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巴蜀学人的文字学研究
——以汉、唐宋、明代巴蜀学人为例
李文泽
摘要：巴蜀学人的文字学研究，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肇始于西汉时代的司马相如、扬雄，著述内容摹仿秦代的《苍颉》而成文。此后历代绵延不绝，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唐五代两宋时较有成就，在石经文字、《说文》六书、隶体文字诸方面都有涉及；而在元明时代却处于相对低落状态，仅杨慎一人对《说文》、金石古文、经籍文献文字进行较广泛的探究，其成果值得称道，其余学者则无甚建树。
关键词：历代；巴蜀学者；文字学；研究
作者简介：李文泽，男，广东客家人，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
出处：《湘湖论坛》2013年第4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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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为小编手动录入，诸位在引用时请以原刊文字为准！
巴蜀地域的文字学研究，追溯其历史应有两千余年之久，肇始于西汉时代，在后来的各个朝代绵延不断，成为传统巴蜀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巴蜀文字学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更深刻地探讨巴蜀学术的内涵及其演变历史。笔者即从这一思路出发，对历代巴蜀学人的文字学进行一些粗略的梳理研究。
一、两汉时代的文字学
巴蜀地域的文字学起源于汉代，而其源流却应追溯至秦代，在撰著内容上也是模仿秦代之著。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由李斯主持进行过一次文字革新，即“书同文”的改革运动，对纷繁混乱的六国文字作了改造统一。先秦時代的文字学著作，除了周代所撰的《史籀篇》以外，當数李斯、趙高、胡毋敬的著述为最早。《汉书》卷30《艺文志》载：“《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爱歷》六章者，车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篆体頗异，所謂秦篆者也。”李斯等人所撰写的著作乃是使用秦時的小篆写成，用于学生诵读。后來有人将这三篇著作的文字合并为一，以60字断为一章，共計55章，也取名为《苍颉篇》，新編成的《苍颉篇》，其总字数为3300。
巴蜀学人的文字学著作，以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所撰写的《凡将篇》为最早。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年），字长卿，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汉武帝时为郎，是汉代著名文学家，以辞赋著称于时。
《汉书》卷30《艺文志》又记载：“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無複字”。这是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相如《凡將篇》在宋代以前即已佚亡，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15称：“《凡将》今不可见矣，《艺文类聚》载《凡将》一语”，“率皆立语总事，以便小学，即《急救》也者，正规模《凡将》”。
我们可以从清人辑佚书中寻找到一些残篇零句，如马国翰《玉涵山房辑佚书》尝辑出《凡将篇》残句：
黄润纤美宜制禅。（《文选》卷4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
淮南宋蔡歌舞嗙喻也。（许慎《说文解字》二上口部“嗙”字引）
钟磬竽笙筑坎侯。（《艺文类聚》卷44“箜篌”引）
乌喙桔梗芫华，款东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歛白芷菖蒲，芒硝莞椒茱萸。（唐陆羽《茶经》卷下引）
从马氏所辑录的零句来判断，《凡将篇》应是模仿《苍颉篇》句式而编成的六字或七字韵语，串释一些相关联的事物名称，便于记诵，用以训练童蒙诵读。至于马国翰所辑录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对字形的辨析、字义的训释，类似于《尔雅》、《说文》一类的文字词义专书：
芎：司马相如说“营”或从弓。臣锴曰：司马相如续李斯《苍颉篇》作《凡将》一篇，解说文字，许慎所采，故云司马相如说。（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二“草部”）【注释：按此条又见《说文解字》卷一下“草”部，无“徐锴曰”以下文字。】
：司马相如说“蔆”从遴。锴按：《汉书》司马相如续《苍颉篇》，作《凡将》一篇，亦解说文字，许慎采其異者著于此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二“草部”）
豦：……司马相如说“豦，封豕之属”，一曰虎两足举。（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十八“豕部”）
徐锴按语认为《说文解字》中所引用的“司相如说”是摘自《凡将篇》的文字，为许慎采集于书中，这一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我们分析其中的条目可以发现，有的是分析文字字形，有的则是诠释文字意义。
汉代蜀人接续而成的文字学著作是扬雄撰著的《训纂篇》。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出生于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是西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多识古文奇字，撰有《方言》一书，为我国传统方言学著作的开山之著，扬雄又撰有《训纂篇》，讲求文字学。《汉書·艺文志》记载：
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
东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序》亦云：
孝平时，徵（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两则文献的记载大略相同，都说扬雄采集当时学者的论说，汇集前代文字学书所载，而撰成了《训纂篇》，共89章，5340字。是书久已佚，其散佚程度较之司马相如《凡将篇》更盛，清人马国翰辑有佚文14条：
户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训纂》
人面頫。（《说文解字》卷九上页部“頫”字引）
膴，无骨腊也。扬雄说鸟腊也。（《说文解字》卷四下肉部“膴”字引）
曡，扬雄说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三日大盛，改为三田。（《说文解字》卷七上晶部“叠”字引）
上述例句所引基本上是属于分析文字、解释字义的内容，而没有完整的句子保留下来，从而无法判断它的完整句式，不过《汉书·艺文志》称其“顺续《苍颉》”，由此可以猜测其行文句式也应是模仿《苍颉篇》一类的六七字韵语。
总体而言，两汉时代的文字学著作都是教育童蒙的内容，其学术路径基本沿袭了秦代李斯以来《三苍》的传统。
二、唐五代两宋元时代的文字学
自唐五代以降至宋代，近六百余年的时间，巴蜀地域的学术发展都较为顺畅，学者们接受中原学术影响，表现出与中原学术相衔接，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与那一时期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学术氛围密切相关。由于五代时蜀地较为安定，战争波及甚少，使学术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加上前、后蜀的统治者又较为重视文化事业，曾经组织学者从事儒学经籍的刊刻，五代时期巴蜀的学术发展明显好于中原。两宋时代，朝廷积极推行文治政策，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蜀学”在北宋时蓬勃兴起，都给巴蜀学术带来了极好的发展契机。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巴蜀学术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字学也随之而成就较著。
唐、五代时期巴蜀的学者，主要精力在刊刻石经碑文、考订《说文》等方面用功，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唐代颜元孙编著有《干禄字书》，这是一种辨别正体、俗体、通行文字的专门著述，曾于大历九年（774）由颜真卿书丹并勒石，刊行于湖州。同时又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由杨汉公摹刻于蜀中，【注释：杨汉公，字用乂，弘农人，进士及第，历仕湖、亳、苏州，为桂管观察使，召为户部郎中、工部尚书。善书法，称于世。】石刻至清代尚存。【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1《干禄字书》提要。】
五代时有前蜀僧人贯休编著的《重集许氏说文》，后蜀林罕编著的《说文字源偏旁小说》两种著述。
释贯休（832—912年），俗姓姜氏，本为婺州兰溪人，自幼长于歌诗，出家为僧，入蜀，前蜀主王建深器之，封为禅月大师，守西川僧箓大师。永平二年（912）卒，年八十一，葬于成都北门外。贯休工篆隶文字，撰有《重集许氏说文》《宝月集》等。【注释：见《唐才子传》卷 8，《十国春秋》卷 47《贯休传》。】唐人李阳冰曾于大历年间整理刊定《说文解字》，对许慎的著作进行了首次整理。贯休此著应当是继阳冰之后对《说文》的第二次整理，其功绩应与南唐“二徐”相当，只可惜其书不传，未能探究其详细内容。
林罕撰有《字源偏旁小说》。《十国春秋》卷43本传称，林罕字仲缄，西江人，博通经史，初为温江主簿，稍迁太子洗马，擅长文字之学，著有《字源偏旁小说》。《宋史》卷441《句中正传》云，林罕“善文字之学，尝著说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说》，刻石蜀中”。
林罕自撰序文称：
罕今所篆者，则取李阳冰重定《说文》，所隶者则取《开元文字》。虽知鲁钝，未识源流，所贵讲说，皆有依凭，点画且无差误。……罕以隶书解于篆字之下，故效之亦曰“集解”。今以《说文》浩大，备载详言，卷轴烦多，卒难寻究，翻致懵乱，莫知指归，是以截浮辞，撮其机要，于偏旁五百四十一字，各随字训释。或有字关造字省而难辨者，须见篆方晓隶者，虽在注中，亦先篆后隶，各随所部，载而明之。其余形声易会不关造字者，则略而不论，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隶字为音，稍难者则纽以四声，四声不足乃加切韵，使学者简而易从，涣然冰释，于《说文》中已十得八九矣，名之曰《林氏字源偏旁小说》。【注释：朱长文：《墨池编》卷 1；陈思：《书苑菁华》卷 16；倪涛：《六艺之一录》卷 268。】
林罕撰著《字源偏旁小说》是在后蜀明德二年至四年，即935—937年，其书分偏旁（部首）为541部，字形先篆后隶，分析字形，诠释意义，并加注音。是书与《说文》相较增加了偏旁一部，对字义的解释也不全同于《说文》。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中称其书“狭于徐（锴）、郭（忠恕）”，赵希弁亦云“其说与许慎不同，而互有得失”，晁公武更谓其解字有“殊可骇笑者”。《字源偏旁小说》曾刻石于成都，南宋初时晁公武尚及见之。【注释：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 1。】
宋人著述中常见征引林罕《小说》者，【注释：郭忠恕《汗简》在字形下标注云“林罕集字”，夏竦《古文四声韵》在字形下标注“林罕集”，元戴侗《六书故》多处引林罕释文条目。】蔡卞《毛诗名物解》卷1“月”字下引林罕云“象其未有蟾桂之状也”；卷7“乌”字下亦云“林罕以谓全象鸟形，但不注其目睛。万类目睛皆黑，乌体全黑，远而不分别其睛也”。【注释：陆佃《埤雅》卷 20“月”字条、卷 6“乌”字条有相同的解释。】
后蜀主孟昶曾敕令史馆编纂《书林韵会》100卷上进，【注释：明曹学佺: 《蜀中广记》卷 94。】杨慎《丹铅总录》称孟昶作《书林韵会》，后来元儒黄公绍作《韵会举要》，“实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按，杨慎所言乃为误记，元代黄公绍所著称《古今韵会》，后来熊忠仿照黄公绍所著凡例举其要，方称为《韵会举要》。《古今韵会》乃是据宋代韵书《礼部韵略》体例而编成的一部韵书，而后蜀孟昶敕令编撰的《书林韵会》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著作，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后来清四库全书馆臣已对之有所辨驳。【注释：参考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2《古今韵会举要》提要。】
两宋时代，巴蜀学人对文字学的研究有所转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学术导向。北宋初年，一批蜀中学者精通篆籀文字，名显于当时，有著述传于世：
勾中正，字坦然，华阳（今属成都市）人。后蜀时为官，进士及第。仕宋，宋太宗诏令其与徐铉同编定《说文解字》。太宗曾询问中正文字中有声无字者数几何，中正退朝，编列为一卷上之，太宗增补21字，谓可补入其中。又尝奉诏同编纂《广韵》。勾中正能辨识古文字，乾州进献出土古铜鼎，镌刻有古文二十一字，众人皆不识，诏中正识读之，皆援据精确。【注释：元脱脱等：《宋史》卷 441《勾中正传》。】勾中正工于篆隶文字，曾以大篆、小篆、八分三体书写《孝经》，刻于石，用时凡十五年。其自序称：“旁求遗逸，稍析沦胥，乃得旧传古文《孝经》，以诸家所传古文，比类会同，依开元刘子玄、司马贞考详今文十八章，小有异同，亦以不取，约秦许斯蔡篆文及汉魏刻石隶字，相配而成。” 【注释：宋朱长文：《墨池编》卷 1；倪涛：《六艺之一录》卷 268。】
李建中，字得中，原籍京兆（今陕西境）人，五代前蜀时其祖李稠迁居蜀成都。建中于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仕于朝，判太府寺。史书称其“善书札，行笔尤工，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尝用科斗文字书写郭忠恕《汗简》以献，得诏嘉奖。【注释：元脱脱等：《宋史》卷 441《李建中传》】
也有学人搜集古石经残字刻于石碑，供时人观摩研习。胡宗愈，字完夫，胡宿从子，常州晋陵（今常州市）人。以荫补官，元祐时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尝知成都府。在蜀中时，宗愈以汉石经虽已无完碑，但是其残石文字遗留民间尚多，学者欲学而不易得，于是“旁搜博访，合诸家所得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书释之；又得古文篆隶三体石经遗字八百一十九，并镵诸石”。【注释：宋宇文绍奕：《石经跋》；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91。】石碑被安置于成都城之锦官西楼。【注释：清顾蔼吉：《隶辨》卷 7。】胡宗愈所摹刻的是东汉末年蔡邕所书石经及后来的“熹平”三体石经，其用意虽在规范儒学经籍的文字，但同时也是篆隶文字的珍贵实物。
北宋神宗以来，新学学派以其政治影响力，在当时的诸多学派中占据首位，王安石领导撰写的《新经义》盛行于时，王安石亲自撰写的《字说》一书乃成为学者必读的教材，庠序教育及科举考试都以其为准的，而仿效、诠释之著层出不穷，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2载录，这类著作有近十种之多。其中唐耜撰有《唐氏字说解》120卷，【注释：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94 著录为 100 卷，卷次略有不同，大概曹氏是举其成数而言。】是其知邛州（今邛崃市）时所进。晁公武称“绍圣以来用《字说》程试诸生，解者甚众。耜集成此书，颇注其用事所出书，一时称之”。【注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 4。】唐耜所撰《字说解》应是趋于学术时尚的一种著述，其长处应当是为《字说》诠注用事出处，功用与类书相仿。是书今已不存。
南宋人李焘撰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12卷。李焘字仁甫，眉州丹稜（今四川丹棱县）人，是蜀中著名学者、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是他为检索《说文解字》而作。其初稿与终定稿编截然有异：最初李焘在湖南武陵为官时撰写成初稿，采录《说文》所收字，按《类篇》部首笔画编次，后来又听从虞仲房的建议，摒弃初稿编次，改为按《集韵》韵目次序编排，撰成终定稿。
今本《五音韵谱》仿照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的体例，完全脱开《说文》部首体系，按韵目编排，起于东韵“东”字，终于狎韵“甲”字，于每字下全录《说文》说解，别无新意，其说解又时有错误，故在文字学上价值不高。四库馆臣批评它“颠倒错乱，全乖其本义本音，尤为疏舛，顾其书易于省览，故流俗盛行”。近代文字学家胡朴安也称“《五音韵谱》一书，在文字学上殊无价值，在文字学史上则颇有关系也”，【注释：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第二编《文字学前期时代·唐宋元明》，P146。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年重印本。】即指该书对后世影响甚大，然其学术价值甚小。明代杨慎所撰著的若干讨论文字的著述，就都按106韵编排，即是受其影响之例。
南宋时代，蜀中学人宇文绍奕撰有《原隶》，李从周撰有《字通》，二书均为讨论隶体文字的著述。
宇文绍奕，字卷臣，或作袞臣，成都双流（今属成都市）人。双流宇文氏为当地名族，其最著名者为宇文虚中，是宇文绍奕从祖。宇文绍奕尝官剑州通判，历知资州、临邛、广汉等州，与陆游交好，后卒于家。绍奕撰有《原隶》，见于陆游跋语的记载。【注释：陆游：《渭南文集》卷 28。】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8载《博雅堂记》云：“宇文绍奕为资守，风清事简……尝见前汉文字之奥、篆隶之工，镂金石而传后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沦于草泽，后生不可复见。吾家故所贮，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传之是邦，以与学士夫共之？于是摹刻汉石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厦，名其堂曰博雅堂。”曹氏所载“汉石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者，应即《原隶》之著。
南宋人林光朝有《资中行奉寄临邛守宇文郎中》诗纪其事，诗曰：
欲将奇字问何人，所守一家如小篆。是中变幻随形模，钟镈鼎鬲匜盘盂。如何西京到魏晋，搜尽苍崖惟此书。即今《原隶》见颠末，仍于画上分锱铢。燕然有年固可纪，气势岂得先黄初？……幸哉一见俱抵掌，翩翩如反古石渠。且说金陵佛室何年灯，晋分隋张犹青荧。忽听荒鸡还自起，资中之刻不徒尔。【注释：林光朝：《艾轩集》卷 1。】
据上述诗文所言，《原隶》曾刻石于资州，遗憾的是石刻现在已经佚亡不存了。
李从周字肩吾，彭山（今四川彭山）人，与魏了翁为学友，其生平事迹记载不详。精通隶书文字，撰有《字通》2卷，从周撰自序称：“字而有隶，盖已降矣。每降而辄下，不可不推之本也。此编以世俗笔势质以《说文解字》，作楷隶者于此而推之，思过半矣。”魏了翁亦云，此书“大较取俗之所易谕而不察者，以点画偏旁粹类为目，而质以古文，名曰《字通》。”【注释：分别见李从周《字通序》，《字通》卷首；魏了翁《彭山李从周字通序》，《鹤山先生大全集》卷 53。】
《字通》一书是辨析隶体文字的著述，按隶书笔画多少分部编排，分89部，凡收601字。每字以篆文标目，其下以小字夹注署楷书文字形体，标注音切，训释字义，按“六书”分析字形，并讨论由此而衍生的文字。举例以说明之：
，古文上，时掌切，“辛、旁、示、帝”等字从此。（卷上·上一点类）
，來，落埃切，周所受瑞麦来牟，象芒刺之形，“麥、嗇”等字从此。（卷下·夾字类）
其书卷末还附录了82字，辨正俗书借用之误，所谓“衣裳”当作“衣常”，“芝草”当作“之草”，“负荷”当作“负何”，四库馆臣批评其“于古虽有据，而今断断不能施行”。【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1《字通》提要。】
元代陈瑛撰有《篆书》。陈瑛字伯英，青神（今四川青神）人，尝官广德路教授。吴澄《篆书序》称：“宋人能篆书者颇多于唐，蜀文靖公（按，魏了翁）至今为人所称。陈伯英，魏公乡人也，游艺之暇及此，所书《千文》，字体整洁，其可晞文靖者夫！”【注释：吴澄：《吴文正集》卷 21；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94。】据序文所述，这是一本以篆字书写《千字文》的著述。
三、明代的巴蜀文字学
明代巴蜀的传统学术成就颇逊于其他地域，蜀中学者于小学不甚留意，除了杨慎一枝独秀以外，在文字学方面无甚建树，研究者寥寥无几，著述更是屈指可数，成为巴蜀小学发展史的低落时期。
姜玉洁著有《正字训蒙》。姜玉洁剑州（今广元、剑阁一带）人，其生平事迹不详。【注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 3；清乾隆《四川通志》卷 10。】是书今已佚，从其书名来看，应该是教育童蒙识字的课本。
李阳春撰有《难字智灯》。【注释：《澹生堂书目》卷 2。】李阳春为渠县（今四川渠县）人，弘治中进士，任行人，出使时拒收外藩馈赠。后官至太常少卿致仕，居乡恂恂如书生。【注释：清乾隆《四川通志》卷 8。】此书久已佚亡，据其书名来猜测，应当是讨论古书疑难文字的著述。
有明一代，蜀中学人唯有杨慎著述最多，成就最大。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少师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4）因疏谏纳桂萼、张璁获罪，遭廷仗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辗转于云南、四川之间多年，颠沛流离而卒。明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称，杨慎有著作多达140种，其内容遍及经、史、子、集，号称明代著书第一人。
杨慎所撰有关文字学的著述，按其内容有诸种：
论《说文解字》及“六书”：《六书练证》5卷、《六书索隐》5卷、《转注古音略》5卷（以上《明史》卷96《艺文志》），《说文先训》阙卷（《千顷堂书目》卷3）
论金石古文字：《金石古文》14卷（《千顷堂书目》卷31、《四库全书总目》卷192），《石鼓文音释》3卷、《附录》1卷（《千顷堂书目》卷3、《四库全书总目》卷43）
论经籍文献文字：《古音复字》5卷、《杂字韵宝》7卷（以上《千顷堂书目》卷3），《古音骈字》5卷（《千顷堂书目》卷3、《四库全书总目》卷41），《奇字韵》5卷（《明史》卷96《艺文志》），《经子难字》2卷（《千顷堂书目》卷3、《四库全书总目》卷43）【注释：现存杨慎著述大多收入清李调元所刊《函海》本，计有《古音骈字》、《古音复字》、《转注古音略》、《奇字韵》、《石鼓文音释》、《金石古文》7 种。另外《四库存目丛书》还收有《六书索隐》、《经子难字》2 种。】
我们于后文分别讨论：
《六书索隐》是杨慎在贬谪滇中时所撰，其自序称“谪居多暇，乃取《说文》所遗、诸家所长、师友所闻，心思所得，汇梓成编。以古文籀为主，若小篆则旧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复而不删者，必有刊补也。书成，名之曰《六书索隐》。以韵收者，俾易繙耳”。【杨慎：《六书索隐序》，《升庵全集》卷 2。】此书为辨析古文字形体的著述，按106韵编排，专收《说文》所未收之古字，字形分析以古文、籀文形体为主，而不以小篆形体为据，并标注音切，训释意义。举一例以明之：
，古红切〇一在上犹天也，一在下犹地也，
在中犹人。工字从一从一从，
犹人戴天履地，参三才而代天工也。〇《礼记解》云，……郑氏《六书证篇》曰，……〇以上于工字义有相发而旁及诸字，不欲分之书其全文。后多此例。( 卷一“东韵”）
《转注古音略》也是杨慎贬谪滇中时所著，顾应祥撰《转注古音略序》云：“升庵子谪居于滇，慨古学之旨弗明，而六书之义日晦，于是乎有《古音略》之作焉。凡五卷，上自经史，下及诸子百家之书，靡不究极，而所取以为证据者，五经之外，惟汉以前文字则录，晋以下则略焉，盖本于复古而不欲以后世之音杂之也。”【注释：顾应祥：《转注古音略序》，《转注古音略》卷首，函海本。】杨慎认为“叶音”实乃“六书”中之“转注”一类，因而此书讨论古文“叶音”，却使用了“转注”之名。全书按106韵编排，以平上去入四声分卷，卷中正文收字以正音为准，小注署其“叶音”用法，并征引文献用例为证。四库馆臣批评其对“叶音”的认识，称其所论虽多昧于古音，然“以其引证颇博，亦有足供考证者，故顾炎武作《唐韵正》犹有取焉”，对其毁誉参半。【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2《转注古音略》提要。】
“六书”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南宋时代，郑樵《通志·六书略》为其开山之著，在后来元明时代形成了文字学研究的一大支派，他们借助于《说文解字》中的“六书”概念，并加入新的内涵，用以对文字形体结构进行新的诠释。继郑樵之后，宋元明学者如王柏、戴侗、周伯琦、赵㧑谦等都有所论述，创见颇多，而杨慎在“六书”学研究方面也具有独到的创见。
关于“六书”的归类。南宋郑樵把传统“六书”分为三类，在《六书略·六书序》中说：“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注释：郑樵：《通志》卷 31《六书略》。】郑樵所分包括了“文、字、文字俱”三类，而将“会意、谐声、转注”划为一类，“假借”另为一类。这是文字学史上首次对传统“六书”进行划分归类，尽管所分标准及所分类别未必准确。
元代周伯琦也在《说文字原序》中将“六书”划分为三类，云“象形、指事者，文也；会意、谐声者，字也；转注、假借者，文字之变也”。【注释：元周伯琦：《说文字原序》，《说文字原》卷首。】其所分也包括了“文、字、文字之变”三类，但是把转注、假借单独划归为一类，称作“文字之变”，承认转注、假借与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杨慎将“六书”区分出“经”与“纬”两类：“六书，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转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注释：杨慎：《古音后语》，《转注古音略》后附。】
杨慎的“六书”经、纬说，是对郑、周之说的更新拓展，从《说文》“六书”的造字功能上加以区分。这一分类即后来盛行的“四体二用”说的滥觞，对后世学者有所启迪。清人万光泰在《转注序言》指出“六书四为体，二为用，体不可离乎用，用不可离乎体。昔之论转注者，俱欲于事、形、声、意外别立一体，故其说多谬”。
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亦云“（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字之体止此也，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后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说文释例》都采用了这一说法。
杨慎还专门讨论到“六书”中转注、假借的问题，杨慎曰:
原转注之义，最为难明。《周礼》注云“一字数义，展转注释而后可通，后人不得其说，遂以反此作彼为转注。”【注释：按: 这段文字非《周礼》注原文，而实为宋《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 3“考”字下毛晃之语，杨慎记作郑玄注文，当误。】许慎云，“转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从匕，音化; ‘考’字下从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为‘老’也”。王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训为非。萧楚谓“一字转其声而读，是为转注”。程端礼谓“假借借声，转注转声”。皆合《周礼》注展转注释之说，可正“考”“老”之谬妄矣。……或问: “假借、转注将无同乎?”曰: 假借借义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为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为天干之乙，义虽借而音不变，故曰假借。转注转音而注义，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转音顿，而为《尔雅》敦丘之敦，又转音为对，《周礼》玉敦之敦。所谓一字数音也。假借如假物于邻，或宋或吴，各从主人; 转注如注水行地，为浦为溆，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注释：杨慎：《古音后语》，《转注古音略》卷末附。】
关于“六书”之转注，历代的文字学家对此解说纷纭，莫衷一是，较具影响者有声转说、形变说、词义引申说、互训说诸种。【注释：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六《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P10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其中的声转说，早在南宋时代张有的《复古编》中即发其端，张有谓“转注者，展转其声注释他字之用也”，“假借者，因其声借其义；转注者，转其声注其义”。这一说的核心是将文字的转注与字音联结起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义转而音转、音转而义转，而假借与其不同处则在于音转而义不转。杨慎对“六书”中转注、假借的看法应是张有“声转说”的继承发展，即“转注转音而注义”，“假借借义不借音”。
明人赵㧑谦在《六书本义纲领·转注论》中将“转注”划分为五类，即：因义转注、无义转注、因转而转、假借而转注、方音叶音。从现代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赵氏的因义转注、因转而转是指词义引申而导致声音发生变化，无义转注、假借而转是指本无其字的假借并且产生了音变。同时，赵氏又认为“双音并义不为转注”，“方音叶音不在转注之例”。
杨慎赞同赵㧑谦的转注分类，却不认可赵氏“双音并义不为转注”“方音叶音不在转注之例”的说法，将此两类也归属于转注的变例，云：“然其云双音并义不为转注者，又云方音叶音不在转注例者，又非也。双音并义、方音叶音皆转注之极也。极则穷，穷则变，变则通。盖转注为六书之变，而双音、方音叶音又转注之变也。”杨慎是把“六书”转注的范畴更为扩大了，然而这一说法却未必得到学者的首肯。
杨慎讨论金石文字的著述有：《石鼓文音释》3卷，用以解释周代石鼓文字，是书卷1记录石鼓原文，卷2为今文，卷3为音释。杨慎于书序记其撰著缘由，称尝学于李东阳（文正先生），李东阳告知其藏有宋苏轼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较之宋人潘（迪）、薛（尚功）、郑（樵）诸家更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杨慎因其旧本录而藏之。【注释：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石鼓文音释》卷首，函海本。】全书共收录石鼓文字700余，除了有今文对释，还对文中出现的部分生僻字、通假字作了音释，于释读周代石鼓文字颇有裨益。然而四库馆臣考察，谓现存石鼓文字剥蚀泐落甚多，而慎所称苏轼、李东阳之全本亦系伪托，其中有较多文字（包括古文原字）为杨慎所附益，实不足为据。【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3《石鼓文音释》提要。】
《金石古文》14卷，亦为诠释两周至两汉时代钟鼎铭器、碑刻石阙文字的著述。全书不录原文，仅载今文，亦无音释，间有按语考证史实、器物存佚状况等。其搜集实物数量较多，然遗漏亦不少，释文甚至有任意增益之文，故四库馆臣称其“真伪错杂，殊多疏漏”。【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書总目》卷 192《金石古文》提要。】
杨慎讨论经籍中文字的著述有《古音骈字》5卷、【注释：按，《古音骈字》有不同版本，函海本为 5 卷，四库全书本作 2 卷，然仅分卷有異，而文字无别。】《古音复字》5卷、《奇字韵》5卷。此三种著作都是讨论经籍中词语用字的问题：“骈字”指经籍中的骈语，即现代所称为连绵词语者，如“凯风、风，端蒙、旃蒙，郁隆、封隆”，“反则、匍匐、扶服”之类。“复字”指经籍中的叠音词语，如“湛湛、童童、戎戎、容容’，“甲甲、㛍㛍、霎霎”之类。“奇字”本指汉代文字“六体”之一，【注释：《汉书》卷 30《艺文志》载“六体”，曰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颜师古注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是书所收为经籍中出现的笔划有异于通行文字的形体，多为古体字、异体字、通假字之类，如《易》“丰其屋”，《说文》引作“其屋”；“芎藭”，《说文》引作“营藭’；“懼”，《说文》引作“愳”；“岸”，《文选》注引古体作“矸”等。
此三种书均按106韵编排，以平上去入四声分卷，收罗各类经籍中使用的不同文字形体，标注其音切，辨析字形，诠释字义，除了具有标记古音的功能以外，还记录了某一文字的不同字形，可以解决识读文献时认字的难题，其功用类似于现代的连绵字典、异体字字典。《四库全书总目》评介《古音骈字》云：“是书取古字通用者以韵分之，各注引用书名于其下。由字体之通，求字音之通。于秦汉以前古音颇有考证，但遗阙过多，牵合亦复时有”，“大势征引赅洽，足资考证，古字之见于载籍者，十已得其四五，亦可云小学之善本矣”。【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1《古音骈字》提要。】这一评语同样也适用于另两种著述，书中虽不无疏误漏略，然而其价值却自有在。
杨慎还撰有《经子难字》2卷，也是讨论经籍中用字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评介此书云：“上卷乃读诸经义疏所记，凡《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十书；下卷乃读《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法言》《中说》《管子》《十洲记》《战国策》《太玄经》《逸周书》《楚词》《文选》十三书。或摘其字音，或摘其文句，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注释：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43《经子难字》提要。】该书应当是钞录经、子典籍中的一些疑难字词而成，而非专门著述。举两例以说明其内容：
桎梏，音质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尔雅》曰: 扭谓之桎，械谓之梏。( 卷上《易经》)
学鸠，崔譔曰: 学音滑。滑鸠一名滑雕。司马彪曰: 本又作鸴，音仝。陆玑曰: 班鸠也。( 卷下《庄子·逍遥游》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归纳明代文字学的概况：杨慎极为重视文字学研究，不仅著述众多，着眼点广泛，既有对古文字、古音韵理论的探索，也有对经籍文献用字的讨论，在明代巴蜀学者中确属少见，其研实也具有值得称道的成就。而与之相较，其余学者反而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一枝独秀的状况显然是明代巴蜀学术的一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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