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学的含义
在介绍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状况之前，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学”这个词的含义作一番考察。根据曾枝盛教授的说法，梁赞诺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使用了“马克思学”这个词（应该是俄语）[1]。Marxologie这个法语词（它对应的英语词是Marxology）是由吕贝尔最先造出来的。Marxologie从构词法来看就是“Marx（马克思）+ologie（学）”，即研究马克思的学问，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鲁学”是研究鲁迅的学问一样。“马克思学”这个词广为人知应该归功于吕贝尔创办的学术刊物《马克思学研究》（1959年）。吕贝尔认为“马克思学”是对德国学术期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2]和MEGA奠基人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因此在《马克思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大多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为基础，特别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编辑与考证[3]。但吕贝尔并非只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注重在严谨考证基础上得出新结论。
从《马克思学研究》1959年创刊到1970年，应该说吕贝尔与苏联马克思学家相安无事，而且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吕贝尔与苏联学者还有直接的学术交流。苏联学者也接受“马克思学”的概念，如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1969年编写的《伟大的遗产》一书就多次使用了“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马克思学”等概念。[4]但后来发生了一个学术事件，导致苏联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1970年5月西德的乌培塔尔市组织召开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国际研讨会，吕贝尔应邀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关于“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论题的几点看法》[5]。当吕贝尔到达乌培塔尔后，会议组织者告诉他说，来自苏联和东德的与会学者在读了他的论文后觉得受到了冒犯，威胁说如果吕贝尔不撤回自己的论文他们就退出会议。后来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妥协，吕贝尔的论文不在讲台上宣读，而只供评论和讨论。这篇论文也没有被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集，于是吕贝尔就以《“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为题把它发表在《马克思学研究》第15辑（1972年）。
自这起事件之后，在苏联学术界就出现了对 “西方马克思学”的系统批判，并把“西方马克思学”进一步细分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和“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实际上，苏联学者这时所批判的“西方马克思学”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以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为特征的“马克思学”，而是涵盖了所有“居心叵测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按照这一标准，保尔·巴尔特早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试图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就应该被列入西方马克思学著作的行列；而美国的悉尼·胡克则以其《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1936年）和《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年）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表。
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学”的理解也逐渐宽泛起来。从1981年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辞典》对“马克思学”的定义“马克思学是对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和主张的系统研究”来看，西方学者也没有把“马克思学”局限在吕贝尔对“马克思学”的狭义规定上（即马克思学是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和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这样，马克思学研究就不仅仅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象，而是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末。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学”含义的界定与苏联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除了一点：西方学者是在中性上使用“马克思学”一词，而苏联学者则从贬义上界定“西方马克思学”的含义。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学者就把“马克思学”看作贬义词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学者并没有放弃在中性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学”，比如：80年代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仍然有《马克思学学术通报和文献》的出版物；博尔迪烈夫在发表于苏联《经济科学》杂志1982年第5期的文章中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出版说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6]；1986年韦利昌斯卡娅在“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对古希腊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一文中考察了M2GA2第4部分第1卷新收的恩格斯两本关于古代历史和文学的中学笔记，并指出“对马克思学者来说，首次用原文全文发表这些文献，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些文献包含了恩格斯世界观形成的初期阶段的材料。”[7]但苏联学者显然是在偏重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的意义上来使用“马克思学”一词的，这倒与吕贝尔倡导“马克思学”的初衷相吻合。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吕贝尔本来就把“马克思学”看作是对梁赞诺夫马克思研究传统的继承，只不过在吕贝尔看来，梁赞诺夫的“精神”（即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在苏联已经失传了；苏联学者当然否认这一点，并反过来批判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貌似客观，实则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偏见。尽管如此，双方对“马克思学”这个词本身的理解应该说是一致的。
因此，在苏联学者那里，“西方马克思学”是一个贬义词，而“马克思学”是中性词，两者是有明显区分的。把“西方马克思学”与“马克思学”划等号，并把“马克思学”看作是贬义词，实际上是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并以讹传讹，长期以来中国学者甚至到了对“马克思学”谈虎色变的程度。现在到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二、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没有明确把国外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是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叶卫平教授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做了四点区分[8]：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谓，而“西方马克思学”者一般不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潮，而“西方马克思学”既包括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学，也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列宁主义的内容，而马克思学是与列宁学有区别的。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属于社会政治思潮，它的主要注意力不在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而在于研究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学”则属于社会学术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与学说是它的唯一研究对象。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四条标准能否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区别开来。
首先，我们这里说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学”而非“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来自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引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就来自安德森。安德森把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因此他把诸如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等都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而强调布伦纳[9]、杰姆逊[10]等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11]如果按照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狭义用法，那么当然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则不受这个约束。问题是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没有局限于安德森的狭义用法，而是扩展到包括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德拉－沃尔佩、科莱蒂、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这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义用法，相当于我们现在常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12]。另一方面，正如第一部分已经阐述过的，“马克思学”不等于“西方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学”不但包括“西方马克思学”，还包括苏联和前东德的“马克思学”。因此，“国外马克思学”也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相应地，第一条标准并不能把“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真正区别开来。
第二条标准不能成立。不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或是西方马克思学，都有左派和右派之分，非要给它们贴上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标签，是没有意义的。第三条标准没有必要，因为它是非实质性的。第四条标准则比较切中要害，下面我们做些进一步的引申。
自马克思的理论学说19世纪末被国际工人运动接受为指导思想之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都存在着把马克思理论学说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于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就出现了“一源多流”[13]的新局面。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卢森堡等人试图把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结合起来，但伯恩斯坦最终滑向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把马克思理论学说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首次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创造性把马克思理论学说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大河的主流。今天，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和谐社会”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和方向。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有两个支流。一战之后，第二国际也恢复了活动（称伯尔尼国际），在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之后，1921年原第二国际的中派成立维也纳国际（称第二半国际），1923年伯尔尼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大多数社会党陷于瓦解而停止活动。1951年成立社会党国际，社会党国际自称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继承者。作为社会党国际理论旗帜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与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新的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其理论观点及政治主张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不同，但从它与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现实相结合（与时俱进）这一点而言，其精神实质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主张，而且已经从理论转化为实践。当然，就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毫无疑问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另一个支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从思想倾向上来看，二战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14]关系比较密切（1938年由托洛茨基派成立第四国际，它至今仍然存在）。如果说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主张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那么普遍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则是广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基本诉求。尽管其政治主张具有乌托邦色彩[15]，但从积极意义上说它实际上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良心”，并与作为西方社会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形成必要的张力。
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学说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源多流”都可划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其共同点是都不固守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而是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解决现实问题。具体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其解决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种种政治主张难免落入空想（甚至以标榜乌托邦而自喜），但其理论色彩却非常浓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时甚至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难以区分。但如果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的初衷来开，其与马克思学的区分应该说非常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强调对马克思理论学说的运用，其套路是挖掘马克思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分析和批判，因此它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必然是“六经注我”式的；而国外（西方）马克思学则主要面对马克思文本本身，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做的学术性研究，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是“我注六经”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区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与“学术”的分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常以思想家的形象出场，而国外马克思学家通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
三、国外马克思学的生命力
随着时代的变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大潮时起时落，但无论如何，国外马克思主义往日的辉煌却很难在21世纪再现。但不能以此来判定国外马克思学已经终结。如果我们全面把握了国外马克思学的含义，那么可以说国外马克思学不但不会走向终结，而且会日益显示出其生命力。
马克思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首先是因为马克思越来越被看作是大思想家。1982年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特雷尔·卡弗教授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一书的开头这样评论马克思的影响：“卡尔·马克思对我们学术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人文学科及自然科学中，马克思的著作影响到从美学到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学科，包括：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哲学的几乎所有分枝、政治科学以及心理学。物理学也未能免于马克思的影响：尽管马克思没有对物理学有实质性贡献，但他有关于科学在我们生活中作用的观点。在物理学家反思他们工作的社会意义时，马克思的观点就成为这些物理学家严肃争论的对象。” [16]只要承认马克思是大思想家，那么他理所当然会被东西方的学者就像对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大思想家一样被深入地研究，其思想宝库会被不断地整理发掘。尤其是在西方学术界，每个学科都非常重视对思想史和概念史的梳理，而马克思常常总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冷战结束之后，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相对缓和，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地位在西方世界越来越凸显，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问，以马克思为研究领域的专家也可以像研究黑格尔或尼采的专家一样成为大学教授。马克思学专家既没有受到歧视，也不会受到特别照顾。[17]
其次，马克思学研究并不仅限于哲学领域，还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国外（西方）马克思学者在诸如异化、剥削、正义、道德、意识形态、乌托邦、人性、人的需要、宗教、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唯物史观、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市民社会、共同体、人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价值向价格的）转形问题、全球化、现代性、女性问题、生态、辩证法、马克思-黑格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马克思的思想来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等问题上都有大量深入的研究，有真正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马克思学已经成为具有很长研究历史（至少一个世纪）、具有广泛研究领域和众多研究问题、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一门学科。
第三，马克思学研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在西方世界，马克思学研究应该说最先是从德国开始的，因为当时马克思的著作大多数首先在德国以德文发表。最初主流的德国学者对马克思的著作（包括《资本论》第1卷）采取沉默的态度。但马克思去世以后，随着欧洲（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马克思主义被普遍接受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德国学者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德国马克思学研究逐渐影响到其他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世界（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就不断有马克思学著作（包括译成英文的马克思学著作）出现。[18]二战以后，随着英语日益成为“世界语”，以英语出现的马克思学著作更是大量出现，许多德语和法语的经典马克思学著作被译成英语，有些母语非英语的学者甚至直接用英语写作[19]，从而形成了数量庞大的马克思学著作英语文本世界。80年代以后中国较早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评介的杜章智先生就主要是通过英语来进行的，而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三本专题性研究专著[20]也主要依据的是英语材料。英语文本尽管不能涵盖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全貌，但从中还是可以管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大致面貌。
就英国来说，1868年“五月风暴”之前并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舶来品。但英国有悠久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学者更注重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学术性研究。因此整个20世纪英国都不断有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出版。美国的马克思学研究也非常活跃，二战以前就出现了胡克这样的著名马克思学家。1984年尤班克斯编的《马克思恩格斯书目志》[21]就收入了马克思学英文著作997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英文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2058篇。[22]
西方世界有“西方马克思学”；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苏联及东德的马克思学。前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在MEGA2的编辑（尤其是其资料卷）中得到了最好体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而我们以往比较忽视的是日本马克思学研究。实际上，日本学术界一直有版本编辑、考证和研究的传统，有人甚至断言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平超过中国。具体到马克思学研究来说，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国家（1935年），而且迄今只有苏联和日本出版过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日本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文本的文献学研究水平也非常高，这从日本有一批学者参与MEGA2编辑工作（主要是MEGA2第2部分），以及广松涉（1974年）和涩谷正（1998年）所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可以看出。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再举大野节夫为例。
大野节夫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他在阿姆斯特丹留学时写过一篇论文，1983年1月6日至7日在奥地利林茨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工人运动史学家会议上，他将该文以“马克思对人类前史时期的三个阶段的把握”为题发表。大野节夫在该文中提出，马克思是由地壳历史来类推社会历史，从而引申出有关社会形态的范畴的。尽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使用了“社会形式”[24]这个词，但马克思是在1851年《雾月十八》中才第一次使用“社会形态”概念。而经过大野节夫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查阅马克思笔记，发现马克思在1851年夏即写《雾月十八》的前几个月摘录了英国农业化学家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讲义》（马克思24册《伦敦笔记》中的第ⅩⅢ册）。根据马克思摘录约翰斯顿的说法：“沉积岩的分类。地壳最下面的岩层是最古老的。关于相对应的年代，沉积岩划分为第一纪、第二纪录、第三纪录（这是最新的岩层，而且，它位于第一纪和第二纪之上）。岩层的这三个层系下面再划分为系；然后，系的下面再划分称为formation的小单位……。”这就是说，在地壳的历史中，岩层是用formation来相互区别的。大野节夫得出结论说：只要我们没有发现马克思从其他地方获得地质学知识，那么他的这个摘录就表明马克思是1851年夏从英国发达的地质学中获得对“formation”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可以认为马克思为了表述每一个地质层构成人类历史中相互区别的社会，为了表述一定的社会处于人类历史中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一个层（它明确区别于构成其他层的社会），才创造出“社会形态”这一范畴。[25]大野节夫还指出，他将formation 与地质学联系起来是受了井尻正二的启发[26]，这充分说明日本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是建立在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基础之上的。[27]
就在不久前，前东德马克思学家汉·雅克在《形态理论和历史》（1978年版）一书第一章“对社会形态过程的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畴体系的形成”中，明确否定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与历史地质学联系起来的做法：“有人曾想把现存状态与历史地质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地质学的形成（formation），看成‘社会形态’这一新范畴术语上的起源。然而，鉴于马克思在人类自身创造的历史世界中对以扬弃历史的‘基本的自然必然性’为顶点的自觉的人类活动所赋予的意义，可以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地质学上的形成概念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相似职能。” 雅克转而把马克思的术语“形态”（formation）追溯到黑格尔的“形成”（Formierung）概念，即人类的成形的（formierend）、定形的（gestaltgebend）活动。[28]但是，MEGA2第4部分第9卷（1991年）《伦敦笔记》的编辑则采信了大野节夫的考证结论：“约翰斯顿的《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收入了他有关农业化学的24个题目的演讲。……马克思也许从中获得了启发，几个月之后便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了。在摘录《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演讲》时，马克思特别注意农业化学的地质基础。他摘录的地质层的概念既作为地层的基本概念，也把它应用于说明各个社会形态的结构。显然，在地层的发展中和社会的发展中的相似情况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因为他在40年代就已经从文献中得知了它们的这种联系。”[29]这说明，大野节夫的考证水平堪与德国马克思学家相媲美。[30]
西方马克思学通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其影响局限在专业领域，不如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思想家具有广泛的社会、跨学科影响，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比较重视，引介比较多，而对国外马克思学的关注相对薄弱。迄今为止，大多数马克思学经典著作（甚至包括吕贝尔的著作）没有被翻译过来，这就影响到人们对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整体状况及走势的判断，甚至会做出西方马克思学已经终结的结论。但这种局面很快会有改观。由杨金海主编，鲁路、鲁克俭副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将系统地翻译国外马克思学、列宁学的经典著作，该“译丛”计划出20-30本，涵盖英美、德国、法国、（前）苏联东德的马克思学著作和论文集，第一辑四本将于2007年春面世。与该译丛相呼应的是，韩立新主编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暂定名）第一期4本也将于2007年下半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通过这些国外马克思学著作的翻译出版，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状况的把握会更为全面和客观。
四、国外马克思学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
2006年10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东教授的大部头专著《马克思学新奠基》出版；2007年1月12日，北京地区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举办首届“马克思学论坛”。这标志着新时期马克思学研究正式亮相中国学术舞台。在我看来，国外马克思学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有至少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第一，国外（主要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促使中国马克思学与其开展对话。西方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上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并有良性的学术积累和进步。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得出的一些新结论，是我们以往在马克思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如西尔伯纳尔、麦克莱伦、罗森等关于赫斯《论金钱的本质》与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关系的新看法[31]；胡克、吕贝尔、塔克等关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无产阶级形象不是来自到达巴黎后的经验观察，而是来自阅读施泰因《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新说法[32]；阿维内里、卡弗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著名的话[33]是否代表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景的严肃看法的争论[34]；广松涉关于恩格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第一提琴手”的观点[35]；布伦纳关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期信奉新斯密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而《大纲》[36]和《资本论》的成熟时期则相信财产关系决定历史发展的观点[37]等等，都是建立在深入的版本考证或思想考察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根本无法认同这些新奇的说法，但如果一口咬定这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完全在胡说八道，也难以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即使这些结论确实是错误的，片面的真理颗粒也总比陈词滥调的全面真理更有学术价值。总之，对这些问题，不是我们掉过头去对其置之不理或简单地加以批判就能解决的。中国学者必须做出自己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对话，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全面真理。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第二，国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对中国马克思学有启迪作用。西方马克思学著作大都遵循西方学术界的一般学术规范，一部著作通常有几十甚至上百种参考文献，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非常熟悉并对参考文献有明确注释。有的学者可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研究马克思也许只是他某一时期的兴趣，但如果他出版了马克思学著作，其学术质量绝对是有保证的。正是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促进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学研究有不断的学术积累和进步。西方马克思学家内部也经常会有激烈的争论，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常常令我们望尘莫及。比如，西方学者不但最先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而且西方学者后来又率先对这种“对立论”进行了深入批驳，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不但如此，西方学者又开启新的研究领域，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38]
再比如，帕斯卡尔、米克[39]等人研究指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斯密）就已经有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有直接影响。换句话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四阶段理论”被看作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直接思想来源。里格比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书中赞同米克的说法，并指出任何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都不能无视米克的研究成果。但是，诺曼·莱文（1987年）却对米克的结论提出质疑。他在“德国法的历史学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一文中通过细致的版本考证，提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历史上三种所有制形式的论述）来源不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而是德国法的历史学派的胡果、萨维尼，以及历史学家蒲菲斯特、尼布尔等人。[40]莱文的考证具有文献学上的依据，因为从MEGA2第四部分新发表的材料来看，马克思确实是读了蒲菲斯特、尼布尔等人的著作。问题是“历史上三种所有制形式”的提出并不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标志性的理论突破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确立。这就要进一步联系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确立（通过斯密和李斯特）以及“交往形式”（及其与生产力关系）思想的形成（通过赫斯）。从米克到莱文，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吗？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也围绕这个问题发生过[41]，但研究的深度特别是版本考证工夫明显薄弱，而且讨论也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共鸣，最后就没了下文。从米克到莱文，分别都提出了片面的真理，但这却是我们通向科学认识的必要环节。从米克到莱文，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是很有启迪意义吗？
第三，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有借鉴意义。西方马克思学的许多研究进路和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一些西方学者反弹琵琶，通过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整理和挖掘来重新解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42]，通过对斯密早期思想的整理和挖掘来重新解读斯密与马克思的关系，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理论、异化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等进行系统重建[43]，就可以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一些西方学者围绕生产力“首要性命题”和“发展命题”所展开的讨论[44]，更会使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学者有遇到知音的感叹。总之，对于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不去主动了解和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就难免做低水平的重复性劳动。
前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文献学方面，已经体现在MEGA2各部分的资料卷中，对我们更是一笔极大的财富。了解和吸取这些研究成果，将使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一开始就处于很高的平台之上。以扎实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正是中国马克思学有别于并有可能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重要方面。比如，巴加图利亚以及陶伯特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这部经典著作的解读方式、研究结论乃至话语方式。
谈到国外马克思学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借鉴意义，我认为更应该借鉴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吕贝尔已经被我们脸谱化、妖魔化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吕贝尔的著作。与其他西方马克思学家相比，吕贝尔的许多观点与我们有更多的交集。比如，吕贝尔关于贯穿马克思一生的逻辑线索是“伦理学与科学的统一”的观点[45]；吕贝尔关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经济学“六册计划”的观点[46]，都是中国学者以前不赞同但现在已成为主流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方法”更值得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借鉴。
如果比较一下东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特点，那么大致可以说西方马克思学者思想比较活跃，善于提出新问题，做出新结论；而前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学家则以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见长，但由于受僵化教科书体系的束缚，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却难免成为对教科书已有“定论”进行辩护和论证的工具。西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思想”，而东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材料”。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但大多数马克思学家没有做到这一点。吕贝尔则是一个例外。实际上，吕贝尔造“马克思学”这个新词的目的，就是倡导把“文献学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马克思研究新理念。吕贝尔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吕贝尔的马克思学研究既有堪与苏联马克思学家相媲美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工夫，又有西方马克思学家所具有的“思想性”。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应是中国马克思学者最该向吕贝尔学习的地方，尽管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非易事。
注释：
[1]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卷第329页。
[2] 其出版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卡尔·格律恩贝尔格教授（他还是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上发表过格律恩贝尔格论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的文章，恩斯特·科佐贝尔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文章，梁赞诺夫纪念《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章，霍克海默同曼海姆的论战（围绕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以及其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反思。参见鲁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的编辑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3期）。
[3] 此外还发表对马克思文本进行解读研究以及历史方面的论文。
[4] 参见王东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5] 国内通常把这篇论文的题目译为《反恩格斯宣言》。
[6] 参见沈渊译：博尔迪烈夫“马克思学的新成就”，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
[7] 参见李锁贵译、明尹校：韦利昌斯卡娅“恩格斯在中学时代对古希腊历史和文学的研究”，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第1期。
[8] 参见叶卫平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9] 即布伦纳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参见鲁克俭、郑吉伟“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10] 即杰姆逊的文化理论。
[11] 这是安德森2006年9月在中央编译局做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变、新成果及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明确提出的。
[12] 在下文中，为了行文的发表，我们不加区别地使用 “广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13] 我的这一提法受到了段忠桥教授的启发。
[14] 我们党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以前完全否定到现在正面评价。如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卷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O），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消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消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逐出苏联。一九四O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参见马长虹“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15] 如形形色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
[16] Terrell Carver, Marx’s Soci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1.
[17] 就我在英国做访问研究期间所留意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所谓的“阴谋”理论，即认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或基金的特别资助，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18] 如Edward Aveling, TheSstudents’ Marx: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Karl Marx’ Capital. Glasgow : Socialist Labour Press, 1891; Eugen von Boe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S.l.] : [s.n.], 1898; E. C. Harvey, Socialism and Positive Science. Darwin-Spencer-Marx . Lond. : I.L.P., 1905; L. C. Fry, Catechism of Karl Marx’s “Capital”. St. Louis, Mo.: Economic Publishing Co., 1905; Louis B. Boud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Karl Marx in the Llight of Recent Criticism. Chicago : Charles H. Kerr, 1907; Ernest Untermann, Marxian Economics.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7; Daniel De Leon, Marx on Mallock, New York: New York Labor News Co., 1908; John Spargo, The Marx He Knew.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9; John Spargo,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B. W. Huebsch,1910等。
[19] 如著名马克思学家兹维·罗森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Zvi Rosen，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 the influence of Bruno Bauer on Marx’s thought. The Hague : Nijhoff, 1977.）就是用英文出版的。
[20] 余文烈著《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叶卫平著《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鲁克俭著《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21] Ceil L. Eubank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 New York: Garland, 1984.
[22]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哲学系讲师安德鲁·奇蒂博士（他目前还是英国“马克思与哲学学会”的组织者之一）新做了一个马克思书目志，放在他的个人网页（http://www.sussex.ac.uk/Users/sefd0/bib/marx.htm）上并不断更新内容。
[23] 参见王东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第415-416页。
[24] 在英语里“形式”即form。
[25] 参见李成鼎摘译：“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概念”，载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编《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5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6] 井尻正二的论文“马克思使用formation这一术语的意义”发表在日本《经济》杂志1976年3月号上。
[27] 大野节夫还有其他有深度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成果，如1984年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的现代意义》中就收入了他和佐武弘章合写的“马克思《引文笔记》的理论性质”一文，对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分册第3章时所写的《引文笔记》（1859年2月至1861年7月）做了深入研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1年第6期。
[28] 参见裘挹红译、马彬校：汉斯·彼得·雅克“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形态。世界史过程和社会形态各时代”，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9期。
[29] 参见佐海娴译张钟朴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9卷前言”，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4年第18期。
[30] 雅克的考证并非没有意义。雅克考证出了重要的一点：舒耳茨在《生产的运动》中指出，“统计学”即“对社会状态的现状进一步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地质学”相比，后者“通过对地壳的现状的进一步考察……提供了许多关于地球早期的自然史的提示和启发”。舒耳茨写道：“经过多次的，持续不断的分级后，就可以看到低级的和高级的社会构成（Gestaltung）了。”马克思在40年代（《巴黎笔记》时期）读了舒耳茨的这部著作。由此可见，MEGA2/Ⅳ/9的编辑也吸收了雅克的考证成果。
[31] 参见侯才著《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章第二节。
[32] 参见鲁克俭“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33] 即“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产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34] 参见鲁克俭“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新观点”，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
[35] 参见鲁克俭“国外学者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8期。
[36] 即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37] 参见鲁克俭、郑吉伟“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38] 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三章。
[39] 帕斯卡尔和米克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提出了这一观点。
[40] 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一章第二节。
[41] 参见徐殿久“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吗？”，载《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王锐生、段忠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同徐殿久同志商榷”，载《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4期。
[42] 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二章，特别是第三节。
[43] 科亨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基本上是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精致化。关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建，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六章。
[44] “首要性命题”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命题”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西方学者的讨论可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七章。
[45] 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第四章第三节。
[46] 参见Maximilien Rubel, Rubel on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第三和第四章。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新大众哲学公众号
（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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