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念经敲木鱼和世界上其他的职业一样，本职工作之所在，经念的好木鱼敲的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爱岗敬业是每一位执业者应该有的品质，可是这大千世界红尘之中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心不在焉之辈者不乏其人，又岂独和尚之事而然哉？
出家之人六根清静讲究的是于世无争，按说是一件好清闲的事情。偏偏有不专心的和尚手捻佛珠却心系红尘，四大皆空之中偏偏系于贪嗔而不能自拔。俗世纷争又何偿随这三千烦恼丝而去？文艺作品中让人们为之津津乐道的却是不守清规戒律的花和尚鲁智深（这位主儿做和尚也是被逼无奈哪里是一心向佛？），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不戒和尚，酒色财气一样也没有戒掉，还和尼姑生了个宝贝女儿，真是开尽了和尚的玩笑。
我们中国人传统思维中缺乏遵守秩序纪律的自觉性，伦理纲常禁忌律条三贞九烈固然泛滥成灾，然而非汤武而薄孔周视礼教法令如无物之辈也是大有人在。魏晋时期所谓的“晋人遗风”、“竹林七贤”刘伶的率性而为放荡不羁、有唐一代皇帝伦理之败坏（于是有所谓“荒唐”之说）、明代的陈子昂故意与传统大唱反调，也被人们视为一种异类的风彩。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不能没有秩序纪律的，不可能人人都率性而为快意恩仇。不过这秩序的前提是应该建立于民众真实意愿的表达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是民主与法制。有责任就有了权利，有了权利就有了相应的应尽义务。你既然享受了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责任不可推卸，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也就构成了我们法制社会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值得人们去深思。比如商代的纣王，算得上是个暴君，，可是他也有好的一面，史书上说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于饰非，以为天下皆出于己之下”，结果真的成了孤家寡人，鹿台自焚而死。隋炀帝也是一位颇有才学的人，他建立的年号为大业，一心想建立盖世武功。在位十年，修宫室、挖运河，讨伐不肯臣服的高句丽，最后弄得天下骚动政权分崩离析，“好头颈，谁当斩之”为乱臣所杀。李后主文采斐然本来可以做个专业作曲家或者词人，宋徽宗可以做个职业足球家或者书法家专职画家，明朝的万历皇帝可以做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天启皇帝可以做个能工巧匠，很可惜的是专长用错了地方，搞错了职业，不能发挥长项结果做了亡国之君，国破家亡，造成苦难后果。
着眼今日之社会现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心不在焉混日子心态者现实中恐怕并不是个小数目。办公桌前打毛衣弄时尚混小日子的花瓶作秀式小文员公务员，大腹便便脑子空空的平庸“精英”之流，用不着在现实中再找个佐证吧。中国人的口头禅是“差不多算了”，墙上裱糊的圣人明训是“难得糊涂”。你要是想丁是丁卯是卯非要较劲分个是非曲直，就会有人说你这人不通人情世故，脑子里头少根弦。那请教一句，什么叫做“差不多”？胡适先生当年“差不多”先生就是此一说。差一尺正合适，差一丈能凑上，但愿这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世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做一天和尚就要把一天的钟撞响，不敬业就失业，不爱岗就下岗，就算是做和尚也要做个称职的好和尚，多做一些脚踏实际的实事，少谈一些高深莫测凡人不懂的清谈。
这是一个日益成熟的商业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正在加快，我们应该珍惜身边的每一分时间，怪话牢骚话于事无补最后给人的只有虚无与悔恨。木鱼敲和尚之头敲的就是那些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却乱作春梦梦想心想事成天上掉馅饼的高僧，劝其少发误人子弟的奇谈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