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2期P127—P128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原题《作为方法的乡土——以费孝通著述为中心》，摘自《社会学研究》2023年4期，刘翔英摘
在20 世纪中国教育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中，“乡土”是一个无法绕开却又聚讼纷纭的概念。由于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费孝通著述中的“乡土”长期被印象式地解读为农村。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一“共识”逐渐遭到质疑，“乡土中国是否等同于传统中国”的争论因之衍生。考诸上述分歧，研究者无不将乡土视为费孝通的研究对象，进而在本体论层面加以解读。这种解读模式也意味着费孝通著述的时代价值将随着作为对象的乡土的变迁而不断弱化甚至消失。然而，我们在对费孝通的问题意识、学术旨趣和思想演进予以知识社会学考察后发现：乡土不仅是作为对象的显性存在，亦是作为方法的隐性存在。本文将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和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开展这一语境，把“作为方法的乡土”带回费孝通研究的视野，以期为重新认识中国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取径乡土：费孝通的方法选择
一般而言，一个学者的思想品格受到时代精神、区域社会、家学渊源、学术训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果说父亲的地方志偏好、小学的乡土志课程和姐姐的乡土建设实践培植了费孝通的乡土情感，那么吴文藻、马林诺夫斯基、雷德斐尔德等学者的影响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费孝通将浓厚的乡土情感转化为理性的学术自觉。马林诺夫斯基的历史观和文化论为费孝通试图从中国本土的内在逻辑出发探寻异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权威支持。烙有吴文藻、马林诺夫斯基印记的《江村经济》不仅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最早尝试之一，而且是费孝通以乡村社区为窗口认识中国的真正起点。
然而，对于认识中国而言，以《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在方法论上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弥合局部与整体之间的逻辑断裂，二是如何填补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逻辑鸿沟。1943 年的美国之行则引发费孝通进一步思考“如何填补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逻辑鸿沟”。受雷德斐尔德影响，费孝通愈加深刻地意识到理论预设和理论建构之于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开始努力超越具体的社区观察，从横向的人际结合原则和纵向的立体关系结构两个维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进行提炼和概括。
1947 年前后，“乡土”一词开始频繁出现于费孝通的著述中。以“乡土”为中心，“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乡土社会”“乡土社区”“乡土工业”“乡土结构”“乡土团体”“乡土关系”“乡土性”等一系列概念纷纷出笼。或许担心读者因“乡土”缺乏界定而引起误解，费孝通特别指出：“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社会的素描，而是一个“理想类型”。“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我们在对费孝通著述进行系统阅读和探幽析微后发现：乡土既是一种客观实在，亦是一种主观建构。作为一种客观实在，乡土是指由村落、街集和乡镇所构成的自成一体、相对封闭的基层社会；作为一种主观建构，乡土是指充满情感色彩和想象成分的精神家园或文明载体。前者是自下而上地观察和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经验基地，后者则是由内而外地想象和擘画世界理想图景的价值基准。这一价值基准亦可换言为费孝通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和理解。自下而上的事实判断和由内而外的价值判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作为方法的乡土的双重维度和理解中国的内在视野。
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方法的乡土是费孝通对天下主义思维图式的创造性转换。为抵御以西方为方法所隐含的风险，费孝通创造性地将乡土转化为认识中国的方法，主张从中国民众的主体立场和中国文明的内在视野去寻求中国现代性的内生动力、实践逻辑和理想图景。
（二）乡土：费孝通的方法展开
以认识中国为职志的费孝通主张一切社会知识来源于生活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不能脱离具体的经验基础，固有的中国传统知识和外来的西方现代知识不仅无法对西方冲击下的中国作出有效的解释，而且会误导中国的发展方向。在他看来，认识中国必须抛开书本，“从实求知”。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训练告诉费孝通，具有明确地理边界且自成系统的乡村社区是“从实求知”的理想入口。乡村社区研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展开。静态的乡村社区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理想类型意义上对中国乡村社区进行分析，以《乡土中国》为代表；一种是对现实存在的具体乡村社区进行民族志书写，以《江村经济》为代表。
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江村经济》，皆非仅基于文献、文本和文字，而是从行走之中所观察到的社会生活来反思中国文化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处境。对于遭遇西方冲击而被迫转型的中国而言，两种不同的文明逻辑在同一空间中持续接触、交锋、汇合所形成的社会实践无法用任何现成的理论加以解释。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费孝通一生行行重行行，持续跟踪乡村社区的动态变化，在不断重返与回溯中检验、反思、调整或修正既有的认识。开弦弓村是费孝通不断重返的乡村社区，尤其是1980 年以后，费孝通几乎每年回访一次。在一定意义上，他近70 年间的26 次行访所留下的文字谱写出了一部具有“时间连续性”的乡土变迁史。
基于对中国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费孝通以乡村社区为起点，不断扩展调查的范围。沿着“时间连续性”和“空间连续性”两个维度，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于乡土之上。“时间连续性”呈现中国农民从“留土留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离乡”的历史图景及其生态秩序和心态秩序的裂变过程；乡土的“空间连续性”则呈现传统与现代两种力量在不同空间中的耦合状态及其结构性差异。在不断行走的过程中，费孝通先后提出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礼治秩序、双轨政治、乡土工业、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一系列植根乡土的理论概念，亦提出发展小城镇、支持乡镇企业、边区开发、长江三角洲开发、黄河三角洲开发等一系列植根乡土的政策建言。目睹“离土离乡”所引发的乡土伦理式微和工具理性膨胀，费孝通回到乡土所孕育的儒家文明，开始以“天人合一论”为核心线索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全面反思，对现代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批判。
在行走乡土的间隙，海外行走亦构成费孝通思想的经验之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费孝通始终从中国文明的内在视野来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
可见，在以乡土为方法的路径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费孝通沿着“农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和“汉族社区构成的核心圈—少数民族聚居的中间圈—中国之外的海外圈”两个“空间同心圆”，努力触摸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脉动，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逻辑，自觉擘画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在此过程中，费孝通赓续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精神和天下主义的思维图式，不断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
从发生学来看，乡土成为方法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冲击之后的一种思想反应。在晚清以来的“救亡与启蒙”“革命与改良”“自由与富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等多重变奏中，反传统一直属于时代强音。置身于这一语境，费孝通以乡土为方法，力图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弥补国家中心主义的缺憾。
在认识论上，作为方法的乡土不同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传统。作为方法的乡土假定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一种富有情感色彩和道德义务的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伦理取向和文化心态。经世致用是作为方法的乡土的伦理之维，而基于主体意识的文化自觉则是担纲这一伦理的内在要求。可以说，经世致用和文化自觉是作为方法乡土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经世致用的责任伦理将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与普通民众的共同福祉融为一体，而“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则将中国民众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和生命意义不断融入知识分子所参与的多元文明对话和世界理想图景擘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方法的乡土既是对西方社会科学二分思维的超越，亦是中国传统士人伦理和天下主义的现代延伸。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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