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起于教学而经久不衰、影响海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说起吕振羽，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之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他从孕育像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蔡锷这样著名历史人物的邵阳走出来，受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的教诲和引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著书立说，宣示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其史学代表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由吕振羽首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意义上的“西周封建说”，与郭沫若同样语境中的“西周奴隶社会说”，是西周社会性质说的并立二峰；其主张用世界史眼光和比较方法，把神话传说与考古发掘结合起来，去破解史前社会史研究中史料匮乏的难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突破实验主义史料学的局限，较之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之方法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他去世后，侯外庐怀念道：“吕振羽同志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拓荒者”。
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缘起，刘茂林曾访问吕振羽，作《吕振羽访问记》。刘氏利用这篇《访问记》作为《吕振羽评传》中《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缘起的基本材料。据《评传》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与周佛海、陈布雷合编《新生命》月刊、创办《食货》半月刊，围剿革命文化，颇受蒋介石、汪精卫青睐；此外，陶氏还在北京大学任教，利用讲台大肆兜售其社会理论。当时李达知道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看出其思想的危害性，要吕振羽“跟他唱对台戏”，“一面要在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斗争，不能让步；一面又不要污辱他的人格，作个人攻击”。在李达的鼓励与支持下，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出了中国哲学史课程，受到学生的欢迎，并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学生来听课。为了针锋相对，他也把课程取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写了讲义。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在这份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一情况在吕振羽于1962年3月17日给武汉大学政治系教师陈抗生的信中得到印证：“拙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实际只能是中国哲学史ABC，当时因主要在与陶希圣作斗争，他的书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为着针锋相对，故亦以此名书。”
该书于1936年在南京谈判期间完成，后由上海黎明书局于1937年出版。1943年第二次修订，并于1945年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增订本，1961、1980、2008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喜欢读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根据1975年6月24日吕振羽给毛泽东的去信可知，毛泽东曾阅批过吕振羽于全面抗战前所著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另根据《毛泽东年谱》所载，1942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版问题时说：“最近经验，少而精的东西还而且有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小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此外，在龚育之等人撰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逢先知在《博览群书——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一文的附记中提到，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时点名要带几十本书出行，当代人写的历史方面的著作有三种，第一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二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就是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此书还被译成日文在海外传播。由原胜、角田次郎翻译，取名为《支那社会政治思想史》，分上、下册，先后于1940、1941年由日本青年外交协会出版；由明石春海翻译，取名为《古代支那政治哲学内新研究》，于1941年由日本人文阁出版。
二、首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其实，在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之前，并非像当时的广告语所说“关于此方面书籍固已极少”；相反，书写这一主题的作者和著作不乏如缕。从初版《自序》可见，这些人有胡适、梁启超、李石岑、渡边秀方、陶希圣、杨东莼、李季、叶青等。胡适信奉和鼓噪实验主义，写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由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书中涉及中国政治思想史，但他走向考据之途，且空白西周之前的时代。梁启超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之影响，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他从纯理和应用两个层面，采取先以时代为序、再明各派特色的路径，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但因身体原因和忙于其他事务，仅完成先秦部分。对于曾在学界举足轻重的梁、胡二人及其上述著作，吕振羽评价道：“胡适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出版后便不能继续下去，已宣布其实验主义的失败。梁启超先生在实验主义的方法论的素养上，似乎比胡适先生高明些，可惜他也只作了一些断代的零细的研究，而且也是同样失败的。”李石岑著有《中国哲学十讲》，由上海世界书局1935出版。这本书突出的特点是分历史阶段和思想实质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有论者说它“是一部富有创见的著作”。然而，吕振羽却认为：“李石岑先生则自始并没有找出其自己的体系来。”渡边秀方著有《中国哲学概论》《中国国民性论》，前者由刘侃元翻译，由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后者由高明翻译，由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出版。吕振羽称渡边秀方之《中国伦理学史》“不但把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各流派的本来面目隐蔽着，反一一都被庸俗化了”。尽管这只是针对《中国伦理学史》的批评，然而想来对于《中国哲学史概论》和《中国国民性论》也是适用的。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二、三册由新生命书局于1932年出版，第四册由新生命书局于1935年出版，这套书反响大，一再重印。可是吕振羽却说该书“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只是从政治的原因上去说明其所谓‘政治思想’，反把那最基本的东西抛弃了。……找不出半点新的科学方法气味，而且完全是反‘唯物辩证法’的”。杨东莼，20年代初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其《中国学术史讲话》，吕振羽批评此书道：“第一由于其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模糊，所以自始便没有从社会经济的构成与其变动的基础上，从而社会诸阶段的构成基础上，去论究历史上各派思想之发生的社会根源与其阶级内容。第二他虽然想应用新的科学方法，可惜自始都不曾跳出经济史观与观念主义的圈子。所以他的大著同样未能令人满意。”李季、叶青都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叶青《胡适批判》分上、下册，由上海辛垦书店于1933、1934年出版。对于前者，有评论写道：“里面却有积极的贡献……应受人们的重视的。李氏从唯物史观的见地考察周秦哲学，研讨诸哲人的阶级，这种方法实是极对的。”对于后者，有评论说：“《胡适批判》，是新青年们应该细读的一书。”而吕振羽则认为：“可惜他们同样只了解经济的唯物论，把历史上一切存在的运动的东西只是机械地去把握，从而限制他们不能达到完满的正确的结论，致同样为现象所愚弄，甚且把运动的历史的东西都被视作凝固于现象下面的静化的东西了。”总而言之，在吕振羽看来，“虽然在前此已有一些断代的或全部的著作，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能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说到底，吕振羽不满意这些著作，主要着眼于两点：要么不完整，要么是理论方法有问题而不符合时代要求。
与上述诸人不同的是，吕振羽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出的第一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需要说明，他原本要从殷代一直写到近代百年，不过由于出版社的原因，实际下限只到清代前期，且近代部分书稿在平津战火中被焚。他模仿《剩余价值学说史》之体裁，把历史分为不同时期，在不同时期内把思想家区别为不同的阶级，继而研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具体说来，就是把中国历史分成种族国家奴隶制时代、初期封建制时代、专制封建时代；再把各阶段分为不同时期，例如专制封建时代又分为初期、末期和崩溃期；接着从各阶段或各时期之各阶级、各阶层论究各流派以及各流派中之个别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这样，把思想家系于学派、学派系于阶级阶层、阶级阶层系于时代时期，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次学术创新。
三、一部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上文说吕振羽不满意前人没有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解读为他一种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驱动他根据时代需要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那就要批判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相关著作。《导言》里的一段话让吕振羽胸意尽展：“实验主义者根本不懂这种历史自身运动的辩证法。如胡适之流，对中国哲学研究，虽一时也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却无法说明中国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社会民主主义者如王礼锡等人，也同样对此问题无法了解。所以他们对中国思想史的探究上，也徒然在玩弄舞台的魔术和文字的装饰。”说到底，吕振羽批判的笔触主要是指向实验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者的。
依据初版自序，可以想见吕振羽一如他那个时代的学人，研究中国思想史，首选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标杆，所不同的是为了更好认识胡适著作，就又参考了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的《胡适批判》；同时为了更好地撰写，还参考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渡边秀方、李石岑、杨东莼的相关著作。总体而言，吕振羽对这些人是持批评态度的。到了修订本序言里，他保持了对胡适的批判态度，淡化了对梁启超、李石岑、杨东莼的消极评价，相反则强化了对陶希圣、李季和叶青的批评力度。从论敌意义而言，其批判锋芒针主要针对两种思想倾向：一是胡适代表的实验主义，另一是陶希圣、李季代表的托派观点。
胡适因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与影响，以及一贯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使得其奉行的治学方法论实验主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他鼓噪的实验主义明确排斥马克思主义。早在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4期发表《实验主义》，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这些文章均流露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态度。在《实验主义》中，胡适强调相对真理观，明示达尔文的进化论超越了黑格尔。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假如这段话所指尚可理解为针对一般性主义，那末《四论问题与主义》则直指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家庭和个人行为的产物，输入学理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否则“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还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带着海智儿臭味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其阶级学说“无形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又提出：“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的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假如把这几篇文章联系起来通盘考察，则胡适的观点昭然若揭。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已经过时的黑格尔哲学的后学，不是永久的真理；并表达出强烈反马克思阶级学说的情绪，主张一点一滴变革的社会主张。胡适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言论，有时也许并非出于故意，而只是出于一般性的学理分析，但是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就有意无意之间否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改造中国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共产党人一定要加以批判。胡适还认为夏、商史事证据不足，信史只能从周开始，他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空白夏、商而直接从孔子写起。胡适这一主张从本质上说是默证的体现，恰好是实验主义方法的一项要义。吕振羽要建立殷代奴隶社会说就一定要批判胡适的这一主张。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吕振羽在其多种著作中点名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了。
托派在认识中国古代史时一般都主张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阶段。这一观点影响一批包括不是托派的中国学人。1929年1月，陶希圣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认为炎黄之前是氏族社会，之后到清末都是封建社会。同年6月，他又在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书中提出中国社会史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之观点。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国没有奴隶制。当然，在1932年《读书杂志》第7—8期合刊上，他发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意见有所改变，认为西周是氏族社会末期，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经济占主要地位时期。然而，无论是开始中国“无奴说”，还是后来的变化，吕振羽都与之不合。至于李季，他于1932年在《读书杂志》第2—3期上发表了《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主张商末以前为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殷到殷末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周至周末是封建生产方法时代、秦到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生成方法时代、鸦片战争之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到了1934年7月，李季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一书，其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变成：唐虞之前至虞末是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法、自夏至殷末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周至周末是封建生产方法时代、秦到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鸦片战争之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但无论他怎样变，都是把原始公社后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封建社会后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阶段，而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吕振羽曾经批评说，李季“虽然以应用辩证唯物论自许，但在其实际的应用上，却是机械论的：只看见一些经济现象，完全忽视了上层建筑所给予下层基础的影响以及其相互的反作用……完全不懂得阶级及其领导者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又评论陶希圣说：“本来是观念论的，但有时也自认是辩证唯物论者。……虽然也常常提到经济现象……但主要，却完全着眼于政治现象，而且把这种历史现象纵切横断，各不相连。”进而，由于陶希圣、叶青公开反共，并与汪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导致吕振羽对他们的批判尤为强烈。特别是1837年后的几年里，受苏联铲除托派的影响，不少中国托派人士被定性为“汉奸”“日寇侦探”，无论在苏区还是白区，都闹得沸沸扬扬。在这种形势下，吕振羽也无法回避问题，针对初版序言中提到的一些托派学者，现在不好不作后设性的评判，因而就要强烈批判陶希圣、叶青，不过却殃及李季；事实上，李季跟曾经公开反共并投奔汪伪的叶青完全不是一类情况，这是需要明确的。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恕不展开。无论如何，托派空白中国奴隶社会阶段，逻辑上有潜在的推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历史，从而给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到了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本的序言里直接说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1959年他为俄文译本写的序中称这部著作是“当时和修正主义、实用主义等地主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学流派作斗争的产品”。1962年12月29日，他《在赠向阳〈中国政治思想史〉书留言》中写道：“这是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伪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流派作斗争的旧著，只能供同志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作初步参考。”吕振羽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一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语境来阐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与其他形形色色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史学家划清界线，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捍卫，另一方面这部著作也是应时代要求而作。
四、与《中国社会史》《简明中国通史》互通款曲的著作
《中国政治思想史》，顾名思义，其论述的重点和中心是思想史。按照吕振羽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观点，思想是社会史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脱离社会的思想。他原本计划写四册中国社会史，可是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之后，种种原因导致其没有继续写下去。前者撰于1933年，翌年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有评论其分期说“盖极正确……创获甚多”。还有评论道：“吕振羽教授的这本著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确能使我们比较的感到满意，一方面诚如李达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著者对于方法论的应用，可以说是很严谨；对于史料的搜集上，也是很谨慎’，一方面我觉得著者不但对世界史的智识有较深的素养，即对国学的智识，也素养很深似的。其次我尤其同情著者之趋重理论的探讨而力避叫嚣与狂骂的英雄式的态度。”后者撰于1933年，次年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后人评论它“是中国当代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吕振羽的重要史学著作之一。他在书中详细阐述了殷商奴隶说和西周封建论的观点，是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争论有重大影响的史学代表作”。正是这两本书完成了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上的系统论述。吕振羽在论及《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其社会史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本拙著，是我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著作（按即‘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姊妹篇。”《中国政治思想史》所谓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是对这两本著作相关意见的重申。吕振羽正是在这两书所奠定的社会分期的框架下写出殷、周时代政治思想史，而政治思想史的呈现恰好又是这种社会史分期理论的一次具体化。
正如上文所述，吕振羽是在马克思主义形态学意义上撰写政治思想史的。在他心中，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又是对社会的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基于怎样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演变基于怎样的经济转型？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则需要读其《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这本书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由1933年北平聚奎堂装订讲义局印行，名为《中国经济史》。该书依据《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相关理论，把中国古代经济史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阶段，论证殷代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秦以后是变种的封建社会。有论者称：“这一经济史的分期为作者中国古史研究的殷商奴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制论学术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因此，研究吕振羽中国古代史学说体系应把《经济史》和《史前期》《殷周时代》三部著作结合研究，才能领会这一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说到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要结合《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这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前者论述周到初期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把老子、庄子作为没落封建主的政治思想的代表，把墨翟作为初期封建社会农民政治思想的代表。可是，书中并没有具体交代周代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思想产生的影响。而在《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里，作者论及大领主的兼并和小领主的没落，没落后的小领主免不了反感大领主，嫉视他人，前程日暮途穷，这就给理解老子、庄子的思想提供了依据。在该书中论述农奴受剥削，耕作私田外，还要在监督之下耕作公田，向领主纳贡、服劳役、服兵役，领主还通过法律来强制处罚农奴，这些导致农奴对领主的反感，反过来又引起领主的镇压。如此就便于理解墨子的政治思想了。
此外，《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是一部通史著作，要和吕氏《简明中国通史》结合起来阅读。后者第一册完成于1941年2月，同年5月由生活书店在香港出版。第二册完成于1948年2月，同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连同第一册一起出版。第一册出版后，有评论道：“本书实为数年来中国历史上诸多曾引起论争之问题之一笔总结，为将来更完善之中国通史，开一先河。而且这又是引导学子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之良好的启蒙。”《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简明中国通史》都是通史体裁，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形态学理论分析问题，秉持同样的历史分期说。不过，前者偏重于政治思想，专业性比较强；而后者则偏重于社会结构或者形态的论述，有较强的通俗性。不管怎样，两书在学术体系上可谓互通款曲。现举一例以资说明。前者把孔子当作领主封建时期封建主集团政治思想集大成者，论述孔丘的身分观念、仁的思想，阐释孔子的“正名”“礼治理”“伦理”思想，述孔子时代的政治问题、孔子的对策及其倡导的政治运动。而后者展示给读者的是：在经济上，领主经济势力强大后出现诸侯争霸，争霸导致领主兼并的强化、等级从属性的土地再分配；庄园发展导致城镇的兴起、领地管理系统的扩大；新的土地占有制和实物地租也出现了。在政治上，施行等级从属的武装家臣制以及等级性的爵位身分，有“治人”和“治于人”的区别、“礼不下于庶人”的结果，由此而产生宗法制度。在思想上，提倡“忠”“孝悌”“信”，用“洪范”哲学代替“八卦”哲学。这些是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孔子学说的结构性的社会背景。
总之，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其关于中国历史的系列著作之一种；它代表着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写出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开创性。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学术主张同时，批判实验主义者胡适和秉持托派观点的陶希圣、李季对中国思想史的解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呐喊助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著作。而为了更好理解此书的内容和观点，我们还有必要再去读一下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简明中国通史》。以上三条对于阅读和理解此书当是值得汲取的维度，也是对此前学界介绍和评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些许补充。行文至此，还需要特别表明的是，读罢全书要想到当下历史学者应该学习吕振羽的史学意识，学习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觉的批判敌论的意识和积极构建时代学术话语体系的意识。基于这种意识，才能更好为繁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构建新时代学术话语体系、认识国情和历史作出新贡献。
（本文刊于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吕振羽 著
ISBN：978-7-100-20919-9
内容简介：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说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开创之作。作者把中国历史分成种族国家奴隶制时代、初期封建制时代、专制封建时代；再把各阶段分为不同时期，继而从各阶段或各时期之各阶级、各阶层论究各流派及其中之个别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把思想家系于学派、学派系于阶级阶层、阶级阶层系于时代时期，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一次学术创新。它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撰写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作者简介：
吕振羽（1900年—1980年），湖南邵阳人，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开拓者之一，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革命史以及通史等研究。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等。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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