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论政治》
爱因斯坦论政治
[美] 大卫·E.罗 罗伯特·J.舒尔曼 编
方在庆 徐志凌 译
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出版
ISBN: 978-7-100-21259-5
内容简介:
本书编者用鲜活的第一手文献，反映了20世纪最伟大的头脑如何应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挑战，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爱因斯坦形象。爱因斯坦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天真的、徒劳无功的理想主义者，恰恰相反，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一个既讲原则又灵活机动的实用主义者，他的言论反映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本书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爱因斯坦的政治激进主义与个人动机的固有看法。
编者简介:
大卫·E.罗，美国科学史和数学史学家，德国美因茨大学荣休教授。
罗伯特·J.舒尔曼，美国历史学家，曾担任《爱因斯坦全集》编辑和爱因斯坦论文项目主任。
译者简介: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研究。出版《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爱因斯坦全集》（第九卷、第十三卷）等与爱因斯坦有关的著译十余种。编译作品《我的世界观》获第十四届文津奖。
徐志凌，毕业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哲学专业，曾就职于科技部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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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幼时起就很排斥那些庸俗的人类抱负。占有的财富、外在的成功、媒体的关注、奢侈的享受—这些在我看来向来不值一提。我认为简单而有度的生活方式适合于每个人，对身心都有益。
——爱因斯坦
1915年，爱因斯坦受邀为一本题为《歌德的故土1914—1916》（The Land of Goethe 1914/1916）的爱国纪念册撰写文章，号召德国最伟大诗人的后裔捍卫德国文化。然而爱因斯坦借助这个机会，对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现象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这本书的编辑们认为文章有部分内容太不爱国，要求爱因斯坦删去第四段和第五段。爱因斯坦同意了，但又忍不住指出，他不过是重复了托尔斯泰的比喻，将爱国主义比作精神失常而已。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发表时删去了令人不快的段落（Einstein 1916，30）。这里刊载了全文，它将爱因斯坦在前一年年末写给他朋友仓格尔的想法公之于众：“是什么驱使人们如此野蛮地互相残杀？我认为，归根结底是雄性的性攻击欲导致时不时爆发这种疯狂的行径……但我们这个时代尤为不幸的是，野兽般的本性连同已有的技术一起引发了真正的毁灭。”（《爱因斯坦全集》第10卷: 第8卷文件41a）
这篇文章的创作并非一时兴起而为之：爱因斯坦写文章时，正在努力完成引力场方程式的最终形式，他从11月4日起，连续四周，每周四向普鲁士科学院提交相关论文。该论文的最终形式于11月25日提交，最后完成了著名的广义相对论。
我对战争的看法，1915年10月末到11月初之间
Einstein 1916，30；《爱因斯坦全集》第6卷，文件20
战争的心理根源，在我看来，源于生物学上雄性好斗的天性。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并不是唯一能夸耀这顶桂冠的族类：一些动物，比如公牛和公鸡，在这方面远胜于我们。无论何时，只要雄性个体被放在一起，尤其是组织相对紧密的团体之间不得不打交道时，这种好斗的倾向就会显露出来。除非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否则他们最终必定陷入纷争，进而激化为争吵和凶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小学同学们曾经持续数年对邻街一所学校的初级班学生怀有咬牙切齿的仇恨。无数次的斗殴，让这些男孩子头上留下了许多道深深的疤痕。谁敢说仇杀和决斗不是源于这样的情感呢？我甚至认为，我们精心培养起的荣誉感，正是从这类情感来源中获得了最主要的滋养。
因此不难理解，用更为现代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要花更大的精力抑制这些原始的雄性特质的表现。然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两个相邻的民族国家不同属一个超国家组织，这些特质就会不时地制造出紧张局势，进而引发战争的灾难。顺便提一句，我认为所谓的战争目的和起因都毫无意义，因为当情绪有需要时总能找到借口。
在任何时代，敏锐的知识分子都会同意，战争是人类发展最大的敌人之一，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它。尽管现状之悲惨难以名状，但我确信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会在欧洲形成一个超国家组织以防止欧洲内部爆发战争，就好比现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不可能交战一样。任何致力于知识进步的朋友都应该支持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人们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在和平时期，当国家几乎抑制了男子所有的粗鲁表现时，仍不会失去让他在战争时期杀戮的能力和动机呢？在我看来，有如下一些原因。当我窥探一个体面的正常公民的思想时，我看到一个光线昏暗的舒适空间。其中一角伫立着房间主人的骄傲，一座被呵护与钟爱的神龛，其上书有“爱国主义”几个大字，每一个来访者都被大声提醒它的存在。通常开启这个橱子是一个禁忌。实际上，房间的主人几乎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个神龛里装有兽性的仇恨与杀戮在道德上的必要理由，当战争宣告开始，他就会忠实地取出并使用它们。亲爱的读者，您不会在我的会客室发现这个神龛。如果您能考虑用一架钢琴或者是一个书架代替它，放在您的会客室原来的角落，我会很开心。这两件家具都比原来那件更合适，从前您会容忍它的存在，只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您已渐渐习惯了它。
我无意隐瞒我的国际主义情感。我和某个人或者某个人类组织的亲近程度，仅仅取决于我自己对他们的意图和能力的判断。我作为一个公民所归属的国家，在我的情感生活里不占任何位置；我认为从属于一个国家是一种交易，有点类似于人与人身保险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可知我肯定会寻求成为一个多半不会强迫我参与战争的国家的公民。
无权无势的个人能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些什么呢？是否每个人都应该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到政治中？我确实认为，欧洲那些思想更成熟的人忽视普遍的政治问题，本身就是过错；但我并不认为从事政治活动是个人在这一领域发挥最大作用的途径。我更相信，每个人应该私下努力，让我上文详细讨论的那些情绪，不再成为对社会的诅咒。
每一个有意识地尽己所知所能去行动的人，都应该感到骄傲，不必顾虑他人的言行。他人或者其他团体的言行无法侵犯一个人或者他所属群体的荣誉。权欲或是贪婪应该一如既往地被视作卑劣的罪行；仇恨与好斗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我不是要厚古薄今，但在我看来，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我们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在此方面，每个善良的人都应该努力改善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那么，在今天以如此可怕的方式折磨我们的深重苦难就将消逝。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了这么多，不如一句犹太人的话：敬你的主耶稣，不仅在于言语和赞美诗，更在于你的行动。
以上内容摘自《爱因斯坦论政治》第一章
爱因斯坦曾多次将政治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但从未像在《我的信念》中那么深刻。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30年，是杂志《论坛与世纪》（Forum and Century）“当代哲学”系列中的一篇。编者表示，希望通过展示“这位始终与社会保持距离的人内心深处的信念……或许能让他在大众眼里显得不那么神秘”。
本文曾以《我的世界观》（The World as I See It）为题重新发表过多次，最著名的是在《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和《观念与见解》（Ideas and Opinions）中；在1932年由德国人权联盟发行的一张录音唱片中，记录了爱因斯坦朗读一篇名为《信仰的自白》（Confession of Belief）的文章，其内容与本文相比只有细微差别。这里提供的文本依照《论坛与世纪》，与Einstein 1954中的内容有明显区别。
我的信念，1930年10月
《论坛与世纪》第84卷，第4期，第193—194页；
Einstein 1954，8-11
人生在世的境况很奇妙。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只做短暂的停留，不明所以，可有时似乎又能参透出一些意义。
然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其他人——首先是为那些亲近的人，他们的欢笑与健康决定了我们自身的幸福；也为无数的陌生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之心的纽带与我们相连。每天我都会很多次地意识到，自己内在和外在的生活是多么大程度地依赖于我的同胞们的劳动，包括所有在世和不在世的人。我是多么渴望有所作为，以尽量回报我的所得。由于感到自己借助太多他人的工作，常常使我的内心不安。
我认为在哲学意义上，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界的压力，还受限于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过，“人当然能凭意志行事，但他不能决定自己的意志”。这句话给年少时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当我目睹或遭遇人生艰辛时它都能给我以慰藉。这样的信念总能带来宽容，因为它让我们不要把自己或是他人看得太重；而要有一定的幽默感。
客观地讲，穷究自我存在的理由或是人生的意义在我看来大多愚蠢至极。但是每个人都会坚持某些理想，这些理想指引着他的奋斗目标和他的判断。一直在我的面前闪耀，并使我充满生命欣喜的，是真、善、美的理想。安逸或享乐的目标从未吸引过我；若以此为基础建立道德体系，只能满足一群牛羊的需要。
如果不能与志同道合的人在追求艺术与科学研究的永无止境的道路上一起合作，我的生命将失去意义。我从幼时起就很排斥那些庸俗的人类抱负。占有的财富、外在的成功、媒体的关注、奢侈的享受——这些在我看来向来不值一提。我认为简单而有度的生活方式适合于每个人，对身心都有益。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兴趣，始终与明显缺乏与男女直接交往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独行者，不适合协同或团队合作。我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某个国家或地区、我的朋友圈，甚至我自己的家庭。这些关系总伴着一种说不清的疏离，随着年岁渐长，我想退回个人世界的愿望也愈发强烈。
这样的孤立有时是苦涩的，但我不后悔失去他人的理解和同情。我肯定会为此失去一些东西，但是我也因此得到了补偿，可以独立于习俗、舆论和旁人的偏见之外，也不想将我内心的平静建立在这些游移的基础之上。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每个人都要被视作独立个体受到尊重，但没有人被封为偶像。造化弄人，让我领受了过多不想要和不应得的赞美与尊敬。这些吹捧也许是因为大众希望理解我以绵薄之力提出的一些想法，但却未能如愿造成的。
我深知，为了实现任何既定的目标，势必要有一个人负责思考和指挥，并承担起大部分的责任。但是那些被领导者不应该受到驱使，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在我看来，用以划分社会阶层的区别都是假的；归根结底他们依靠的是武力。我相信，每个暴力独裁的制度都会带来堕落，因为暴力必然招致道德低下。时间已经证明，大名鼎鼎的暴君的继任者都是恶棍。
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一直都强烈反对当前俄国和意大利的这类政权。尽管有人归咎于民主基本理论，但是败坏欧式民主政治的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我们政治领导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党政治的非人格性特征。
我认为在美国你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办法。你们选出有合理任期的总统，授予他足够的权力，使他得以恰当地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对于德国政府，我更喜欢的是在人们生病或失业时，国家对个人更大程度的关照。我想说，在我们生命的喧嚣里，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富有创造力和感受力的个人，是独特的人格—是这些人创造了卓越与崇高，而芸芸众生总是思想贫乏，感情麻木。
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羊群思想”中最卑劣的产物——万恶的军队。对于一个和着音乐洋洋自得地行进于列队中的人，我都不屑于鄙视他；这种人不配有大脑—脊索就完全够用了。这种听命于人的蛮勇和无知的暴行，以及令人憎恶的爱国高调，都令我深恶痛绝！战争既下作又卑劣，我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参与其中。
这一人性的污点必须立即清除。我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学校和媒体出于商业和政治目的系统性地让各国国民的常识泯灭，污点早该被清除了。
我们所能体会到的最迷人的事物莫过于神秘的未知。它是一切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的源泉。如果有人不能领会这种情感，不再能停下脚步产生好奇，也无法凝神驻足，心生敬畏，那就不过是徒有形骸：他已闭上了双眼。这种对生命奥秘的洞见，尽管充满恐惧，也同样孕育了宗教。认识到确实存在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事物，它自身表现为最高的智慧和最闪耀的美，以我们的愚钝之才只可感知其最基本的形状—这种认识与感触，是真正的宗教信仰的核心。在这层意义上讲，也只有在这层意义上，我隶属于有虔诚信仰的人之列。
我无法想象一个会奖励或惩戒自己所造之物的上帝，他的意图是依据我们人类自己的意图构想的——简而言之，这样的神不过是人类脆弱性的反映。我也不认为人在肉体死亡后还能继续存活，尽管软弱的灵魂出于恐惧或荒谬的唯我论接受此类想法。对我来说，能够思考不朽的生命意识的奥秘，能够反思我们所依稀察觉到的宇宙的绝妙结构，能够谦恭地试着去领悟自然展现出的智慧，哪怕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就已足矣。
以上内容摘自《爱因斯坦论政治》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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