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位于毗邻孔孟之乡的传统儒家中心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文士的故乡，虽然它是在大运河鼎盛的明清时期才臻至史上教育和文化顶峰。《（康熙）济宁州志》引录著名济宁籍士大夫杨洵撰写的序文，其中谈到永乐年间会通河的疏浚修复对济宁崛起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济自是商舶流通，文物浸盛。而汶、泗诸水得交汇，萦绕其间，灵气秀钟，人文蔚起，即概诸兖属莫敢望焉。”随着商品经济和交通通信的蓬勃发展，济宁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同级政区地方士绅精英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一些显赫的士绅家族持续几代统御着地方精英生活，同时，一些富商也逐渐挤进了精英阶层。这种情况使济宁更接近江南的城市，而不是大多数北方城市。
本文来源：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经授权发布
一、跻身士绅之路
济宁文化的繁荣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士绅在人口数量和密度上的优势。明中叶开始，济宁居民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康熙）济宁州志》里的相关记载，洪武三十余年间（1368—1398）济宁本州只出过1位进士，当然这与科举举措反复以至于中断12年之久也有关系。在明初的近一个世纪（1368—1464）里，济宁也仅仅出了12位进士。但是，从1465年到明亡的1644年，则出现了53位进士，几乎是每3年一轮的科考就产生1名进士。终明一朝，共计产生243名举人，其中65人后来考中进士。
如导论中所述，功名及第者的数量通常与地方士绅权力的强弱相对应。虽然科场上的成功者从官场去职后，才开始在家乡真正扮演地方领袖的角色，但在官学注册的各级应试者可以享有不等的权益，获得劳役豁免以及津贴和补贴等优待，享有在特殊仪式、社交礼节、法律程序、赋税徭役等方面范围颇广、程度不等的绅权。在济宁的案例中，清初郑与侨根据明末黄册关于济宁本州的统计材料估算：“吾济五十四里，人二万丁，除优免三千丁外，实一万七千十五丁。”与邻近的作为鲁王府处所的兖州相比，济宁不是世袭贵胄的聚居地，所以这3000人中的大多数可以推断为在官学注册的学生或已经通过初级科考的儒生。作为有望踏上宦途的候选人和告归乡里的退职官员，他们及其家庭是济宁士绅阶层的主体。其他的部分，则多是由富而绅的人。
与济宁强大而富有活力的士绅相比，其属县或附近的州县获得较高科举阶位的比例却很低。济宁与三个属县差距最小的是级别最低的贡生数量，而这是由于该阶位的名额是根据人口基数按地域摊分的。这些农业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县十分贫瘠，且容易沦为战乱的牺牲品。因为济宁城乡差别的基本格局自明代到民国时期未变，所以尽管这些资料取自清朝后期，对我们通观明清全貌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二、著名士绅和世家及其社会网络
中外不少学者都视明朝中后期为士绅队伍及其影响急速扩大的时代，但这种论断主要是着眼于江南等南方地区，忽视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这种观察粗略来看是合理的。如丹麦学者李来福（Leif Littrup）在关于16世纪山东县级以下的准官僚体系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这一被广泛认作‘精英’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开始增长的时期”，在山东却很少发现“能够确保某些家族的势力持久化的制度性谱系”。卜正民同样认为，与拥有“大的、精致的士绅家族”的经济发达的江南相比，山东缺少一个“有力的、受过教育的士绅群体”；而如处在江南最南端的“大县”——作为宁波府治的鄞县，持续兴盛的名门望族享有地方权威和全国影响。这种情形在江南的城市和市镇里十分典型。通常，他们在科场和宦途上取得成功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的等级，并成为他们致仕返乡后的一个重要资源。其他因素诸如家世、学术造诣、文学才赋、经济能力、个人的表现和风格、社会活动等，也影响了他们的实际地位。另外，一些大家族可以累世延续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在这方面，位于北方的济宁与江南的城市有相似性。
经过元末战乱，济宁的人口构成主要以移民为主。许多士绅家族的祖先在明初迁到济宁城及其周边地区定居。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移民趋势持续不断，这意味着新家族在不断地汇入当地的士绅阶层。虽然济宁士绅家族来自不同的背景，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和公共行为。
要了解地方政治，有必要了解当时地方最重要的士绅及其家族，从而认识他们在地方政治和文化中符号性和实质性的影响力。明代最早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济宁士绅是被郑与侨誉为“先达文莫如靳少宰”的靳学颜他们科举功名、宦绩卓著，诗文美名远播。靳学颜在退休后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与地方政府合办的赈济等地方公共事务，成为济宁士绅传统的奠基人。\其“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他去世后，受到隆庆皇帝特别下诏表彰。
明代后期，济宁涌现出更多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士绅及家族。另外一个成为后代士大夫楷模的是徐标，他出生在距济宁城只有9公里的工商名镇安居镇，幼年便以聪颖、懂事称誉乡里，并在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之后他在明季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树立了正直、勤廉、干练的形象。1644年，时任兵部侍郎的他在李自成占据山西、准备进攻京师的前夕殉难。同靳学颜和于若瀛一样，徐标的事迹和著述被后人在追述当地士绅传统时颂扬。
杨洵家族的显赫影响则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杨洵在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后，曾担任过知府一级的若干官职。退归后，曾编纂州志，并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积极作为。其子杨士聪，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据称，当李自成攻陷北京，他决定殉国，并令妻妾亦自缢。而他本人被仆人阻拦，但他的两个妾身亡，女儿被溺死。他稍后逃回济宁，并继续流亡到南方。在清政权稳定后，他拒绝出仕新王朝，并最终死在南方其身后有《甲申核真略》《玉堂荟记》等传世。杨士聪的儿子们号“五杨”，回到原籍后，也在清初因家世和各自的诗文、经学成就建立起很高的威信，以至于“四方名士至济者，无不过焉”。其中杨通久“与其两兄薄游江淮，流连山水，放逸诗酒间。及归，复理旧业。顺治十二年成进士”。于是，在朝代兴替后，杨氏家族的地位和影响仍得以延续。
按郑与侨所书《自撰志铭》，郑氏宗族于1407年迁徙到济宁近郊，属济宁卫籍，“此济族所自始也”。而后家族的一些分支淡出卫籍，移居城里。郑与侨所属的一支曾出现两个进士和若干个官员，从而融入当地主流士绅圈层。郑与侨的父亲郑耕在生员考试中曾名列兖州府榜首，但在与侨5岁时去世。与侨年轻时曾被举为“孝廉”，在崇祯九年（1636）37岁时中举，但在次年的进士考试中落第，原因是“以文触讳”。此后，他将精力转向经世之学，“益究心兵、农、礼、乐、政、刑，以及山川扼塞险要，古今成败兴衰，无不博览”。他几度充任附近官衙的幕僚，参划政事，并积极参与地方赈济、民兵等公共事业。如前所述，作为明末济宁的主要地方领袖之一，人到中年的郑与侨曾参与谋划和领导了推翻李自成部队短暂占领的“举义”。
尽管新王朝结束了他作为地方领袖的角色，令他成为被归于“隐逸”的旧朝遗民，但他并没有完全从士绅圈层活动中淡出。因为他被视为当地历史和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所以常受邀到各地周游，也被远道而来的客人拜访。由于他的社会活动和对当地历史的撰述，他备受时人和后人尊崇。他的曾孙郑其谊也成了当地一位知名学者，编纂了《郑氏家谱》。孙扩图在文集中收录了为他所作的传记。
这些士绅交往频繁，互动紧密。史志的记载虽然散落，但尚可拼成他们活跃在地方公共舞台上的生动画面：士绅们结成诗社，成立文会，联姻结亲，一起筹划、管理公共事务。于这些结社、联谊等日常活动成为连接地方士绅圈层的纽带。而且，这种凝聚力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以发挥出扭转乾坤的作用。郑与侨在他的文字中多次提到的挚友任氏兄弟，自其祖上任杰在明初到济宁任“府学教授”，任氏便开始在济宁繁衍。作为郑与侨的同龄人，任孔当、任孔昭也是当地精英群落里的名流。任孔当在崇祯十三年（1640）取得进士，然后赴山西任知县。他在李自成攻陷山西后逃回济宁。任氏兄弟在1644年那次推翻大顺政权短暂占领的暴动中也扮演了领袖角色。济宁士绅在这次事变中之所以能够火速集结和行动，是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紧密联系和频繁互动分不开的。
任孔当与郑与侨携全家南下，也一起加入过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之后便在南方流落，最后回到家乡。但他隐居在一处寺庙中，拒绝出仕新政权。比较有趣的是，他的弟弟、曾参与反抗大顺军的任孔昭在顺治十八年（1661）考中新朝的进士，并在四川担任过知县。于是，任氏家族成员得以延续象征性的和实质的影响——或者作为旧政权的遗民，或者作为新政权的官员。
在清代，济宁玉堂孙家与诸城刘家是山东两个最煊赫的家族。两个家族连续产生了几代显宦，后者以刘统勋（1700—1773）、刘墉（1720—1805）父子最为知名。孙家的祖先在明初由山西洪洞迁移到山东西部的夏津县，后来搬到了济宁。明末孙瀛州获得了生员头衔。其曾孙孙扩图在乾隆十年（1745）考取进士，之后在一个知县任上赢得很好的口碑。孙扩图的儿子孙玉庭（1752—1834）在乾隆四十年（1775）获得进士，在长达四十年的官宦生涯里，他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里都担任过高官，如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他的长子孙善宝也曾担任两江总督。三子孙瑞珍在道光三年（1823）考中进士，先后官至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接下来的孙家一代达到了家族荣誉的高峰。孙玉庭的六个孙辈都考中了进士并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其中，孙毓溎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状元，曾担任多个省级高官。他在返籍养病期间，于1856年受命组织团练，抵御捻军。另一位孙辈孙毓汶（1834—1899）在咸丰六年（1856）的进士考试中高中榜眼，并在19世纪末的晚清政局中位高权重，曾担任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要职，是为西太后倚重的“后党”。孙毓溎的一个弟弟虽然科场上未达进士及第，但其在学术造诣、地方防务、公共慈善中的成绩同样为他博取了声名。有了这样的官宦背景，孙氏家族在清中后期的济宁精英社会里就居于领导地位。孙家聪明能干的子弟也经营族产和玉堂酱园，并有力地支撑了他们的公共活动。
孙玉庭曾为一位潘姓的老夫人写下寿辰祝辞：“潘为吾济旧有族，家世阀阅。”但潘氏家族是在晚清和民初才臻至巅峰的。根据潘守廉的说法，其家族于万历年间从山西迁移到济宁，当时，有潘氏先人在山西担任过知县。从那以后，这个家族十代里都有官学生。潘守廉的祖父潘遵启、父亲潘从矩和他本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其独子潘复（1883—1936）少年得志，成为清末的最后一批举人。潘守廉在1889年通过进士考试后，在河南担任过知县与知州的官职。致仕返乡后，他成为清末民初济宁的主要地方领袖，这也与其子潘复在北洋时期显赫的宦途有关。
因此，从明中叶到20世纪初，济宁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相对稳定的士绅阶层，其中有许多经久不衰的大姓豪族为其支柱。正是他们在科举考试、财富积累、社交网络、地方社会活动中的持续成功，使这些士绅精英家族的地位得以延续数代。
这些地方精英家庭交往频繁，通过婚姻、文学结社、参与公共工程形成同盟。大士绅家族与其他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孙玉庭与曾经担任知府的张淑渠的独女结婚。张氏家族在明朝是一个世袭千户。张家在明末迁到济宁，并在清前中期由于产生出几位进士和官员从而转变了家族的军事背景。张淑渠的夫人是一位担任过巡抚和侍郎的高官女儿。
此类亲缘联系是凝结济宁士绅社会的纽带。在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诗社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点在地方志的“人物志”中得到呈现。同时，这也推动他们与全国士人网络建立联系。即使18世纪清廷的政治压迫相当严酷，文学结社依然是时尚。当地精英的文化活动增强了士绅社会的共同体功能。
与此同时，通过其成员的官宦生涯和文化交游，上层精英家族也与全国的官僚和精英网络相连。孙扩图在当时的士人交游圈中十分活跃。他在山东省掖县担任教谕时，结识了潍县知县郑板桥（1693—1766），他们在登州府的一次乡试中发生争吵。然而，当退休的郑板桥于1754年访问杭州时，时任湖州府乌程县知县的孙扩图，邀请郑板桥访问湖州名胜，并热诚地款待了这位“老友”；郑板桥后来为孙扩图写了两首诗，以纪念这次愉快的旅程。孙家的几代人在全国官场中建立了广泛的网络。林则徐（1785—1850）与孙氏家族的三代人都有过友谊。19世纪20年代早期，林则徐获得的两项任命，正是由于孙玉庭的有力推荐。道光三十年（1850），在林则徐去世前，时任户部尚书的孙瑞珍还荐举林则徐回归官场。而孙瑞珍的儿子孙毓溎也与林的关系比较密切，二人曾经有诗词唱和。孙家全国范围的交往活动意味着他们与外部文化、社会、政治势力的联系。
三、士绅与商业和商人
如众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明清时期城市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富商构成了一个非士绅阶层的重要精英群体，这也刺激了士绅本身的兴趣和性格。尽管“商”和“工”的定义不同，但“商”通常包含商人、手工业者及高利贷者等从事金融业务的中介人士，而排斥了为基本生存而劳动的小商小贩和普通工匠。这种趋势在济宁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正如冉玫铄所描述的：在明清时期，“商品化鼓励商人和乡绅融合成一个充满活力、人数不断增加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建立在田产、贸易、高利贷和科举功名的不同组合上”。
济宁的情形正是如此。济宁的大多数城市士绅都是在四乡、周邻地区拥有土地的城居地主，要么将土地出租给佃户——这是一种传统的方式，要么派他们的家人或代理人来管理农业——这是一种新的形式。然而，与肆力田亩的北方士绅的流行形象不同，济宁士绅踊跃参与城镇市场活动；商人也挤进了精英圈子，促使了士绅—商人的复合体的形成。孙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18、19世纪，孙家拥有超过3万亩农田，并经营著名的玉堂酱园——最初与冷家商人合营，后来成为唯一所有者。在这样商业环境中，如此大体量的土地占有需要依靠其市场化利润来维系。商品化农业或商业中的家族产业收入使得士绅精英能够扩大其土地所有权，展示了士绅地主的传统形象，这也通过其家庭成员在科举考试和官宦生涯的成功而得到加强。依据清代济宁第一望族孙家亦绅亦官、亦商亦农的案例，魏根深指出：“商人、田主和官员在晚期传统中国社会的功能经常是由具有相互调节和适应的、共同伦理的同一些人（或家庭成员）来承担。”
富有的商人与士绅的耦合，促成了所谓绅—商一体化。济宁的这种情形与江南相似，而在北方却不甚普遍。如在商业同样繁荣的临清，弱小的士绅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外地及本地商人相提并论；而在山东另一工商大镇潍县，强大却保守的士绅把商人排除出地方精英阶层。而在济宁浓厚的商业氛围里，商人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济宁的地方志多次记录了富裕和有教养的捐助者在地方公共项目中的巨额花费，并将“商”与“官”和“绅”相提并论。
与江南的情形一样，士绅与商人之间转换的记载在济宁志书中并不鲜见。尽管地方志并没有单独为商人立传的传统，但关于商人的信息还是可以从散见的材料中窥见一斑。因广施善举被赞为“虽圣贤不过如是”的刘小怀，“弃儒为贾，远近莫不服其信义”。在《（乾隆）济宁直隶州志》里，晚明商人王国宾事略被列为“孝义”一类：其“幼多能，以家贫徙业治生……所居临运河，水暴涨，国宾首倡筑堤，民受其利”。同时，该方志亦对其子王道明有详细记述：“博学多才，天启七年举人，试礼部，以策犯魏珰，罢归……结社城南，谈艺不倦。”王国宾的另一个儿子王道新和一个孙子王宏在顺治三年（1646）参加了清朝第一次进士科考，成为“同榜进士”。在回族社区，米、唐、马等望族可查至晚从清中叶开始就具有商人背景。这些有趣的家族身份地位转换案例印证了周锡瑞和冉玫铄的观察，即从贸易中积累财富是精英家族崛起的重要途径，而教育和拥有土地对维持精英地位更为重要。
在浓厚商业氛围里，鉴于科举考试的困难，还有不少富人依靠财力购得功名或官爵借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商人地位的提高越来越被士大夫认可。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官宦生涯的顺利，需要与包括商人在内的有影响力的当地精英建立良好的关系。1896年，济宁知州凌芬的一则救灾轶事颇有典型性。由于他没有去拜访孙家，玉堂酱园的总经理陈守和拒绝向政府出售救灾物资。而在凌芬拜访陈守和之后，孙家慷慨地捐赠了物资。有影响力的商人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慈善活动。1898年，政府饥荒救济预算的一半转给了玉堂，委托酱园总经理陈守和管理，以便有效使用。这项措施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
概言之，以富裕、开通的士绅为主体的精英构成了济宁地方权力结构的显著特色。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积极寻求在公共场合展示自己地位的方法。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地方士绅—精英集团中的下层，是以生员为主体的队伍。如陈宝良结合中、西、日的有关研究后所分析的那样，既然科场失意，仕进无门，士绅只得将精力投入“社会性行动”，广泛地参与地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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