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曾经经历了叙事核心、社会科学方法和学科交叉路径的不同历史阶段。当代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的结合。因此，当代新闻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仍然要以叙事为核心，重视新的范式构建，以实践为准绳，突出技术话语，完成中国身份塑造，最终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
作者简介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卢明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随着多学科交叉的深入发展，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关心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与今后如何更加有效地构建学科核心与边界，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参与多学科交叉的路径和方法这两个核心问题相关。
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进一步认识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核心和交叉边界，同时对学科发展的场域和背景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两个“自主性”的统一是必要的“基点”，即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二者之间的相互统一。前者基于学科建设，本质是应当如何构建一个高度自主性与一定包容性兼备的学科体系，使其在当前学术交叉的大背景下得以自处。后者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大局，再次确认“民族国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单位，其政治观念、经济结构和文化特质的独立性是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二者的结合与统一，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一
新闻传播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源头
学科的形成，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知识产物。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曾经高度重视分工和学科的意义，但彼时真正的学科系统尚未成型。近现 代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是一种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新闻传播学是一个现代人文社科领域的“迟来者”。按照彼得·伯克（Peter Burke） （2000/2016）的说法，它在人文主义运动和科学革命后才逐渐出现。新闻工作在工业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发 展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在其诞生之初，新闻传播学科就受到了工业革命发展逻辑的影响，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基因。在新闻事业发展的初期，伦理、方法和规则等基本架构都来源于行业共识，因此行业共识所形成的“精英化”特征与行业规则本身的“封闭性”，在很长时间左右了学科知识体系的表达。
新闻传播这一学科在根本上基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深度构建而形成。因此，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这个学科构建的底层逻辑。也正因为如此，价值观和社会思潮变革对于学科自主性不断产生新的挑战。不仅如此，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相对较晚，带有很强的社会应用属性，同时也受到很强的技术路径影响。技术更新速度之快、变化之多样，给学科建构带来了更多的“无序性”。在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史论、实践和技术革命三个方面来构建，但在技术发展和学科交叉的大背景下，每一个维度都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
首先，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文化、现代化和传播技术的多样化，21世纪以来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也呈现出知识体系的多样性，逐渐走出传统自由主义基因下的行业规则，突破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相叠加的束缚，开始探索多样化的叙事体系，构建差异性的知识内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媒介技术的跃升，公众对于这一学科知识的占有程度甚至冲击程度都是巨大的。新闻传播固有的伦理价值和基本业务规范，与“人人都是记者”的舆论公共性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碰撞。如果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自主知识体系，那么必然要考虑重建知识体系的有序性。
其次，知识结构也在不断变化。21世纪的信息技术发展，社会范围内的学科交叉，都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边界。由于新闻传播既有知识存量的增长赶不上学科边界的增长，就出现了现有知识体系的“内卷”和学科边界的无序扩张。这使得学科本来的有序度，如史论、实践、技术等三个方面，受到了多种技术创新的冲击，学科内部结构的无序性变得越来越大，传统分类面临更大的考验，甚至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都遭遇进一步的挑战。
有序性是知识体系进步和更新的核心逻辑所在，指的是从历史归纳概念，再进入概念的形成与方法的构建，最终作用于实践检验。但是21世纪以来，许多新的事物诞生，其历史十分简单，实践发展迅速。作为有一定传统的学科，若要与这些快速变化的实践相结合，从而生长出新的知识体系自主性，就需要重新理解新闻传播自主知识的“有序”。
再次，专业化分工面临新的要求。全球化带来知识构建的“极化”。各个知识门类追求更加深入和专业化，分工也更加细密。广义上的通识和专业化的“极化”相结合，对于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分工层面的。因此，结合全球创新的语境，新闻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既面临着更多的无助，也面临着新一轮知识体系的建构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要走出历史概念的桎梏，要破除传统行业共识的桎梏，要面对新知识的不断融合，构建知识体系的耗散结构，同时在全球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形成学科发展的进步性。
二
学科自主性的历史和逻辑演变
党的二十大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强调教育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如果说以“中国”为方法，来审视今天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那么民族自主性和学科自主性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民族自主性是一个极为重要但也高度敏感的概念。如果以学科自主性为主，背离了民族自主性，那么学科发展往往就只能复述既有的规则、方法和理论，只能按图索骥提供中国案例，甚至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相背离。但如果只强调民族自主性，而忽略了学科自主性的底层逻辑，在某种情况下学科建设就成为了特定的任务使命和要求，会忽略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到的“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要做到学科自主性和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完整。
首先是何为新闻传播。从根本上说，新闻传播的知识体系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如果从1908年密苏里大学开设新闻学专业算起到今天，在这114年的时间中，新闻传播的知识体系经历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再到学科交叉的发展进程。第一个时段，新闻传播的知识体系以叙事能力的教育为核心，以叙事的方法论、价值观和伦理为外围结构，构建了新闻学的基本知识体系。这意味着以人为核心的历史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在新闻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人文主义传统背景下的叙事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培育，作为知识体系的内核从来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今天还有许多人都坚持，新闻传播学首先是一个讲故事的艺术。
二战以来，传播学的发展，对于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范式和边界都产生了极大的突破。这个源自于战争的学科，高度重视信息处理的范式，而叙事作为信息处理的一种规则，天然和传播密不可分。二战结束之后，以美西方为代表的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推动了传播乃至整个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叙事的艺术是传统、是灵魂、是内核，那么传播的研究方法就是路径、是技术、是范式。这个范式使得我们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只以人作为基本视角看待历史发展演进的方法，带来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交融和方法借鉴，使得新闻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兼容性。
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多种社会科学方法进入到同一个学科，学科本身的知识结构必然会受到冲击。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以来，新闻传播学科不断面临着范式转化。尽管范式在这个阶段并没有重构，但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冲突和协调，在数十年的时间中，在东方和西方都普遍存在。
从80年代末“第三次浪潮”起，至21世纪第三个十年，新闻传播学科面对着新的技术交叉路径。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于学科的叙事和方法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在外界技术推动下改变学科内核的过程。新媒体技术的变化，不仅是媒介呈现技术的变化，同时也是叙事结构和表达形态的根本变化，甚至冲击了人们的知识接受习惯。回顾传媒技术发展的历史，每一次技术的飞跃，都是一种对感官的“延伸”，但当前技术的变革，却是对知识接受习惯的再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多元复杂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既有高度的政治性，又有极强的实践性，还有广泛的社会性。当叙事的核心、社会科学的方法、技术交叉的路径三者叠加在今天新闻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中，我们就更需要构建不完全意义上封闭的知识结构，因为封闭的知识结构，已经极不符合21世纪以来整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
三
民族自主性对学科建构的作用
何为中国？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各个学科都必须解决的话语体系的问题。中国不仅是学科建设的视角，更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民族自主性和学科建设形成了一种映射关系。因此，带有民族范式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建设中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追求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晚于传统意义上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民族主体性的建构，却在从未间断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一直进行。这就意味着民族自主性首先体现为一种相对独特而非完全独立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当今知识体系中的中国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数千年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构建，这一部分更多强调知识结构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即围绕叙事核心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天下观；另一个部分是民族复兴大局中的中国，这部分则更多的建立在未来社会预期的基础上。所谓复兴，本身就是两个概念的融合，一个是对传统的自信再现，另一个则是对他者的积极回应。以上两个不同的中国，组合在同一个学科自主性的构建过程中，前者是对自身文化张力和话语体系的自信，后者是对未来预期和发展方向的竞争优势。
其次，民族自主性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身份构建。这一身份的构建，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在一种互动中不断调适完成的。以国际传播为例，国际传播的学科发展和建设，是与中国的国际角色密切相关的。当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美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相对紧张、对立状态的时候，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往往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控制性。当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关系相对比较融洽、与全球体系的融合较为深入的时候，国际传播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有更强的独立性，学科发展呈现出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
因此，基于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本质上是知识话语的传承和创新，是知识结构的再建构和范式的重新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只考虑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同时还要考虑国际社会合作背景下，自身身份构建的重点和特点。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了全球发展的一种合法性话语，但文化多样性要通过传播多样性来确认和表达，传播是文化多样性的积极实践。在学科体系建设中，民族自主性和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是提出问题、表达异议，更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批判。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什么”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在当前背景下，向全球提供中国现场、中国情境、中国平台和中国答案，尤其是在中国现场和中国情境的构建中找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自主方向，才是民族自主性的最大作用。
四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几个路径
新闻传播学科是个高度重视现场、重视运用情境的学科。这个学科虽然不是直接提供技术的技术类学科，但能够对每一次的媒介技术革命提供匹配的社会应用前景，后者往往是技术本身无法提供的。因此，新闻传播学对于新技术环境下社会关系的梳理和归纳，同样构成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闻传播构建学科自主性的过程，颇有类似建筑学之处。建筑学所使用的材料，例如砖的结构、水泥的分子、土壤的酸碱性等，这些要素都不是这一学科的知识体系本身内涵。建筑学本身就在于使用其他学科所提供的材料，在一定的情境当中去构建甚至引导审美和应用的需求，同时最大化体现个性和自主性的表达方式。建筑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表达”。建筑本身是一种表达，关于建筑的观念也是一种表达。建筑学其实和新闻传播学在知识的表达层面上有很强的共同性。新闻传播活动对于信息现场的掌控、对于传播情境的构建，以及在特定技术环境中完成的独特“表达”，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特别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基于此，自主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有几个方面需要有效坚持和提升。
首先，坚持叙事为本。传统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即作为叙事的知识仍然是新时代知识体系的核心。这不仅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所构建出来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新闻传播的叙事要求。叙事这一活动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学科自主性，也与民族自主性有高度的吻合。新闻传播的理论教育、实践教育乃至技术教育都要围绕叙事的核心原点，进一步巩固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其次，范式闭环优先。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更加清晰的研究范式。如果学科所讨论的领域或者问题都是开放的，视角过于多样化而缺乏范式，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中没有闭环，那么学科本身的自主性就容易遭到否定，从而被肢解、替代。在学科交叉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开放研究的方法和规则，也要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更加明确问题，明确方法，明确知识结构的内在视角和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范式才能制定有效的规范，形成新媒介技术环境中的新定义、新范畴和新表达。在开放包容的知识环境中，新闻传播的教育和学科构建，要实现知识多元化，完成对传播现象、新闻传播职业和信息社会新关系的阐释。
第三是以实践为准绳，构建基于多种媒介形态的实践规范。实践规范由实践的逻辑、方式和伦理构成，一直都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新闻传播这一学科本身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这与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民族特色直接相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本身也是在全球发展体系中的一种具有特殊性的实践。中国革命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以革命理论和教条为核心的革命叙事体系，以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实践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很多理论问题，新闻传播学同样需要更好地回应这个伟大的历史实践进程。
第四是更好地整合技术话语。新闻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增加了技术话语的维度。这不仅是对技术交叉路径的回应，同样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知识进步。新闻传播学科要回应技术带来的现代性变革问题，提供更多技术和人文对话的运用场景。新闻传播的自主学科体系，要敢于包容多种媒介形态，包容媒介发展后的带来的新领域，将其作为学科自主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媒介形态分析架构，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理工学科形成的对话，能够为受众群体提供更多的知识价值。
最后一点是更好地建构与言说中国身份。中国的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要更 有效地解释当下中国身份认同的问题。中国人今天的身份是多样的，也是模糊的；中 国新闻人的身份同样也是多样且模糊的。中国新闻从业者身上既有党的新闻工作者的 责任和使命，又有履行专业使命的新闻工作者角色。新闻传播的研究者，既要解释全 球共同的媒介现象，又要解释中国独特的案例和实践。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身份之间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都更容易增加。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既需要探索和完善学 科从业者自身的身份认同，也需要进一步界定受众群体的身份和角色。
英国当代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曾有一个“历史节点假说”。他认为“鉴于近2000年来科学和技术上的突破，世界从未有过如此飞速的改变。我们在不久后甚至会具有更伟大的力量进行脱胎换骨，不止改变环境，而是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Parfit，2011：616）。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能够有高度 的危机感，再次进入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中，同样体现了历史节点的征兆。这个节点或许很长，但是只有不断的自我完善，对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再确认，我们才 能更快地完成历史节点的转型。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2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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