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诗学》编后记（公号信息）

迎春花开，新一辑的《文化与诗学》即将与读者见面。本辑刊出的文章共分六个栏目，分别是古代文论研究、现当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和一则书评。

“古代文论研究”栏目刊出的七篇文章，每一篇皆有切实的问题和相当到位的论述。其中王向峰先生的文章以丰富的作品引例，表明中国古代各种文艺作品中的诗性存在，并提出了“依诗成体”的观点。李飞的文章史料丰富，考辨翔实，通过细致分析钟嵘的两次上书，将钟嵘的身份具体坐实为高门士族，其结论令人信服。姚爱斌的论文试图还原南朝齐梁时期文学新变观的复杂性，论文澄清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新变观，精微辨析，视野开阔。贾奋然的论文扼要而清晰地阐明了中国古代文体思想研究的可行路径，文章融合福柯、维特根斯坦、余英时等人的理论成果，体现了现代学人在研究古代文论中的方法论思考。张翼驰、田婧媛、赵旭3位作者的文章皆是专人专论：张翼驰深入探索了宋代包恢“真情说”的理论渊源和宗旨，田婧媛论述了明代陆时雍的诗学意象观及其特色，赵旭则分析了明代谢榛的师法观。

“现当代文论研究”栏目的三篇文章各具特色。卢贝贝、熊辉两位作者从一手文献入手，全方位地介绍了“五四”时期戏剧理论的译介状况;白春香的文章旨在呈现赵树理小说的民间化叙事特色，即把小说写成能“说”的这一特质，其论述合理且充分;吴铃以“国文”为关键词，展现了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国文教育问题上的思考，对当前的语文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西方文论研究”栏目的文章共有四篇，反映了各位作者的关注点。王向远先生的论文敏锐地意识到荣格身上含有一种崭新的西方的东方观，即既不主张“东方一西方”的“互补”，也不主张“对立”，而是提倡“并立、互照”的东方观。刘剑的文章细致剖析了理查德·罗蒂的“自由左派”立场将他在美国知识界的“左右夹击”的原因归结为—他是一个不够“左”的左派，不够“右”的自由主义者。刘坛茹发掘和梳理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手工理论，同时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思想，当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手工文化。毛郭平对文学批评者的政治心理的生成过程作了初步揭示，论文还着重关注了批评者的政治心理与其作品的客观政治效果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海外汉学研究”栏目收录了两篇文章。其中石了英的论文深入高友工的思辨脉络，细致分析了高友工抒情美学的论证逻辑、用语策略和行文方式，于我们认识高友工建构的“中国抒情传统”大有助益。曹建国的文章对海外汉画研究状况做了详尽综述，他将海外汉画研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图像著录式研究阶段、形式研究阶段、图像志研究阶段和综合研究阶段，给中国本土的汉画像艺术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有三篇。苏喜庆聚焦于时代文化热点，考察了近十年来影视文学中穿越题材的叙事策略;贺滟波从“声音政治”的维度重新解读了张贤亮1980年代初期的小说，通过小说症候性细节的解码，他发现革命的意义在“声音”谱系的重建与划定中趋向“消解”;魏英的文章则厘清了雷蒙德·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论诞生的原初语境和演变过程。

最后刊出的是一则关于颜崑阳《诗比兴系论》的书评。在介绍观点的同时，评者将目光投注于著者的研究思路，将其提炼为“循用知体”的方法，并进一步考察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体现了评者的批判性态度。

本辑编辑结束之时，也是下一辑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如既往欢迎相关领域的学者投稿，字数以不超过一万三千字为宜，但是有独到研究的高质量长文，本刊也乐于发表。来稿请发至本刊专用邮箱wenhuayushixue@126.com。

编 者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