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CRECRS编辑部
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研究：
2020－2050年
——基于城镇化水平的不同情景模拟分析
作者：解 安1, 2 林进龙1
作者单位：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3年第3期
一、引言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如何调和城乡之间复杂的人口张力是新时期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课题。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总产值占全社会总产出的比重逐步降低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要在农村人口比重较高、农业产出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实现“农民富”的目标，有序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是必然选择。因此，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伴随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如果未来中国农村继续析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势必会造成乡村振兴的人口基础削弱。这就要求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做出认真研判和科学预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策略
目前，中国农村人口预测研究不仅相对缺乏，而且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人口迁移流动参数较难估计。现有文献主要用历史时期的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参数代表未来。但从过去数十年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态势来看，这一做法容易偏离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第二种估算思路。即估算未来中国人口总体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以此推算未来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参数。其合理性在于：第一，由于中国的国际净迁移流动水平很低，故可以将全国人口看作一个封闭人口系统，且生育和死亡水平及其模式趋向稳定，可以较好地把握全国人口规模的变动态势。第二，相比其他人口参数，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对人口迁移流动能动性的影响更为突显，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城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的推进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对城镇化的进程均会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第三，既有研究对未来中国人口总体规模和城镇化水平的预测为第二种估算思路奠定了很好的经验基础。
三、预测模型与控制参数
本文以队列要素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作为人口预测模型。测算数据来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相关数据。由于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死亡和生育水平及其模式相对稳定，而迁移流动水平及其模式的不确定性较大，故而在本研究中，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参数是重点关注的参数，其余参数则是预测模型的控制参数。
1.起始人口规模结构。2020年末，中国农村人口规模为50992万。其中，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为19.3%，高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7.7%），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63.0%，老年抚养比为28.1%。这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少儿人口体量较大，劳动力储备相对充足。总体来看，农村男性人口偏多，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9。但是，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的性别比仅为72.7，说明高龄人口中女性偏多。
2.死亡水平及其模式。根据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2报告，2019年中国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4.7岁和80.5岁。本文首先根据1982－2015年全国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以及农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水平，拟合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并根据函数关系以2019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估算同年农村人口预期寿命，最后利用双逻辑斯蒂函数来拟合2020－2050年的农村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采用寇尔－德曼区域模型生命表的“西区模式”修正死亡数据。
3.生育水平及其模式。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乡人口生育意愿逐渐趋同，未来城乡人口的生育水平差异将逐渐缩小。自2000年以来，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比全国高出0.2左右。为使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在预测期内平滑转变，假定2025年及以前的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比全国高出0.2，2035年二者差异缩小至0.1，此后一直维持在0.1的差异水平。因此，本文设定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分别为：2025年1.80、2035年1.70、2050年1.70，其余年份通过线性插值得到。生育模式参考联合国的估算方法，通过预测期内年龄别生育率分布特征和估算的总和生育率联合估计得到。
4.出生性别比。2000－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119.9下降至111.3。假定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具有趋同的下降趋势，可以估算2020年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大约为112，且未来还将进一步下降。UN DESA（2019）的预测显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在2035年前后降至107，直至21世纪末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考虑到学界一般将中国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假定为106，且中国社会文化氛围正在由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本文假定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将在2035年降至107，到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106。
四、农村人口迁移流动参数估计
本文利用人口平衡方程和其他人口变量估算净迁移流动量。具体策略是：第一，基于封闭人口假定，利用队列要素法，根据生育、死亡因素计算封闭条件下农村人口规模的理论水平；第二，将开放条件下农村人口规模与之比较，将二者差异归因于计算期内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因素。
1.2021－205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水平。笔者先对2035年和2050年两个时点的全国人口规模和农村常住人口比例加以估算，以此推导预测期内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水平。设定2035年和2050年全国人口规模分别达到13.5亿和12.5亿。关于城镇化水平，设定两种情景：（1）方案一：中国城镇化水平将于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5%和80%；（2）方案二：中国城镇化水平将于2035年和2050年分别达到70%和75%。方案一情景下，2021－2035年和2036－2050年农村人口年均净迁出水平分别为834万和229万；方案二情景下，相应的年均净迁出水平分别为415万和291万。
2.2021－205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笔者先估算2011－2020年分性别农村人口的年龄别的迁移流动率，再以此推算预测期内不同性别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模式。2021－2035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的推算，也是先估算封闭人口条件下2035年分性别、年龄的农村人口规模，再以2011－2020年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为基础，估算各年龄组人口的净迁移流动规模，并与方案一、方案二估算的2035年农村人口规模比较，完成“打靶”推算，以确定预测期内的迁移流动模式。2036－2050年迁移流动模式估算原理相同。
五、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
1.人口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在方案一情景下，中国农村人口将于2030年跌破4亿，并在2040年后跌破3亿，至21世纪中叶降至2.5亿左右，届时农村人口将不足2020年的一半。在方案二情景下，农村人口规模缩减进度约比方案一延后10年，大约在2050年后跌破3亿。总体上，城镇化水平更高、速度更快的经济社会环境，对农村人口缩减的规模和速度影响更大。
2.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2020－2050年，0～14岁少儿人口占比均遵循先下降、后回升的发展态势，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10%～15%的水平。未来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身上。总体而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2020－2040年，2040年以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趋于稳定，并在21世纪中叶形成“50－35－15”（50%的劳动年龄人口、35%的老年人口、15%的少儿人口）的基本格局。
3.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2020年中国农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超过3.2亿。如果以15～29岁、30～44岁和45～64岁分别定义劳动年龄人口的低龄组、中龄组和高龄组，那么，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二三五”结构快速转变为2035年的“三二五”结构再到2050年的“二四四”结构。这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并不是线性思维预判的“加速老化”。这意味着：在21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规模问题而不是结构问题。
4.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趋势。在方案一情景下，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经历一个先增后降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其规模约为9000万，与2020年的规模相当。尽管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可能不会经历“爆炸式”增长，但在农村总人口中的占比将不断上升，估计到2050年这一占比将达到约36%。方案二情景揭示了类似的规律。这说明，城镇化进程不会改变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基本走势，但确实会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某个时期（2020－2035年）加速。不论何种情景，农村老年人口规模都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但在此之后，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将出现下降、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届时农村人口老龄化态势将趋于平缓。这也表明，应客观和辩证地看待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
与农村老年人口先增后降的趋势不同，未来中国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规模将经历“爆炸式”增长过程。相比2020年的1668万，2050年农村高龄人口规模将逼近4000万，相当于翻了一番以上。因此，虽然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增长幅度趋缓，但内部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令人担忧。大约在21世纪中叶农村每100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40个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这说明，未来农村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可能带来比人口老龄化更为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
5.“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影响。即使不考虑“乡－城”人口迁移因素，未来中国农村也将面临人口规模缩减、人口结构老化和人口负担加剧等问题。第二，尽管自然变动因素对农村人口的整体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大多数情况下迁移流动才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第三，就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的走势而言，迁移流动因素发挥的作用相对复杂。“乡－城”人口迁移有利于缓解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绝对增长，但也会加剧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相对增长。这是由“乡－城”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偏年轻导致的。
六、进一步分析
通过调整控制参数的水平来进一步讨论预测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第一，本文的预测结果是稳健的；第二，未来真正影响中国农村人口系统反馈回路的参数是人口迁移流动因素和城镇化水平，生育参数、死亡参数和全国人口规模的变动难以根本扭转中国农村人口发展的系统性趋势。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稳健性分析结果进行预判，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对未来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具有重要影响：第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规模缩减和劳动年龄人口流失加剧。在当前学界普遍预设的80%的城镇化水平下，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仅分别为2.4亿～2.6亿和1.1亿～1.3亿。第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加剧。以80%的城镇化水平预设情景为例，205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6%～40%，总抚养比将升至100%左右。第三，2050年之前，“乡－城”人口迁移对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水平变动的贡献比例始终超过50%，说明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人口变动将持续处于以迁移流动为主导的发展期。
另一方面，不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如何调整，农村人口变动的一些态势是可以基本确定的：第一，即使不考虑“乡－城”人口迁移因素，自然负增长也将成为未来农村人口发展的基本面。第二，由于老年人口不是农村迁移流动的主体人口，故而未来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基本走势仍由人口自然变动过程决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规模将持续增长至2050年，逼近4000万，约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40%，将对农村养老资源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提出重大挑战。
考虑到人口是一个长周期、强惯性变量，未来中国农村极可能在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外流、抚养比陡升以及高龄化浪潮的约束下推进乡村振兴。而能否把上述约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将取决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农村人口发展态势。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应对思路：
一是求变，即通过调控敏感的参数变量来优化未来农村人口的发展态势。其一是推动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模式转型。对城镇来说，只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就地市民化是不够的，还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帮助农村老年人口随迁并为其提供灵活就业机会，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二是应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对中国来说，不论是75%还是80%的城镇化水平都是可能实现的。但政府更应考虑如何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水平。
二是适应，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好地与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相适应。其一是有序推进合村并镇，以动态适应农村人口规模缩减过程；其二是盘活农村土地的“沉睡资产”，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其三是以人为核心，逐步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互助养老道路，以缓解农村养老资源供需不平衡的巨大压力。
三是创新，即创新性地认识人口系统结构及其功能的思路。其一，有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县城为联结城乡的关键节点，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从而为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其二，重新认识老年人的经济社会价值，积极完善农村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保障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并积极发挥老年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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