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霍德 学术那些事儿 2022-05-05 15:46
作者｜伊恩·霍德（Ian Hodder）
英国考古学家，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恰塔霍裕克遗址发掘、欧洲史前史、物质文化、社会与文化的长时段变迁。
为什么人类会越来越多地利用物？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因为人们想这样。这自然会引出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想这样？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的本能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而这种本能与物质技术紧密相连，这样就能回避这个问题。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他们能制造愈发复杂的工具，并不断改进这些工具，以此从自然界中攫取能量。更多精良的工具为人们带来更舒适的住房，更稳定的生活，更好的医疗、交通、奢侈品和教育。物质的累积过程也是权力的累积过程，这让专家学者与艺术家得以拓展人类物质、精神经验的广度与深度。如此看来，人类通过物获得进步、提升自我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
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进步的观念是晚近的发明，是18至19世纪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当然，19世纪的英国充斥着各种演化的观念，如“提升”或“改良”。但实际上，进步的观念十分古老，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早期基督徒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描述了精神达到完满的必要过程：千年的尘世苦行修得应许的黄金时代。事物按照上帝的意志不断发展，类似的观点贯穿整个中世纪欧洲直至近世。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威廉·福克斯韦尔·奥尔布赖特描述以色列在文明史中的作用时，提到一种方向性，这种方向性被一种超越人类能力的意识所把握，借之可以领悟上帝在历史中那无从辨别的意志。
《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
[英] 伊恩·霍德 著
陈国鹏 译
新经典文化 出品
文汇出版社
2022年4月
15至17世纪欧洲开始对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探索，这促使欧洲人思考这些新发现的社会与他们自身社会的差别。应该如何定位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状况呢？最普遍的回答是进步式的：“他们”的现在是欧洲人的过去，“他们”是史前野蛮人。这种观念加强了欧洲人的优越感和“昭昭天命”的观念，为剥削、奴役这些“野蛮人”提供了正当理由。
公元1750年至1900年，进化的观念在西方达到顶峰，它强化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这个时期的其他关键思想，例如自由、平等、社会正义、人民主权。在进步论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观念不仅吸引人，更被当作历史的必须和必然。孔德、马克思、黑格尔和斯宾塞都将历史描述为朝向某个终极目标的缓慢、渐进、连续且必然上升的过程。进步的观点逐渐用于解释世俗社会，它不再只是上帝的意志，而被尽可能地视为可供科学分析的自然过程。
进步观念的发展有两种倾向，它们都有着某种政治企图。第一种倾向赞扬个体和人类自由。根据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中的看法，财富与繁荣来自每个人提升自身生活状况的能力。著名的推动社会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就是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深受这种进步观点的影响，他们接受了新教千禧年主义的看法，认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可以成为整个人类进步的救世主。亚当斯、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潘恩都相信艺术、科学、技术与工业可以逃脱政府严格管控的束缚，逐渐完善起来。欧洲也有很多人支持“进步法则”，比如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种法则将通过提升个人自由逐渐带来公共福祉与社会自由。但将个人自由与进步关联起来这种观点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赫伯特·斯宾塞，他将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变视作这样的过程：普遍、必然而静止的社会组织形式被多样化、个体化的形式取代。他认为国家立法无法解决个体人类的问题，也不能为社会谋划，进而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
18至19世纪进步观念的第二种潮流更激进、更乌托邦，强调权力、国家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在卢梭看来，进步意味着社会朝向消灭不平等、公共利益至上的方向发展。不平等起源于农业和冶金技术的发展，它们带来了财产观念和奴隶制度。私有财产使得社会成员彼此依赖，导致人们无法自我解放，这又造成了阶级、民族、领土的纠葛，于是国家应运而生。而这一切都偏离了人类朝向平等的进步进程。奥古斯特·孔德将个人主义视作“西方世界的疾病”，他支持一种精神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可以导引民意、建立原则、安定社会。马克思构建了一套内蕴广阔的社会演化理论，认为矛盾冲突会激化社会斗争并无可避免地走向资本主义。他和恩格斯强调，人类历史有着发展演进的轨迹：原始野蛮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最终的乌托邦国家。在他们看来，需要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这些中间环节施加强制力，也即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进步观念的鼎盛时期，人们对这个词的政治用法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个人自由的观念催生了自由市场，商业资本主义因而变得无可避免，这不仅支撑了美国的建立，也为西方征服“原始人”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另一方面，进步的观念也促使我们跨越当前的社会，憧憬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式平等社会，通过国家权力确保人们精神上的完满。因此，进步的观念支持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并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
到20世纪，亨利·柏格森提供了一种更复杂的进步观念。他批评“斯宾塞的错误演化观”，反对适者生存和命定论思想。他认为有很多演化路径可供选择，但同时有些路径是南辕北辙，是歧途、阻碍甚至倒退。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自然界中所有事物并非全都是连贯的。”柏格森认为变化的原因不是斯宾塞、孔德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某种更基本、更普遍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说的推动人类社会一代代前进的“生命的原始冲动”。生命只是对非生命物质的一种创造性行动的倾向，但这种行动的方向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在柏格森看来，所谓的“原始冲动”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它以愈发复杂的形式裹挟着生命朝向越来越高的目标发展”。演化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创造”，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创造、发展、成长的趋势，并随着各种路径改变，直至产生分化和专业化。因此尽管柏格森坚决反对命定论，但毫无疑问，催生生命的推动力会带来进步，带来不断的前进。
柏格森认为创造性冲动通过攫取能量、付诸使用的过程不断向前。“我们现在讨论的生命冲动包含在创造的需求中，创造未必发生，因为它面对着物质，也就是说面对着和自身相反的一种运动。”柏格森之后的一位作家莱斯利·怀特也认为生物演化和物质的物理过程有别，他的观点对考古学和人类学有很深的影响。读者会发现，他的思想在伊恩·莫里斯的作品中亦有许多回响。和莫里斯一样，怀特也将能量获取力作为衡量社会进化的依据，按能量获取力的大小可以将人类文化分成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高级文化、更伟大的文明使用能量拓展疆土，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产生更高级的专门化生产和社会整合能力。文化的进步依靠人均能量获取力的提升。
怀特发现了物质的物理运动和生物过程之间的基本矛盾，物理运动遵循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系统中能量守恒、熵逐渐增加），而生物过程与之相反。他指出，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正在经历结构性的崩坍并不断消耗，也就是说，它正朝着更无序、能量分布更均匀的方向发展。这自然会导致一种统一的、随机的状态，或者说混沌”，也就是熵的最大化状态。宇宙会统一朝向一种无序的状态发展。之后作者又颇具戏剧性地写道：“然而在宇宙的小小一环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相反的发展方向。在生命系统内，物质变得更加有序，能量从低密度地区流向高密度地区。”生物通过光合作用之类的化学过程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和秩序。“生命系统是阻碍甚至逆转宇宙熵最大化的方式”，它们是能量获取系统。
怀特认为生命进程可以自我增长，一方面它通过繁衍增加生命数量，另一方面它发展出更高级的生命。在他眼中，“更高级的生命”是指：动物是比植物发展程度更高的热力学系统，同样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更高级。人类社会系统也一样，有更高级和更低级的能量获取水平。正如生物系统一样，文化系统也会自我拓展：从数量上看，人类不断繁殖，聚落不断分化；从质量上看，社会组织更加高级，能量更加集中。但怀特在文章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长，有时他会像柏格森一样假定一种内在冲动推动着生命向前发展。因此他写道：“任何物种都倾向于使出浑身解数，来保障生命安全进而扩张并延展自身。”另一些时候，这种扩张来自生存竞争的压力，那些能够最高效获取能量的生命组织可以在演化的生存竞争中获得优势。当然，在解释诸如农业和城镇化的演化发展时，怀特更多地诉诸资源、人口压力和环境变化等因素。很多演化论者认为在生存竞争中，最能适应环境并从中获取最多能量的生物才能获胜。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既然社会转化也要更多的能量，为什么那些能量获取需求小的社会没有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怀特和其他理论家提出的社会演化理论到了20世纪后半叶变得不那么流行。例如布鲁斯·特里格批评这些定理式的演化理论，它们虽然清除了19世纪民族优越性的腔调，但还是忽视了像印第安原住民这样的边缘群体的特殊历史与能动性。如今的演化理论中还能看到这种整体上进步的观点，例如布鲁斯·史密斯认为生态位构建理论可以解释“最早的动植物驯化并不是为了适应环境恶化或人口增长与聚集，而是因为人类有意识地优化资源丰裕的环境”。其他人也曾表述过这种观点，强调人类会有意识地增加所需资源的密度和产量，但“人类有意识地增加”不能作为一种预设条件，仍需要进一步阐释。
当代演化理论支持进步观点的另一个例子是人口增长假设。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怀特假设只要条件允许人口就会不断增长，现在的生态位构建理论往往也是基于人口增长的预设前提，并将人口增长视作导致变化发生的宏观演化过程。实际上，我们很难用人口增长来解释长期变化，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例如，我们已经证明人口和资源压力不是中东地区采用农业的主要原因，而且即便它就是主要原因，我们仍需要解释人口为什么会增长。历史上人口有时会减少，当今世界不同地区人口增长率也大不相同。我们不能说“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一定会增长，因为其他条件很少能相同。人口增减是由于特殊的情况，例如资源压力、劳动力需求、社会政治环境、宗教信仰等等。我们无法假设人口一定会增长。
约翰·斯图尔特展现了当代学者支持演化方向性的另一种方式，他认为人类群体朝着合作和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朝向支持合作、贬斥欺诈的等级制度。他的论证始于这样的假设：如果个体合作，群体将会受益。等级制度的管控是抑制欺诈行为的重要机制，但欺诈的倾向还会存在，而且不同等级系统间会有不稳定性。因此我们需要更高等级的组织和管理来应付这种不稳定性和投机行为，如此，合作就变成了一种规模愈发庞大的无尽的螺旋上升。直觉上看，这种解释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似乎可以解释人类合作系统的扩展，从小型部落直到美国。人们臣服于部落首领、王公贵族、国家和政府的意愿程度有明显的方向性。
但合作可以有很多种定义。小型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有着很强的平衡机制，强调资源共享。而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功能失调显示它们并不具有成功的合作能力。而且更高级的管理下产生的合作，常常包含强迫行为，我们可以说奴隶和主人之间是在合作吗？合作的范围、类别和程度因时因地而变，我们很难看出整体的趋势。
复杂性的提高
怀特所描述的演化进程是一个社会复杂性提高的过程。社会有不同等级的组织形式：从游群到部落到酋邦再到国家，类似这样的观念是20世纪中叶很多社会科学的基础。例如，朱利安·赫胥黎发现了生物演化中复杂性的提高，因为一只鸟或是一只哺乳动物比一条鱼更复杂，一条鱼比一条蠕虫更复杂，一条蠕虫又比一只水螅虫复杂，以此类推。“到了人类那里，一种新的复杂性叠加在旧的之上，这就是人造工具、机器和社会组织。而这些也会随着时间增长。现代国家的精妙组织或是这个国家工厂中的机械工具，比原始部落或是部落栖居地中能找到的木质、石质工具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同时赫胥黎也注意到，演化朝着复杂程度提高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化的速率不断提高。
复杂性理论的讨论，在理解世界生物社会系统的当前状况时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理论面临的困难之一在于如何定义复杂性。最好的衡量方式是统计不同类型与种属的数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更加复杂了，至少在考古学中，因为将遗物分类有很多种方法，有些考古学家喜欢汇总，将不同的遗物归纳进范围较大的类别中，有些考古学家喜欢区分，将分类不断细化。这些是类别的不同还是组织级别的差异？复杂程度与专业化、专业化程度以及整合程度相关吗？考虑到定义复杂性的诸多困难，我们很难评价复杂程度趋于上升的一般观点，也很难解释复杂程度为什么提高。
现代复杂性理论，也就是物理、生物或社会的复杂系统科学能够帮助我们解释演化的整体方向性吗？我们常常认为复杂系统是自我组织的。一个自组织系统会使自身不断复杂化，但由于这只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生，我们很难说自组织复杂系统总会使自身更加复杂。有人会说，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往往会造成突然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类效果的不断累积最终会导致复杂度提高。丹尼尔·麦克谢伊和罗伯特·布兰登就曾提出过“零力演化定律”，他们认为“差异和复杂性会在偶然事件的累积过程中形成”。例如，假如你有一道白栅栏，它会逐渐变脏，白漆也会逐渐脱落，于是栅栏上就会出现差异和复杂性。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种随机漂变会导致陶器风格的变化。但陶器风格和栅栏的变化并不完全是随机的，偶然事件会被处理，或被采纳，或受到选择。例如，有些屋主会仔细照料他们的栅栏，如果倾倒的树木砸坏栅栏，他们会迅速修好破损处。复杂性是否会随着非线性或偶然事件出现其实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我们很难知道为什么系统一定会变得更加复杂。近期有一本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论文集讨论自组织系统，但在“什么是复杂性以及我们如何衡量它”或者“复杂程度提高了吗”这些问题上，大家并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可以将复杂程度的提高定义为人造物形式与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程度的增加。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工具和机器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复杂性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定义、描述这种增长，但似乎也没有根本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复杂程度增加会成为普遍规则。后文我们将看到，纠缠理论可以将这个问题倒过来，让我们询问人与物的互相依赖是怎样让复杂程度显现出方向性的。
方向不是“进步”
进步的观念似乎包含四个主题：第一，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二，社会在这些阶段中缓慢、渐进地发展；第三，后面的阶段比前面的更加高级；第四，这些阶段是自然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里的“高级”是什么意思？定义向高级阶段进步的方式有很多。“进步”常常意味着个体的自由或技术、知识的增长，尤其是客观的科学知识。“高级”有时意味着更高的道德水平或精神愉悦、幸福、内心平和，意味着人类本性的进一步完善。但很多人曾忿忿地指出，技术的进步与道德滑坡有关。我们感受到了医学的进步，但我们也需要管控这种进步，因此就出现了医学伦理的大规模讨论。近几个世纪，西方世界的进步与科学、民主和自由有着正面的联系，但这种进步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包括极权主义、种族至上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将其他社会视作原始的或是消逝在历史中的社会，而考古学为这种看法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进步观点的各个方面都深陷特定利益纠葛的泥淖中，可能是雅典的霸权地位、教会的中心权力，也可能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强权。社会从一个阶段缓慢而必然地进步到下一个阶段，这种观点服务于特定人群的利益，他们能够在既得权力与特权中获益，而惧怕革命性的变化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高级的观点成了殖民扩张、奴隶制度和种族屠杀等政治活动的正当借口，而如果同意这些阶段的更替不可避免，那么这些政治活动就变得无可非议了，认为当代社会攀上进步发展顶峰的观点，恰恰是今日当权者的意识形态。
不过进步观点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太过目的论了。有待解释的事情（社会获得了客观科学知识、复杂度、民主和自由）同时也是用于解释的原因（社会进步是为了获得客观科学知识、复杂度、民主和自由）。当然，确实存在追求特定目标的社会，比如追求同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共享资源、畜养更多的牛、创造平等、追求上帝意志或创造财富、自由和民主，这些目标会导致短期内的变化。但这不足以说明人类整体上的进步是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这种说法需要假设人类这个物种天生渴求进步。然而人类历史的很长时间内，比如大部分旧石器时代，变化实际上十分缓慢，而且世界很多地区全新世以来根本没有积累大量物质资料。社会是否发展出很强的进步观念需依历史情境而定，我们不能假定人类普遍具有自我完善的内在驱力。
鉴于这些进步发展观念存在的问题，我又怎么能关注物品的增长呢？我说过我将讨论人均积累人造物数量的增加、增加速率的提高以及人与物纠缠的加深。这种立场难道不也是在关注消费品、物质财富以及推动发展进步的技术增长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立场，往往是宗教的或者哲学的，它们避免对物质的青睐，而更重视非物质、冥想和超越性。我在这本书中难道仅仅是要讲述当代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何兴起的故事吗？毫无疑问，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我想明确强调我对物质主义兴起的探寻是批判性的。我认为尽管物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很多正面作用，但它们还是造成了很多不可接受的不平等问题以及不可持续的环境改变。这样一来，我们很难在人类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上肯定地说收益大于损失，很难说更多的物就意味着进步。
我也不认为人类有着积累更多物品的天生动力。相反，我认为是物将人拉进一种纠缠关系中并导致了方向性的改变，这不是“进步”。我在书中只想表达一种人类天生的特性，那就是人必须依赖物。这无异于说智人（Homo sapiens）就是匠人（Homo faber），也就是工具制造者。人类天生依赖物质工具，而这使得我们这个物种朝向特定的方向发展。如果在某些历史时期，人类有积累更多东西的动力，这是因为人们已经陷入人与物的关系所设定的方向中，后文中我将这种人与物的关系称为“纠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