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杜甫研究学刊 ，作者吴怀东 潘雪婷
近些年，在强调重回经典的学术背景和文化思潮的推动下，杜甫研究再次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双重关注。当代如何开展杜甫研究、回顾已有的成果、总结历史的经验，重读这部《杜甫评传》，总结其学术贡献、学术特色与学术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吴怀东，安徽省广德县人。先后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并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5年9月至2007年6月在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跟随余恕诚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已出版著作《唐诗流派通论》《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唐诗与传奇的生成》《三曹与魏晋文学研究》等。
潘雪婷，安徽大学文学院202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
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丨吴怀东 潘雪婷
当代学术名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贻焮先生（1924-2000）的《杜甫评传》共三卷，开始动笔于20世纪70年代末。上卷出版于1982年，内容从杜甫的家族、杜甫的出生写到杜甫求学、求仕、为官，直到辞去华州司功参军、西去秦州为止；中卷、下卷出版于1988年，中卷从杜甫客居秦州到入川暂居于草堂，后因成都动乱，“难中逃难”，漂泊蜀中；下卷始于严武再镇成都，杜甫因此改变出川计划，重回成都草堂，到次年春末出川，临时栖止于夔州，然后漂泊荆湘，最后客死异乡。全书完整呈现了杜甫丰富的一生经历，深入分析了现存绝大部分杜诗，并对杜甫思想的内涵、诗歌的成就进行了恰当的揭示与评论；三卷共108万字，在至今出版的杜甫传记中，规模最为宏大；在杜甫生平研究和诗歌解读方面，贡献十分可观。《杜甫评传》出版40年（从上卷出版的年份算起）来，杜甫研究极为活跃，诸多研究领域都有很大进展，但论篇幅和规模、论解决的基础学术问题之数量、论观点的稳妥性，这部《杜甫评传》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成为当代杜甫研究“工具书”性质的大书。2022年，三联书店再版这部大书，一时洛阳纸贵，再次证明了广大读者对此著的认可。近些年，在强调重回经典的学术背景和文化思潮的推动下，杜甫研究再次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双重关注。当代如何开展杜甫研究、回顾已有的成果、总结历史的经验，重读这部《杜甫评传》，总结其学术贡献、学术特色与学术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左右滑动，查看陈贻焮先生手稿
关于这部大书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的论述，陈先生《杜甫评传》上卷收有其师林庚先生和师弟傅璇琮先生分别撰写的序言，下卷末还有他的学生葛晓音教授撰写的长篇跋文。在本人近20年的杜甫研究中，《杜甫评传》一直是案头之书，时时参考，个人目力所及，出版至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评论甚少，因此，本人不揣浅陋，结合个人阅读经验，试图全面讨论这部大书的学术成就与特点。首先，从“评传”的一般特点看《杜甫评传》的主要内容，揭示此书是一部学术发现极为丰富的“大书”。其次，分析《杜甫评传》的学术方法，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力，娴熟地运用了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学术方法。再次，阐明《杜甫评传》独特的诗性精神。最后，讨论杜甫研究的基本格局以及下一步发展趋势，敬请方家指正。
一、“评传”的体例与杰出的学术成就
在陈先生的著述中，这部大书毫无疑问是他倾注一生心血写就而成。他20多岁的时候就发愿为杜甫作传，直到50多岁才正式动笔。其间几十年里，他先后深入研究了六朝诗人陶渊明、鲍照，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以及李商隐，这些成果集中在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论丛》之中，然后他才转而研究杜甫，着手撰写《杜甫评传》，并在数年之间完成。这无疑说明杜甫其人其诗的厚重是要超过其他诗人的，也表明了只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和人生经验的沉淀，才能处理好杜甫其人其诗这样的大题目。杜甫的诗史是厚重的，陈先生的《杜甫评传》同样是准确解读“诗史”的、厚重的大书。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部大作的学术形式属于“评传”，对这种学术著述形态，我们都不陌生：它是传、评的结合，既介绍了杜甫的一生经历，也评价了杜甫的思想个性；既介绍了杜甫诗歌作品，也评价了杜诗的成就与特色，具有很强的研究性。陈先生不避困难，全面还原了大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背景下杜甫59年的人生历程，从杜甫的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再到文学创作，他提供了大量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力图全面再现杜甫曲折艰难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同时，陈先生对杜甫重要的代表性诗歌都有细致而深刻的解读，深入浅出，诗情洋溢。
要将一个作家一生的经历、思想和全部的创作进行介绍和评价，难度非常大。杜甫研究自宋代蓬勃兴起以来，一度出现“千家注杜”之盛况，就杜甫生平的认识研究来看，出现了不少年谱、作品编年等成果，但古代学者的研究并不系统与全面，尚存大量盲点。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杜甫传记容量不及陈先生的《杜甫评传》，如第一部杜甫研究著作冯至先生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萧涤非先生的《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和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但如论对杜甫生平经历的描述和诗歌创作的解读，陈先生的《杜甫评传》规模最大，内容丰富，解决了大量基础性问题。
陈先生为使读者阅读更加通畅，很少在正文中进行旁征博引的考证，大量考证被放在注释之中，而有些注释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学术发现。现举一例以资说明：杜甫保存至今的赋一共有6篇，分别是《天狗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雕赋》《封西岳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后五篇赋因皆有上表，因此我们得知其性质属于“献赋”，即进献给皇帝唐玄宗御览的。但《天狗赋》缺少上表，是否属于“献赋”并不明确。古代学者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当代学者中有个别学者直接将其定为“献赋”却并无论证。陈先生的《杜甫评传》上卷却有条专门论及这个问题的注释：“《天狗赋》无表有序，可能他本来就不打算献。”陈先生用简单的一句话，便明确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并且态度严谨。他关注到了这个重要问题，却没有直接下断语，这一个短短的注释，就足以见出他的敏锐、深刻和博学。
（清）王图炳题杜甫《天狗赋》
《杜甫评传》从第一卷出版至今整整40年，期间学术研究非常活跃，杜甫研究成果也很多。回顾这40年的杜甫研究，陈先生《杜甫评传》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的、稳妥的，换句话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证明，《杜甫评传》是一部经受了时间检验的学术经典。我们认为，陈先生的《杜甫评传》、莫砺锋教授的《杜甫评传》和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谢思炜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都是杜甫研究的“大书”，并且都将成为当代杜甫研究的经典。
二、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学术方法
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之所以能取得这么重要的成就，是因为他自觉摆脱了建国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流行的简单化、机械地贴标签式的研究模式，坚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娴熟地运用了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
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学术方法是评传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由研究对象——杜甫的经历特点所决定的。杜甫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如意，但他亲历了唐代最繁荣的开元时代，也亲历了大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经历与遭遇与唐玄宗、唐肃宗两个时期密切相关，现实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他，激发了他生命的激情，他的诗歌记载了他的生命历程，也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历史。因此，要认识杜甫，就必须认识他的时代，认识他与时代的互动与联系。晚唐以来，学界就对杜诗的“诗史”（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特征有深刻认知，因此，杜甫的“评传”涉及三个要素：唐玄宗、唐肃宗时代，杜甫的经历和杜甫的诗歌创作。将杜甫的生平经历、思想活动与诗歌创作放在唐代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加以考察，从研究方法来说，采用的正是知人论世和诗史互证的方法，无论对杜甫思想、诗歌艺术的评论都能论从史出，中肯适当。
蒋兆和先生所绘杜甫肖像
宋人继承了晚唐出现的“诗史”说这个概念，并在杜甫研究中加以贯彻。宋人注杜、论杜的主要成果在于对杜诗文字的注释、对杜甫思想价值（如“一饭未尝忘君”）和诗歌艺术（如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等）的表彰。但论及杜甫诗歌与时事的关系时，他们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如对杜诗的编年做得不够完善，遗留下大量复杂的问题，以致于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批评宋人注杜，“穿凿其诗之片言只字，而曲为之说，其亦近于愚矣”。钱谦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自觉建构学术方法，自负地提出以史证诗的研究路径，确实做出了不少重要发明。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不仅涉及大量史料，还涉及对杜诗的解读，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夫及诗学功夫，都难以很好地运用这种方法。
回顾从宋至清，直到民国的杜甫研究。在杜甫的人生经历和杜诗的全面准确解读方面，很多学者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陈贻焮先生的这部大著才显出他的成就和功力：他对杜甫一生的经历和几乎全部诗歌都做了尽可能细致的厘清。宋人王安石诗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实，有关杜甫经历的传世史料非常有限，最直接的史料还是杜甫本人的诗歌。陈先生以诗证史，善于根据对杜诗的准确解读来研究杜甫的经历与思想，不少细节考证非常精彩。姑举一例以资说明：至德二载（757）初夏，杜甫任左拾遗，因疏救房琯，得罪唐肃宗，被“打发”回鄜州探亲，在离开凤翔回到鄜州的路程中杜甫到底是通过骑马还是步行的方式？陈贻焮先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研究了从凤翔经麟游，再到邠州，最后到达鄜州的交通路线。九成宫所在的麟游是从凤翔到邠州道中，他根据杜甫《九成宫》诗句“驻马更搔首”判断杜甫从凤翔出发时，已向李嗣业将军借马，而非邠州。陈先生还提出“杜集中的原注有一些显然不是自注，与其从原注，不如从原文”。莫砺锋教授的《杜甫评传》也注意到这个细节，并采信了陈先生的观点。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洪业先生在美国撰写杜甫传记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认为杜甫先步行了73英里到达邠州。他采信的是《徒步归行》诗题下原注：“赠李特进（李嗣业）。自凤翔赴鄜州，途径邠州作。”当然，几位大家的观点并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个细节，反映出他们对细节真实的追求，以及其历史地理知识的丰富与熟稔。陈先生不仅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还注意到资料使用的原则，以及传世的杜诗自注的使用限度，更具方法论的意义。
三、《杜甫评传》的诗性与“诗心”
《杜甫评传》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多新的发现，而且与之前出版的杜甫评传相比，在体制上还有一个明显不同：它不仅是一部史传——历史传记，还是一部杜甫的诗传——诗歌传记。在《杜甫评传》出版前一年出版的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特别强调了“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看来两位大家的研究思路不约而同。
陈先生给自己这部评传确定了几个重要任务。他高度关注杜甫诗歌，在了解杜甫经历的基础上努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为杜诗编年；研究杜诗的创作过程；分析杜诗的思想与艺术。他对杜甫重要的诗歌作品逐一分析，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问，从字词到涉及的史实、史料，再到思想内容、感情心态和艺术技巧等。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统计，《杜甫评传》上、中、下三卷，总共108万字，正式讨论的杜诗多达1160多首，占现存杜诗总数近80%。另外，提及杜诗431首，虽有重复，但数字惊人，可见陈先生对现存杜诗几乎都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
陈先生用以诗证史，结合诗歌的解读来考察杜甫的生平与思想，但他绝没有简单地将诗歌当成史料，而是非常注意诗歌内容与表达的特殊性，并对杜诗独特而丰富的技巧进行细致分析与揭示。杜甫极其讲究诗歌技巧，中唐以来人们对此就已形成共识，元稹认为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并产生了“集大成”（秦观《韩愈论》）这一说法，杜诗更是开后代诗歌史“无数法门”。因此，陈先生的《杜甫评传》既根据诗学原理来阐释杜诗，也结合具体的杜诗来阐释诗学的一般规律，所以这部评传具有鲜明而强烈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
这部杜甫评传对杜甫的重要诗歌都有解读，尤其是陈先生借解读杜诗，总结了杜甫的创作经验以及大量诗学理论和规律。如上卷讨论杜甫《羌村三首》之三：“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他引出清代学者浦起龙的评论：“三诗俱脱胎于陶诗”，并且说“这是不错的”，随即话锋一转：“对于这种探索诗歌或诗句从何脱胎的作法，歌德是极其反感的。”进而深入讨论了作家的继承与创新的复杂关系，他提出的几个结论非常圆融而深刻：杜甫创作《羌村三首》的情境“显然是与陶渊明《饮酒》其九所描绘的情境基本上相同。可见正如歌德所说，生活中确乎有相同的情境。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能说（实际上也不是）杜甫的这首诗是从陶明渊那首诗套来的”，“要求作家加强文学修养，努力从前代优秀创作中吸取养分、获得借鉴，要求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分析和比较，探讨前后表现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为今天的创作提供点滴宝贵经验，这仍然是未可厚非的，甚至是十分必要的”，“老杜‘熟精《文选》理’，对陶渊明很景仰，对陶诗浸淫日久，十分熟习，如果一旦遇到与陶诗中相同的情境，感而有作，能说他根本不会想起那首陶诗，不会去向它借鉴，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么？细细比较这两首诗，自会发现无论结构布局，还是遣词造句，甚至是语气口吻都很相仿佛，杜学陶的痕迹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不是江淹那种演员进入角色式的刻意模仿，而是以我为主以生活为根据向前代名篇所作的创造性的借鉴”。全书类似的精彩议论俯拾皆是，黄琪博士因而称此书为“谈艺录”！
杨麟翼绘《羌村三首》
林庚先生说这部著作“盖脱胎于诗话而取意于章回”，傅璇琮先生说此著“力图做到雅俗共赏”，葛晓音教授指出此著除“体例的新颖”“内容的赡博”之外还有“风格的活泼”。几位先生慧眼独具，对《杜甫评传》的认识和评价，其内涵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指出《杜甫评传》的语言表达通俗易懂，大气疏朗；二是《杜甫评传》能将杜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杜甫的经历及其内心感受尽可能说清楚，好像杜甫就在我们身边一样。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第三个方面：这部评传不仅关注人，更关注诗，并且将杜甫诗歌的思想感情、艺术成就阐释得清楚明白。对于不少现代人很难理解的杜诗，陈先生努力超越古今之阻隔，超越语言与知识的障碍，直接进行深入浅出的翻译。《杜甫评传》既考证、描述杜甫外在的行迹，还力图解读杜诗；既力求揭示杜诗的诗意，还解释杜甫的诗学。陈先生真正读懂了杜甫的“诗心”，从而才使读者感觉他的文字很亲切，杜甫很亲切。从这部大书中，我们既看到陈先生治学的严谨、功力的扎实、积累的深厚，也看到他与杜甫的心心相印、感同身受。
众所周知，文学不分古今中外。中国人可以读荷马史诗，可以读莎士比亚戏剧，可以读波德莱尔《恶之花》，也可以读艾略特的《荒原》和聂鲁达的美妙情诗，但现代中国人阅读古典诗歌却产生了障碍。一个障碍是古典诗歌的诗性因为语言与知识的障碍，很难被现代一般大众所理解。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伴随白话文流行的白话新诗，使古体诗与现代人有了很大的距离。另一个障碍则是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制所造成的理论研究与创作的分离。古代的文学教育是从文选的学习模仿开始，而我们现代的文学教育是从文学概论开始，既不培养文学感，也不培养创作才能，即写论文的能力。当然，并非说不创作，就不能理解诗心，但若有一定的创作体验，对诗歌的理解也会更深刻。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大学讲坛上，也有不少讲文学、研究文学的人是缺少诗心的。那么，为什么陈先生能超越时代的障碍，深入理解杜甫的诗心？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才气，还与他的师承、与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有关。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讲坛上的名家也是引领时代文化思潮的诗人、作家。胡适、鲁迅，既是学者，也是著名作家。陈先生的老师冯文炳（即废名先生）是著名的小说家，林庚先生当年在清华读书时也是著名的诗人。陈先生师承这一传统，既从事文学研究，也不放弃文学创作，不放弃古体诗词创作，甚至还创作出版了《梅棣盦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陈先生以深湛的诗性修养，超越了古今语言与生活的外在阻隔，真正读懂了杜诗，深刻理解了杜甫的思想情感，分析出杜诗的艺术技巧，真所谓“诗心通古今”。由此，他才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变难为易，陈先生是杜诗以及杜甫研究的功臣。
从本质上说，诗心并非一种特殊的能力，而是属于人的本质。文学引导人求真、向善、爱美，换言之，杜甫感动我们，陈先生的大著感动我们，本质上就是杜甫的遭际与命运、杜甫的思想和情感感动我们。杜甫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巨变，在时代的洪流中饱经苦难却没有沉沦，最终实现精神超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文化精神，也展示了汉语艺术的无穷魅力。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赞誉杜甫是“情圣”，“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陈先生早年亲身经历了时代的苦难、国家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以及个人的苦难，对杜甫的苦难感同身受。因此，陈先生的这部《杜甫评传》既是客观书写、有根有据的传记，也是一部饱含深情的评论，一部诗情洋溢之作。书中处处洋溢着对杜甫的同情，尤其着力发掘与弘扬杜甫的“诗圣”精神。陈先生对学术的热情，对杜甫的同情，对杜甫家国情怀的共鸣，也是陈先生那一代学者思想及其学术研究共有的特点。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与中国命运的关联使得这种价值倾向在陈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表现得极其明显与充分。所以，陈先生的《杜甫评传》既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深刻的诗学著作，更是一部激情洋溢表彰杜甫家国情怀的诗性著作。
我们承认古今语言的差异、外在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诗性、诗心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诗歌、文学与审美应该是现代人被技术、物质以及社会束缚的心灵的“原乡”。今天的人在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的同时，也要追求审美，追求精神愉悦和精神自由，这种根本的审美精神是古今一体的。虽然中国现代白话诗是以批判、抛弃古典诗歌开始的，但事实上，在20世纪，古体诗创作并非就此消失。同样，作为中国的现代白话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必然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关联和精神联系，这是一种历史的事实。我们说白话诗与古典诗歌毫无联系，就像说现在写白话诗的人不是中国人一样，不符合逻辑。现代杜甫研究史上的两位著名学者闻一多与冯至，皆是著名新诗代表诗人，他们的新诗与杜甫研究肯定有着内在关联。当然，这种继承的内容是丰富的，除了语言的差异之外，我们还应关注到思想和情感方面，这也是近些年学术界对新诗研究形成的共识。杜甫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及其丰富的诗歌表达经验，定能超越古今语言的鸿沟与知识层面的阻碍，启示当代诗人的创作。同理，杜甫的思想能化为现代人的精神营养，杜甫的诗歌经验也应该能化为现代诗人的营养。
四、《杜甫评传》的当代启示与杜甫研究的再出发
总体来看，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成就突出，影响巨大，一千多年的时间已经充分证明了杜甫思想及诗歌的价值。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综合性的重大社会文化转型（日本内藤湖南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说），新的历史文化观念确立了杜甫作为“诗圣”的至高无上地位，晚唐出现的“诗史”说得到新的阐释，“集大成”说开始广泛流行。清初著名学者黄生赞叹说：“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闻一多先生那句极富感情色彩的赞美更传播广泛：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今天我们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经验、中国文学审美经验，杜甫的研究与传播一定会迎来新高潮。
从古代的学者、民国时期的学者，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学者，如冯至先生、朱东润先生、萧涤非先生和陈贻焮先生等，在杜集整理、杜甫生平与思想研究、杜诗基本内容及其艺术特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今天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和扎实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我们今天也有特定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总体来说，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继续深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更新思维，提出新的命题，从更宽广的视野理解杜甫其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方法，大力推进杜甫生平研究，同时，要努力提高艺术鉴赏力，深入阐释杜诗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诗学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者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更可喜的是一批70后、80后学者也已登上杜甫研究舞台。关于杜甫研究的范围和未来趋势，我们认为将在如下这几个方面开拓。
第一，生平经历与思想研究是杜甫研究的基础，目前看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杜甫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与一个时代的深刻关联，尤其是杜甫与唐玄宗、唐肃宗两代帝王以及时政的关系包含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内容，杜甫与盛唐政治、制度、宗教、物质生活、艺术活动、民族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层面存在深刻联系。近年来有学者据此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还有学者利用出土文献重新研究杜甫在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活动情况。总之，研究这类问题，需要更宽广的史学视野、更丰富的史料和文献、更扎实的考证。
第二，杜甫最大的成就当然还是他的诗歌，杜甫的诗生动地记录了大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故杜诗号称“诗史”。清代学者钱谦益自诩以诗证史，“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陈先生《杜甫评传》也是诗史互证，有大量发明，我们应该继续研究。比如杜甫与盛唐诗坛、盛唐诗人的关系，尤其是杜甫与李白的会面，闻一多就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与孔子见老子相媲美的伟大会面，是两颗伟大心灵的相遇。他们相见的过程、意义以及二者诗学经验的异同，我们认为是中国诗学研究重要的话题之一。杜甫的诗歌不是为他所在的盛唐诗坛写的，而是为后代写的，杜甫是如何超越他的时代，既“集大成”又“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的呢？杜甫诗歌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他将汉语的表情达意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对此有所阐发，其名作《盛唐诗》就评价说：“杜甫的繁复变化在同时代人看来，可能太过分了，但恰恰正是这种体验的丰富多变吸引了许多后代的赞赏者。气候、情调及主题不断地变化，戏谑和敬畏和谐地并置”。吕正惠教授生动地称杜甫是“不断成长的诗人”，杜甫诗歌经验还富有现代性，比如《秋兴八首》之八的名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句诗的句法引发了古代学者长期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主要就讨论了《秋兴八首》暨唐诗的语言技巧。杜甫还是盛唐诗坛上最喜欢以诗论诗的诗人，他想念李白，就说要和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他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绝句组诗论诗的先例，他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深刻的诗学思想。杜甫的经验值得进一步深入与系统的总结，同时，我们要指出，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很强的艺术感受力。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三联书店，2014年）
第三，杜诗接受史就是杜诗的阅读史、影响史、研究史、阐释史，杜甫与后代读者联手推动、延伸着这一过程，历代杜甫研究的文献有待发掘整理，大量的理论命题需要做专题研究。白居易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这首诗的最后写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甫的诗为什么到了中唐开始被诗坛主流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陈尚君先生（《杜诗早期流传考》）曾研究杜诗早期传播，已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晖博士生前曾用一本大书《中国“诗史”传统》来厘清一个因杜甫而起的“诗史”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刘跃进、徐希平先生主编《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宋元卷全16册已经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刘明华教授主编的《杜甫研究资料全编》洋洋13大册已出版（中华书局2022年版）。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产生更多的成果。
第四，近几年杜诗的传播、普及与大众化方面成绩斐然，比如在杜甫的歌剧搬演、杜诗书法刻碑、杜诗经验现代转化、杜诗的外译与传播、重走杜甫路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少极具影响力的成果。
以上四个方面属于研究范围的拓展。此外，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上，我们认为还应提倡两个视角。
第一个，加强微观层面的工作，即加强对杜诗基础文献的研读，加强对一首首、一句句杜诗的准确解读。萧涤非先生主编、张忠纲先生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以及不少杜诗选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仍存在大量尚需解决的问题。葛晓音教授一直呼吁要提升文本阅读能力，本人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亦深有体会。对杜诗文本准确而深入的解读是杜甫研究要着力展开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看起来是小问题，但其实构成了杜甫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另外一个，则是引入宏观视角。杜甫其人其诗丰富、深厚，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现象，需要从大唐诗学、中国诗史、民族诗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审视，要开展文、史、哲结合研究，甚至借鉴新文化史的方法，审视杜甫思想，审视杜甫文学创造和文化创造，揭示杜甫深刻的人文精神。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杜甫的思想和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民族性，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众所周知，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我们还应该从世界文学的角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认识杜甫其人其诗的成就与特点。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热爱杜甫其人其诗，而西方世界对杜甫其人其诗同样具有高度的热情，他们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有差异，值得我们参照、借鉴。西方世界对杜甫其人其诗的阅读和研究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传教士钱德明用法语撰写的《杜甫传》被认为是最早把杜甫介绍到欧洲的著作。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杜甫越来越关注，著名华裔学者洪业先生的《杜甫传》，副题就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美国现代著名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2018年，与BBC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杜甫》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教授迈克尔·伍德，认为杜甫具有“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可见杜甫忧国忧民的仁爱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样获得他们的高度推崇。与此同时，他们重视文本细读，作为旁观者对杜甫诗歌艺术上的独特个性更敏感。宇文所安教授在哈佛大学主讲“杜诗与历史”课程，并以一人之力翻译了杜甫全部诗歌。英国剑桥大学麦大维教授《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将唐诗中的植物意象与政治、历史、文化、宫廷礼仪之关系方面的文献进行多重审视，观察杜甫对皇帝和朝廷的态度，视角独特，极其专深，令人印象深刻。外国学者的这些认识对我们理解杜甫思想的丰富性和艺术经验的独创性以及现代意义都有重要启示。
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总之，现代获取资料的技术条件要比陈先生当年方便得多，我们的视野也更开阔，但我们治学基本功却很难比得上陈先生，尤其是今日治学多“为人之学”，少“为己之学”（《论语·宪问》），研究者不太追求与研究对象的精神共鸣。因此，我们今天应该认真学习陈先生等前辈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史料与理论并重，宏观与微观兼顾，开阔视野，融通古今，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大力推进杜甫研究，让杜甫其人其诗焕发出新的光彩，丰富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3年第1期，总第155期
转自：“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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