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你知道二维码是谁发明的吗？
1994年，日本Denso公司研制出来一种矩阵二维码符号，也称QR(quick response)码，这种矩阵二维码符号主要用于数据的识别，具有信息容量大、可靠性高、保密性强等优点。
健康码基于二维码的形态，既具备了上述优势，还具有超高速响应、全方位识别等特点，在疫情防控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人提出，健康码存在个人信息保护、算法行政、算法偏见带来的风险。本期推文将从语言符号学与系统语用学的角度，对健康码进行语用剖析。
防疫健康码: 网络社会治理的话语创新与应用——基于语言符号学与系统语用学的视角
■ 本文作者：王建华（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 内容来源：《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2期
一、引言
新冠疫情爆发和防控已三年，全民和全社会都十分熟悉了一个网络新工具：防疫健康码。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治理手段，深度参与了现实的社会治理活动，为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成为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成功案例。
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企业平台、社会个体成员等主体参与，多元主体为共同利益协商合作，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效果。围绕疫情防控的治理目标，健康码集成了来自民航、高铁、高速公路、医院、卫生健康、通信平台等不同领域的数据，通过辨识度高的绿、黄、红码，一人一码，并可根据实际情况改变颜色，提示持码者的健康等级。依托特定APP和配套的扫码终端进行展示、读取，使防疫信息在网格/网络的不同流动性场景中辨识、流转和自由切换。通过健康码这个工具，防疫的多元主体利益一致，认知相同，及时把握防疫的时间、空间和人际健康关系等复杂情况，并协调行动，达成高效的社会治理。一言以蔽之，防疫健康码是以数字符号的形式嵌入现实社会并实施治理的功能。健康码是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互通的桥梁，是网络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关于健康码，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展开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张晓敏等(2022)、史晨等(2020)从信息效能角度，认为健康码搭建了政府、社会和个体的交互界面，是特殊时期的“电子门票”，解决了疫情早期信息重合、信息碎片化、信息流转共享难、监管效率低的难题。陈禹衡等(2020)、胡凌(2021)从技术进步角度认为健康码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推动算法行政的典型代表，有效提升了政府工作效率；但方兴东等(2020)也提出健康码存在个人信息保护、算法行政、算法偏见带来的风险。谢新水(2021)从社会治理角度，认为健康码能有效缓解疫情治理的复杂性，促进社会安全有序运转；也暗含着“一城一码”、健康隐私边界打破、社会治理权力让渡、社会碎片化等多重张力。并且缺乏体系性制度设计，缺乏基本监管制度和制衡机制，造成潜在风险和隐患不断累积。查云飞(2020)从法治建设角度，认为健康码须遵守行政评级、自动化行政和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这三个概念所内含的法治要求。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对健康码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健康码社会治理的语言符号学视角
新冠疫情的防控，涉及全民、全社会，是一个内部因素众多、相互纠缠的复杂系统。“健康码背后是一张结构极其复杂的横纵大数据网络。横涉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县；纵考验卫生健康、工信、交通运输、海关、移民管理、民航、铁路等多个部门数据打通”(柳书琪 2020)。如此纷繁浩大的数据处理和社会治理活动，通过防疫健康码这一工具做到了纲举目张，变繁为简，化简为易，不能不让人惊叹其巨大的数据集成和治理功能。除了上述不同视角的讨论之外，我们认为还可以从语言符号学视角进行相应分析。
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工具，健康码实质上是数字时代新的话语符号载体。能创建和应用符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人是符号的动物，通过符号系统与物理世界相联系，一切事物和意义都可以用符号来表达。人类使用最广泛的符号系统是语言符号。语言为人类社会所独有，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进入数字化技术的网络时代，语言符号融汇了声、光、电等介质，综合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话语手段，产生了既不同于传统口语，又与书面语相异的新的“电子口语”语体，在符号载体上也有了新的形态，健康码就是其典型代表。
2.1 从形态上看，健康码是基于二维码图形的一个正方形图案
源自日本Denso公司1994年制定出来的QR(quick response)码，这种矩阵二维码符号主要用于数据的识别，在结构上可分为功能区和编码区。功能图形包括位置探测图形、分隔符、定位图形、校正图形、格式信息、版本信息等，编码区域包括数据编码块和纠错码图形。众多正方形的数字化细小模块功能组是二维码符号的特色，位置探测图形则由三个大的重叠的同心正方形构成。二维码定位就是找到二维符号的位置探测图形，对有明显条码特征的区域进行定位，然后根据图形结构特征值对不同的条码符号作进一步的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直角三角形，寻找出图形中心，并得到第四个交点，形成二维度的识别。二维码的数据编码则同其他数字符号一样，以0和1两个数字的二进制为基础，以比特为信息单位进行运算。与最早的一维条形码只能在水平方向上表达信息相比，二维码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可以存储汉字、数字和
等信息，信息容量高出几十倍，具有信息容量大、可靠性高、保密性强等优点。健康码既具备了上述优势，还具有超高速响应、全方位识别等特点。
2.2 从意义上看，健康码区分出三种颜色表示不同意义
以颜色表示相应意义，在符号系统中有着长期的约定俗成。如全世界通行的交通灯符号系统，绿色可通过，黄色作警示，红色表禁行。不同于黑白色的普通二维码，健康码借用了社会大众所了解和熟悉的交通指示灯三种颜色的内涵，通过相关认证规则，将颜色作为符号系统中重要的区别性特征：绿色表示健康、黄色提示关注、红色标示风险，使之成为疫情防控期间最具有辨识度和便利性的数字化符号，成为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联结的一个最实用的工具。本质上，这是人类交流的符号化思维、符号化行为和符号化手段在网络时代的跃升。
2.3 从功能上看，健康码是具有一定功能性的社会话语符号
根据符号学基本原理，服务于人类生活的社会符号系统具有如下表征：一是物质性，或是有声的，或是有形的，能让人感知与把握；二是信息性，能代表符号之外的意义，或异于符号载体本身的信息；三是约定性，其传递的信息是人类彼此约定的，为共有的信息；四是对等性，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是对等关系，二者不可分割(王铭玉 2004：14)。以此来衡量健康码：
1) 健康码具有物质性。虽与普通的语音听觉符号、文字视觉符号不完全一样，但以数字化的二维码图形、绿黄红三种颜色为介质的有形视觉符号，可让人感知与把握。
2) 健康码具有信息性。它不是普通的图形和颜色，而是含有一定信息的符号，这种信息同社会大众的健康状况、出行情况相联系，具有社会意义。
3) 健康码所含信息设定是共有的、约定俗成的。经过制码者的社会约定，健康码被赋予特定的功能：持绿码是健康者，黄码是来自高中风险区或经过高中风险区者，红码则是病员患者或需要实施医疗管控的对象。
4) 健康码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二维的正方图形、三种颜色的视觉符号是形式上的能指，相应的防疫涵义则是具体的所指。这种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的契合，使之作为新型的话语载体参与疫情防控活动，承载着社会治理的功能。
综上：健康码形式上由数字语码二维符号和三种颜色构成，表达了相应的社会意义，实施了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功能。健康码是网络数字化符号的新形态和网络空间多模态话语符号的代表，提高了疫情防控的速度和效益，体现了数字化技术的社会治理能力。
三、健康码社会治理的系统语用学解释
对健康码的语言符号学视角分析是从静态层面揭示其具备了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而在现实社会中，健康码是如何作为新的话语手段动态地参与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的？与哪些因素互动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治理效果？这涉及到话语手段的使用、使用话语的人和环境，有必要引入系统语用学的理论框架。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形成了经典的三个平面理论：单就符号之间的关系研究，构成了语形学(Syntactics，也称为句法学)；研究符号与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语义学(Semantics)；在语义学基础上，加入使用者及对符号的解释，构成了语用学(Pragmatics)。就研究的层级而言，这三个平面是承接关系，就研究的复杂程度而言，三者则是递进关系。其中，语用学致力于解释人类语言应用的机制与规律，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中的显学。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的“单元语用学”学派和欧陆的“综观语用学”学派，从不同方向上对语用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索语用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立足于综观语用学理论背景，结合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提出了“系统语用学”的研究体系，认为：“语用学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的网络系统，……如果说语境是语用的条件，那么，话语便是语用的工具，交际者便是语用的主体。这三大要素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构成了语用学的完整系统。而三大要素内部又可以分出若干子因素，形成各自的小系统。如此的大、小系统相互联系，便构成语用学研究的完整的系统网络。”(王建华 2000：29)这种研究体系将语用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和变量织成层级性的网络，体现了横向宽广的涵盖面和纵向深层的结构性，可以较好地揭示语言应用的规律。即使是对虚拟网络空间的话语应用，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证明这个理论框架有较大的解释力(王建华 2018，2020a：53-79)。从系统语用学关于语境、主体和话语三大要素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观点出发，将目光聚焦于健康码的开发、应用和功能，可清晰看到健康码是如何嵌入和参与社会治理的。
3.1 社会语境触发了健康码的开发和应用
自2019年12月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传染病开始，到确认是新冠病毒引发，可以人传人，整个社会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这期间，疫情的散播、武汉的“封城”在社会上引发了恐慌和不安的情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解放军医疗队星夜驰援武汉，当天央视春晚还破天荒临时插入了一个与疫情有关的语言朗诵节目《爱是桥梁》，向全国人民告知：“疫情发展很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并再三提醒、关照防疫要注意的事项。这个节目切情切境，是较为成功的社会治理宣传与应急话语运用(王建华等 2020b)，同时也说明当时社会环境的严峻形势。社会宣传和动员之后，需要进一步在现实中找到防控的有效方法，能快捷、便利、有效，并扩大到全民和全社会，形成长效机制，这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因而，宏观的防控背景、急迫的社会需求，是防疫健康码呼之欲出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多年来社会上数字应用场景和平台建设已有相当基础，形成了网络时代的生活和技术语境。据统计资料，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开发的支付宝、微信、钉钉等APP方便快捷，普通二维码的多场域使用等，让人们熟悉了网络社交、网络支付、网络学习等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并渐成习惯。可以说，网络技术和生活语境，也是健康码能够迅速发挥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
3.2 多元语用主体的行为推动了健康码的普及
一是高层领导的定向把握。在突发的疫情面前，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提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个疫情防控治理总原则，为高效快捷的健康码开发推广锚定了方向。二是政府机构的主动作为。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出台防控举措。但是，大规模的流调和动态清零，需要快速收集和精准识别公众的健康信息，实现数据流转和共享，而传统的表格填写、书面申报方式显然难以胜任。如果出现信息滞后、漏报错报甚至有意瞒报的现象，会影响防控大局。借助数字通信技术，以简单的二维码开发出方便易用的健康等级新工具，是政府机构的主观意愿和管理必需。三是广大群众的急切需求。疫情初期，人们普遍怀有恐慌和戒备心理，希冀自己健康，也担忧周围人的健康状况，怕被他人感染。政府部门开发出的健康码，既可自证健康，也可证明他人不是感染者，打消了人际交往的顾虑和疏离，重建信任关系。随着疫情的反复，全民防控的深入，公众使用健康码的动机和意愿更加自觉。四是网络平台主体的配合。各互联网企业在形势严峻的紧要关头，响应政府号召，做出技术服务社会、同心抗击疫情的行动，及时开发相应的APP及应用场景，既顺应了企业逐利的需求，又体现了网络企业主体的社会担当。在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总目标统领下，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高度吻合，有关各方积极行动，有力推动了健康码的开发应用并实现功能。
3.3 语码符号的高辨识度和便利性使得健康码迅速普及并发挥功能
防疫初期，形势严峻，情况复杂，“在面对复杂协同场景时，协同各方必须通过文字或语言的直接沟通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形成互相理解与认知的结果”(黄璜等 2022)。因而，彼时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或开发出全民使用和全社会普遍接受的联结工具。作为一种数字语码符号，健康码的形式载体十分简单。但平面的二维图形在结构上可拆解出数以千计的编码数字，有效辨识人们的健康和出行状况；三种颜色也显示出相应层级的意义，表示健康安全的不同等级。这种意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又被语用主体赋予了疫情防控的相应功能，三种情况的持码者在疫情防控社会治理中需要区别对待。这样，标准由政府机构设定，算法由技术公司提供，功能为社会大众认同的健康码，既顺应了防控疫情的社会语境和需求，也及时为全社会提供了简单易用的符号工具。在数字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通过健康码这种网络话语新工具，围绕疫情防控的总目标，现实社会中的不同人群实现了有效联结。社会大众以熟悉的支付宝或微信APP打开、显示的方式，接受健康码的筛查、识别及分类，自觉配合健康码的认证、管理，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参与到疫情防控活动之中。由此，健康码深度嵌入了现实的社会治理之中，并成为关键的一环。
以上分析揭示了系统语用学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经由新的话语手段——二维健康码的嵌入，语用主体、语用环境和话语实体三大要素在网络语境和现实社会互联共通的背景下实现了整合：通过健康码这个“最合适的”新型话语符号载体，在“最需要的时空环境”沟通了社会治理的不同主体，使得政府机构、网络平台、社会大众等的诉求达成一致，为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系统要素之间形成有效协同，达到了疫情防控系统的最佳效益。据统计，截止2020年12月，全国有近9亿人通过智能手机使用健康码，总次数已超400亿人次。为打赢防疫战役，健康码这个创新的数字工具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综上，健康码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可建立以下模型来表示：
四、健康码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分析
以上从系统语用学框架讨论了健康码三大要素的联系与影响，它们之间形成一个闭环系统，推动了健康码防疫功能的实现。然而，现实社会中健康码的治理也时常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大要素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方面。需要根据系统语用学的层级观，着眼于要素间的互动，对各子系统的内部因素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4.1 语境子系统的问题
“语境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概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言语交际时不断变动着的环境”(梅伊2001：40)。健康码通过数字话语符号的方式从虚拟形态进入现实空间的社会治理，更是在动态的语境中发生和适应着相应的变化。在现实和虚拟两大空间语境的联系与转换的过程中，动态的语境子系统中的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些协同的问题：一是健康码不兼容。作为虚拟符号的健康码，本是无边界的、开放性的，可在现实中却人为地被地域环境所阻隔。由各地政府牵头自主开发的健康码，带有强烈的地域有效性，各省、市的健康码区域间不兼容。由健康码又迭代出“行程码”，后来还开发出“场所码”。有了健康码也要扫当地场所码，还要查行程码。人们每到一处必须在几个程序之间来回切换，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治理成本，影响了治理效率。二是健康码使用的社会环境压力大。几年来疫情不断反复，病毒频繁变异，防疫形势严峻形成持续的压力。在此背景下，疫情防控便出现宁可过严，决不放松的社会环境。健康码由早期应急的筛查识别功能，变为常态化的检测手段，处处得亮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以至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三是健康码的技术语境保障时有欠缺。由于需要网络带宽和速度的支持，一些场所有时会出现扫不出码的现象，有些城市甚至发生过健康码全网崩溃的事件，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还有网络平台方面的竞争。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浙江等24个省市的健康码在微信无法正常访问，主要是因为微信全面封杀了钉钉的域名。这些问题说明，健康码在使用的语境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哈贝马斯曾提出“普遍语用学”，企望语用交际在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理想环境中进行。然而，现实的生活世界丰富复杂，要达到理想化谈何容易。以健康码联结起来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更为纷繁。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社会环境和技术语境、应急管理和长效机制等各种语境因素之间的纠缠掣肘，是当下健康码应用出现问题的客观原因。从现实情况看，充分发挥健康码的数字语码功能，打破地域区隔，实行全国统一的健康码功能认证，不仅理论可行且现实更为需要。但至少到现在还难有乐观的前景。此外，全社会上下形成对疫情的正确认知和共识，在疫苗注射、核酸检测等医疗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健康码防控功能的长效机制，不“唯码是听”，这样的社会语境也需在不断磨合中进一步达成。同时，还要加强数字技术建设及设备保障，形成健康码社会治理的良好技术语境。
4.2 主体子系统的问题
健康码社会治理中涉及多元主体及其利益，不同主体间的摩擦、冲突会造成治理的障碍，产生相应的问题：一是作为治理者的政府机构主体立足守土有责的立场，为了不出事或不被问责，宁愿更严格也不敢掉以轻心，不断通过健康码来强化管理，有时会给同样作为治理主体的社会大众带来困扰。健康码各自为阵，互不兼容即是如此。“每个城市只要有条件都会开发可控健康码，均基于本地采集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外地健康码不兼容。除了单纯技术成本上的考虑，更主要是出于对外地数据采集标准和计算方式的不信任。”(胡凌 2021)这种状况给参与疫情治理的其他主体即更广大的群众带来不方便。二是相关主体权责不明，管理混乱。某些主体甚至可能为了某种原因或利益，泄露健康码持有者的个人信息。如2022年6月14日的河南郑州村镇银行储户的健康码被赋红码事件，原因竟是该银行想通过赋红码的方法来阻止用户取钱。这里既有政府主体治理层级混乱，权限分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也有银行主体为了利益联手网络平台，将健康码用于超出疫情防控范围的问题；还有网络平台将这些储户健康码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去的问题。三是一部分老年人不会上网，无法使用健康码；部分人群没有智能手机，也不能享受数字化技术红利。在以健康码为工具的疫情治理中，这部分主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受到影响。在疫情防控的目标之下，共同使用健康码的各种主体，同处于系统语用学的语用主体子系统之中。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已经结成交往共同体，“理性先天地存在于交往行为中”(Habermas 1984：397)，体现出主体认识的同一性和规范的有效性。主体间相互认同相互理解，应该形成较理想的关系：政府主体制定防疫标准，网络企业提供算法技术支持，社会大众认同防疫要求积极配合。然而，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也益发多样。不同主体出于利益的考虑，可能偏离理性，形成不合理的主体间性，导致社会治理的障碍。如政府机构主体与社会大众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些不协调、主体治理权责不清、企业主体为利益泄露信息等问题，都可从中找到原因。还有，对于不会上网和没有智能手机的部分语用主体来说，语用工具有效性方面的问题也是有关部门必须重视和解决的。
4.3 话语子系统的问题
作为数字化符号的产品，健康码的表面结构并不复杂，正方形的图案和三种颜色而已。但其背后涉及的数字化技术却不简单。有正方形二维码的定形识别，有0和1二进制的编码，有具体的数据算法技术，还有网络APP的应用场景与显示等等。不过，“作为一般使用者，我们不需要去探寻某某图像是如何处理的，某某声音又是如何编码的，其内部的转换过程由其自行处理，其处理的依据就是技术人员预先编制的既定程序”(黄华新、陈宗明 2004：66)。正因为这些既定程序由网络技术平台提供，相关机构与之联手容易让健康码在符号层面上产生一些形态、意义与功能之间的问题：一是在标准符号之上外加新的符号。如由健康码衍生了箭头形状的行程码，行程码一度又加上“小星号”标识，凡是到过甚至只是路过某中高风险地区者，都会被小星号标示出来。二是增加新颜色表不同意义。如有些地方的健康码除绿黄红三色以外，还开发出橙色、蓝色、灰色等不同颜色，分别表示不同意义，对应不同的情况。三是符号的功能外溢。把健康码的功能外溢到防疫以外的其他场域，如将健康码借用为经济发展图标。“湖北发布”官微公众号2022年6月19日发布的《湖北“先行区”来了！》的信息，别出心裁地将健康码符号作为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努力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目标的图解。用“这一组你我都熟悉的出行卡片”，直观地展示相关指标。如“结构性优势良好”“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生态大省”“地理区位优越”“大战大考通过”等都以健康码迭代出的行程码、绿码表示。而未来五年湖北先行区九大战略举措，如“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决守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等，均以行程码的红色箭头符号来显示。
健康码开发和应用的初衷是提供疫情防控的便捷工具。既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大局，又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形态、意义和功能都要围绕这个总目标而相互协调。一段时间内行程码加上小星号，以及在三种颜色基础上细分出更多色彩等做法，固然可及时提示风险性，提高精准度，弊端则是无形中扩大了风险区范围，本来的点面防控扩至区市整体，增加了群众的不方便，容易引发社会大众的质疑和批评，给治理带来负面效果。我们认为，在话语符号层面，要坚持技术向善、以民为本的理念，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群众少一些麻烦，让算法技术更加透明公开、适用准确。至于把健康码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图标的“创意”，用于省级党代会战略图解的场合，逸出了健康码的原有功能，则是不严肃和不应该的。特别是涉及先行区战略举措的一堆红码，十分扎眼。对于抗疫已三年多的湖北广大群众来说，看到这种符号难免产生不同的联想。
五、结语
防疫健康码是近年来数字化符号话语嵌入现实社会治理活动的典型案例。这种易于识别、使用方便，含有共有信息和特定功能的数字化话语，既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创新产物，也适应了超大规模、快速精准的疫情防控需求。同时，更是得到参与防疫的政府机构、企业平台、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认可、积极配合。健康码的开发应用活动，是在社会需求、技术进步等语境的催发之下，多元主体共同形成强烈的意向和意愿，通过图形、颜色等数字符号话语嵌入治理活动并影响人们行为，进而参与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
现实生活中健康码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系统语用学关于语境、主体和话语三大要素的相互联系，以及各子系统诸因素相互影响的观点，为分析和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框架。对健康码数字话语在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剖析，为网络话语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促进了网络空间社会治理话语的深入研究。
（全文及参考文献见《当代修辞学》2023年第2期， 第51-60页，本期推文为节选摘录，略有删减和编辑）
内容来源
本期策划 | 《当代修辞学》、复旦大学新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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