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传染病付出的，是信仰、经济、人命，甚或文明？大疫之下，社会何去何从？
一部以方法立足脚跟，出版四十年后在今天仍被引为“学界共识”的黑死病研究专著
瘟疫之王
著者：［英］罗伯特·S.戈特弗里德
译者：鹿妍
ISBN：9787519467234
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后浪
版次：2022年9月第1版
定价：69.80元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式历史著作，追溯了1347—1351年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的臭名昭著的瘟疫暴发的原因和深远后果。历史学家利用修道院手稿和树轮年代学研究（树木年轮测量法）等多种来源，展示了老鼠、跳蚤传播的杆菌带来怎样的生态恐怖——每三个欧洲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死亡，无数村庄和城镇被消灭，并且动摇了中世纪社会和文明的基础。
编辑推荐
“也许要理解14世纪和15世纪——这道中世纪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分水岭，关键是要明白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无助。”
关于1347—1351年黑死病对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后人怎样夸张都不为过。大写的“The Plague”（瘟疫）甚至可以直接指代“黑死病”。历史学家以环境论为理论指导，运用树轮年代学、花粉分析法和考古遗迹碳十四断代法提供数据，从鼠疫以及其他传染病（如天花、麻疹、梅毒）的“狂欢”入手，追寻人类致病、抗疫的历史和精神。
本书讲述黑死病的两面：一面是肇始400年噩梦，致死近半数欧洲人，社会常识分崩离析，愚昧荒唐大行其道，中世纪走向终结。一面是百废待兴，市民阶级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的火种竞相点燃，初显现代文明的曙光。
“这天灾人祸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其影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作者有力的论据和清醒的判断并不过时，解释了400年鼠疫不断再燃的欧洲如何重生，对于任何想要了解黑死病和封建时代生活的人都十分有益。你无须阅读1000页的长篇大论，只要读300 页就可以了。
序
1347 年10 月，一支热那亚舰队驶入西西里岛东北部的墨西拿港。舰上船员“已是病入膏肓”。有的已撒手人寰，剩下的则奄奄一息，都是因为得了一种来自东方的病。墨西拿港的掌权者想要对整支舰队进行检疫隔离，但为时已晚。引发疾病的不是人，而是老鼠和跳蚤。缆绳刚刚在码头系紧，它们便携着病原被冲上了岸。短短几日，瘟疫在整个墨西拿港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蔓延开来。半年间，该地区一半的人口死的死，逃的逃。这一幕在亚欧和北美的各个港口渔村重复上演了数千次。这一幕也预示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到来——它，就是黑死病。
黑死病包括鼠疫中的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三类。1347—1351 年，黑死病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夺走欧洲25%～50%人口的性命，催生或加速一个又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重大转变。人们张皇失措、茫然困惑，又惊恐万分。“父母亲抛儿弃女，夫妻分鞋破镜，兄弟也各奔东西，仿佛一呼一吸间、相视一瞬间，瘟疫便能传播。”人们被这令人费解的瘟疫吓得心胆皆碎，一旦得病，医药罔效。正如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所写：“哦，快乐幸福的后人们再也体会不到这极度的悲凉，我们如今确凿的证词也将成为他们眼中虚构的传说。”
灾难的远期影响比其短期效应更加深刻。黑死病是第二次瘟疫大流行期间的第一个流行病，这次瘟疫大流行包括一系列周期性瘟疫暴发，复燃持续到18世纪。1350年以后，欧洲人口至少在一个世纪内呈稳步下降趋势，该趋势也成了14 世纪和15 世纪的一大特征。旧宪法制度、政府机关、商业机构、古老的哲学概念，甚至宗教信仰体系都经历了巨变。在瘟疫发生前全凭控制财产来稳固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和教会，如今也不得不面对农民阶级和商人阶级，后者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贸易刚刚富起来，对自己列居欧洲社会底层走卒的地位心有不甘。在瘟疫发生前以廉价富余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活动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后者建立在相对复杂的技术之上。实际上，黑死病及整个第二次瘟疫大流行是历史上又一股突如其来的强大力量，深度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发展。
所有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定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对其本质、时机及长远影响的定性问题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黑死病引起的诸多变化只是短期效应；另一些则认为，黑死病是中世纪欧洲向现代欧洲过渡的重大转折之一，甚至有人认为是最大的转折点。早期研究该课题的学者更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1893 年，F. A. 加斯奎特（Gasquet）写道，黑死病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作为一名红衣主教，他将基督教会的没落，尤其是禁欲主义的衰败归咎于黑死病。该观点的另一支持者是G. G. 柯坦（Coultan），一位社会史的早期倡导者。这场瘟疫造成人口滑坡，他却从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幸存者人均财富的增长将促成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J. W. 汤普森（Thompson）并不强调黑死病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主要关注的是该疾病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他比较了黑死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损失，发现前者的打击更深，持续时间也更长。黑死病掐死了那一代人中大多数“幼苗”，幸免于难者也深陷心理危机与道德危机的深渊。这是当代著名中世纪研究者、法国学者伊夫·赫诺尔德（Yves Renuoard）力挺的观点。此外，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一项研究结果中指出，黑死病是世界史上带来损失最惨重的三大灾难之一。
20 世纪30 年代，也许是受到了一系列当代事件的影响，史学家们开始逐渐降低这一重大自然现象的地位。包括来自苏联的E. A. 科斯明斯基（Kosminsky）在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黑死病仅仅是以欧洲等级社会结构为中心的乡村经济和乡村社会大危机的一部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持有相同观点。率先将实证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先驱者M. M. 博斯坦（Postan）努力淡化人们对黑死病的重视程度。在他看来，这场危机始于13 世纪中叶，演化过程中证实了人口水平逐渐超过粮食供应水平。1300年以后，欧洲越发贫穷。瘟疫使人口锐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拉高了人均收入，但总体来看，本已摇摇欲坠的社会加速崩盘。法国知名中世纪研究者雷蒙德·德拉图什（Raymond Delatouche）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黑死病轻描淡写。他称，中世纪晚期的危机更多的是道德危机，而非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13 世纪哲学与宗教界紧张的局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弱化黑死病重要性的观点继续保持着对基督徒的吸引力，甚至还衍生出了新的思路。细菌学家J. F. D. 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认为，鼠疫杆菌，即鼠疫耶尔森菌，其毒力不如多数史学家所料那般强大。至少在不列颠群岛，黑死病至多只能造成20% 的人口丧生。但是在“二战”后的中世纪晚期研究中，最权威的当数在特定地区集中进行的实证研究。研究数据结果更倾向于支持柯坦—汤普森一代人的猜想。近年来，该研究领域最知名的学者包括美国的大卫·赫利希（David Herlihy）和法国的伊丽莎白·卡彭蒂耶（Élisabeth Carpentier）、艾多尔德·巴拉蒂耶（ÉduoardBaratier）及盖伊·布瓦（Guy Bois）。他们一致认为，13 世纪人口过密是中世纪晚期大危机的开端，而鼠疫是危机中最重要的部分，导致诸多根本性变化的发生。赫利希和卡彭蒂耶研究了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皮斯托亚市、翁布里亚区的奥维托及其周边农村地区。各项研究均表明，尽管黑死病本身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影响更大的还是疾病的周期性复燃。他们着重强调了人类在面对所有大灾大难时所表现出的豁达和适应力。鼠疫大流行每隔几年便卷土重来，确实令人口直线下降，也为中世纪晚期的革新变化持续加柴添火。
巴拉蒂耶和布瓦对法国普罗旺斯和诺曼底两个区域做了细致研究，两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鼠疫的连续流行导致人口一路低走，直到15 世纪70 年代下降趋势才止住。研究强调了鼠疫大流行的作用，属于从广义的环境及生物层面解读中世纪晚期的理论。环境论首先由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统计学家E. 朱蒂卡拉（Jutikkala）和M. 考皮宁（Kauppinen）提出，近来又得到了包括J. D. 钱伯斯（Chambers）和约翰·哈彻（John Hatcher）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学家的支持，法国学者J. N. 比拉邦（Biraben）和以马内利·勒罗伊·拉迪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对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总结。该理论在一个较广的生态框架内阐释了黑死病以及人口、社会和经济上的主要变化。比方说，比拉邦认为，不断变化的天气系统以及啮齿类动物和昆虫生活史都是鼠疫大流行的影响因素。他未曾忽略人类在疾病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却避开了在贸易路线和运输通信情况做过多的强调。
本书以环境论为理论指导来分析瘟疫，这也是区分本书与当下其他黑死病相关书籍的一大特点，尤其是菲利普·齐格勒（Philip Ziegler）的著作。只有将黑死病和第二次瘟疫大流行置于其特定的流行病学背景下，将其视作那场长达300年的生态危机的一部分，方能更好地理解阐释。强调外生环境因素并不意味着置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于不顾，而是力求从一种更加均衡的视角出发来阐释啮齿类动物种群、气象条件及冒险商人这三大因素在流行病传播中的作用。类似地，在研究13 世纪末期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同时，调查降水量和土壤营养水平的变化，探究农民所种植的庄稼种类以及他们的财产继承方式亦同样重要。
撰写一部有关黑死病和第二次瘟疫大流行的书籍，途中困难重重。难点之一是许多错误解读已根深蒂固，成了主流势力。诸多史学家仍将研究重点放在黑死病造成的巨大死亡人数上。然而，人口的恢复能力足以应对单次打击，即便是像黑死病这般猛烈的打击，仅仅一次不会带来灭顶之灾。引发一系列巨变的是第二次瘟疫大流行中后续接二连三的疾病暴发。其他史学家有弱化鼠疫死亡率数据影响力的倾向，他们称黑死病仅仅带走了20%欧洲人的生命，而非30%、40%甚至50%。可尤其是在流行病疫情连绵不绝的情况下，20%依旧是欧洲史上最高的死亡率记录。用词不当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一些专业史学家仍称黑死病为“黑瘟疫”。通常，学界将1665 年暴发的流行病称为“大瘟疫”，如此命名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次瘟疫令15%～20% 的西欧人丧生，但包括这场灾难在内的所有中世纪流行病中没有一例被称为“黑瘟疫”。实际上，“黑死病”一词也并非中世纪用语，而是在1550 年前后首次被用来指代1347—1351年期间的流行病。中世纪时期，人们只将其称为“疫”，简单又形象。到15 世纪，任何一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灾难、流行病等从广义上来讲都是“疫”。
研究证据是撰写本书的另一大难点。中世纪史料极为匮乏，自然现象类的尤甚。编年史册上仅记载有“天气恶劣”等描述性话语，并未提供具体数据；寥寥数册中世纪晚期的自然史和农业年鉴中也没有昆虫或啮齿类动物的生活史记录。然而，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还是为史学家们提供了有关中世纪晚期欧洲环境的大量信息。树轮年代学（树木年轮测量法）、花粉分析法和考古遗迹碳十四断代法能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包括测算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诊断退行性疾病，估算膳食营养价值等。应用包括计算机程序设计和高级统计学分析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得到较好的人口学数据。虽然其他重要指标的推算也必不可少，但过去十年间的研究又不断发掘出了诸多全新的信息。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我将另辟蹊径，为读者呈现一个全新的视角。
著者简介
罗伯特·S.戈特弗里德是罗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和中世纪研究主任。他的著作有《15世纪英格兰的流行病》。
目录
致 谢
序
第一章 鼠疫的自然史
第二章 欧洲的环境，1050—1347 年
第三章 鼠疫的开端
第四章 鼠疫的发展进程
第五章 直接后果
第六章 现代医学的萌芽
第七章 疾病与中世纪欧洲的转型
跋 欧洲的环境危机
注 释
参考书目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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