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孙来斌
本期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提出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其中，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可能之问，强调必须根据历史环境来讨论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思想先河。列宁关于先革命后建设的文明新路何以可行之问，深刻反思了十月革命道路的现实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开创性实践。恽代英关于“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之问，深刻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向问题，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思考。巴兰关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何难以实现现代化之问，代表了当代国外左翼思想家对不发达问题的独特思考，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对历史之问作出了崭新的时代回答，破除了现代化问题上的西方中心论，塑造了崭新的现代性，昭示了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贡献。
［关键词］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 马克思之问列宁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历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提出过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构成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之问。重思这些历史之问，回望曾经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从而更加自信、稳健地走好前行的路。
一、“马克思之问”：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可能
18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在这一时期，人类既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个性自由的萌发、普遍交往的进步，也出现了社会矛盾的加深、阶级对立的尖锐、民族压迫的扩大。面对西方的迅猛发展、强势崛起、剥夺压迫，东方陷入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蒙难受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发展前路何在？“太阳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这是“黑格尔的预言”。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毫无疑问，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线性发展特色。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肯定它的进步性、合理性，另一面也深刻批判它的内在矛盾、制度缺陷。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阐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主宰社会运行、形塑社会面貌的统治力量……资本逻辑生成了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但又不断由这种资本扩张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危机。”与此同时，马克思高度关注东方国家的命运，深刻揭示当时西方与东方的不平等关系，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民族犯下的无耻罪行。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发人深省地叩问：“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从发问的角度和语气不难看出马克思的答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和东方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为沉重代价的。
1870年以后，马克思集中关注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当人类历史已经步入世界历史发展阶段，如何科学地认识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前景？落后国家是否唯有步西方国家的后尘，才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马克思通过观察当时俄国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敏锐地捕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借回应俄国政治活动家的挑战与请求的契机，准确提出并系统阐发了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之问”。
在当时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处于高潮。民粹派对于唤醒俄国人民的革命意识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其理论实质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民粹派的革命活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们特别珍视民粹派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耐心解答民粹派革命家的理论求教，也多次对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予以批评和澄清。针对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历史概述的误读，马克思于1877年撰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明确反对将西欧的发展模式不加分析地套用在俄国。1879—1882年，马克思撰写了《古代社会史笔记》，重点探讨了古老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变迁问题。其中，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对促进马克思晚年关于农村公社问题的思考起了关键作用。但是，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将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他在作摘要时常常把这些类比进行删除或予以修改，并作出自己的评论。这些摘要和笔记是马克思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性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其后来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作了深入阐发。
1881年2月，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求教，希望马克思“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1881年3月，面对查苏利奇的请求，马克思极其慎重，几易复信稿，并在正式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俄国社会的发展前路是什么，从理论上看存在不同的可能；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这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段简洁的文字，可谓“马克思之问”的代表性表达，凝结着马克思长期深入的思考，蕴含着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与结果、可能与现实、普遍与特殊等方面的辩证法。
“马克思之问”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其一，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态度。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在深刻批判其弊端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其历史进步作用，马克思用“三个有利于”概括了“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只有充分占有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表明，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要采取辩证分析，充分利用是实现超越的必要前提。其二，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范围明确限于西欧，这绝不是事后的应急补充说明，更不是玩弄文字游戏，它符合马克思的一贯立场。马克思此前多次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反对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强调“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指出，原始积累所造成的资本形成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1877年，他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脱离历史环境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将其理论曲解为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强调“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贯立场来看，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并非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列宁之问”：先革命后建设的文明新路何以可行
19世纪后半叶，在内部遭受沙皇政府野蛮专制、外部面临西欧资本主义强烈冲击之下，俄国知识界开始艰难探索俄国现代文明发展之路。与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主张不同，列宁既批判前者对资本主义的简单拒斥，又批判后者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正是在这种双重批判的过程中，列宁深刻回答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使命”问题。在他看来，“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是完全一致的”。
对于“现代”“现代性”，无疑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提出：“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列宁大幅引用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并落脚于下面这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在列宁看来，对于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只能像马克思那样，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对于马克思早年的通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与晚年的不通过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设想，列宁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大体经历了由倾向于前者到赞成后者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列宁结合俄国新的实际，继承、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按照葛兰西等人的说法，十月革命道路不符合《资本论》所设想的革命道路，因而是一种“反《资本论》的革命”，但它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领导的革命斗争，是这种思想转变的实践基础；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辩证法认识的深入发展，是这种思想转变的理论基础。1915年，列宁深刻论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强调“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1916年，他将这一哲学思考具体运用于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分析，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运用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的科学方法、基本观点，有力反驳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所谓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阶级条件和文化水平的攻讦。列宁认为，这些人只看到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不了解俄国革命形势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现代化？这一命题可以提炼为‘列宁之问’。”我们以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懈求解的这一中心问题，在他晚年沉思中得到进一步深刻阐明。在1923年1月16—17日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中，列宁提出一系列涉及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新路的必要性、可能性、特殊性、创造性的问题。其中，最后一问最具代表性：“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不仅针对考茨基等人的“早产论”质疑有力地提出了问题，而且以其开创性的探索深刻地回答了问题。列宁深刻认识到，要“把半亚洲式的国家真正变成文明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是一条漫长而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蕴含在“列宁之问”中的精要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先革命后建设的文明新路何以可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来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来看，先革命后建设的文明发展新路，就是在具备一定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革命能动性的选择；就是要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发挥先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列宁晚年关于俄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新路的沉思，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战略构想，即以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建设思路，以利用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以文化革命为标志的文化发展主张，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
“列宁之问”不仅在《论我国革命》中形成了典型的“俄国篇”，而且在此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还形成了重要的“国际篇”。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其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深刻指出：“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的国民经济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列宁不仅根据当时人们的关心主动提出了问题，而且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同时，他郑重地提醒人们：“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列宁的这些提醒，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恽代英之问”：“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
20世纪初，相比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而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落后，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肆意欺辱，清王朝和北洋政府无力反抗、麻木不仁。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必须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其中，陈独秀在1916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出：“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词言之，即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在反封建以求现代文明问题上态度一致，因而曾经同路；但其后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制度选择问题上，即在学苏俄还是学欧美的问题上，两人渐显严重分歧，最后分道扬镳。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最早意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道路选择的意义，高度肯定其新文明之创造价值。1918年，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提出“第三新文明”观——“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
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主题到话语都有一个逐渐明晰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发生过长期大论战，而究竟应该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则是大论战的焦点。1923年10月，恽代英在《申报》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针对此前章士钊、董时进发表的“以农立国”观点进行了直接回应。“恽代英在这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论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过引用一系列实证数据，有力地驳斥了董时进、章士钊等人所谓‘中国不宜工业化’的观点。”
“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恽代英对董时进等人的发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工业化为核心议题的现代经济发展思想与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大碰撞。当然，这个问题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探讨和论争的情况。恽代英在文末指出：“然则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中国如何能与外人竞胜而化为工业国？中国而化为工业国又何以免于生产过剩之患乎？请俟他日另文论之。”
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现代化’问题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宿题’。” 1933年7月，《申报月刊》特辑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它通过“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知识界讨论和争论的问题，归结为现代化问题，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点问题，特别是“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困难障碍、先决条件、制度方式和实施步骤等。当时参加讨论者不乏思想界知名人士。尽管当时的讨论尚未形成广泛共识，但是“要使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当然是改造国民经济”这一观点渐占上风。这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一种宝贵的思想认识。当时《申报月刊》的主编俞颂华，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并在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求中国出路的背景下逐渐成长。1920年，俞颂华曾与瞿秋白等人一同前往苏俄考察报道。《申报月刊》创刊号发表题为《我们的使命》的创刊词:“但图生产增加而忘却适当的分配，乃是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大的缺点，亦即今日全世界不安的最大原因……我们所要提倡的生产，应该是切实顾到合理分配的生产。我们要尽我们文化和经济的使命，都以增进民众幸福为前提。”从这些文字当中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界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随着探索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到1940年代，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已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共识。” 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思想认识逐渐演变为治国理政的方略。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1953年12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阐发“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奋斗目标时，提出：“我们必须用一定的速度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总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在当时的提问极具思想敏锐性，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中国共产党人对有关问题的历史探索，具有很重要的现实启示。其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与对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其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早就经历了对现代化与工业化、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艰难求解、深入思考。“从《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探索，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思考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话语特征和话语体系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有关思想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的思想升华，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影响。
四、“巴兰之问”：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现代化
二战后，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的发展，现代化理论研究逐步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占据历史先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以英美等国为参照，将社会发展阶段二分为传统和现代，并认为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可以被其他国家模仿。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其“经济成长阶段论”成为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之一。罗斯托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化是非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落后国家只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模拟欧美的经济“起飞”，才能打断贫困与落后的因果链条，走向现代化。随着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理论外向意识的增强，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逐渐成为二战后西方学者研究非西方落后国家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掌控了发展研究的话语权，并对落后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战后，以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为依循的许多落后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地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发展反而遭遇停滞甚至出现倒退，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遭到了怀疑。这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拉美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批激进的拉美学者以及一些受其影响的西方学者，力图用依附论来解释拉美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并努力探寻一条非西方的发展道路。
1957年，美国学者保罗·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尖锐而深刻地提出“巴兰之问”：“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的上述提问及其展开的相关分析，为解释不发达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和主要的思想，并为其他理论家进行新的思考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巴兰及其后继者的有关思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巴兰认为，当时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宣传，形成了“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学”。“像往常一样，社会科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有系统的努力预防（或者至少延迟）殖民地和附属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提供了必要的理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指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这种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很原始的理论”，“却在现代社会学家们的头脑里占有主导地位”，并试图强加给不发达国家，“这大概是科学领域中最强烈、最野蛮的思想干预之一”。美国学者雷迅马也深刻指出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到20世纪60年代时，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关于进步的幻象，它预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非革命化的。”
其二，关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单一性解释的批判。巴兰、多斯桑托斯等人认为，落后国家不可能拥有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发展条件，因而绝不可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指出：“由于传统经济学许多基本的概念和原则或者具有先进工业国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结构的特点，或者与这些特点有某种联系。因而用这些概念和原则来理解或处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既不确切，又不适用。”雷迅马也批评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单一性、抽象性：“由于现代化论者通常几乎完全根据外部‘欠发达’社会在一组一元的、抽象的发展指标体系中的相对位置来对这些社会进行评估，所以他们往往很少去注意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独特的文化特性。”
其三，关于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出路的思考。巴兰认为，现代不发达国家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其掠夺经济剩余造成的。他以印度的发展遭遇为例，指出印度落伍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英国开始统治起，其资本对印度的彻底的、野蛮的、有计划的掠夺”。因此，落后国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挣脱依附状态，才能有计划地使用经济剩余，社会主义是其发展前途所在。为此，多斯桑托斯特别提到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强调这一设想的重要启示意义在于：落后国家“不一定要走欧洲走过的道路，不一定必须经过同样的阶段，它们甚至可能‘躲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史形式”。
毫无疑问，“巴兰之问”及其引发的有关思考，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答案及崭新创造
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可能之问，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思想先河；列宁关于先革命后建设的文明新路何以可行之问，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开创性实践；恽代英关于“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之问，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思考；巴兰关于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现代化之问，代表了当代国外左翼思想家对不发达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些历史之问不仅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不懈的接力探索。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之问，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得到了更明确的回答。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的有关思想，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的不仅是表达上的细微变化，更主要的是目标指向的新发展、思想认识的新跃迁。从目标指向上看，“中国式的现代化”主要“以20世纪末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水平为基准。这样做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是相适合的，也与邓小平提出的‘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的思想是相一致的”。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从思想认识上看，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作了系统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实践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达到了新高度。2023年2月7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当前，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是对前述历史之问的深刻回应，更是对当前现实之问的深刻回答。
其一，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马克思之问”表明，将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概述泛化为一般历史哲学，是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歪曲。列宁后来引证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明确指出了米海洛夫斯基理论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增殖及其造成的资本的全球扩张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呈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应当消解现代化的单一性特质”。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现代化发展逻辑。“道路选择，关键要符合国情。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走自己的路”的三重逻辑，即思想指引逻辑——坚持“两个结合”，走好适合自身特点的路；主体选择逻辑——坚持独立自主，走好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路；创新发展逻辑——坚持开拓创新，走好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
其二，塑造崭新的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着力祛除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弊端，体现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开放性等现代性的一般特征，赋予人民性、平稳性、协调性、生态性等新的特质，塑造了崭新的现代性，为解决人类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提供了新答案。一是破解部分获益与部分受损的悖论，彰显人民性。19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资本家发财致富而工人利益受损的“李嘉图陷阱”。对于这种现代性悖论，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就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二是化解社会变化与社会秩序的矛盾，彰显平稳性。世界现代化历史表明，现代化发展往往伴随着制度变迁，容易出现秩序混乱，导致出现变化与秩序、发展与稳定的矛盾。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此有过西方式的理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遭遇了传统、现代、后现代等“时空压缩”、多期叠加的社会矛盾。我们注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体现了稳与进良性互动的辩证法，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三是矫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彰显协调性。见物不见人，“人的发展”滞后于“物的建设”，是现代化的通病，世界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治病良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两手抓”、强调“两手都要硬”，着力避免物质富有、精神空虚的现代病。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协调性。四是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彰显生态性。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中，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将自然当做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往往通过砍伐森林、开掘矿藏、移山填海来推进现代化发展，结果往往带来水土流失、空气污染、资源枯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以生态文明论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超越，以高度的生态自觉实现了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的实践超越。
其三，昭示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在结合。正因为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实现了多重的文明超越。一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化，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是片面发展、严重异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又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消极因素，同时又增加了人民性、协调性、生态性等崭新因素，使其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二是超越中华文明传统形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正像马克思曾经描写的那样，既带来乡村变为城市等客观条件的改变，也锻造出人的新的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在当代中国伟大社会变革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新时代的实践发展、理论需要，不仅发掘出中华文明中那些跨越历史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传统，同时赋予其新的力量、新的观念，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现代发展。三是超越过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和词句，而是敢于打破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僵化、过时的做法，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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