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必须面向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新闻传播实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需要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思维桎梏， 坚持“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宗旨。新闻传播学者应深深扎根于本土，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全局性和独特性，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关键前沿议题。只有坚持以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为学术立场，新闻传播学者才能创新具有本土内涵和普遍意义、具有实践关怀和理论追求、具有历史纵深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
张明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袁向玲，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传播转型”阶段性成果。
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这为我们构建和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源于实践；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必须面向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新闻传播实践。
一
新闻传播学的实践特性与知识创新
新闻传播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经世致用是其基本特性。回望百余年历史，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初创、成型和拓展，在新闻实践的发展中得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1888/2012：172）曾强调，“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中国近代新闻学的知识观念，承继了19世纪以来中国报刊业发展的新闻价值观和业务观，于20世纪初期渐趋专门化。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大量报刊及报人涌现，新闻事业引人瞩目。此后，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实践，则为中国新闻学的知识建构进一步提供了现实基础。《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党与党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等，乃是此间构建党报理论体系的经典文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报纸的改扩版、都市报兴起、媒体自办发行、报业集团创建、电视新闻改革、新闻发言人制度、广播事业重生、媒体融合发展等系列重要新闻传媒实践，成为催生当代新闻知识体系的关键论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新闻传播学科知识建构的重要品格。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始终坚持为新闻实践服务、为传媒改革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郑保卫，2009）。
然而，过往40多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往往习惯于“向外看”，秉持依附性的“学徒”姿态。缺乏独立思考“以西为主”、牵强附会“向西看齐”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在妄自菲薄、自我矮化中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和先进性”（蔡惠福，顾黎，2013）。倘若不假思索地搬运西方概念和理论，剥离其生成脉络和社会文化情境，来解释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只会变成穿靴戴帽，甚至遭到“他者”理论的反制。我们使用和借鉴西方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要秉持批判精神和实践关怀，以建构超越西方、符合本土实际、能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知识体系为宗旨（蔡惠福，张小平，2016）。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需要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思维桎梏，坚持“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宗旨。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根本，是要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重要面向。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性总结和凝练。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为理论而理论，停留于学术界内部的知识循环。与实践问题相脱节的研究，只能生产“空转”的理论，无法触及实践深处（张涛甫，2014）。深入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必须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全局性和独特性，必须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关键前沿议题，才能建构与创新反映中国实际和中国经验、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二
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全局性
理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要有整体性思维，要有全局性观念，要思考全局、关照全局、统揽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在我国，新闻传播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毛泽东同志视其为“思想武器”，邓小平同志认为新闻传播是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江泽民同志将其作为“党的生命的一部分”，胡锦涛同志认为其是“党的执政资源”。这些经典论述，充分表明了新闻传播实践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具有全局性的特性。
把握新闻传播实践的全局性特征，需要我们跳出新闻传播实践本身，从更广阔的视野中，特别是从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诸角度，审视新闻传播活动。毛泽东同志（1991：175）强调：“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东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把握新闻传播的全局性，就要胸怀大局观、整体观和系统观。只有从全局角度看新闻传播实践，才能深刻理解政治家办报、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思想本质，才能充分领会“三贴近”“走转改”、舆论导向“祸福论”的深刻内涵。我们构建反映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创新新闻传播学的重要命题、话语和思想，必须立足于新闻传播实践而又超越实践本身。“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有从“全局”来认识新闻传播的“一域”，方能理解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内在规律性。
注重历史思维，也是把握新闻传播实践全局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与实践的内在关联性，历史内涵着实践的结果，实践承载着历史的维度。历史意识与实践意识是高度统一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认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创新当下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这个历史坐标。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创新，需要“通古今之变”。只有深入理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闻传播的实践面貌和观念体系，才能更好地归纳与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闻传播的知识经验和思想智慧，并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媒行业变革、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
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独特性
走过百年历程，中国已形成独特的新闻传播实践体系，初步建构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媒体生态是独特的，体现为媒体形态的高度复杂性。当前，我国多种形态的媒介并存共生，包括以移动端为载体的短视频、长视频、社交媒体、手机报，以广播电视为载体的有线与无线电视，以纸质为载体的报纸、杂志、图书，还有虚拟现实、元宇宙、全息投影、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兴传播科技深度推进下的内容形式。同时，我国不同媒介的功能类型是独特且多样的。中国的媒介场域既包括以《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和引导舆论的载体；也包括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是公众情绪表达的主要渠道和交换观点的重要场域；还包括以“今日头条”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主导的平台媒体，兼具宣传功能、舆论引导、环境监测和娱乐诸多功能。“没有哪种媒介生态有中国这么复杂，没有哪种媒介现实会比中国的媒介现实这般超重。”（张涛甫，2015）
中国的新闻传媒管理体制是独特的。中国的媒体所有制、党管媒体、“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等制度，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扎根并适应中国大地和中国情景。中国新闻传媒管理体制不是照搬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既有制度，也不是机械挪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论述，是在中国本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和完善的，并不断守正创新。中国新闻传播的知识观念体系是独特的。在几代新闻管理者和学人的持续努力下，基本构筑起了以新闻工作原则、新闻事业性质论、党性和人民性、新闻真实论、舆论导向论、新闻传播权利和社会责任论、新闻传播法治与规范论等为主要构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拥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必然是独特的。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独特性，要落实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性知识生产中。要在概念、术语、范畴、方法、命题、判断、思想的创造和积累上，聚焦中国特色、反思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近年来，打造标识性学科概念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集中关注的话题。立足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独特性，构筑中国的标识性新闻传播概念，应成为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要使命。在成熟学科，标识性概念一般拥有500至800个，而新闻学科仅有约70个（刘建明，2017年6月22日）；至于传播学科，其标识性概念稍多，但极少来自于中国学者的创造。这无疑需要反思，更有待中国学者未来的努力。在这方面，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做出了表率。费孝通先生提炼和概括出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近些年来，郑杭生、宋林飞、孙立平等学者，提出社会运行、橄榄型社会结构、“过程-事件”分析框架、渐进市场转型等重要学术概念，值得新闻传播学者借鉴。
四
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文化脉络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型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拥有独特的政治传统。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赖以生长和发展的现实土壤，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社会文化脉络，是中国学界为世界贡献中国新闻传播知识经验的依托所在。正如黄旦（2013）所言，新闻传播实践是“吸吮着特定的泥土的营养的”。作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经验无疑是地方性的，但在与其他文化体系的交流互鉴中，充分吸收融合其合理成分后，便会上升为全球性的知识经验，最终为人类文明交往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面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赞叹道：“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他认为华夏传播的思想智慧非常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施拉姆，1973/1985：VI）。
在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等领域，许多重要概念、话语、思想的提出，都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体现着中国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小康社会”就是典型案例。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小康”代表生活比较安定、物质相对富足的状态。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1993）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创新性概念和表述，注重融入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基本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后，于2017年2月10日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一国际关系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思想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政治理论的重大贡献”（谢伏瞻，2019）。
新闻传播实践必定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生成、展开和演化。以正在加快推进的媒体融合为例，其作为中国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强烈的制度属性和深切的实践关怀。在政治意义上，媒体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资源和关键载体，媒体融合的使命在于促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强化意识形态引领；在社会意义上，媒体融合深度发展，将促进媒体和社会关系的整体性转换升级，促进公共传播观念和机制转型；在文化意义上，媒体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元素，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构成。故此，中西方媒体融合的实践，在逻辑起点、指导思想、演进轨迹和价值关怀诸方面截然相异。近十年来，围绕媒体融合的持续推进，管理部门和学界建构了诸多具有本土色彩的概念和表述，如全媒体、新型主流媒体、政务新媒体、“中央厨房”“四全媒体”、县级融媒体、现代传播体系等，为媒体融合发展事业注入了中国的精神和品格。
五
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关键前沿议题
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需要把握新闻传播实践的关键前沿议题。关键性的前沿议题是行业领域面临的重要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习近平，2016年5月19日）。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2017）在学术研究中，抓住关键前沿议题，就提高了对现实问题回应的精准度，加强了业界与学界对话的深度；抓住关键前沿议题，就强化了学术和政策议程的设置力度，拓展了知识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数字化、平台化、移动化和智能化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改变着并将继续改变人类新闻传播的基础架构，引发新闻传播实践形态业态生态的持续演进。当今世界，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变革无疑最为引人瞩目。在此形势下，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重大实践问题，在“新闻实践变革中推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架构和阐释体系”（季为民，2019），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特别地，中国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走在世界前列，需要我们加强对新闻传播实践前沿性课题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而言，这是加快建构和创新“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胡正荣，2022）的重要契机。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领域的关键前沿议题，包括传媒与国家治理、媒体深度融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网信事业发展、平台建设与治理、深度媒介化等等。新闻传播学者对这些前沿议题的深切关注和思考，意味着新闻传播学知识场域与实践领域的深度同频。这对于总结提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经验，发现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全球提供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思想智慧，大有裨益。上述议题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尤为令人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这需要新闻传播学者以更多的学术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知识和理论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六
结语
当今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习近平，2016年5月19日）提炼新闻传播实践的中国经验，创新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者的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新闻传播学者要立足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重要面向，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注重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为促进中外文明互鉴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者的智慧和力量。
费孝通先生（1980）曾告诫社会学学人学子：“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也应成为新闻传播学人学子的座右铭。诚然，建构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学子共同的接续努力。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创新，需要从快速变革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出发，回应实践、解释实践、指导实践。面对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与法学实践紧密结合的现实状况，苏力（2019）曾写道：“从个人的经验判断，当代中国仍然缺乏深深扎根于中国但智识上生动强悍的法学研究……中国的法学很难同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相匹配。”以此观之，新闻传播学同样需要“生动强悍”的学术研究和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需要以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在全球新闻传播学的建构和发展中表达中国话语、中国视角和中国智慧，体现中国学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面向未来，新闻传播学者们深深扎根于本土，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全局性和独特性，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文化脉络和关键前沿议题，努力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定能建构具有本土内涵和普遍意义、具有实践关怀和理论追求、具有历史纵深和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2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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