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怎么说也算是种文化人，熟读经史明春秋大义，代圣人立言，教化冥顽不灵。古时候对教化这种事情是很看重的，就算是蛮荒夷狄化外之民，只要是肯服从礼仪教化，人们也会把他看作我们民族的一份子，而绝对不会把他当做外人。先秦时期的人是这样认为的，“诸候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比如春秋时期的赵武灵王，那可是纯正的炎黄华胄，但是他却用夷礼，搞胡服骑射。那个时候的人可没有师夷人长技以制夷、洋为中用的概念，他就是被视为夷人。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积极推行汉化，史书上对他的赞誉很高，当时南朝东晋是汉人政权，但远远比不上这位少数民族皇帝做得好，以致史书上说起此事来批评南朝“江左诸臣，宁不知愧？”
中国人对教育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重视，有才学有道德的人会受到世人的尊重。秀才不出门，便可知天下事，武以安邦，文以治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成功的最大目标。有唐一代，读书人可不象后世的读书人那样没事弄把扇子雕词琢句吟弄风月的主儿。那年头国家一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中华文化之中增添了刚劲豪放热烈活泼的多民族风彩。那个时期风气开放，寡妇可以改嫁，女子出门都是骑马，文化士大夫的风尚是“宁做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功名都是从马背上取的，边塞诗人雄壮一时，只可惜这种风景也只是檀花一现不过几十年的光景，不得复见于后世（我指的是文化武功的全盛，不是单说的一时的武功疆域扩大，毕竟唐时版图不是中国历史之最）。
自唐以后，中国文化就日益衰微了，有宋一代，重文轻武，程朱理学人文缚束，文人的精雕细琢搜章觅句，那简直是一种堕落了。尚武之风的缺失，文弱之风的兴起，文人也就只能在梦里沙场秋点兵了，那么国势也就日非了。
秀才这种东东，一般也就属于天桥上光说不练的嘴把式，动嘴皮子玩笔杆子引经据典，能把粗人唬得一楞一楞的，要真动手可真是不行。没办法只好说能工巧匠那种工夫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嘴边常念的话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真动的话还真不是个个儿。魏晋时期有位挺有名气的文人（一下子记不起名子来了），有一天在集市上和一个粗汉冲突起来。那个架式是人家吵架吵不过他急了要动手教训他。这位宝贝儿还真算聪明，赶紧认输求饶说：“鸡肋安足当尊拳”，您这一拳头下来我这鸡肋身材可吃消不了，要不咱们还是文明点玩文斗不要武斗吧。那壮汉倒也懂得幽默，哈哈一笑，收回拳头走人。
这文斗还是武斗并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说得大了点那就是人指挥枪还是枪指挥人的问题？古时候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汉妾辞宫和亲还是藩王来朝拜天子，那可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汉儿九岁读诗书，胡儿九岁能骑马，人家打小就是马背上长大的，快马弯刀强弓鸣镝，狭路相逢那可是勇者胜，你给我背段圣人明训子曰诗云我就先给你来个百步穿杨鸣呼哀哉。要不你先给我磕头求饶再来和哥们儿玩那种高姿态的深沉？
中国人常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可是这话也只是相对而言决非是绝对的。有了事情讲道理明是非当然是最好不过，秀才怕得就是遇上兵，胡儿不懂汉家礼仪，蛮不讲理，有理说不清。而事实上的讲道理的前提必须是平等，平等对话的基础是实力的对等，这种情况下才有公平讲理的可能，不对称的利益博奕只能是臣服与屈服。兵败城危的城下之盟不平等条约又能有什么堂皇的理由？北宋初年宋太祖平定江南，当时的南唐国主一面备战一面派他弟弟去宋国交涉，那可是讲道理反复争辩不已。他说我们南唐国主尊奉上国自去帝号，象儿子事奉老子一样伺候宋国，并没有不恭敬大国的地方，您有什么理由攻打我们啊？太祖皇帝被问得理屈词穷无话可答最后烦了对他说：“不需要理由，汝见父子可为两家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谁叫你积弱积贫，打你就象爱情一样，爱你需要理由吗？
这种事情，更多的时候就象男女婚姻爱情生活一样。你说是人管钱还是钱管人？聪明的女人喜欢管钱，你男人再大的能量到我这里一律收缴归公上缴国库，把男人的钱管得死死的还美其名曰这是爱情，男人一旦手里没有了现钱那可就是海内升平天下太平无事了。女人管钱技术性要比秀才要有艺术性的多，那叫四两拔千斤以柔克刚。男人的一切都是她的，“你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这也算是一种最堂皇的理由。要不人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这水能载船也能翻船。女人真的如水，柔中带刚刚柔并济，帼国不让须眉，有了爱情与家庭的名义，还需要再有别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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