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财经问题研究与东财学报 ，作者财经问题研究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的逻辑与路径
摘 要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又需要实现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相互表征、相互反馈、相互转换，最终真正实现量质协同演化的高质量发展。从量质协同关系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本文发现：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均有效提升，但是量质协同的“正反馈机制”并未实现；在减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都面临下行压力，同时量质协同的“负反馈机制”逐渐显现；在转型发展阶段，面临经济转型与外生冲击的双重压力，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目标多元化难题，加剧经济发展量质转型难度。未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优化宏观政策，推动实现质量效益型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改善分配方式，提高消费需求质量；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高微观市场主体质量和竞争力；增强国家能力，并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
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量质协同演化;
作者简介
钞小静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灿
西北大学中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注意把握和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质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率，是发展的内涵价值；量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速度，是发展的外在表现，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凸显了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性，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面临的新变化，而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本文拟从量质统一视角阐释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理论逻辑，梳理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由此探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实现路径。
一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理论逻辑
如何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对于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探讨，经济发展（增长）学说史上都曾留下深刻的见解。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讨论也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实践的重要视角。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理论逻辑提供借鉴。
马克思较早地发展一整套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构建了社会再生产模型，提出了宏观经济平衡增长所需要的条件，构成了理解新时代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扩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生产场所的扩大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经济发展数量的扩张；所谓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生产要素数量和生产场所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生产规模的扩张，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对立统一关系，集中体现在相互表征、相互反馈以及相互转换三个维度。
（一）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相互表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已有研究从经济发展的理念革新、动能转变、结构优化、福利增进等多个维度对于“高质量发展”做出内涵界定并构建评价体系，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质量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以及评价体系构建不能过于“泛化”，并且不能忽视数量本身。面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新的发展环境和任务，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在提升经济质量的同时也要关注发展的数量问题。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并不是对立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表征、相互影响。推动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外在表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是量的合理增长的内在路径选择。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质量增加，其数量也会增加，同样，当经济发展数量的增速减缓时，也说明其经济发展质量的下滑，具有统计意义的相关性，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首先，经济发展数量的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外在表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为载体。高质量就是高附加值，意味着产品或服务的附加特性和质量更高，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创新价值和市场竞争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次，在相同的经济发展数量水平下，不同经济体消耗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以及形成的社会整体福利效用水平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最后，在政策实践层面，“合理”的经济数量发展的速度是“有效”的经济质量提升的重要评价方式。只有设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形成正确的宏观经济预期，地方政府才能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创新水平、改善民生等工作中，以提升长期的经济发展质量，而不是追求短期的经济发展数量。
（二）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相互反馈
从演化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一类复杂的非线性反馈系统，实现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在于形成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报酬递增机制。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夯实基础，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支撑，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量质协同演化。
质的有效提升为量的合理增长提供动力
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在于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在特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通过优化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来实现最大产出的能力，取决于技术水平、人才素质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地增长？从要素供给质量视角来看，由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减（不变）等性质，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渐走向收敛和稳态，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生的技术进步。当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效率因素内生化以后，生产函数可以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促进经济实现持续地发展。从资源配置效率视角来看，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部门和地区转向高生产率部门和地区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了经济整体产出可持续增加。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看，后发国家依赖资本和资源等要素扩张的发展模式具有局限性，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经济体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成功迈向发达国家行列。
2.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有效提升夯实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遵循“萨伊定律”，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不关注需求和消费的变化，因此也难以关注到经济发展数量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正反馈机制”。从反馈机制来看，经济产出数量的增加，带动了需求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对技术进步、效率增进形成“正反馈”。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规模，进一步取决于购买力，即生产数量，由此形成规模报酬递增的循环累积机制。卡尔多—凡登定律进一步提出了需求和产出增长对技术进步的长期驱动效应。该定律认为，产出取决于外部需求的增长，经济增长是由需求引发的，产出增长引起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不仅在于静态规模报酬递增，即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还在于动态规模报酬递增，即“干中学”效应和随着资本积累而嵌入的技术进步。
综上，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数量与质量的“正反馈机制”为“经济产出扩大→需求扩大、市场规模扩张→分工和专业化深化、干中学→生产率提升→经济产出扩大→......”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有效需求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经济增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韩国等二战后新兴经济体在经历过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些国家或地区在阶段性转换时供给因素并未发生大幅度变化，但是由于内部有效需求不足，没有形成有效的反馈机制，从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经济发展数量与质量的“正反馈机制”需要一定的实现条件，从经济产出转化到市场需求规模扩张，需要合理的分配机制以及大国市场整合作为支撑。一方面，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收入较低的群体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较高的群体反之，因此只有公平的国民经济产出的分配机制才能形成更加有效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市场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实现也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规模取决于大国经济的独特优势，地区产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受制于市场分割的制度性阻碍。
综上两个方面，从协同演化的视角来看，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不同经济变量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能够推动经济各要素相互适应和协调，进而实现更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三）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相互转换
依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发展是有阶段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资源条件、外在环境以及目标任务有所差异，因此经济主体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呈现出特定的发展特征，并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根据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的划分，在经济进入准备起飞和起飞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本投资拉动和工业化主导，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之后，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人民对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多样化的需求驱动经济结构转变。事实上，在发展战略选择上，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其主要任务是从贫困向富裕迈进，为实现快速增长而推行赶超发展战略，通过增加基本要素投入来推动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形成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一定程度的经济积累已经完成，经济禀赋和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因此经济发展战略将调整为更加注重质量并兼顾数量的发展，实现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增长转变。
从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看，从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发展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实现经济质升量增往往面临体制障碍和政策约束，存在“惊险的一跃”。这需要对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结构作出全方位调整，促进各项改革系统集成。如果不能协调好不同经济转型政策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则会面临转型失败、经济“失速”的风险。例如，日本等东亚新兴经济体在进行转型换挡过程中，未能正确协调好不同经济转型政策，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停滞期。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盲目推行“福利赶超”以及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经济转型政策，导致经济危机不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在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主体的行为博弈也发生了调整，相应要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做出调整，其关键在于要将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微观层面的激励相容相结合。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就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关系而言，为了保证经济发展路径的延续性，必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防止大起大落，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对市场主体形成有效的转型激励，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二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实践逻辑
从量质统一的视角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之间依然遵循着相互影响、相互反馈以及相互转换的内在逻辑。本文参考范欣和刘伟、任保平等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增长率，与 GDP 增长数据进行对比。从图1 可以看出，整体上，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变动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当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增速较快；而当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行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也出现下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演化路径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征和运行逻辑，具体可以划分为加速、减速、转型三个阶段。
（一）经济加速阶段：数量高速增长和质量稳步提升
1.经济发展数量的高速增长和质量的稳步提升
过去中国的增长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高耗能的资源以及大规模的投资等传统要素驱动。在劳动力层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和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在资源开发层面，长期以来工业化驱动的中国经济高增长造成了高能耗和高污染排放问题，根据 Our World in Data 数据库统计，我国碳排放总量从 1978 年约 15 亿吨上升到 2007 年约 70 亿吨，增加了接近 4 倍之多；在资本形成方面，1978—2007 年中国资本形成率上升到 42%左右，全国固定资本存量平均增速保持在 10%以上。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既饱含了“汗水”，也凝结了“灵感”，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质量）有较大幅度提升，主要因素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层面：在制度改革层面，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解放了各种要素资源，使它们不断从低生产率的生产部门向高生产率的生产部门转移，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并突出表现为效率增进。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在进行设备投资和使用新资本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干中学”和知识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
2.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正反馈机制”未能形成
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阶段，“赶超发展”战略驱动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让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有效提升，但是两者仍处于不协调状态，“正反馈机制”并没有得以形成。一方面，经济发展数量对质量形成“正反馈机制”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大国市场，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阶段都未实现。我国在加速发展阶段的赶超发展过程中经济数量快速增长是由“资本积累＋廉价劳动力”驱动，也形成了资本力量占据主导的分配方式，由此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滑，收入分配问题不断凸显；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导致地区间“同质化竞争”和市场分割的困境，庞大的数量扩张并未转化为市场优势，未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如要素投入。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测算发现，1979—2008 年 TFP 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9.7％，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70.4％。综上，由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未形成“正反馈机制”的增长路径，而是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减（不变）的路径，经济的减速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经济减速阶段：数量和质量下行
1.经济数量增速“换挡”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
受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行通道。除了受到外在冲击因素的影响，“人口红利”的消失、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资源环境的紧张也显示出之前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正在消解，经济发展阶段从经济加速向经济减速转变。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模式主要遵循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所以增速走向收敛是必然趋势。伴随着经济发展数量“换挡”，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也进一步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在内部资源配置方面，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鲍莫尔病”引致整体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在对外开放技术追赶过程中，随着技术水平与国际前沿趋近，“干中学”效应下降但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形成。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进一步加深了资源错配程度，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
2.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形成“负反馈机制”
在经济发展加速阶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并未形成有效的“正反馈机制”，而在减速阶段，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反而形成了“负反馈机制”，加剧了经济失速的风险。一方面，就数量对质量的反馈而言，过去我国经济发展采取了粗放式的数量赶超扩张策略，导致了经济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的不断积累。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仍然遗留诸多问题，政府对经济的纵向干预过度依然存在，而市场的横向竞争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导致了资源要素的错配，损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就质量到数量的反馈而言，经济数量高速增长背后的传统要素支撑作用不断减弱，而资源错配和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生产率下降，难以支撑经济数量的可持续增长，形成新旧动能转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高峰期近 30％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 17％的水平，进而导致经济数量增速进一步下滑。
（三）转型阶段：经济转型叠加外生冲击
经济下行一旦形成“负反馈”的减速路径，便会形成路径依赖，需要强有力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完成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近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结构转换，但是实际经济增速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经济发展同时面临着累积问题化解、新兴动能培育、经济转型阵痛“三期叠加”，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同时面对内部结构转型的“难题”和外部多重外生冲击，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目标多元化难题，加剧了经济发展量质转型的难度。
1.中国经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多重外生冲击
现阶段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发生，进入了“伴险增长”通道。目前，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主要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以及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在国际层面，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全球货币超发和债务高筑形成了低利率—高杠杆并存的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危机，全球经济复苏陷入疲软；大国博弈进入关键时期，中美经济科技脱钩风险加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性依然存在。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密集的多重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其强度和频度是前所未见的，这些冲击不但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也打击了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是造成“三重压力”的重要原因。
2.经济转型叠加外生冲击下，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目标多元化难题
在推动内部经济改革过程中如果叠加其他外生冲击，政府主体会同时推行经济转型政策和应对外生冲击的政策，两大政策组合可能会产生“合成谬误”，形成反预期效果。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为了应对《广场协议》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压力，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同时国内也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以提升金融市场活力和吸引外资。这两类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经济；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实体经济的复苏。当政策组合叠加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化自由化改革使得日本信贷扩张过于急速，导致流动性过剩和信用泛滥，最终引发了房市和股市的投机泡沫，后期经济泡沫破灭，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面对内部经济转型“难题”和外部冲击压力的政策实践中也面临相似问题。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丰富性、经济增速放缓导致风险暴露增多，以及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又带来了目标冲突、排序和权重设定复杂、目标虚化以及预期管理困难等挑战。
三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实现路径
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奋进在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优化宏观政策，推动实现质量效益型发展
现阶段我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单纯数量扩张没有出路，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只有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以质取胜、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才能支撑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但是在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在培育更多的新
增长点、推动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需要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基本要求，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在政策实施上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在政策效果评价上注重有效性、增强获得感，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无论是推动经济发展数量的可持续增长还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变革，都需要在供给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供给质量。目前，人民的消费能力和层次都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我国的供给质量并未有效跟进，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这既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阻塞了经济发展量质“正反馈机制”的实现。因此，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具体而言：一是发挥创新第一动力作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产出效率、经济效益，从而增进传统消费的供给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引领并拉动高水平的消费需求。三是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中国产品竞争新优势。既要大力发展优质制造，推动工业品质量迈向中高端，还要优化消费品供给品类，推动消费品质量从生产端符合型向消费端适配型转变，促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在深入推动数字技术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体系中，不断提高产品产业附加值。
（三）改善分配方式，提高消费需求的质量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既是推动短期经济发展复苏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内需不足问题更是长期经济发展数量规模优势未能有效反馈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堵点”。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制约在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失衡。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依然处于高位徘徊状态。因此，需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激发有效消费需求，一方面，要着力增加低收入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保障这部分群体拥有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税收调节机制，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加大转移支付。就关注的重点人群而言，进城农民工群体受到各种制度性因素制约，为经济发展作出较大贡献但是收入水平较低，未能形成有效消费潜力，应完善这一群体的就业保护，为其提供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企业是经济系统的细胞，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培育做强足够多的市场主体，保持市场活力。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转型困境，民营企业承担着引领消费增长、稳定对外贸易、稳定就业的重要任务，可以为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支撑。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还是国际新赛道的主要开拓者、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可以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作出突出贡献。因此，需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首先要提振民营企业的市场预期和信心。当前，民营企业产生的信心不足问题主要来自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转型过程中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频繁的外生冲击。要保持稳定的政策供给和执行力度，更好地发挥政策风向标的作用，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全力帮助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其次，要形成有利于民营企业长期平稳发展的制度和环境。“有恒产者有恒心”，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激发企业家精神开拓创新。最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要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互扶持、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国有企业要充分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帮助民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也要允许优秀民营企业参与部分国有垄断行业经营，分享发展红利。
（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增强国家能力
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实现机制在于：以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为主线的发展障碍破除与潜能释放和中国共产党在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引导下的执政作为，两者相辅相成。未来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大市场的创造和开发，形成大国市场优势。但是，目前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发展都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推动力，主动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有效控制外在冲击和经济转型带来的风险问题，在“稳中求进”中实现经济顺利改革和转型。区别于西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中国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因此，未来面对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政策体系的谋划设计，明确改革方向，凝聚改革力量，应对改革风险，破解改革难题。
来源期刊：《财经问题研究》
首发时间：2023-12-22 1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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