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东方学知识体系建构在两个基本层面上进行：一是直接以区域和国别为研究对象，对象与方法合一，在对象层面上形成的“区域国别东方学”；二是从具体学科切入，在分支学科层面上形成的“分支学科东方学”。后者以文、史、哲这三大基础学科为中心，形成了三大知识体系建构。其中，东方史学研究是对“东方共同历史”的呈现与确认，东方哲学是以理性与价值观念为中心进行的“东方共同文化”的建构，“东方文学”则是以感性与想象为中心进行的“东方共同文化”的建构。“分支学科东方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东方学作为一个自主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已经趋于完整。
东方学；分支学科东方学；知识体系建构
从学术史上看，中国的东方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东方”这个国际区域及相关国家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多学科、跨学科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近百年来，至少有四代中国学者在吸收、融摄欧美、日本等国外东方学基本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立场，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周边东方各国和各区域进行自主研究，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成为现代中国的东方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知识体系建构在两个基本层面上进行：一是直接以区域和国别为研究对象，对象与方法合一，在对象层面上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二是从文、史、哲等具体学科切入，在分支学科层面上形成“分支学科东方学”。其中，关于“区域国别东方学”的知识建构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详论。 1 以下要论述的，是中国的“分支学科东方学”如何通过概念、范畴的提炼阐发，通过学科理论的建设，使得东方学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空间与平台。
一、 东方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对象面”“学科面”及其关系
在我国，从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角度进行东方（亚洲）研究的成果早就存在了。但是，至少最初的研究并不是以“东方学”为依托的，因为我国一直都没有东方学这个学科建制，所以也就无可依托，而只能依托于某一具体的学科。例如，一个“东方文学”研究者，当然很明白自己所做的是“文学研究”，所不同的只是研究“东方的”文学而已，所以会从这种“文学”学科本位的意识出发，将东方文学研究纳入“一般文学”和“世界文学”（总体文学）的大框架之内。从“一般文学”的框架出发，就是按照自己所熟悉、所奉行的某种文学原理或文学理论模式，来阅读、解释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而从“世界文学”的框架出发，就是强调文学的普遍的世界性，而并不特别强调其东方属性。
同样地，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也主要是立足于国际问题的观察、判断与研究，所关注的重心是横向的国际关系与区域问题，目的宗旨是要应对、解答现实的国际问题，为外交、外贸及各种国家交往、国际事件与事务的解决提供咨询服务，因而研究者是以“国际问题研究”这一具体学科为依托的。即便是研究东方、亚洲问题的国际关系学者，一般也不会以“东方学学者”自认。在国际上，从事这些工作的专业人士通常被视为国际问题观察家或评论家。
一般说来，国际关系问题、外交事件都是即时性的、当下性的，甚至是偶然性的。然而，偶然性往往突破必然性，偶然性往往成为必然性。因此，研究者、观察者需要第一时间、直接地面对研究对象，采用现场考察、即时分析、直观把握、直觉判断等方法，而其材料与信息获取的途径只能是取样性的（因为不可能即时获得所有信息）、随机性的（因为不可能长时间驻足静观），因而也具有很强的评论性、现场性、参与性。由于种种主观与客观原因，这样的观察与评论到底有多少是可靠的，还有待于事后的时间检验。此外，在这些研究者和观察者当中，未必会有多少人意识到，若不懂文史哲便不能有效地进行区域国别的研究。例如，一个日本学的研究者可能非常注意日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现实问题或日本的综合国情，却很难花大功夫学习那些涉及日本历史文化问题的某一学科，如传统的日本国学、儒学、东洋学，近代以来的日本哲学、美学、文学，并作为自己进行日本研究的必备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概念的提出与建立，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和“东方学”这两门学科都将产生积极影响。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可以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范畴之中得以提升与改造，克服国际关系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之间的疏离，促进它与人文科学研究的融合；对于东方学而言，纳入“区域国别学”之后，可以视为“区域国别学”的一种，而且可以作为“区域国别学”这个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来看待，这样不仅能够充实“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容与内涵，赋予这个新兴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而且在体系建构上也能够明确地获得两个层面：一个是“对象面”上的“区域国别东方学”，另一个是“学科面”上的“分支学科东方学”。
“对象面”与“学科面”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的。在区域国别学中，区域和国别本身就是研究者所面对的对象。对象本身就是研究的界面，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统一面。对象面的特点是实体性、直观性和整体性，因此对象面不是供分析的界面，而是供整体观照与综合把握的界面。区域共通性的建构、国别独特性的确认都要在对象面上进行。在对象面上进行的以区域国别为单元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特点是以区域国别的认同与辨异为宗旨，着眼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直观性、综合性。正如当我们面对一只苹果，首先要在“对象面”上说清苹果的个体特征，还有苹果与苹果，苹果与其他水果之间的关系。但当人们还希望进一步看到苹果的内部构造、分析其内部的成分，那就要切开它，而这个切入的面就是“学科面”。实际上，科学上的“学科”作为分科之谓，就是要用来切分、用来分析的。东方学研究也是如此。从各个学科层面切入东方学的研究，便在学科面上形成了“分支学科东方学”，包括东方文学、东方历史、东方哲学、东方美学、东方艺术等。这些分支学科及其划分是按照人的主观思维需要所设定的一种知识模式，并以此作用于客观对象。学科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客观世界，不如说是人们的意识世界、知识世界及其形成这些意识和知识的方法。对于中国的东方学而言，这些学科面既是知识生产的平台，也是思想生产的空间。
在“对象面”与“学科面”两个层面上划分出“区域国别东方学”和“分支学科东方学”两种模式，既是中国的东方学知识生产与体系建构的需要，也是对以往东方学学术史的继承与尊重。实践往往先于理论概括，近百年来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分支学科东方学”这样的研究模式。许多学者在东方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了学科奠基与理论建构的工作。例如：冯承钧、林志纯（日知）、周一良等率先探索建构“东方史”，黄心川等最早提倡全面研究“东方哲学” 2 ，金克木最早提出“东方美学”的设想 3 ，邱紫华最早写出《东方美学史》 4 ，常任侠率先建构“东方艺术” 5 ，刘厚生最早明确提出并论证“东方戏剧”的概念 6 ，陶德臻、何乃英率先建构“东方文学”这门学科 7 ，王向远最早尝试建构东方学文学史理论体系 8 ，曹顺庆最早提出并论述“东方文论”并编纂《东方文论选》 9 ，孟昭毅较早展开东方文学交流史研究 10 ，等等。
此外，还有“东方宗教学”“东方法学”“东方心理学”“东方民俗学”等分支学科的提法。例如：中外学术史上都有以“东方宗教”为关键词的著作，特别是西方的东方学，有大量关于“东方宗教”的研究成果，但是从中国的东方学体系建构的角度看，东方宗教在东方学术文化中具有基础性与统领性的地位，故而可在一定意义上分归为东方哲学、东方美学乃至东方文学艺术、科学等。例如：大江《东方宗教与现代科学》、洪修平《东方哲学与东方宗教》 11 就是将东方宗教的研究与哲学、科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在“东方法学”研究方面，王立民《古代东方法研究》 12 提出了“东方法”的概念。在心理学领域，车文博《东方心理学》 13 提出了“东方心理学”的范畴并进行了理论建构。陈兵《佛教心理学》 14 所研究的佛教心理学实际上也属于“东方心理学”的范畴。此外，翻译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在长达九百年的梵汉翻译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古代译学体系，是不同于西方翻译学的东方翻译学，也十分值得在东方学的体系框架中进行研究。 15
这些分支学科东方学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总体上看，大都属于人文学科，并且以文、史、哲这三大基础学科为中心，形成了东方史学、东方哲学、东方文学三大学科群的体系建构。其中，“东方史学”是对东方各国共同历史经历的实证性建构，“东方哲学”是对东方人思维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建构，“东方文学”是对东方人以情感与想象为中心的语言世界与文本世界的建构，广义上的“东方文学”还可以包括东方语言学、东方美学、东方诗学、东方戏剧学等。以下将东方史学、东方哲学、东方文学这三者在学科面上的建构，分而论之。
二、 学科面上的东方史学知识体系建构
无论从学科史上看，还是从学科体系建构的角度看，东方历史及东方史学都具有统领作用。在“分支学科东方学”中，最基础的学科建构是东方史学。史学是东方学的起点与源头。欧洲东方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近代日本的“东洋学”起源于“东洋史学”，而中国的东方学也起源于中国传统史学，是国史的自然延伸。
史学研究有个人史（传记）、民族史、国家史、区域史、世界史等种种模式。“东方史”则是一种国际性的区域史，是对东方各国人民共同经历、共同参与、共同体验的历史事件的回忆与记述，因此，东方史的实质是寻求“共同历史”，即“东方共同历史”。共同历史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也需要人们予以记录、呈现、确认和评价。它既需要实证研究，也需要理论分析。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立场不同，利害关系有别，造成了种种不同的文本记录、表述与评价。东方学中的东方共同历史的确认，就是要在这种复杂的历史关联与纠葛中，找出相互的关联性、共通性，达成东方共同历史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历史”不是不显自明的，而是建构出来的。
中国的东方学对东方共同历史的认同，首先基于“东方学是国学的自然延伸”这一基本特性。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发现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周边区域、周边民族，乃至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与周边民族通过和平与非和平的种种方式不断融合的过程，历史上汉民族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经过各式各样的所谓“胡化”的过程；反过来，融进来的少数民族更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而经历了陈垣先生所说的“华化”的过程。 16 后来，这种共同历史的建构不仅仅体现为人群的、民族的融合，更体现为以物质商品为媒介、为载体的相互交流上，于是现代的国史研究就形成了“交通史”或“关系史”乃至丝绸之路的模式。在这个思路上，陈垣、向达、冯承钧、吴于廑、林志纯（日知）、周一良等学者率先进行了古代（近代之前）“东方史”建构的探索尝试。这种建构更多地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各国古代交通史、交流史、关系史的层面上进行的，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东方各国交流交往的历史，固然是“东方共同历史”形成的基础，但是共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更是一种超越于实证研究的史学建构。一方面，共同历史是通过各国人民互联互动的一系列行为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它也是超越行为之上的意向性的建构。换言之，东方共同历史既是自然形成的，也是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共同历史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共同历史的认同、确认的过程。
那么，东方共同历史如何进行建构呢？在中国东方史学界之前，日本、西方、俄国的历史学界都尝试进行东方史的建构，但是各自的立场不同。近代日本的东方史（“东洋史”）的建构起步最早（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果最多，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东方史建构模式，其特点是以中国史为中心建构东方史，这的确反映了中国历史文化在东方的核心地位，但也带有明显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立场与色彩，因为其最终目的是用来证明东方的历史文化中心如何一步步地由中国移向日本。西方人的东方史建构是为了凸显西方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和中心地位，因而只将东方史作为世界历史的起点，其东方史是为了说明西方史而存在的，他们普遍认为东方历史虽然起源早、历史悠久，却是几千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认为东方历史的独特性就在于缓慢乃至停滞，不具备历史发展演进的特征，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甚至据此断言“东方无历史”。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一直没有足够动机去建构独立的东方史，特别是东方古代通史，并且一直未见成功的东方史著作。在苏俄学界，因地缘上的原因，对东方史研究向来较为重视，但他们的东方史建构大都是建立在斯大林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基础上，其目的是说明：即便是东方各国，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演化规律。此观点对现代中国的史学特别是东方史的研究与建构影响很大。
于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超越上述国外学界的立场与局限，建构中国自己的东方史，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对此，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为了这种建构提出一些设想与方案，其中，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东方三大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东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伊斯兰为中心的西亚中东文化圈）之间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交叠，对东方史的体系建构影响较大，可用来做横向交流的分析研究；而中国学界普遍接受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可用来对东方历史有别于西方史的特殊属性进行总体把握与分析。
迄今为止，除了分支学科层面上的东方文学史、东方艺术史、东方哲学史、东方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详后）之外，中国学界对东方史建构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东方史的国别史，如印度史、日本史、东南亚史、中亚史等。在断代史（古代史、现代史）方面，东方近现代史已经大体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在近现代东方史的建构中，中国学者由东方“共同历史”的确认出发，将各自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转型时期视为共有的“东方近代史”，把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东方的觉醒”视为共有的“东方现代史”，于是“东方”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因为这种国际政治关系的判断而一时随之发生了改变和扩大，由“亚洲”扩展为“亚非”乃至“亚非拉”，但同时仍然以“东方”概念统御之。在“亚非拉”共同历史的撰写中，除了“世界通史”“世界历史”中的东方史或亚非史这一模式外，还有殖民主义史、东方民族主义史、东方现代化史这三种建构模式。
东方史的体系建构难度非常大，中国的“东方史”的建构进展也较为缓慢，但是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努力，我国学者已经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以不同的成果形式，为将来既有鲜明的中国立场、也有普遍的历史科学之价值的东方史的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基础。今后，如何以“东方史”的本体为中心，将东方古代史与东方现代史打通，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史模式的、基于东方区域历史文化认同的“东方史”，应该是中国学界努力的目标。
三 、学科面上的东方哲学知识体系建构
如果说，中国的东方史研究是中国东方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那么，中国的东方哲学研究则是中国的东方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最高层面。东方哲学作为中国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宗旨在于确认东方共同的思想文化。
众所周知，在东方传统学术中，虽没有“哲学”这个统领性的概念，但是，即便按照严格的现代哲学标准来看，东方传统的儒学、佛学、道家之学都是哲学，是跨越国别界限的区域哲学，并且以鲜明的人生哲学特色，与西方哲学形成对照。儒学、佛学、道家等传统之学原本属于中国或印度的“国学”，但又超出了“国”的范围，而成为东方佛学、东亚儒学、东亚道家哲学这样的区域性哲学。其中，佛学固然有中国佛学、印度佛学、日本佛学等的划分，但彼此之间又有着深刻的连带关系，整体来看都是东方佛学，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亦属于东方学。同样地，儒学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但在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东亚各国及地区，儒学都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或主流哲学，因此，当今研究儒学，常常需要将其作为“东亚儒学”加以跨国界的研究，于是东亚儒学就成为中国“东方学”的组成部分。此外，中国的道家思想对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并促使了韩国仙道、日本神道、古道的产生，以及艺道、武道、养生道等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研究道家文化或道学，必须具有东亚的完整视域，必须在东方哲学乃至东方学的层面上进行。
近百年来，关于东方哲学的研究探讨，一直是中国的东方学中较为活跃的领域，在东方学体系建构中也具有一定的统领作用。早在20世纪初之后，中国学者就在“西洋哲学-东方哲学-中国哲学”概念辨析与比较研究中，探讨“哲学”的国别特征、东西方区域属性，辨析“哲学”与“思想”“宗教”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明确了中国哲学的“哲学”属性，论证了佛学的“东方哲学”的属性，又确认了儒学、道家之学的“东方哲学”的属性。传统的佛学、儒学、道家学说等，在现代哲学思想的烛照之下，得到了更为深刻、系统、全面的研究阐发，特别是五卷本的《东方哲学史》 17 的出版，作为中国的东方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以250万字的篇幅，建构了一个完整翔实的东方哲学知识体系，无论是在著作规模上，还是在知识体系建构的精密度上，大大超越了世界同类著作，而处在领先位置。
按照通常的理解，哲学包含美学，可以将“东方美学”视为东方哲学的延伸。从东方学的角度看，美学也有“西方美学”与“东方美学”之分。“东方美学”是以人对世界万物的观照为中心，以中国与印度两个原生态美学的会通为基础，以儒释道的融合，特别是以东方佛学的形成发展为契机，带动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次生态美学，而形成的有别于西方美学的区域美学形态。但一直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东方美学的研究都极其薄弱，学科范畴缺乏整理辨析，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未能确认，学科体系难以建构。欧美学者撰写的美学原理及美学史著作，从鲍姆加登的《美学》（1750年）到黑格尔的《美学》（1835年），再到鲍桑葵的《美学史》（1892年），几乎都不提东方美学，而认为美学就是西方美学，美学史就是西方美学的历史。直到美国学者托马斯·芒罗在《东方美学》（1965年）一书中才努力确认“东方美学”的存在及其价值，只可惜该书内容单薄粗略，不成系统。
在中国，虽然美学学科在20世纪初就已经发轫，20世纪中期也曾经有过“美学热”，但那时人们所热衷讨论的是“美”的定义、“美”的属性及主观性客观性等问题，“东方美学”几乎没有被提及，而较早被提出的是“东方艺术”这个相近的概念。1984年，东方艺术史专家常任侠将其出版的论文集取名为《东方艺术丛谈》。 18 1989年，又有张锡坤主编的专题论文集《佛教与东方艺术》 19 出版，这里所谓的“东方艺术”都只是一个概称而非学科范畴。1980年代后期，“东方美学”这个学科概念才在与“西方美学”对跖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1988年3月，牛枝惠编辑了专题论文集《东方艺术美学》 20 一书，收录了三十来篇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文章，可以看作是到那时为止中国东方美学论文的结集。1988年10月，《文艺研究》编辑部和北京舞蹈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东方美学讨论会，与会学者就东方美学的总体面貌、东方美学的历史背景与哲学根据、东方舞蹈美术戏剧等各部门艺术的规律与特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该年度《文艺研究》杂志发表了金克木先生的《东方美学或比较美学的试想》 21 一文，首次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提出了“东方美学”这一概念，对其“比较美学”的性质加以论述，并提出了将“东方美学”加以“体系化”的“试想”，这些都具有首发先声之意义。
总之，从1980年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牛枝惠、金克木再到余秋雨，从理论探索到翻译介绍，我国学界迅速萌生了鲜明的东方美学学科意识，进行了有成效的理论探讨。虽然文章不多，但都在宏观层面上对东方美学的面貌做了描述，对后来的学科建构做了设想，为21世纪中国东方美学的整体推进打下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纵向的东方美学史著作也出现了，那就是邱紫华2003年出版的《东方美学史》（上下卷）。该书作为国内第一部东方美学史著作，在选题上填补了空白，具有筚路蓝缕之功，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与缺陷，但从知识体系建构的角度看，该《东方美学史》从审美文化史的层面上，大体形成了东方美学的基本的知识架构，并为今后东方美学史的更新与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忽略的参照和起点。
四、 学科面上的东方文学及诗学、戏剧学知识体系建构
在中国的各个分支学科东方学的建构中，“东方文学”的学科体系建构的材料与基础相对较好。这首先是由“文学”这一基础学科及其统领性地位所决定的。通常在所谓“文史哲”三门基础学科中，“文”居其首，显示了文学学科的基础性与统领性。“文”可以作为狭义的虚构性、审美性的文本作品来理解，也可以作为广义的一切文献的总称来理解，它的接受面、阅读面也最大。在东方各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宗教、历史等，实际上都是含在“文学”文本中的。例如，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既是诗歌，又是历史、宗教与哲学的文本。中国古代的史传，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即便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那样纯虚构的“天方夜谭”，也包含着阿拉伯丰富的历史社会与宗教文化的信息。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中，较早重视东方文学的翻译、研究与教学，是学术史上自然而又自觉的行为选择，较之其他分支学科东方学，中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已经形成了自身丰厚的学术史，已率先写出《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 22 那样厚重的学术史著作。而东方文学研究的先行，能够有效地带动其他分支学科东方学的研究。
作为分支学科东方学的东方文学的体系建构，与上述东方哲学、东方美学、东方史学的体系建构的路径有所不同，东方文学作为感性、审美性的文本，难以依靠概念、范畴、判断、命题来建构其体系，而主要依靠“东方文学史”这样的撰著方式，也就是说，用文学史建构的叙述方式，来寻求古今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东方文学”的建构，一开始就以“西方文学”为相对面，具有打破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打破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西方文学一统天下”的鲜明动机，就是要表明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一样有着内在联系性和区域整体性，更是要表明只有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两者的结合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学，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写出真正有效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和真正全面的“世界文学史”。
作为分支学科的东方文学体系建构，是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全面展开的。四十多年来，我国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学史建构已经形成了三种模式，最早的是长期流行的“社会学模式”，即来自西方的社会历史学框架模式，主要是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运用于东方文学史的分期分类。具体而言，就是使用“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递进发展论，来解释东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使文学史从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然而，这样的东方文学史建构还是没有对“东方”的内涵外延进行清晰的界定，而只是把“非西方”的文学（“亚非文学”）作为“东方文学”予以整体把握。接下来的第二种东方文学史模式，可以称为“文化学模式”或“审美文化学模式”，是把一般社会历史作为文学史背景，既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更注重文学性、审美性的凸显，其本质视角是审美文化，其宗旨是揭示东方文学作为情感与审美的世界，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规律。在“东方学”的学科意识充分自觉之后，也可以设想“东方文学史”的第三种模式，即“东方学模式”，就是把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研究和揭示文学的东方元素、东方特性以及文学中的东方认同，总结东方文学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包括共同发展规律、共用语言、共同题材主题以及共同诗学，从而由第一种模式的“非西方的”文学史、第二种模式的“在东方的”文学史，发展到“东方的”文学史。
而这种“东方学的东方文学史”的设想，又依赖于东方文学的学科分化。对学科的发展而言，只有分化才能发展，或者说，学科发展体现为学科分化。东方文学的发展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朝着本源处的寻根，二是分蘖式的发展分化。
其中，朝着本源处的寻根，就是从文学寻至语言学。东方语言与东方文学本来密不可分，但语言学与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中国的分支学科东方学的建构而言，东方学下探到东方语言学，并不是像建构“东方文学”的体系那样，试图建构“东方语言学”的体系框架，而只是在东方文学的根源处，探求文学在语言层面上的内在关联，于是可以进行“东方传统语言观念及其内在关联”等的相关探讨。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各国历史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语言崇拜”现象，中国人崇“文”、印度人尚“咒”，日本人慎“言”，波斯人重“笔”，然而其表现方式及文化功能又各不相同。在中国，汉字既有实用性，也有神圣性、神秘性与审美属性，又有整合社会、强化认同意识的类似宗教的功能，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文字崇拜，也不妨说形成了一种“文字教”；印度则是“言语”（音声）崇拜之国，印度教、佛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存在对“咒语”（“真言”）的崇信；日本人则有独特的“言灵”信仰，认为语言本身有“灵”，即含有一种神秘、客观的力量。随着东方各国文化、文学交流，东方各国的这些语言观念也相互渗透与影响，形成了某些深刻的内在关联。从东方语言的层面上看，各国的“语言崇拜”现象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层面，可以成为东方学建构的一个维度。
东方文学的分蘖式的分化发展，表现为“东方诗学”这种次生学科的建构。诗学是对文学审美特性予以研究阐发的文学理论形态。多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学科一直高度繁荣，而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资源，除了中国古代文论就是西方文论，即所谓“中西文论”或“中西诗学”。198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认识到中西以外的东方诗学的重要性，于是东方文论的译介与研究受到重视。随着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韩国等文论文献翻译的逐渐增多、研究的逐渐深入，“东方诗学”作为一种区域诗学，其区域构成及概念范畴的内在联系性也逐渐显现出来，站在“分支学科东方学”立场上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东方诗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区域诗学系统。具体而言，它由南亚（印度）诗学、东亚诗学、西亚（阿拉伯、波斯）诗学三个区域诗学构成。其中，“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按照这样的思路，就可以呈现“东方诗学”的体系架构，从而在文论及诗学的层面，使得“东方文学”的体系建构得以分化发展。
同样地，作为剧本的“戏剧文学”也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涉及文学之外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领域，在以往中国的东方文学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建构中，作为“东方文学”的分化延展及次生学科，“东方戏剧”的体系建构也一直在探索进行。具有区域文化特性的“东方戏剧”是否存在，东方戏剧的体系如何建构，这个问题在戏剧理论界曾探讨了许久。现在我们可以在“分支学科东方学体系建构”的层面上，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此做出一个基本的描述与判断。可以说，东方戏剧在空间上没有一条线性结构，没有一个直接的、总的源头，在总体上呈聚宝盆型的结构图式。而真正有条件形成低地、居于聚宝盆地位的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国。这使得南亚印度的梵剧、史诗说唱，西亚中亚各民族的歌舞乐曲、东北亚各游牧民族的杂耍舞乐等，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种种不同的方式不断汇流到中国，与汉民族固有的文学艺术、诗词音乐熔铸化合之后，形成了以“戏”“曲”二者为中心的综合性、虚拟性、教化性的“东方戏剧”。当这个聚宝盆汇聚满盈之后，东流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先后影响了日本的能乐、文乐，朝鲜的“盘所哩”和唱剧，还返流至东南亚，影响了印尼的“哇扬戏”“列农剧”、狮舞，泰国的“孔剧”等，甚至逆向西流，影响了西域各地。有了“东方戏剧”这样一种结构图式，可望在东方学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中国戏剧的“东方区域性”的研究，彰显中国戏剧作为“东方戏剧”的属性。
结语
从总体上看，经过近一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努力，中国的东方学在“学科面”即“分支学科东方学”上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且可以成为思想生产的平台。这些建构固然吸收参照了国外东方学体系建构的经验教训，但主要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自主创造，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立场，展现了在这个立场上所形成的东方视域，显示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包含着中国学者对于国别与区域、东方与西方的观察与理解。随着这个知识体系的不断充实、修正与完善，也必将一定程度地影响中国人的东方观，并在中国的东方文化共同体建构，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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