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城市治理
导言
城市地区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政府试图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最近三位荷兰学者Gijs Custers，Marjolijn Das and Godfried Engbersen合作，探讨了这一新的现象。本研究探讨荷兰政策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政策之一，该政策旨在提高荷兰一个最贫困地区的贫困儿童的受教育水平。研究者们调查了在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基于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子女教育成就的不平等有多大变化。并进一步研究学校的特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成就，以及这些影响与政策干预的目标贫困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该计划启动以来，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中学成绩的影响一直很稳定，这表明尽管有了该计划，不平等并没有减少。此外，一些学校的特点，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和保留率，也是解释教育成就差异的相关因素。论文发表在城市管理类顶级期刊Urban Studies上面。
（文献来源：Custers, G., Das, M., & Engbersen, G. (2023). Change or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Educational mobility and school effects in the context of a major urban policy. Urban Studies,
60(14), 2852-2873. DOI: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231162774）.
导言
城市地区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政府试图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在教育成就上的不平等是持续存在的，并且经常与邻里和学校环境有关（Nieuwenhuis和Hooimeijer，2016）。为了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已经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政策。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调查了在荷兰最贫困地区之一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城市政策背景下，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否已经减少。这项政策被称为“鹿特丹南部国家计划”（Nationaal Programma Rotterdam Zuid: NPRZ），其目标是在2011年至2031年之间提高鹿特丹南部的社会经济水平（鹿特丹市政府，2011）。大量的公共资源被分配到七个所谓的“重点”社区。该计划背后的想法是，在鹿特丹南部长大对弱势儿童构成了社会流动的障碍，需要结构性和创新性的政策来打破贫困的循环。因此，重点社区的所有小学都有一个延长的学校周，预计这将导致弱势儿童获得更好的教育成果。
教育政策背后的主要假设是，居住在重点社区对教育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教育成就的不平等应该在学校层面得到解决。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学校层面的社会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居住在较大贫困区域的假定负面效应（Brattbakk, 2014）。这个问题与越来越多的文献相契合，这些文献研究了学校和邻里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背景是否在解释教育成果方面起到了作用（例如，Ainsworth, 2002; Garner和Raudenbush, 1991; Kauppinen, 2008; Kuyvenhoven和Boterman, 2021; Owens, 2010; Sykes和Musterd, 2011）。通过研究NPRZ学校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居住在贫困区域（即重点社区）与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从而关注学校社会经济地位（SES）的作用，为这一文献做出了贡献。
荷兰的教育制度
简要解释荷兰的教育制度有助于展示城市背景下的教育流动性。学生在四岁时进入小学。八年后，大约在12岁时，他们转入中学，中学有四个可选的教育轨道。因此，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分轨（Van de Werfhorst和Mijs，2010）。学生在小学的最后一年会得到一个初步的轨道推荐，随后会参加一个包括数学和语言练习的标准化测试。基于测试成绩，老师可以调整他们的推荐到一个较低或较高的轨道。最终的老师推荐决定了学生将在中学的哪个轨道开始学习，尽管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比推荐的轨道低的轨道（但不能选择更高的轨道）。中学提供以下四个轨道：
• 实用教育（PRO），
• 职前教育（VMBO），包括从基础到理论定向的四个不同级别，
• 高级普通中等教育（HAVO），
• 大学预科教育（VWO）。
鹿特丹南部国家计划与教育流动性
鹿特丹南部（约20万居民）是位于新梅斯河以南的城市部分，历史上一直是一个贫困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种贫困集中可以归因于为20世纪的港口工人建造的廉价住房供应，以及自1960年代以来几个移民群体的移入（参见Custers, 2021）。2011年，一个政府委员会得出结论，鹿特丹南部的劣势水平达到了“非荷兰式”的比例，需要一个长期计划来结构性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鹿特丹市政府，2011）。NPRZ是独特的，因为国家资金直接流向一个特定的城市区域。该计划的持续时间（20年）、资金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范围与荷兰的任何其他城市政策都无法相提并论。NPRZ包括三个“支柱”：工作、住房和教育。其基本原则是，利益相关者（例如市政府、住房公司、雇主、学校、地方议会）在这三个领域内共同执行不同的子计划。
邻里和学校效应
关于NPRZ的一个主要讨论点是如何分配政策干预的财务资源（Dol等人，2019）。重点社区（约80,000居民）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被NPRZ视为城市中最不利的地方，但鹿特丹的地理分布显示，南部、北部和东部的其他社区也有大量的弱势居民（Custers和Engbersen，2022）。尽管这七个重点社区确实可以被归类为不利地区，但它们并不一定是鹿特丹南部最不利的社区（详见补充材料）。计划内部还讨论了是否应该在社区层面实施干预，例如通过福利组织，或者在学校层面（Kruiter等人，2020）。因此，NPRZ首先选择了重点社区，然后在学校层面实施了干预。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使用来自社会统计数据集系统（SSD）的个人注册数据来研究随时间推移父母教育的效果以及地区和学校背景的影响。SSD将荷兰的不同行政来源的数据进行了组合，例如人口登记册、教育机构和税务局。经过化名处理的数据由荷兰统计局提供给科学研究，受到法律和伦理限制。我们的数据涵盖了2008-2020年的时期，因为2008年是学校登记册数据首次可用的年份。选择了九个学生队列（2008/2009-2016/2017），他们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并且居住并在鹿特丹上学。那些居住在鹿特丹以外但在那里上学的孩子，或者反之，则从数据集中排除。孩子们根据唯一标识符与他们的父母、家庭、学校和地区相连接。最终的数据集包括了49,987名学生，他们分布在209所学校和1727个学校-队列组合中。
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了重点社区与鹿特丹南部的非重点社区（NPRZ其他）和鹿特丹的其他地区（鹿特丹其他）之间的人口差异。重点社区与鹿特丹其他地区之间的ISLED分数差异相当大（43.5 vs 49.3）。此外，重点社区中的79%的父母要么是低教育水平（46%）要么是中等教育水平（33%），而在NPRZ其他地区这一比例为73%（35%和39%），在鹿特丹其他地区为58%（30%和28%）。
多层次分析的第一部分研究了居住在重点社区的假定负面效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学校特征中介（假设2）。模型0指示了模型中每个层次可以归因于因变量的方差有多少。方差的最大部分在个体（76%）和小学层面（23%）。学校层面的方差表明小学在随后的中学成就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这种变化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个体属性的差异（模型1），因为包括个体层面变量后，学校层面的方差减少了68%（（59.89-18.91）/59.89）。基于模型2，进一步观察到，与居住在鹿特丹其他地区相比，居住在重点社区的效果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居住在重点社区与教育成就之间没有负面关系，净化了个体特征和学校之间的变化。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在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重大城市政策背景下，教育流动性是如何发展的。根据该计划的政策选择，还研究了居住在“重点社区”是否对教育成就造成了额外的劣势，以及学校在这方面的相关性有多大。使用了个人、学校和地区层面的注册数据来实证地研究这些问题。
主要发现是，自NPRZ开始以来，鹿特丹南部父母的教育对中学学业成就的影响并没有减少。对于这一结果，可以提供三种解释。首先，延长的学校时间可能并没有为儿童区的孩子带来更好的教育成果。学校在如何使用这些额外时间上几乎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这导致了活动中存在相当大的变化。因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计划，其中实施的干预措施与更好的教育成果有明确的理论联系，并得到了之前的研究支持。其次，国家的“教师危机”可能阻止了学校吸引高质量的教师（参见2019年的教育监察报告），而研究表明，拥有这样的教师是改善弱势儿童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Dobbie和Fryer，2011）。像重点社区这样的学校，其社会经济地位低且非本地人口高，已经倾向于吸引那些经验较少、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师（Steele等人，2015）。缺乏高质量的教师可能对课堂教学的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是导致更好的教育成果的一个重要机制（Thrupp等人，2002）。第三，只调查了四个参与NPRZ的队列。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无法检测到任何减少教育成就不平等的效果，因为有效地实施这样一个大型计划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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