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空间转向”，城市空间政治议题逐步成为理论与实务热点之一。国外学者对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视角、方法与路径对本土城市空间理论与治理实践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论文对国际主流城市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期刊文献梳理分析发现：（1）20年来国际主流期刊研究议题由北方城市向南方城市转移，研究主题由宏观向中观微观转向。（2）研究方法从案例研究逐步转向以量化为主的多元化方法，大数据、GPS、实验方法等前沿方法开始应用在研究中。（3）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发展遭遇三大瓶颈，即对“新自由主义”批判鸿沟、“向南”鸿沟与“学术热潮”鸿沟。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如何建构新的解释南方城市发展与治理的理论，进而确定本领域学科定位。西方城市空间政治议题研究可为我国城市治理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在宏观层面上，需提升多主体协同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在中观层面上，需在社区空间层面促进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平衡；在微观层面上，需保障城市新老居民的空间权利与实现内部融合。
作者简介
段哲哲，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现代化与全球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天凤，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现代化与全球城市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曾言，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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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国学者Henri Lefebvre 出版的《对城市的权利》（1968）、《都市革命》（1970）及《空间的生产》（1974）等著作较早将政治问题与空间问题结合在一起，开创了空间政治理论的先河，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空间成为政治学核心概念之一，一系列以空间尺度划分政治主题的研究将城市问题进行尺度重构，一方面将城市问题分解为街道、社区、围墙、贫民窟等微观空间，另一方面将城市纳入更大空间，如地方、区域、大都市、国家、国家间、超国家组织与全球化体系等（王锐，2020；Ropert ＆ Masso，2021）。空间范式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传统社会科学“时间对空间的压制性偏好”，促进了城市空间政治学的兴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空间政治的研究逐渐超出了“地理学”范畴，特别是200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使空间关系重组成为可能，出现了后地域形式组织的新空间范式，全球气候变化、新区域主义、全球环境与人口流动研究成为重点，空间政治学蓬勃发展。全球近20年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问题越来越以空间形式表现出来，国外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城市空间政治的研究呈指数型增长。随着中国城镇化日益深化，2022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问题的关注日增，引介了大量国外关于城市规划、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成果，城市空间政治是与治理实践密切相关但长期被低估的议题。
一般而言，城市空间政治研究指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危机、社会冲突、空间隔离等城市问题的研究。城市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城市空间研究议题的庞杂性，但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将社会建构和生产的城市空间与政治议题进行深度融合。主要学术共同体集中在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社群，前者侧重讨论空间对城市的重要意义，研究城市政治议题的空间的具体表现；后者侧重探讨空间背后的政治关系，研究何种城市权力、治理等结构因素能够解释、化解城市治理难题（Williams，1975；Stehlin ＆ Tarr，2017；赫曦滢，2018；孟祥林，2022）。城市政治学和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与城市空间政治相近的领域，有必要对三者进行简要辨析。城市政治学通常指城市中以及关于次国家空间下的城市政治，它涉及城市中的多样政治结构，包括种族、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涉及“城市政治权力的结构”“城市公共空间与城郊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等议题（戴维·贾奇等，2009；周杨，2015；高成军，2019）。城市政治地理学是以政治地理学的空间权力为基础，借鉴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发展起来的学科，主要是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研究城市空间政治要素、城市空间权力以及城市空间权力政治化的动态过程，涉及“城市地理规划的效率与公平”“公正的地理分配”“正义的空间化趋向”等议题（叶超，2019；吴磊等，2020；Harvey，1973）。
城市空间政治、城市政治、城市政治地理研究均是基于城市空间尺度中的政治博弈关系发展起来的学科，三者在研究旨趣和范式上呈现出异质性和趋同性。从本体论看，城市政治学最初起源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所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在本质上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城市空间政治学发轫于人们日渐认识到“空间从来不是某种远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产物，永远是政治的和策略性的”（包亚明，2003：62），城市空间的建构、改造甚至摧毁本质上均是统治阶级行为的结果；城市政治地理学的兴起得益于“马克思主义者将地理从濒危的、不相关的、区域科学边缘领域挽救了回来”（查理德·皮特，2007：127），本质上属于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的结盟。从认识论看，城市政治学围绕“谁统治”“如何统治”等问题对城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展开了探讨，至今已经形成了精英主义、多元主义、城市机制论、多中心治理等分析范式；城市空间政治学的“空间”具有较强社会属性，强调城市空间是各种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产物；城市政治地理学的“地理”具有较强的自然属性，侧重于解释城市不同地理区位间的互动关系，如中心地区的社会矛盾、中心与腹地间的矛盾、各中心间的矛盾等（胡大平，2020）。从方法论看，城市政治、城市空间政治与城市地理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趋同性。近年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研究工具在研究中出现。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城市政治、城市政治地理学的引介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关于城市空间政治的探讨尚散落在前两者的研究中，还没系统梳理出国际英文期刊关于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整体情况。
国际英文期刊是了解全球学术最新进展的主要平台，从期刊论文的角度分析特定议题的发展前沿是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做法。为呈现城市空间政治发展脉络、议题、方法与前沿等整体性图景，本研究试图对2000年至2021年相关领域内SSCI期刊论文进行系统分析与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对SSCI目录中Urban Studies与Political Studies期刊的城市空间政治议题做了较长时间（2000—2021年）的梳理，以揭示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演化脉络与发展方向。基于领域内专家建议、期刊的影响力、研究领域差异与研究的可操作性，选取SSCI城市研究领域一区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以及SSCI 政治学领域所有刊物，城市研究刊物共计10种，包括Urban Ge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Urban Affair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CIT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Habitat International、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Urban Studies 与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政治学研究所有刊物，包括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Analysis 与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ｗ 等。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期刊可以呈现城市空间政治的新进展，从中搜索“Urban Space” “Urban Politics” “Spatial Politics”“Urban Spatial Politics”的主题论文，仅选取“Original Article”，排除文献综述类、书评等文章，搜集了399 篇论文进行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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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的空间转向：国际主流期刊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发展脉络
为探寻政治学研究空间转向的缘起，本研究分两步。一是对SSCI城市空间政治论文进行追踪，明确该议题在国际主流期刊出现的时间节点。在城市研究与政治学期刊中，有关城市空间政治的论文首次出现是1974年Urban Affairs Quarterly 中“Political Urbanism：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Policy，and Politics”一文。该文更早发表在美国政治学学会1972年年会上，提出了政治性城市主义的概念（Political Urbanism），可视为城市空间政治初步概念（Kaufman，1974）。直接提出城市空间政治（the Politics of Urban Space）的论文出现在1975年Publius 刊物中（Ｗilliams，1975）。两位作者均为政治学学者，文章引用率均不高，这可能说明早期空间政治研究并没有引起学界关注。二是基于论文样本分析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时空特征。20多年间，空间政治研究发展脉络分两个阶段，2014年前研究对象以北方城市为主，2014年后逐步以南方城市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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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4年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背景及特点
2014年前，每年论文数量相对稳定，这一阶段引用最高的论文为Neoliberalizing Space，作者为Ｊamie Peck 和Adam Tickell （2002），他们分别为加拿大都市与区域发展研究学会主席、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校长与学术委员会主席，均为地理学学者。该文很好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与理论现状，当时左翼（承认国家能力的局限性）与右翼（强调自由与个人选择）政治意识形态认为政府形式需要更灵活、更有回应性。由此引发权力下放的政府改革，这一时期学界认为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协调部门活动，更了解当地情况，可更好地将资源与当地需求和优先事项匹配，国家作用降低到支持市场运作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扶持职能上（Rakodi，2003）。这种思潮强烈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城市发展、区域经济等结构调整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受到实务界与学术界推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
（1）以宏观议题、大空间尺度为主。21世纪以来，城市化正在迅速改变着全球格局，影响世界进程，学界与实务界认知到这种变化，普遍对全球化抱有积极乐观态度，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解决城市问题的良方。全球化演进将不同国家（北方与南方）、不同等级城市（全球城市、大都市、一般城市）、不同城市区域（城市中心与郊区）的空间尺度构成相互关联的社会空间网络。全球化和新自由化进程是社会空间关系背后的关键因素理论，全球化持续演进将不同国家纳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新自由化思潮席卷了城市空间政治的核心议题，改变了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权力关系，城市治理方式以及城市发展策略等（Beriatos ＆ Gospodini，2004；Jessop et al．，2008；McCann ＆ Ward，2010），这些重大而宏观的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2）尺度政治内涵逐渐成熟，成为分析政治、地理现象的重要工具。尺度概念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者较早提出，后演化为尺度政治，指基于尺度重构的政治博弈与权力争夺（王丰龙、刘云刚，2017）。空间尺度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范围、内容、形式与重要性不断重新定义、争论和重组，既包括不同类型地理空间，还包括地方－ 全球互动建构复杂空间、网络空间、组织空间、决策空间（法院判决、国会投票、公民选举等）、地缘政治空间及超国家空间等（Green，2011；Kramsch，2011）。该领域产生了很多著名学者，如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杰出教授、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学者Neil Smith，他是公认的尺度政治研究的大师，被誉为“士绅化和租差理论之父”。2002年，Neil Smith 在地理学权威期刊发表Neｗ Globalism，Neｗ Urbanism：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一文，引用高达3612次，期刊Antipode 在2017年还专门出版了纪念他的论文专辑。这些学者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学界，他们还为很多城市公共政策提供咨询建议，影响了城市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与洛普公司资深科学家Richard Florida（2002），其提出创意城市理念的著作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引用接近3万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成立创意城市网络，将创意视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因素；一些城市主政者将创意要素作为城市复兴与增长新策略，如美国密尔沃基、中国上海市及南非赫尔曼努斯等246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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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1年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背景及特点
2014年后，城市空间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崛起，南半球城市快速发展，全球尺度的区域和城市间经济、社会、政治联系不断加强，欧美学者到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越南等）开展调研比较城市研究开始复兴。学界认为，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城市理论忽视了南半球的经验，呼吁将全球所有城市实践纳入理论构建。以北方城市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多达63.64％ ，南方城市仅为36.36％ 。从时间趋势看，南方城市逐步进学界的研究视野，转折点发生在2014年，该年度南方城市研究超过北方城市。2014年前，南方城市为29.92％ ，2014年后上升到40.39％ 。研究区域与国家排名靠前的区域为：美国（25.7％），包括奥克兰、纽约及芝加哥；欧洲（17.15％），巴黎、阿姆斯特丹及苏黎世；中国（6.81％），深圳、杭州及北京；英国（6.19％），伦敦与威尔士；以色列（4.1％），耶路撒冷与拿撒勒；印度（3.72％），孟买与德里；加拿大（2.79％），多伦多；巴西（2.48％），里约热内卢；阿根廷（1.86％），布宜诺斯艾利斯。南北城市发展阶段差异让学者们呼吁南方城市的理论，而不是直接应用基于北方城市的概念（Korah，2020）。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南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并引发了第三世界城市规划的危机，呼吁脱离“欧美”城市规划模式，提倡替代的城市理论与“从南方看（Seeing from the South）”的角度诠释城市实践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Pethe et al．，2014），该时期热点议题讨论呈现出两大特点。
（1）兴起对新自由主义城市理论的批判。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当前全球各地城市化基本采取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发展政策，造成城市空间权力逻辑由个体的空间权力向资本一端持续让渡，使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模糊转变。公共空间受到不同群体空间实践的塑造、重塑和挑战。这些群体的身份和行为破坏了当代城市的同质性，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议题，如犯罪团体、城市地产开发商、移民、中产阶级及街头流动商贩等。新自由主义下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环境伤害、贫困、社会不公、失业、居住隔离、城市财政危机等。因空间发展不均引发性别、阶级与种族在空间资源和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学者们立足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呼吁关注城市化进程中权力和空间资源不平等的问题（Martínez et al． ，2016；Schilliger，2020）。这种呼吁是基于Lefebvre（1991）提出的“城市权”理念，试图控制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关系来寻求正义、民主和公民权利（Keul，2015）。
（2）研究层次由宏观转向中微观。研究层次的深刻变化得益于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精细化。一方面，除了欧美长期从事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学者之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大陆高校学者日渐活跃，国际主流期刊的城市空间政治研究成果中有10多篇是国内学者或华裔学者为第一作者。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宏大的理论叙事已基本告一段落。2014年后，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内容陆续向中观、微观转变，对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精细化研究，如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城市内空间改造（公共空间、贫民窟、移民安置）、街头小商贩的空间正义及城市制图等议题。当前城市政治研究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并不算非常热门的议题，但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发展加快，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工具日益多元化，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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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演进：国际主流期刊城市空间政治研究议题转向
研究议题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研究对象多样化。近20年全球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尤其是南方国家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不断涌现，如印度孟买、中国上海、越南胡志明市、巴西里约热内卢及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异质性城市发展形态推动了城市空间政治研究议题丰富化。传统空间研究的高政治议题（投票行为、群体冲突、抗议）得到持续关注，一些曾认为不属于城市空间政治考虑的低政治议题（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与贫民窟）也得到学界关注。
国际主流期刊的城市空间政治研究选题非常多元，传统的与新兴的研究领域都有不同议题占高频位置（见表1）。最热门的研究议题是不同行为者投票行为，主要在政治学领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投票行为是西方政治学长期研究热点。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选举，投票行为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显学，公民投票行为、政党选举策略、国会议员投票以及最高法院任命与决策的实证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行为政治学核心议题之一。城市空间政治研究最开始介入是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公民选举、政党得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尺度逐步使用空间模型来定量解释或预测政治行为者的投票决策行为。第二，地理学领域空间尺度概念成熟与多元化内涵扩大了其解释力，丰富尺度概念推动由固定的地理单元拓展到动态的社会建构尺度。
“尺度重构”成为研究选举行为的重要解释框架，呈现三种研究视角。首先，基于地理位置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地理学尺度探索城市区域选举行为的空间集聚、空间溢出或空间传染效应。其次是欧洲一体化背景下城市治理与社会空间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超国家多层次治理体系出现，对欧洲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学者们强调城市治理领域和网络的“重新尺度化”，欧盟不同机构（法院、欧委会、欧洲议会）决策空间模型以及欧盟内部次级空间重新政治化等（Keating，2017；Ershova，2019）。最后是重构尺度从政治地理空间扩展到社会关系空间领域。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推进使得地方直接同全球生产体系相链接，出现“地方－全球网络”“全球地方化”等术语，弱化了国家地位，尺度重构成为透视城市空间政治学中主体关系、权力结构及资源配置变迁研究的核心机制（Franzese et al．，2012；Sommerer ＆ Tallberg，2019）。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也是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高频议题，呈现两种研究取向。一是解释性取向，主要着眼于后政治和后民主城市的思考，聚焦于城市批判理论，对新自由主义范式城市化进行反思，进入后政治时期。“后政治时期”指城市成为技术官僚实际决策、治理安排和治理的场所，越来越将“政治”简化为“公共政策”“决策”和管理共识的治理环境（Swyngedouw，2009）。二是实证化取向，主要体现为运用实证案例分析城市空间政治治理的新形式，讨论私营部门、公民团体参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绿色城市规划等议题。近几年分析视角日益微观，如讨论公共空间、灰色空间、绿色基础设施、城市制图与贫民窟等微观议题的实际运作细节，能有效揭示出城市空间政治理论的局限性。
为更好地把握近20年来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议题转向，本文做了两个分析。一是对引用的著作做共被引分析。共被引分析反映学术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方法、主要观点与主要贡献。高频被引文献中有4部专著，为Lefebvre的《城市权利》，地理学新派聚集地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国际知名地理学学者David Harvey 的《反叛的城市：从权利到城市到城市革命》，美国叙拉古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杰出教授Dom Mitchell的《城市权利：社会正义与城市权》，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规划与地理学系教授Jason Hackworth 的《新自由主义城市：美国城市主义的治理、意识形态和发展》。这些作者均是地理学学者，前三部专著是对“城市权”的论述，后一部是对城市“新自由主义”的系统论述。
二是对研究样本做引用量统计。引用量超过100次的论文共13篇，其中5篇出自《政治地理学》，4篇出自《城市研究》，反映出这两本期刊在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前者是政治学领域，后者是城市研究领域。在高引用论文中，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与全球城市）是出现最多的议题，反映了北方国家对全球化、去工业化后出现城市萎缩现象的焦虑，试图通过全球城市、创意城市、紧凑城市等方式重振地方经济，吸引人口流入（Joo ＆ Seo，2018）。环境保护是出现第二多的议题，符合当前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情形，包括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减碳措施等。被引用最高的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加拿大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学研究主席Jamie Peck，他是一位来访过中国的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下简称“芝大”）社会学院都市社会学的杰出讲席教授Neil Brenner在芝大读博期间发表的两篇文章进入高引用行列，他先供职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城市理论实验室主任），2020年加入芝大，在资本主义城市化、批判城市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高频被引文献影响超出了学术范畴，影响了城市决策者的公共政策选择，不少城市以发展成全球城市为目标，如罗马、上海及奥克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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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研究范式转换：城市空间政治的研究方法
学科进展往往是以方法论进步为重要标志，城市空间政治对学界的重大贡献是专门分析空间变量研究方法的出现。1974年，蒂尔堡举行的荷兰统计协会年会上，比利时经济学家Jean Paelinck（被称为空间计量经济学之父）首次将空间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大会上提出，成为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开端。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经历了三个时期：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中至80年代末）集中于Moran’s 检验、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及极大似然法；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将空间计量研究范式正规化，空间效应与非线性回归模型结合及空间统计软件出现；成熟期（21世纪后）成为主流经济计量研究方法，空间面板计量、网络关系衡量空间关系及时空模型出现（Anselin，2010；Szabó ＆ Török，2020）。近些年学术界在城市空间政治学的方法论拓展有两个趋势：一是将传统属性变量使用新工具实现空间的可视化；二是将空间变量纳入传统模型研究空间效应。
本研究参考Munck与Snyder（2007）方法论分析。样本中实证分析方法超过理论建构方法研究，理论建构方法中，归纳的、质性的研究居首位，其次为演绎的、形式的（见表2）。实证方法中，使用频次最高的是质性的，其次为定量的。城市研究领域归纳的、质性的研究方法占据首位，体现了城市研究领域以案例研究为主的整体取向；政治学研究中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居首位，体现了政治学领域定量研究兴起的整体趋势。近些年，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的混合研究成为重要范式。因此，当前国际期刊的政治空间政治研究中，理论建构较少，实证研究是主体。
本文把研究方法进一步细分为描述性分析、比较研究、描述性统计、推论统计分析、大数据研究、访谈／民族志研究、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与混合研究。数据显示，案例研究一直是城市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通过个案、多案例对城市不同空间尺度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理论解释与建构，该方法往往会结合访谈／民族志研究特定区域的行为者。描述性统计与推论统计构成了量化研究方法的主流，前者以属性数据空间描述为主，包括特定属性的空间分布、年度变化及时空演进描述城市政治现象；后者以高级统计方法做因果推论，不同尺度空间作为模型的重要变量，成为计量方法论学者拓展的重要方向，推动空间计量方法从区域科学研究方法发展为系统的、广泛应用的主流计量经济学方法。
欧美学界在城市空间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的方法经历了规范向实证再向混合研究的演变，从最初以案例研究为主的诠释范式到如今依赖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交叉型研究，方法实证化、精细化的背后是学界对城市空间政治议题科学化解释的追求。2005年前，描述性分析是城市空间政治的重要研究方法，划分城市社会空间组成类型；2005年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针对特定城市空间政治议题进行分析；近年来，空间已成为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主题。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和基于位置的服务等空间可视化技术和大数据算法科学发展，使研究者能够获取大量的、多样化的、实时的时空数据，学者将理解空间数据的新方法与创建、获取空间数据的新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空间建模方法和空间尺度等理论，分析城市范畴内传统政治学研究议题，如身份政治、选举政治、社会治安、公共资源分配、全球城市网络和城市空间再造等议题。目前国际期刊研究越来越依赖空间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在过去5年中新兴方法如实验法与大数据研究法开始零星出现，但成熟空间计量方法仍是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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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鸿沟：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前沿
20世纪70年代“空间”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后，经过近50年发展，城市空间政治的研究议题从宏观走向中观、微观，研究方法也从以案例、描述为主的诠释范式向多元化方向转变。然而城市空间政治议题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存在隐忧，当前国际主流期刊的城市空间政治研究面临三大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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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鸿沟
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城市社会经济监管的新模式，旨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城市竞争力，倡导城市的空间开发、分配政策、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直接供给逐渐转向更依赖市场机制（Swyngedouw et al．，200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从欧美向全球蔓延；自2000年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各国城市发展政策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城市空间重组的主导概念。但人们普遍观察到，过去几十年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带来了经济不平等、公共空间分布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大大加剧的问题。因此，近几年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渐多（Tzfadia et al．，2020），但依然难以跨越新自由主义的鸿沟。
（1）新自由主义城市发展政策受到批判，但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有文献广泛讨论了新自由主义的城市空间开发倡议，如创建经济特区、封闭社区、私有化空间、城市飞地和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其基本的逻辑是各国政府推出新的改革议程，如金融部门自由化、城市土地使用规划框架改革、财政权力下放等；这些议程旨在赋予地方城市政府权力，促使它们在土地管理上更加商业化；地方政府与商业机构合作获得对廉价土地的控制权，往往以牺牲其他人（如在地居民、租户、街头小贩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政府通过在这些土地上投资基础设施、商业地产或设置经济特区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因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牺牲了其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造成了全球各地城市出现阶级偏见、不民主、效率低下、空间不正义和社会破坏性等现象。学界呼吁要远离“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提出紧凑型城市、创意城市、创业型城市、文化城市、新区域主义等城市发展模式（Waley，2013；Carrión，2016）。但各城市政府似乎多以这些时髦名词为噱头，将城市空间大规模开发和再开发合法化，陷入“投机性城市主义”陷阱，最后往往不是全力保护创意阶层、创业阶级、文化遗产设施等，反而是与房地产开发商结成新的增长联盟，城市空间逐步中产阶级化、绅士化，成为“以服务和办公用途为主的城市拼凑物”（Klaus，2013）。发展政策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等级城市重复上演，追求城市正义的公共政策往往无疾而终，大多成为以土地经营或交易为核心的城市增长策略，如瑞士苏黎世（Dörry，et al．，2016）、韩国大邱（Joo ＆ Seo，2018）、美国密尔沃基市（Zimmerman，2008）、西班牙马德里（Compitello，2003）及加纳阿克拉（Korah，2020）等，甚至还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所“特许经营”、试验自治的私人管理的城市，如洪都拉斯老虎岛。
（2）新自由主义仍是当前城市空间治理的主流范式。随着治理本质为政府与非政府力量间的互动关系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学者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的危害，但全球城市治理领域正兴起“私有化城市主义”的浪潮。私人治理模式（Private Governance Models）以公私伙伴关系、国有企业、私人公司等形式出现在一些国家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中，部分拥有自治或半自治地位的管理委员会承担了市政府、市议会等传统城市治理机构的部分职责，部分社区强势精英将增长价值观、发展优先次序与资源配置偏好嵌入到城市规划、教育布局与公共政策中，显示出日益扩大的核心－边缘鸿沟，出现“空间阶级化”现象（Korah，2020；Israel，2021）。这些新自由主义空间倡议是由新的治理形式促成的，如公私伙伴关系、私有化和政策动员，以提升“领土竞争力”（He ＆ Wu，2009）。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城市空间治理面临两大困境。一是传统城市内空间极化、不公平显现持续恶化，导致弱势社区、经济弱势群体、少数族裔和特定年龄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边缘化。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出现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与萎缩城市（Shrinking City）的现象，城市发展压力使越来越多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被私有化，以容纳门控社区、商业企业、商业改善区和其他企业；公共支出大多遵循空间选择模式，优先考虑商业区与高收入住宅区，以吸引商业机会，满足中产阶级品位的“场所习惯”，加剧了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间的空间差异。中国香港、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都出现了优质公共产品向特定区域偏好性配置的情况（Savini et al．，2016；Tang，2017；Israel，2021）。
二是“灰色地方治理”模式在软空间、开发区和住宅区等新兴区域大行其道。“灰色地方治理”是一种地方治理方法，正式和非正式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其本质是注重治理职能而非法律、国家机构等（Tzfadia et al．，2020）。正式形式倾向于发展价值导向和普遍理性，以确保效率；非正式形式指在复杂的、高度政治化的社区环境使用传统习俗进行治理，两者融合成为灰色地方治理模式。“灰色地方治理”通过日常的城市实践将“全球南部”城市及其附近的农村地区“本土化”，私营实体承担某些社区服务和规划等公共治理的责任，逐步用私人管理代替公共管理。在自由的经济政策、国家对城市发展的低水平监管以及安保需求增加的背景下，中东欧越来越多地区出现了封闭式住宅区（Brade et al．，2009）。随着国家从公共产品领域的退出（支持自治、积极的公民身份和私有化）与国家监管能力的下降，整个非洲出现安全日益私有化的现象，私人安保公司大量涌现，并与正式国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Diphoorn ＆ Kyed，2016）。总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似乎无处不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化和当代国家改革的主流意识。但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使得城市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非正义性的集中体现，城市成为经济矛盾和社会分化的主要场所。城市空间发展与治理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否会回到“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这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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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鸿沟
城市空间政治的概念与早期理论均源自北方的城市发展实践，但近些年，南方城市快速实现人口空间集聚，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南方的快速城市化及其在增长管理和包容性发展上的挑战，引发了第三世界城市规划、管理与治理的危机。因此，当前的讨论呼吁脱离欧美的城市模式，提倡要建构“从南方看”的城市理论（Pethe et al．，2014；Robinson＆ Roy，2016），而不是简单继承北方城市的概念与理论（Brenner ＆ Schmid，2015）。“二战”以来，北方城市发展经历了福特主义－ 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的过程，南方城市政策也经历了类似进程，但时空上更为压缩。因此，南北城市面临的空间政治问题存在异质性，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南北城市空间政治发生区位不同。欧美城市几乎已进入“郊区时代”，城市空间政治向郊区化侧重，中产阶级向城市郊区转移，导致市中心的衰落。城市郊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承载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形成经济空间集聚以及空间政治议题，如郊区空间绅士化、郊区精英阶层对公共资源分配影响更大以及大都市次区域间竞争。南方城市空间政治处于“城市时代”，其空间政治主要发生在两个区域：一是城市中心区，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超级城市集聚，城市中心的新住宅、新商业空间需求不断增加。南方城市现代化空间意识形态让城市政策越来越商业化，现代化增长压倒一切成为共性，掩盖了土地征用与空间不公平的政治逻辑，城市中心街道空间驱逐街头小贩、污名化或隐藏城市中贫民窟，以及牺牲弱势群体（如租户）空间权利的城市空间再开发（Phelps ＆ Valler，2018）。二是南方城市的城市化快速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带来空间尺度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城市边界向城市边缘扩展，快速将原有的城市郊区、农村地区城市化，最新的趋势为空间政治尺度逻辑超过了单一城市范围，向新区域主义、全球城市－区域主义、多城市区域主义以及大都市区域转变（Harrison，2021）。
（2）空间阶级化表现形式不同。近二三十年各地封闭社区的崛起，欧美等北方国家设置门控的社区实际发挥了自治实体的功能，获得了更好的公共服务（如教育、警务及文化资本），以种族隔离形式体现空间阶级化。南方城市封闭社区是通过建立围墙来隔离犯罪和加强治安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贫民窟将穷人经济、非正规住房增长与社会排斥、边缘化联系起来，空间隔离体现为经济差异，建立围墙的目的是将精英社区与穷人社区隔离。
（3）空间政治参与价值导向差异。近些年，欧美等国城市空间政治实践中出现了参与式规划、审议式民主、有抱负公民等直接民主形式，这些探索为议会、政府、企业与社会团体、公民个人间建立有意义的接触，讨论城市住房建设邻避主义、绿色基础设施以及都市农业等公共政策议题，弥补传统代议制民主治理赤字的空隙。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空间政治参与多体现为“猪肉桶”政治，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政治模式，让政治人物基于选举利益的考虑，将公共产品提供与选票政治联系起来，如印度尼西亚种族多样性更高的地区获得的公共产品更少；发展中国家很多贫民窟居民更容易受到环境风险的影响，如乌拉圭贫民窟铅中毒（Renfrew，2013；Tajima et al．，2018）。北方城市发展历程固然可为南方城市提供实践借鉴，但当前对南方城市的案例研究多是对现有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空间权以及尺度政治等理论的应用，还没有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从南方看”的城市空间理论。
（4）作为南方城市代表的中国城市选择存在偏差。中国城市是国际期刊热门区域之一，是南方城市中的典型代表（6.81％），主要包括深圳、杭州、香港、北京、台北、天津、广州、成都、西安、重庆等一二线热门城市。中国幅员广阔，区域城市间差异大，中国数量庞大的中小城市、小城镇的空间政治研究并没有在抽样的国际期刊上呈现。从研究议题热门看，空间治理、经济和超国家过程各占24.75％ ，居于主流地位；空间治理以城市规划为大宗，呈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以及实务界与学界对经济增长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涵盖不同空间尺度，如城市内特定区域使用艺术化与商业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空间再造（北京798） （Zhang，2019），整个城市的空间规划布局促进城市经济增长（Ｗang et al． ，2020）以及多个城市跨区域经济合作（Li et al．，2015）。这些研究议题都带有鲜明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几乎围绕城市土地开发与再开发，强调城市政府（权力）与市场主体（资本）复杂博弈推动着城市增长机器的发展；但往往相对忽视公平价值体现的对弱势群体“城市权”的关注，如街头小贩、租户、郊区居民与农民工等群体的权益往往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被部分牺牲。现有研究对这些群体的关注度是不够的，但更值得注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积累的大量“新市民”等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政治生活（如政治参与、环境保护、社区治理）、政党力量（中国共产党）、政府在社区空间中的政治角色与作用，以及社会组织在基层善治中的作用等（徐选国、吴柏钧，2018；袁方成，2019；熊易寒、曹一然，2021）。这些在中文期刊得到较为充分积累的、体现中国城市独特故事的议题在英文期刊中呈现不够，这为我们与全球城市空间政治已有理论进行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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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热潮”鸿沟
城市空间是包括政治地理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的核心范畴，但20世纪80年代是否存在城市政治学曾引发David Harvey 与Peter Saunders 两位学者论战。Saunders 认为政治必然是关于空间的，对空间的兴趣很少在特定的城市，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城市政治；Harvey 是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代表性人物，他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为基础理论，建构出的新都市空间理论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明确城市化的新时空关系与空间政治化过程。这一争论一方面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由时间主导转向空间主导，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政治性功能与属性成为城市政治学研究的热门议题之一（Cox，2001）；另一方面，由空间概念引发的学术热潮，也带来了研究议题多元、分散不聚焦的问题。
根据Munck 与Snyder （2007）对研究主题的划分方法，可将样本研究主题分为空间效应、经济和超国家过程、城市生态系统、空间秩序、社会行动者、空间治理六个核心议题。前三者是传统政治议题在城市空间的新形态，后三者是城市空间政治学向中观、微观转向的主要研究议题。虽然六个核心议题研究转向代表了城市空间政治发展的前沿，但各核心议题下的研究议题则相对分散（见表3）。
（1）空间效应主要研究传统政治学议题并验证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都是与其他事物相关的，只不过相近的事物关联更紧密”，大量研究利用空间计量工具解释地理变量对个人或群体政治行为的影响（Tam，2003）；前沿研究关注点由“空间”转变为“时空”并重，分析时间变化下的空间依赖性（Chaudoin et al． ，2015）；对空间的理解也开始多元化，由物理空间转为社会空间、虚拟空间与网络关系等（Simmons ＆ Goemans，2021）。
（2）经济和超国家过程主要讨论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如何应用不同的策略促进城市增长，研究重心由“全球城市”转向“国际大都市”。大都市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空间定位，可将其定义为一个与核心特大城市和周边较小城市紧密相连的区域，这些区域是多维建设过程的结果，有学者甚至认为城市空间政治研究进入了“大都市时代”（D’aLbergo et al．，2018）。
（3）城市生态系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政治地理学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当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环境正义，认为受到特定环境或人类健康风险影响的群体应得到公平对待；环境政治是一种由科学共识合法化的政治，而科学共识又转化为政治共识。城市政治生态学家认为，城市环境是通过社会和生态过程产生的，这些过程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地理空间条件。城市化过程对环境和气候的负面影响日益加剧，而不同群体受环境问题影响的差异日益极化，城市内减碳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间环境正义是学术研究的前沿（Stripple ＆ Bulkeley，2019）。
（4）空间秩序的研究由少数群体犯罪议题（性、毒品等）向大众参与的街头政治转移。这与近些年各国的街头政治运动正日益成为常态有关。街头政治运动蔓延到全球，如巴黎、伊斯坦布尔、里约热内卢、开罗、华尔街、基辅和曼谷等地。而城市空间（政府大楼、政党总部、商业中心、广场、交通枢纽及公共道路）成为表达政治态度与组织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研究群体性的城市空间抗议活动的策略、暴力化以及对城市政治经济的影响成为当前学术前沿（Viernes，2015；Jenss，2021）。
（5）社会行动者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政治学核心研究议题，城市空间政治覆盖了犯罪集团、精英分子与利益集团等社会行动者。近些年研究的前沿包括欧洲移民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街头小贩，两个特殊弱势群体都面临被强制排斥的城市发展政策，如何调和他们的城市权与其他群体的利益成为当前研究重点（Lemessa et al． ，2021）。
（6）空间治理指对城市内不同空间的治理，当前是将空间政治与城市权利结合在一起，强调重构城市空间成为建构城市权利的时代焦点，将空间政治化的思想影响推广到群体和个体的价值及实现途径问题上。前沿议题是使用城市地图来实现有效的治理，以往的城市空间地图几乎均为自上而下制定，硬生生地呈现城市标志性建筑，是客观、中立的现实表现；但学者们结合城市权的概念，认为城市空间地图是充满力量和社会建构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的行为者以各种方式产生、代表和使用信息（Martínez et al．，2016）因此，他们倡导自下而上的制图方式，通过对边缘人口制图提供了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辩论环境，实现城市空间的有效治理，如贫困地图、边缘人口分布地图、骚乱地图与线上声音地图等（Kim，2015；Evans ＆ Sim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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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城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现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来看，不管是北方城市的“后郊区时代”，还是南方城市的“城市化时代”，均出现空间剥离、空间隔离、邻避冲突等非均衡发展问题；而城市空间政治研究议题的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城市化不同进程中的挑战与问题，能为化解当前及未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空间问题提供借鉴。
在宏观层面上，需提升多主体协同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治理可能会导致城市秩序的崩溃，这不仅意味着政府主体在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也考验着政府主体调动各类社会资源的能力。城市空间治理既不是政府导向的“没有社会的治理”，也不是社会导向的“没有政府的治理”，而是要求城市政府主体在不断提升自身城市空间治理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扩大其他社会力量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平衡，进而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治理的融合。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城市的产生并非源于单纯的人口规模膨胀，而是由于人口、经济、政治、历史、区位等因素的复合作用而形成的，尤其是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王薪喜、孟天广，2020）。中国是“强政府”，国家意志通过人口、土地、金融、房地产等制度与政策，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变迁有着重大影响。近些年，资本的侵蚀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城市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异化。相对弱势的社会力量近些年陆续在一些城市参与社会治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放缓，政府需要协调出社会力量，让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机社会参与到城市空间实践，再造城市公共空间与参与城市治理，实现城市空间分配正义（吴磊等，2020）。近年来，我国城市空间的构建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驱动较为明显，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区、长三角经济区等，为增进各城市之间彼此加强合作的意愿和深化协同发展的效果，可以参考国际知名城市群协同治理的成功经验，探索总结出符合我国城市群发展跨越政府协作治理的路径。
在中观层面上，在社区空间层面实现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的平衡，减少公共空间可及性不平等带来的空间隔离。全球各地城市管理者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通过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城市经济增长，造成了事实上的城市空间不公平，封闭性的绅士化社区与污名化的贫民社区并存在南北方著名城市均有体现。社区是连接城市空间与个体生活的纽带，是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尺度。自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兴起以来，“社区”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如富人社区、精英社区、普通社区与穷人社区等，体现了城市空间剥夺、空间分异与空间隔离的不平等现象。与社区空间相对应的公共空间的中产阶级化与地产金融化压缩或剥夺街头小贩、无家可归者等城市弱势群体的“空间权”，加剧了身份认同危机和城市空间不平等、空间剥夺、空间分异与空间隔离等问题。中国过去快速“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商品房社区和安置房社区被区别对待的现象，两者在公共服务供给和物业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空间矛盾有向安置社区或老旧社区积聚的倾向。为防止城市空间分化越演越烈，可以在借鉴西方社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关注超大型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在理念层面发挥党建引领社区空间治理的作用，在技术层面通过自下而上的城市空间制图和参与式城市规划实现城市空间的公平价值，实现公共空间、公共服务与社区环境等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防止出现像西方国家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隔离现象。
在微观层面上，需要保障城市新老居民的空间权利，实现民众内部融合。“世界城市”或“全球城市”这两个术语已用来表示30多个中心城市，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络，作为全球化经济的骨架横跨全球。本研究样本中，如意大利的罗马、新西兰的奥克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国的巴黎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建设全球城市的规划与政策。各国政府利用全球城市塑造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吸引全球的人流、金流、物流与数据流的集聚；但其背后逻辑均是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各地全球城市的公共政策让房地产商业力量可能会继续成为城市政治的主导驱动力，可能反而伤害了城市的内部融合。在我国，“逃离北上广深”曾一度成为热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空间发展遇到的瓶颈，消费主义的盛行、居高不下的房价、城市公共空间供给不足等对在地居民的城市权造成了伤害。事实上，西方城市居民也曾出现过采取迁居等“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其对城市公共政策的不满。为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覆辙，我国城市地方政府在全球城市竞争过程中需实现两种整合和衔接：一是世界城市空间与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其他尺度的外部整合；二是实现城市居民的内部融合，不剥夺原有居民的“空间权”，注重城市居民空间权力和权利的保障，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空间治理新格局。
综上，城市空间政治作为一种新的认识工具和分析视角，不仅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同，但我国的城市空间政治研究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未来在继续深化中国城市空间政治研究的过程中，要在研究概念、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汲取国际期刊中的最新成果，也需在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等方面有所拓展，进一步挖掘和归纳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实践经验，开发适用于本土、具有解释力的中国理论，向国际学界讲好中国城市治理的故事。
文章来源：《公共行政评论》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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