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王伟
摘要：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共同理论结晶。在该设想上，诺曼·莱文等学者制造了“马恩对立论”，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而必须从理论上对其予以批驳。事实上，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具体针对性的不同，他们的视域与论述侧重点难免存在某些差异，但他们在该设想上的根本立场与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因而学者们制造的“马恩对立论”并不成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审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有利于加大对这一设想的认识与理解深度，而且有助于为驳斥各式各样的“马恩对立论”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
一、问题的提出
1881年2月，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他阐述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的看法。为消除查苏利奇的疑问，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出结论：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能够抓住历史为它提供的最好的机会来充实与改造自身，那么它在排除了各种破坏性影响之后，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进而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1同样，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也做过探讨，他曾在马克思的建议下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阐述了自己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看法。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仍持续关注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面对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事实，恩格斯晚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及与尼·弗·丹尼尔逊等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中着重强调了俄国农村公社行将解体的命运，指出：“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2由是观之，相较于马克思把俄国农村公社描绘成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恩格斯似乎否认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因此，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
由于上述缘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是否对立这一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讨论，并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为代表的“一致说”，他们认为，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虽各有侧重，但他们在该设想上持相同的立场和看法。第二种观点是以西方“马克思学”著名学者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的观点为代表的“对立说”。诺曼·莱文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的观点是互相对立的。他解释道，与马克思认为历史过程是多线发展的不同，恩格斯是一位经济决定论者，他持一种单线发展的历史理论，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不可能直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它必定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沿着单线的发展路线，经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对立说”为后续相关探讨提供了研究思路与理论借鉴，但其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将二人在该设想上的差异性夸大为对立性，进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与战斗力，因而必须从理论上对其予以批驳。相较于“对立说”而言，“一致说”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的一致性，也指出了二人在该设想上的差异性所在，但仍有两点值得商榷和推进。
首先，“一致说”仍缺乏丰富的历史材料支撑和纵深的历史研究维度。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将俄国视为欧洲的反动堡垒，并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的观点变得更加辩证，开始关注其内部蕴藏着的解放潜力，但对俄国农村公社仍持否定态度；在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俄国革命运动日趋式微，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恢复了他们对俄国的早期立场，而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保持不变；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有了重大的改变，他们认为俄国有可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观点的批判性考察，推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探讨从教条走向具体、从空想走向科学。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从马克思与恩格斯19世纪70年代以后——即他们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转变以后——的相关著述中挖掘二人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的一致性，这固然有助于把握二人在该设想上的相同立场，但仍停留在局部或片面的研究上。只有全面而历史地审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及其缘由，以及他们在该问题上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相关观点的批判与发展，才能更系统地阐发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根本立场上的一致性，进而为坚守“一致说”提供更加充分的学理依据。
其次，“一致说”缺乏整体性的研究视域。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即他们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做了剖析与阐释，进一步从学理上确证了这一根本立场。因此，若要从理论上驳倒“对立说”，则不仅要阐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的根本立场是相同的，更要论证他们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探讨具有一致性。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侧重于通过揭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的相同根本立场来为“一致说”进行辩护，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探讨方面的一致性的研究较为薄弱。也就是说，只注重研究二人的主张与立场，而忽略了二人对具体条件和实践径路的探讨。总的来说，就是缺乏一种“总体性、整体性”的研究视域。
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性与整体性的研究视域把握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的根本立场，以及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探讨方面的一致性，进而为坚守“一致说”、驳倒“对立说”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撑。
二、相同的根本立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态度逐渐由否定立场转变为肯定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批判性分析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观点，逐渐推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探讨从教条走向具体、从空想走向科学。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坚持的是一种单线发展的历史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俄国等非西方社会将必然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然后经由殖民主义和世界市场来实现现代化。4在1848年革命前，这种单线发展的历史理论只是隐含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逻辑之中，因为他们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对俄国等非西方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随着1848年革命在欧洲的失败，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更为具体地关注俄国等非西方社会。在这一时期，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倾向于把俄国视为阻止欧洲进步革命的反动堡垒。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强调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反动作用。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同亚洲的农村公社一样，构成了“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5在1852年3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也明确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并将那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视为“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6由此可见，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看到俄国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积极作用。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的腐朽性，再加上残酷的封建剥削激化了农民的反抗以及国内其他矛盾，这些因素增大了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由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俄国的观点与看法也变得更加辩证，开始更多地考虑俄国社会内部产生的解放潜力。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仍持否定态度，他们把那种“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的观点视作“一种可笑的偏见”。7
在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俄国革命运动日趋式微，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恢复了对俄国的早期立场。他们把俄国视为保守的落后国家，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可能会再次面临以俄国为首的野蛮势力干预的威胁。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再次阐述了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观点与看法，他们认为“俄国公社里的一切，包括最细微之处”都同西欧已经解体的公社“完全一样”，它“正在走向崩溃”。8这表明，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俄国可能成为阻止欧洲进步革命的反动堡垒，而俄国农村公社也必然要走向解体。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而此时俄国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这促使马克思与恩格斯再次关注俄国的革命形势。在研究了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以及俄国作者的著作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特别是当他们接触到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承认，农村公社绝不是斯拉夫民族才具有的田园诗形式，但同时他也强调，俄国农村公社并不必然会走向解体。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由于俄国农村公社中残存的土地公有制在形式上与社会主义社会中高级的土地公有制相似，因而俄国就可以在农村公社这种天然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从而“越过中间环节，或至少使中间环节的延续时间极度缩短和使其丧失任何显著的强度”。9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些观点给马克思与恩格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他们对俄国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本中清晰地折射了出来。相较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马克思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中做了一些修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1）删除了第1版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句话；（2）删除了卷末的注释增补IX，马克思在该注释中对赫尔岑关于“俄国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嗤之以鼻；（3）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10上述修改的内容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俄国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恩格斯在发表于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也改变了他早期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态度，他认为，就俄国农村公社的自身特征而言，它保留着残余的土地公有制，这使得它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从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过渡到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指出，俄国已经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并且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坚持的单线发展的历史理论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把俄国农村公社视为可能的革命中心，认为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非常相似。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一样，都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始终划清同民粹派思想家之间的界限，并在批判性考察民粹派思想家的“俄国社会主义”观点的过程中，逐渐推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探讨从教条走向具体、从空想走向科学。
一方面，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内蕴着一种方法论自觉，即对特定历史进程的研究不应建立在抽象规律之上，而应把它同其他的历史进程以及它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联系起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发展他们早期所坚持的单线发展的历史理论时，“极力避免形式主义和抽象的普遍性”，他们“一再试图找出特定社会——不论是俄国等尚未被资本主义完全渗透的非西方社会，还是爱尔兰等工业较发达的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12在这种理论背景下，马克思与恩格斯严厉批评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教条式地把《资本论》中的相关阐释直接应用于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做法。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范围，它不是超历史、超民族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不能把它作为一把万能钥匙而直接应用于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它并未提供肯定或者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因此，在探讨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未教条式地照抄照搬《资本论》中的相关概述与分析，而是具体地研究与俄国农村公社有关的各种资料，并考辨与剖析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进而做出了科学的理论研判。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俄国民粹派思想家试图从俄国社会内部寻求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缺乏世界历史眼光，过于强调农村公社的特殊性，把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不加分析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衰落、倒退和祸害，并且对工人阶级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因而带有浓厚的空想性。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予以同情态度，认为他们的观点虽然具有空想性，但指明了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为探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提供了理论镜鉴。沿着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思索的方向，马克思与恩格斯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同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勾连起来。他们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使它有可能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来充实与改造自身，从而走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不仅如此，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联结起来，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从而使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更具科学性。
综上所述，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他们在此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始终是一致的。总体而言，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而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马克思与恩格斯再次关注俄国的革命形势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并通过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观点的批判性考察，推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的探讨从教条走向具体、从空想走向科学。
三、互补共进：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探讨
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不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对实现该设想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探讨也具有一致性。他们认为，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根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俄国革命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中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农村公社就被国家置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农村公社不仅遭到国家的财政搜刮，还遭受了商业、地产以及高利贷的随意剥削。贵族、高利贷者、富农、投机家等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与手段剥削着农民，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处境已经变得不堪忍受，土地公有制已经成为一种桎梏。同样，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也强调，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如果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过程也许会慢一些；如果俄国被新兴资产阶级掌握在手中，那么俄国农村公社的解体过程一定会加快。由于沙皇制度需要钱，而外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所以沙皇只能在国内寻求帮助。于是，俄国政府不得不培植本国的工业，设法使本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家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的便利，国家在重要的经济问题上不得不屈从于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就被俄国资产阶级掌握在手中，而农村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可见，在各种破坏性因素的影响下，俄国农村公社陷入了危险境地，正在趋于解体。在马克思看来，“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3恩格斯也指出：“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14概言之，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等各种因素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腐蚀性影响，并认为只有在俄国国内爆发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才能拯救农村公社。
然而，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俄国革命虽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实现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还需要外部主观因素的帮助，即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为俄国农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15这种支持与榜样示范作用体现在：其一，当西欧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并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俄国农村公社才能够利用资本主义时代的积极成果来充实与改造自身，从而缩短自身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其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为俄国农村公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示范。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16也正因如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著述中曾多次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于俄国农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坚持的是“一种特殊的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东西方‘共同胜利’的思想”。17一方面，俄国革命的爆发将会使俄国农村公社排除各种破坏性影响，使其具备正常的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爆发还会给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新的推动，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对社会的改造，又将给俄国农村公社的改造提供榜样示范和物质援助，进而使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
然而，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探讨是对立的。日本学者和田春树（Haruki Wada）指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相信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俄国革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不需要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田春树的论据是，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并未提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其他学者则认为，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并不能获得马克思在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上的真正立场。因为很少有作者愿意向公众展示他们的作品草稿，他们希望公众看到的是经过修改、精心编辑和润色后的最终版本，因而《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更加符合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马克思在这一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问题做了直接、明确和公开的回答，即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是保存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提条件。但和田春树反驳道，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更多代表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他的理由有如下几点。（1)1881年底，马克思由于妻子去世而身心俱疲，他似乎不再对俄国政治形势感兴趣，因而在次年初当彼·拉·拉甫罗夫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撰写序言时，当时情绪低落的马克思便请求恩格斯起草了一份手稿，而他只是做了一个非常小的改正并且署上了自己的名字。（2）马克思对这份手稿并不完全满意，这一点可以从他连同手稿一起寄给拉甫罗夫的信中看出。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指出，因为这份手稿“是供俄文译本用的，所以在修辞上不象用原著文字德文发表所必须的那么考究”。18(3）这份手稿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描述——它假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农村公社获得新生的前提条件——与马克思本人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所描述的前景不同。19
事实上，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虽未明确指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农村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先决条件，但这一思想隐含于复信草稿的文本逻辑之中。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强调，占有资本主义时代一切积极的成果是俄国农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前提。那么，俄国农村公社从哪里获得这种积极的成果呢？从资产阶级那里吗？很明显，资产阶级不仅不会向俄国农村公社提供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积极成果，反而会竭力遏制与破坏俄国农村公社的这种尝试。只有当西欧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对社会进行改造之后，俄国农村公社才能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占有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来充实与改造自身。同时，在1881年底至1882年底，马克思也非常关注新出版的关于俄国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著作，例如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并阅读了大量的俄国材料，20这表明马克思并未因妻子去世而丧失对俄国政治形势的兴趣与热情。此外，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过去所坚持的基本论点也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命运息息相关。综上所述，和田春树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探讨具有一致性。
四、结语
通过前文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不仅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该设想上的根本立场是相同的，而且他们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探讨也具有一致性。
毋庸置疑，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具体针对性的不同，他们的相关探讨与阐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差异性，但这些差异性不但没有造成二人观点上的对立性，反而使得他们的观点得以互补与完善，进而丰富与发展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如上文所述，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马克思的“支点说”与恩格斯的“梦幻说”似乎是对立的。事实上，恩格斯晚年提出的“梦幻说”，主要针对的是那些过于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认为俄国能够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俄国人。面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重申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根本立场时，自然要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强调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性上，即它必须“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1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就只能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因此，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马克思的“支点说”与恩格斯的“梦幻说”并不构成对立。总体而言，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上，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视域与论述侧重点存在某些差异性，但他们在该设想上的根本立场与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深刻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诺曼·莱文等学者在该设想上所制造的“对立说”是值得商榷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审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不仅有利于加大对这一设想的认识与理解深度，而且有助于为驳斥各式各样的“马恩对立论”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参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6页。
3(1) Norman Levine,The Tragic Deception:Marx Contra Engels,Santa Barbara:Clio Books,1975,pp.94-101,162-176.
4(1) Kevin B.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2.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2页。
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98页。
9(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季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12页。
10(2) Haruki Wada,“Marx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Teodor Shanin,ed.,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Marx and“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3,pp.46-47.
1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
12(4) Kevin B.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244.
1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9页。
1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1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9页。
1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8页。
17(2)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52页。
19(4) Haruki Wada,“Marx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Teodor Shanin,ed.,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Marx and“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pp.70-71.
20(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90-691页。
2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66页。
来源：科运共运形态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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