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各地各类专志以及调研所得材料为依据，本文初步估算出在近代中国，至少有1126个并非上级政区驻地的普通县出现过本地报刊。在大致厘清“有报之县”的空间、时间分布的前提下，通过（1）将普通县所属省级单位划分为口岸地带“较多”与“较少”（2）将已确证为所在县首份本地报刊名目及出现时间的1092种报刊划分为“机关报”和“非机关报”，可以得出：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时空范围内，“机关报”至少从1912年以来就是造就“有报之县”的首要动力，这一机制在广袤的内陆地区尤其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将858种既是本县首份本地报刊，又是“机关报”的报刊再度细分，还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造就“有报之县”的方面，具有极其显著的能力优势与业绩胜势。而在“近代中国”是以“后发大国”为关键面相的历史情境下，由于“都市报刊”始终未能有效覆盖举国的基层区域，县级报刊在此时中国的报刊发行-阅读网络中份量甚重。就此而言，对“有报之县”增长轨迹及其动力机制的梳理，也是在“中国报刊史”书写中践行“以中国为方法”的路径尝试。
作者简介
朱至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县报史”（项目编号：20BXW020）阶段性研究成果。
题目中的“有报之县”，是指有出版本地报刊的普通县级政区。所谓“普通”，即并非上级政区机构驻地。在近代的中国，除国家和省级政区，“上级政区”（或者借用周振鹤先生的说法“统县政区”）包括清代的分守道、府、直隶州、厅，民国时期的道、行政督察区，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分区、行署。自秦汉以来，普通的县级政区在中国的国家结构和治理体系中，向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作为最基层的完整治理单元，它们连接着行政体系与地方社会（陈家健，2021）。在很大程度上，作为“近代中国”的组成类型，它们的整体面貌之于这个后发大国的代表性，也许不见得弱于中心城市乃至大都市。既然“报刊”之于中国，原本都是外来的新生事物，某个乃至某类普通县级政区是否已在当地具有这类新型交往渠道，自然也可作为管窥它们近代化（现代化）程度的有效端口。进而言之，若能对“有报之县”在“近代中国”这一时空范围内，在整体上如何数量上由少而多、分布上从稀疏到遍布作出动力机制层面的阐释，当然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报刊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更为厚重。
上述的立场自然决定了考察框架：既以“普通县何以能有本地报刊”为线索，更着眼于“有报之县”在举国的增长轨迹。基于如此考量，本文也就以普通县级政区本地报刊（为便表述，下文称为“县报”）的“有无”（尤其是如何由无到有），而非“多少”作为首要的切入点。换句话说，接下来的考察是以“县”为本体，而将“报刊”视为对“县”的嵌入之物。以这样的框架为尺度，不难看出此前的相关研究侧重于乃至专注于描摹“报刊”出现之后，对所在地区社会的全方位重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报刊”为本位乃至本体的自然结果。但是，如此设定是否有些如马克思评议“国民经济学”那样，“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马克思，2018：47）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也许不无可以审思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放置在“中国报刊史”这一知识生产脉络中，本文接下来的考察其意义正在于为探讨从作为“近代中国”有机构成的角度，考察普通县级政区社会交往形态在“有报”前后的演化状况增益历史维度从功能而言，是前置性的。而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浙江县报百年史》（李骏，2012）可谓立场和方法上的垂范。该作将“县报”本身即视为具有独特考察价值的对象。因此对“县”与“报”的关系，呈现出互动、绵密的历史图景。略显遗憾的是，以这样的路径进行的考察，还未涉及绝大多数同级行政单位。而且，“中国”也不止是各个省级抑或县级政区的简单加总，其面相之丰富与复杂，还存在并显现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就此而言，以“县报”的有无及其动因为端口，也正是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角度。
一
“有报之县”在近代中国的分布状况：
以省级行政区为描述口径
在近代中国，县级政区的数量和疆域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全国的县级行政单位基本上保持在2000个左右。再如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所属县数始终分别保持在60、75、80、70、110左右。加上西藏地区设置的121个“宗”，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国普通县级单位数量为1952个。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曾先后设置72个省辖市，其中7个升为直辖市（“院辖市”），24个为省会或统县政区政府驻地。此外的41个位阶与县同级（傅林祥，郑宝恒，2017：54、76-77、106-109）。截止2022年6月，通过查阅公开出版的各种书籍以及各地馆藏档案，笔者已确认截至1949年9月，全国出现过至少1126个此类县份，而以它们为出版地的报刊（为便表述，下文称为“县报”）至少有6459种。1近代中国省级政区演化甚为繁复。为方便统计，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有报之县”与“县报”的分布见表1。如该表所示，“有报之县”占近代中国县级政区数的六成左右。
从表1可以看到至少两个全局性的特征。首先，就县级报刊的种数而言，空间分布很不均衡。由此可见，仅就县级报刊的种数而言，在省级单位之间和县级政区之间，都相当不均衡。其实，仅从表1就不难看出，这与地区的经济体量、发展水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次，与县级报刊种数相去甚远恰成对比，在各省级单位之间，“有报之县”占普通县比例的差距却要小很多。综合这两个特征，不难看出大多数的“有报之县”处在刚刚绝无仅有的水准。截至目前，在这1126个“有报之县”中，笔者已确认1092个首份本县报刊的创办年份，这也就是它们成为“有报之县”的年份。由于政治局势对报刊生存关系甚大，因此将年份划分为“1911年及以前”、“1912-1927”、“1928-1936”、“1937-1945”、“1946-1949”五个时段。按照表1所列顺序，各省级单位在各时段新增“有报之县”的数量，可见表2。
加入时段的维度后，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另外两个趋势。其一，就全国范围而言，“有报之县”是在1912-1927年期间进入较快增长，此后的两个时段（1928-1936、1937-1945）是增长的高峰期。其二，如果依据口岸地带（即沿海和长江干流中下游段）占该省总面积比重，将各个省级单位分为“较多”和“较少”两组。还能发现在1927年及以前，前一组（安徽、福建、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山东、辽宁、台湾）虽说所辖普通县总数仅622个，不到全国的1/3，却占到“有报之县”增幅的50%（108/215）。然而，在1928-1936年这个时段，它们占到增幅的比例却下降到40%左右（164/399）。自然，与之恰成对比的是，其他省级单位（共1330个县），在这一时段却占到增幅的60%，“有报之县”的增长出现明显加速。须知到1936年为止，除了安徽、江苏、湖南，其他省级单位的“有报之县”数都距本省所属普通县数尚有明显差距。也就是说，这种趋势是在“有报之县”普遍未及增长极限的情况下出现的。
二
“有报之县”增长动因管窥：
以首份县报的类型为切入点
以上陈述，既对近代中国“有报之县”的空间和时间分布有所勾勒，更为从全局上探寻增长的动力机制给出了问题与线索。概而言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增长轨迹？此前研究已侧重于1937-1945年时段，对非沦陷区的“有报之县”为何在战争状况下反而显著增长给出阐释。探讨结果可归纳为在近代化程度相对欠缺的广袤内地，在“县”这一层级，机关报刊的创立和存续能力总体上强于其他报刊（朱至刚，李淼，2017）。根据目前所获的远较此项研究所据丰富的材料，本文试图将解答范围拓展到整个中国近代，并对其中的机制性差异做更进一步的阐释。
除了创办年代和名称，笔者目前还已基本厘清表2所涉1092个“有报之县”首份报刊的创立者和大致经过。据此，可将这1092种在各县破天荒的本地报刊划分为“机关报”和“非机关报”两个类别，可以从中看到至少两个全局性的趋势。所谓机关报刊，包括党、政、军机构所办以及与学校、学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有明确归属关系的报刊。需要说明的是，不管创办者与上述组织关系是否密切，只要他是以个人而非组织成员办报，就算是非机关报。以其所在历史时段和报刊类型的分布，这1092种本县首报的情况可见表3。
从表3可见，至少从1912年开始，在从“无报之县”变成“有报之县”的过程中，机关报刊就起到明显的主导作用。而且随着时段的推移，这种趋势总体上越来越显著。倘若将考察的线索从时间转为空间，按照后世省区划分，则有表4。
从该表可见，从总体上看，内陆地区所占比例越大，相关比例也就越高。即便在口岸地带占比较大的省区，因机关报而成“有报之县”的比例仍在50%以上。至于青海和宁夏，可认为是基数太低，较难进行趋势评估。
进而言之，综合表3和表4,由“机关报”造就“有报之县”的比例，从1928-1936年起，在原本就颇高（60.6%）的基础上又有明显提升，而在此后（含）的三个时段内一直保持在80%以上。正是从这一时段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均在所辖区域开始全面执政。
而在两大政党兴起以前，诸如（但不限于）学堂、学会、同业公会（而非传统的，完全依附于官方的行帮）等新式组织方式是在清末民初兴起，早就既是学界共识，更得到充分探讨。这也正是1912-1927年之间，“有报之县”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此着眼，“有报之县”在整个中国近代的持续增长，其实在很大程度可以视作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方式逐渐近代化、被组织程度不断深入化这一全局演化的自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性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区域性社会团体这两类力量，在造就“有报之县”（尤其在广袤的内陆不发达区域）历程中担当主要动力，也恰是在中国社会聚合形态演化的过程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自发”两条脉络并行的投影。
三
中国共产党造就“有报之县”的全方位
优势：基于与其他类型组织的对比
既然较之“非机关报”，“机关报”在造就“有报之县”上具有显著的优势。那么，在不同类型的正式组织（这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组织形态和组织方式）之间，是否还存在着此等能力的显著差异？沿着上述思路，将858种在各县破天荒的“机关报”细化为“中国国民党系统（含三青团和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国共产党系统（含其绝对领导下的政府、军队、机构，以及如全面抗战初期的山西“牺盟会”等由其实际领导的组织）、“清代和民国的地方政府及教育系统”“其他社会组织”四类，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段的分布情况如表5。
虽说在1946-1949年以前，因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出现而变为“有报之县”的绝对数量并非最多，但若对比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区域的普通县数量，则不难看到其相对比例却始终最高。又据笔者整理，1945年前后有至少284个根据地县（约占同期根据地县的55%以上）存在党报。这一比例远高于基本同期（1944年）的国民党党报之于国统区（约25%）。而在这284个县中，又有80个成为（含部分成为）根据地后才首次成为有报县，情况参见表6。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创造”，中国共产党在“再造”“有报之县”上也表现出极其显著的优势。所谓“再造”，是指某县因种种变故从有报退回到无报，此后又出现新的报刊。这种现象曾在全面抗战初期频繁出现，尤其普遍见于河北和山东。这两个省在1936年分别有44个和43个“有报之县”，其中又有37个和40个是在1928-1936年间加入这一行列。在此期间，各县首种报刊情况见表7。而在这42个得到“再造”的“有报之县”中，又有至少27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报填补空白。须知在全面抗战期间，尤其在人民军队1943年开始局部反攻以前，河北和山东都有大片区域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一个县境内并存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府、伪政府的情况并不鲜见。换句话说，中共党报在这两省重建“有报之县”过程中所获优胜，恰恰是在与敌、顽并存对峙的局面下取得。
再来看在不同性质政权治下，“有报之县”的稳固度。虽说除了解放战争期间的东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执政区域的物资条件普遍艰难，但基本上只要县级党组织还在，而且已经将县级党报办起来，通常都能长期连续。而国统区的县级党报，却时常出现中断。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造就、再造、维系“有报之县”的事务上，所具有的是全方位的，且无可匹敌的优势。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社会化和基层化的方面，远强于包括国民党在内同时期所有国内政治团体、社会组织的又一有力证据。
为何中国共产党党报系统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此前相关研究大多主要关注党组织和党员为此付出的主观努力。然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更有必要和条件去探讨在“县”这一基层层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究竟具有哪些优势，又是如何将优势转化为包括维系基层报刊在内的诸多方面的胜绩？当然，要作出较为周全的论证亦需专著篇幅。本文在此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比较对象，就两党基层组织调动本地资源的能力差距略作管窥。全面抗战以来，国统区在县这一层级采取融党于政的架构（荣孟源，1985：477）。县党部书记的职权仅是协助县长指导全县地方自治和训导民众（王奇生，2010：335）。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党组织直接掌握的资源相当有限，党政之间更难形成合力。如据笔者所见档案，掌控财权的县政府往往将机关报的维系视作党部事务，虽说也要为其筹措经费，但通常并不积极。以《新开县报》（时属四川）为例（开州区档案馆，1945），这份报纸创办于1944年，开办初期月支出需13870元，预估的发行和广告收入仅10300元，同时段县政府向党部提供的津贴却仅有每月150元。除了经费难以保障，国民党党组织在基层政治中的边缘地位，还带来了另外一项后果，即党报的订阅费时常被政府序列的公务机关拖欠。如据江声日报社1940年致江山县政府函，到此时为止，“各中心小学、各短期小学，各乡镇公所”欠缴的1939年度报费仍为数不少（江山市档案馆，194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委不仅能调动区域内的几乎所有资源，而且还能有效决定其具体配置。从平定县委组织部在1946年9月所发通知中，当能稍有管窥。该县为扩充宣传员队伍，对境内7所学校下达分解后的任务，每所学校均需在当月15日前选定人选，并完成政治和业务素质审核，将详细材料交给县委组织部。这7所学校分别是一高、二高、三高、娘子关完校、移稂完校、张家庄完校、白泉完校（山西省平定县档案馆，1946）。“高”和“完校”应当是指高等小学和完全小学，以当时情况而论，它们已是县内比较高端的文教机构。至于要抽调的是“完校以上程度”的16岁-20岁青年，更在当时当地相当稀缺。
四
余论
毋庸讳言，既限于篇幅，更出于视角，上文的探讨始终侧重于“有报之县”在近代中国的拓展轨迹（及其机制）。正如前文所揭，在这样的考察框架下，是以“县是否有报”以及“县如何有报”，而非“县报之于县域的影响”为中心问题。实际上，倘若就此收尾，诚然对历史图景有所展示，却似乎之于当下的“新闻史”“报刊史”研究，纵然谈不上强赋新词，也是不甚相干。然而，至少在笔者看来，倘若是以“中国”为方法而非仅是对象，且就确定的历史情境（“近代”）和特定的场域（“报刊”）锚定“中国”在彼时、彼地、彼领域内的具体面相，前文的论述倒也不失为这样的“中国报刊史”略为补白。
概而言之，就“报刊”如何渐次深入中国社会而言，“后发大国”正是“近代中国”的关键面相乃至根本面目。这一描述至少具有两重意蕴。首先，正如其他的近代事物，“报刊”之于“中国”原本是外来之物。其次，所谓“大国”，不仅在空间上疆域辽阔，更在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层次且并存诸多不尽相同的区域。进而言之，倘若将“中国”的“近代化”视作一个渐次展开、时间有差的过程（这也与历史相符），对于“报刊”在“近代中国”，乃至“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段、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究竟在多大程度又以何种方式做到之于公众的在地可日常接触，也就有必要审慎探究。须知“报刊”以实物为承载，它能在多大范围内经常且快捷地运输、发放到读者那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期的交通、物流状况。然而，对于中国这个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后发大国，这正是长期制约出版于经济、文化中心的报刊（为便表述，下文称为“都市报刊”）广泛且及时送达广袤基层的现实因素。诚然，随着近代化的推进，被其相对直接且深度影响的区域，获得“都市报刊”更为便利。
然而，在近代中国，较之国土的广袤，铁路和航运所及范围始终相当有限。如在1937年上半年，正太、平绥、陇海、粤汉、平汉、京（南京）沪、沪杭甬、津浦等9条已建成干线仅在130个左右县设有车站（《铁道半月刊》，1937）。加上已沦陷的东北，总数当为190个上下。据此不难想见，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要将“都市报刊”稳定且迅捷地发送到尚未被有效纳入近代化交通体系的地区，也还绝非易事。如据陈天佑描述，到1939年前后，鄂、湘、川、黔交界处“数十县，均已感到各地大报到达甚迟之苦，贵阳的约需三四日、桂林、邵阳、长沙的需时一星期，重庆的最快亦需一星期”（陈天佑，2012：289）。其实，通览全国诸县，无论和都市距离远近，还是与其往来难易，上述两个区域都不算格外边远。若以鄂湘川黔交界区域为标尺，综合（1）与最近都市距离（长沙，约200公里）（2）是否已有铁路、公路或航运可通，对同时期全国县级政区进行大致评估。在总共1952个普通县中，交通条件不明显优于此的至少有950个。而在既不沿海也不为长江干流中下游所经的17个省级单位所辖的838个县里，这样的县更是占到68.2%（572个）。
这也正是“有报之县”及其县报在此时举国（而非仅是相对发达地区）报刊发行—阅读网络中的不可替代之所在。据笔者逐个比对，在上述1126个“有报之县”中，直到抗战前后，“都市报刊”尚不能快捷送达的至少约占50%（512个）。在内陆省份的“有报之县”（514个）中，这样的县更接近60%（318个）。由此可见，在“有无”的层次，县级报刊“补白”了50%“都市报刊”覆盖的薄弱县。且据1936年前后数据，在这512个“都市报刊”不易送达的“有报之县”，人口总数约8500万。也就是说，在此时，对于至少五分之一的国民，本县出版的报刊，很可能就是他们在地能且仅能及时读到的报刊。即便在“都市报刊”较易送达的区域，县级报刊的发行量也不在少数。例如宝鸡（陕西）在陇海线西宝段通车（1936年12月）后，与西安往来相当便捷。在1940年前后，该县《通俗日报》日销量在1500份以上（旭昶，1940）。再如江苏在全面抗战之前辖有60个县，其中48个在整个近代未充任上级政区驻地。在这48个县里，除丰县、沛县、邳县外，与上海、南京，以及清代为学政驻地、国民政府时期为省会的镇江往来相当便捷。但据1929年江苏省政府统计，可得表8。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日报在中国人口中的分布密度虽说没有确切统计，但通常认为张竹平所说“每四百人一份”比较可靠（张竹平，1929）。据此似可推定，即使在“都市”的直接影响圈层内，县级报刊仍占不小比重。既然在彼时的中国，就整体而言，在“报刊”这类实物媒介的实际发行—阅读网络中，县级报刊既具相当份额，又在如此广泛的区域内其实无可替代。那么，“有报之县”是如何得以产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增长轨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就似乎的确是“中国报刊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应有部分。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在这一领域对“以中国为方法”的践行尝试。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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