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澳﹞迈克尔·陶西格 著
马晨 译
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的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而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
——巴赫金
内容简介
本书是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教授的成名之作，在本书中，他主要探索了当代南美洲种植园工人和锡矿工人的民间信仰中，恶魔的社会意义。陶西格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等概念，他发现，当地以恶魔形象为核心的本土信仰调解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资本主义物化生产模式之间的冲突。这种混合的信仰体系，正是南美原住民社会在与资本主义及世界市场扩张交锋的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文化回应。
作者简介
迈克尔·陶西格，1940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以其富有挑战性的民族志研究和非传统的学术风格而闻名。他对马克思和瓦尔特·本雅明的评论，尤其是关于商品拜物教思想的评论最为人称道，此外他在医学人类学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有《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等。
译者简介
马晨，山东曹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
复调人类学的先声
通过对哥伦比亚农场劳工和玻利维亚矿工的宗教仪式、宇宙观及其共有的恶魔信仰的抽丝剥茧式的展现和诠释,陶西格清楚地表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信仰,同时也有他们自己的反思和批判。而对于人类学学者,尤其是身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并已对之习以为常的西方人类学者而言,尊重和聆听不应该只是出于居高临下的好奇和道德感,而是人类学方法论上的必须,因为处于边缘的人们在文化批判上有着天然犀利的视角。这也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即借用他们的视角来反思人类学学者群体的专业文化,来重新定位人类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由此,(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只是他者文化或土著文化,而更重要的是自身,即居于霸权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人类学学术群体自身的专业文化。可以说,陶西格以其对南美洲劳工的独特刻画和呈现,为人类学这一学科对自身的反思种下了一颗种子。尤为可贵的是,陶西格此书跨越了人类学研究中解释传统和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鸿沟,也因此被誉为政治经济学派实验民族志的典范性著作。
“跨界”是陶西格学术思想和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2007年,柏林美国科学院在授予陶西格柏林奖的致辞中称,作为一名跨学科的思想家和参与式的写作者,陶西格的作品完美地融合了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具有文学风格的故事讲述和严肃的社会理论探讨(The 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2007)。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陶西格一直致力于探索不同于传统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方案,他的作品融合了事实与小说、民族志观察、档案史、文学理论和回忆录,因此,甚至有评论说陶西格的后期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美国“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风格的小说,而明显区别于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对其他文化的理性分析(Eakin,2001)。
的确,深究陶西格后期作品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我们不应该简单将其归因于受拉美文学创作传统的影响,而应该将目光更多投注于这种方式对民族志方法论及其背后认识论的反思和挑战。在传统的民族志写作过程中,研究者与当地文化群体不可避免地被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所束缚,即便民族志写作者将自身叙事呈现出来,这个写作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建构了中心(写作者)与边缘(当地文化群体)。记录“他者”的过程,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论定义“他者”的过程,可以说,作为知识生产过程的民族志写作,与生俱来地带有殖民主义的倾向(Clifford and Marcus,1986;Baud,1997;Juschka,2003)。而陶西格的多元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边缘与中心、现实与虚构、过去与未来的对立和分野,是对传统民族志写作过程的反思,也是对新的民族志方法论的开拓性尝试。这种尝试在他最早出版的著作即本书中便已初见端倪。他在本书中对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的批判并不仅仅停留在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这一层面,而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认知论是将世界机械地一分为二,并将所有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形式异化为“他者”的认知论(Baud,1997)。而纵观陶西格此后数十载学术生涯,不难发现他对宗教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领域的综合解读和多元写作方式在其多部著作中贯彻始终(尤其是《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他也一直致力于通过理论与方法上的“跨界”来打破二元对立的认知论。也因此,陶西格可以毫不夸张地被列为当代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方法创新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之一。
《南美洲的恶魔和商品拜物教》一书不仅开启了陶西格对南美洲社会边缘群体长达半个世纪的注视,也是一部对人类学学科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之作。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体系及其与边缘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引起人类学界的关注,而像陶西格一样将目光投注在边缘或外围人民的命运之上的人类学者,则成为挑战资本主义中心论的先驱。陶西格在其论述中多次引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对资本主义“虚幻客观性”的痛斥,也与沃尔夫对边缘社会的观察遥相对话。他在该书中的这些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性反思,其实还略早于《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986)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前者因其对人类学学科的殖民主义起源和后殖民主义传统的集体批判,后者因其系统性地探讨和呼吁尝试一种新的人类学,而为后来的学者引为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新浪潮的标杆。而陶西格此书(以及同时期诸位学者)的探索性尝试,堪称人类学界在后殖民主义背景下进行学科反思和重新定位的先声。
（编选自本书代译序《复调人类学的先声》，作者：章邵增、陈茁）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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