，其中产业数字化发展情况较好，占数字经济的比重达到91.3%，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历史上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了标杆作用，如今德国也在产业数字化发展方面发挥着典范作用。
第一，德国依托传统的制造业优势，专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的内容之一是产业数字化，德国工业4.0战略的一项重点内容就是工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德国国内经济社会现状要求产业变革；另一方面，国际环境风云变化，德国实施工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增长道路上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德国政府提出了多个计划来发展数字产业集群、挖掘数字化创新潜力，数字化转型在德国的发展战略中处于核心地位。依托传统的制造业优势，德国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制造业，通过设备和系统的不断升级，实现制造业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有利于德国发展高端制造。随着德国工业4.0战略的稳步推进，德国的创新体系、新型和尖端产业发展都位于世界前列，成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
第二，德国不断强化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支撑。德国从政策、资金和服务三个方面入手，为中小企业数字化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支持。2014年，德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动计划开始实施，其后几年不断完善，在各地开展建设中小企业数字化试点。《数字化战略2025》提出，德国中小企业数字化攻势的核心元素是“中小企业数字化投资项目”，该项目旨在扩充已有的中小企业扶持项目，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为应对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障碍，中小企业4.0能力中心在德国各地区修建完成，加强了中小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合作，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技术能力。德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减小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阻力，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入各个末梢，有效释放了经济潜力。
三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中国策略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经验为中国面对约束和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样本。美国、欧盟、德国的融合模式各有侧重，美国强调数字产业化，其所重视的前沿性、前瞻性基础理论研究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欧盟对数字治理环境给予了高度关注，数据安全的保障和市场秩序的公平为数据价值的释放、数据要素的流通提供了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德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过程能够作为全球的标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范围广，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渗透之深之广值得全球借鉴。
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数字经济都是全新的、亟待深入探索的领域。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数字技术储备不足，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缺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足；社会治理处于转型阶段，数字治理机制的滞后性、数字交易的异地性，数据要素市场标准化不足、产权不清等问题制约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治理环境亟待改善；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足，新型数字企业缺乏实操经验，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渗透的深度、广度都有待提高，二者的融合效应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对此，中国需要从现有的典型模式中寻求经验和借鉴样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存在特殊性。首先，中国市场需求体量巨大，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推手。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点是人口规模巨大，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的优势，如今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居于全球第二位。体量巨大意味着国内市场拥有庞大、多样化的用户群体，大量的需求一方面激励着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改进，另一方面蕴含着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实践场地，有效提升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效果。其次，中国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科学的谋篇布局能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奠定硬件基础。“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加速 5G、光纤、工业互联网等建设。依托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市场需求，中国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同时结合强有力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5G+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全面铺开，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效果日益显著。2020 年 3 月发布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提出，“鼓励各地结合优势产业，加强工业互联网在装备机械、汽车、能源、电子、冶金、石化、矿业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融合创新”，有效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保障作用。再次，中国政府持续完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加强各级部署，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实体经济是发展的着力点，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党中央在多个政策文件中指出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性。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致力于探索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路径，打造安全的数据交易环境，有效赋能实体经济，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上，为各行业、各部门提供指导。《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明确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一）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全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
数字产业化发展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基础。近年来，全球数字产业化发展势头迅猛，新一代数字技术如云计算、VR等不断涌现，但是中国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发展仍然处于滞后状态，数字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依然依赖于发达经济体，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如目前在工业领域存在“四基”短板、产业链上游原创理论匮乏等问题。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能够助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从而缓解一直以来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形成独立原创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保驾护航。
首先，要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智能制造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引导产业变革的核心技术，发展智能制造同时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之一。这要求中国加大重大基础研究的实施力度，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制造、集成电路等领域，在对标发达国家关键技术研发水平的同时致力于实现特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样本，形成重大原创成果。
其次，对于实体产业而言，要继续保持并优化改进“专精特新”深耕细作式经营模式，借助数字技术，关注前沿性、战略性理论和技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专业化程度，发挥自身优势，补齐产业链短板，并延伸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同时深化实体产业与数字产业的协同合作，基于实体产业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数字产业研发的新型数字技术，二者交互影响，加速数字技术产品的更新迭代，深化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
再次，政府需要有针对性、阶段性地加大教育投入、科研投入，探索优化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借鉴美国、德国的发展模式，使实体经济头部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形成合力，并完善合作衔接网络。
（二）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延伸数字化产业链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各国积极探索的产业转型方向。数字技术在业务中的集成整合能够提高资源和要素的使用效率、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数据要素的有效价值释放能够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数字平台的普及有助于产业间实现协同合作与创新。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方式之一。同时，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新产业得以孕育，数字化产业链得到延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同样会获得数字化转型的红利，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部分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堵点，有利于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
但是目前中国的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现实困境：一方面，大部分企业仍然存在认知障碍，除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外，更多的中小企业存在转型障碍，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目标、工作内容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担忧，企业创新性投资的回报率不足以激励企业参与到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另一方面，借助市场规模优势，不少“独角兽”企业涌现，但它们缺乏落地的能力，企业基础更多依赖于资本支撑，与实体经济的关联不紧密，不足以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榜样作用。此外，国际形势复杂，现阶段中国面临着“高端挤压”和“低端挤压”的挑战与制约，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垄断地位对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了巨大压力；同时，新兴经济体凭借低成本的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造成了双重压力。
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提高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加强数字技术和业务的集成整合，从而提高数字技术在企业运行中的使用效率。数字经济对全球而言都是全新的领域，新一代数字技术赋予了传统产业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政府应把握机遇，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加强引导和规划，通过提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集成整合程度，形成有利于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数字化生态，并通过完善的数字化配套设施推进先进数字技术拓展与应用。工业互联网虽然在目前依然难以被广泛应用，但其仍是关键路径，应在稳步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同时，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实现“数字中国”建设，从而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发展是根本任务，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政府需要提升企业创新性投资的回报率，减少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顾虑，推动企业充分发挥各类要素的融合协同作用，强化创新驱动能力，创造跨界融合的新产品、新业态，打破生产要素配置障碍，畅通要素流动，以创新引领发展，探索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之路。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然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之一，巨大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为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同时也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不竭动力。在政策实施落地的过程中，要重视市场的作用，智慧地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增强市场活力能够提高数字企业和实体企业的创新、竞争、发展动力，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市场发展能够驱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保障市场透明度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损失，减小融合进程中的阻力。
政府还需要关注产业数字化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大型企业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资源海量、生产规模大、技术储备多等诸多优势，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高效率、大规模的生产，并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进行有效的数据汇总分析，较快速度、较高水平地完成数字化转型。但中小企业因其本身具有的特性，流动性约束较大、生产规模较小，数字化转型程度不高和动力不足，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存在较多顾虑。因此，应重视大中小企业数字化产业生态的构建和完善，其中，头部数字平台和大型企业需要发挥引领作用，针对中小企业面临的约束和挑战展开系统准确的评估和判断，降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实现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合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 有效市场结合有为政府，完善新型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深度融合的基础要求。通过推动5G 网络建设、加快百兆宽带普及等发展，数据的传输速度得到了明显提高，网络连接通畅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硬件保障。同时，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科学性布局，都有待加速推进。现阶段，工业互联网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处于重要、关键的位置，同时也是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但是目前工业互联网的应用与现实连接存在一些困境。工业互联网成熟应用的场景较少，且相互隔离，标准化应用实现难度大，在离散型制造领域很难实现与消费互联网的融合，不利于实体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
在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布局、建设过程中，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的前提之一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深度结合、高效协同。各地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不能采用“大水漫灌”的手段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而应立足于本地区发展实际，研究并制定设施标准和考核规则，实现产业链、资金链和数据链的融合互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新型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的科学性。
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还应考虑到区域协调发展，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在城市群和都市圈，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待完善，数字网络布局亟须优化，全国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待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保驾护航作用尚未完全体现。同时，弥合区域差距要求加强欠发达地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宽带和5G网络的普及，提高光纤网络的覆盖率。根据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应在完善优化农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和电商协同发展，帮助农村居民更好融入数字化时代。加快“东数西算”建设进程，推动数据要素在城乡间、各区域间自由流动，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协同联动发展，实现数据联通，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下硬件基础。
针对目前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困境，政府需要从工业互联网的组建、实施、监管等方面制定系统完善的政策，推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引导中小企业积极加入工业互联网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数字化水平，注重消除工业互联网与现实生产体系的连接障碍，以广泛应用和容易复制为目标，构建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在企业之间实现畅通交流，加速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实施发展规划的同时也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工业互联网建设，防范因市场势力过大而产生风险，严格监督企业是否存在隐性同盟、操纵定价等不当行为，确保市场环境公平公正。
（四） 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构建匹配的数字监管体系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与之匹配的营商环境和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有利于拓宽企业转型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但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数字技术的虚拟性质会诱使实体企业对高回报率的金融资产展开过度追逐，在经济上表现出“脱实向虚”，有碍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完善监管体系、提高监管效能也是必要路径。数字平台以“通吃赢家”的地位破坏了市场秩序，对消费者、其他企业的权益造成了损害，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被破坏，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
优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环境，首先要突出政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引导作用，应重点关注实体企业的融资方向和各类支出，企业在产品研发、市场运营等多个方面的动向，合理引导企业通过将传统生产技术和资源与新的数字技术相融合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非投资于高回报的金融资产，由此引导实体企业回归实业。其次要实现在监管模式上的创新和突破，深化对头部平台企业垄断行为的认识，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监管保障。在数据监督和分析方面，新型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提高平台反垄断监管治理的准确性。如大数据能够规范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区块链技术能够创建企业数据汇总平台，实时监督各类产业的投资动向；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研判平台协议的合法性；新型数字技术能够综合实现平台垄断行为的监督治理，从而提升反垄断监管治理效率。再次要加强网络安全保障，规范跨境数据流动、跨境信息传递和数据交易。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中，要准确把握数据的使用范围，守住“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两条数据红线，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关于网络安全、数据确权、数据法治等问题，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则，以强化网络安全，让数据流动更好地促进技术进步，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安全的发展环境。
来源期刊《改革与战略》
首发时间：2024-01-02 10:01:45
转自：“CNKI学术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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