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知识解释？
《大国经济学》的作者们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遵循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现代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发展理论等，都可以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道路的研究和认识。
但在此前经济学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解释的确有所不足。至少有两大命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
其一，“国家规模”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以及国家间的关系时，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一个国家内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内部治理特征如何影响经济的运作？
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市场经济如何配置资源，以及政府如何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控优化资源配置，顺利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但事实上缺少理解大国经济的理论和维度。
其二，“三重转型”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中国面临着从传统以农业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向市场、从相对封闭到开放的三重转型。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正经受着在压缩时间内的快速转型。而转型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相对冷门，大国转型问题更是需要学界做出更好的解答。
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九所全国顶尖高校，各具专长的十位一流中生代经济学家联手创作了《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一书，尝试着讲清楚中国这个起点独特、规模巨大、区域差距显著、治理层级复杂的连接全球的制造业大国的发展故事。这部作品基本覆盖了中国经济研究的各个面向，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份基于大国发展与转型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读本。
《大国经济学：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中国发展》
写作一部影响一代人的经济学作品
2023年6月9日下午，由上海市社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从大国发展与转型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大国经济学》新书发布会暨上海市社联‘望道计划’启动仪式”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顺利举行。会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温泽远主持，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强出席并为“望道计划”揭幕启动。
“望道计划”由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的名字命名，陈望道先生是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也是上海市社联的第一任主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陆铭作为创作团队代表介绍了全书的写作背景与创作理念。
陆铭回忆道，20世纪末，以宋承先先生撰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代表，现代经济学理论得以系统地引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学的接轨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90年代末，宋承先先生与学生交谈，图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陆铭教授接着指出，在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当下，时移世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面临着新的任务：
第一，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寻找一个贯通的逻辑以解释中国经济，不仅要能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方面，也要能解释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挑战；
第二，从规模和转型特征入手，补足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研究中的不足；
第三，基于专业研究和成体系的论述，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认识自己，也让世界更理解中国。
这也是《大国经济学》写作的初衷。要回应这个时代对经济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就要讲清楚“大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特色”与“市场经济”分别意味着什么。
陆铭教授进行《大国经济学》新书介绍与写作故事分享
惯常写作中国经济学的做法是“以门类分章节”，而《大国经济学》建立了一条层层递进的逻辑主线。全书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性，第一章从全球化入手，强调“以开放促改革”，并引出中国社会面临的三大转型。第二、三章分别从行政和财政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治理结构，第四章是体现中国独特转型特征的所有制问题，第五章展开探讨对于理解中国的治理结构与发展模式非常重要的产业政策问题。此后两章涉及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分别是以人口和土地为核心的区域发展问题与金融市场和资本配置问题。第八章论述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世界经验与中国现状，第九章落实到共同富裕和收入分配问题，最后一章则在回顾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基础上，探讨传统文化跟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碰撞与融合。
“大国”对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意味着什么？
在新书发布环节之后，作者们从各自角度出发，现场探讨了“大国”对于经济学研究和中国实践的意义，也对中国面临的转型挑战与发展形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汝岱指出，一个国家在开放中的获益程度，的确会因其国家规模而有所不同，中国作为大国，在开放过程中收益颇丰，但目前也的确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缩小的难题，而经济政策和政治博弈的影响也正变得越来越大。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徐现祥在书中描画了大国央地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他提出，中央放权与协调、地方试点与同步、差距扩大与缩小这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央地关系的动态循环和中国发展的国家治理基础。央地行政关系中存在的这个逻辑一致的解释，可以为我们展望中国央地之间未来的互动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一是开启新一轮的央地互动周期，二是呈多赛道试点的新试点。
除了行政，中国的治理结构中，财政关系也极具中国特色。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表示，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央地财政关系还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模式后面延续和发展，而目前大多数关于分税制改革的理解都只是从钱的角度去理解，但是从大国治理和国家市场建设的角度看，分税制是系统改革，它根本或者主要的作用不是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它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此外，范子英教授特别指出，思考大国财政问题，必须做激励和平衡，这是认识央地财政关系的关键。
来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罗知教授长期研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发展。罗知教授强调了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国有企业既有追求效率的功能，也有一定的工具性功能和公益性功能，有别于民营企业，有其特殊性和必要性，应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罗知教授现场分享
此外，罗知教授还特别提示大家注意大国内部的差异性，提供了来自中部地区的视角。她观察到中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在营商环境和大众理念认知上存在巨大差距，还举了2020年的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行的例子，其中中国位居全球第31位，不乏获得95分、97分这样高分的指标，但事实上，这个排名是由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的加权得到的，无法反映中国全国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关系的情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言简意赅地指出，任何产业扶持政策严格意义上讲一定间接地压制了其他，也就是说是否获得足够的好处是衡量产业政策的关键。尽管对获益的衡量有很大讨论空间，但是大国的特点可能会使产业政策有更强的可行性，而其潜在的风险也会增加产业政策的难度。在热烈的产业政策讨论中，陈钊教授强调，要发挥产业政策的效果，市场机制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陈钊老师也从大国治理的角度，为中国施行产业政策提出了具体建议。比如优化央地激励机制，或者针对企业设计产业政策，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机制扭曲或经济损失；此外，在对于地方行为进行约束和考核时，可以适当引入地方公众的评价，这样在根本制度设计上就能使得地方政府的目标更符合长远利益。
陈钊教授现场分享
陆铭教授为全书撰写了绪论，也负责“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变局”一章的写作。陆铭教授指出，依据传统的激励体制，中国的大国治理还没有完全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最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依然是修改对于“平衡”的理解，即由追求传统意义上总量的平衡，转变为追求人均的平衡。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钟宁桦长期从事金融研究，他总结道，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是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作为一个大国，通过比较特殊的金融体系，做到了很多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比如超大的基建规模和大量得以实施的长周期项目，但也由此存在一些有独特性的问题。
未来，我国金融体系调整的一个重点就是金融和财政要实现分家，目前，往往财政的事情用了金融的资源，而财政又返过来给金融做担保，但金融这个领域原本是一个强调回报的领域，这一点其实很值得思考和探讨。金融体系的改革对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都是极其重要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奚锡灿从“长期、全局、多维”三个关键词展开讨论了中国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转型，并提示，中国第三产业GDP占比已经超过50%，面对无法避免的结构转型，如何转变治理方式与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大众最有切身体验和诉求的领域之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斌开表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目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城乡收入差距偏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陈斌开教授认为，通过促进机会均等，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金融市场的机会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同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
最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李辉文在分享中提出，有效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激励创新的有限责任原则、法律和道德共同构成的良序治理，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制度基石。相应地，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李辉文教授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义利相兼与情理交融的传统。
比较中国跟世界经济发展的道路，有多少遵循着共通的规律，有多少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审视当下的挑战，发展的经验、新旧交织的问题，以及国内外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些背后是否有着逻辑一致的解释？
《大国经济学》的作者们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唯有深入把握“大国”肌理，用大国经济学补充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
来源：文景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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