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

如果说，水利事业之所以为中国农业生产所必需，是基于土壤与气候的特殊性和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特殊需要这些自然条件的话，那么，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则是基于地形的特殊性。在中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国家的主要地形的划分决定于山脉与河流的分布。多数中国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同北美河流的南北流向恰成对照。

分隔中国三大水系的各条山脉，是造成经济与政治区划的屏障，也是多少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现分治现象的天然基础。

中国地势图

如克雷西(Cressey)教授所指出的:“昆仑山脉向东延伸的部分是中国群山之中最大的山，在中国被统称为秦岭，它自西藏向东，直抵太平洋岸。这些山脉把中国划分成在气候、农业以及人类活动方面都有显著不同特点的两大主要地理区。”只要考察一下中国本土的情况，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南北之间，或者说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差异，就成了中国主要的地区差异，而中国文明从其中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的扩展，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也是中国文化在笼罩亚洲大陆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除了这两个主要地区外，我们还应考虑中国本土上另外两个重要地区以及许多次要一些的地区。

除了黄河与长江下游流域之外，另外两个突出的地区就是“川滇”与“两广”。四川“红色盆地”被高耸入云的隔墙式山脉环抱着，克雷西(Cressey)教授正确地认为，它已“形成为人文地理的一种具有独特形态的孤立区”。克雷西教授还指出，“(这里的)气候是适宜的，土壤是肥沃的，人民是勤劳的，自然资源是丰富的，……据说，在本国其他任何地方出产的任何物资，都能在这里生长。”因此，具备有易于防守的边界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的四川，很明显地就能以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方式而存在。

所以，多才多艺的中国学者梁启超曾这样地认为:“若夫四川每天下(指中国)乱，则常独立；而其减亡最后。”这样的实例，自前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灭亡之后，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第一，是在公元25—36年，由蜀王公孙述统治过这一地区，而在全国统一了很久之后，才被后汉第一个皇帝的将领征服。第二，是有名的刘备，他是三国之一的蜀(公元221—263年)的创立者，而蜀在中国历史与文学中都是显赫著称的。第三，是李雄，他是在四世纪初西晋王朝解体时享有成都王称号的。第四，是在五代时(公元907—960年)，由王建与孟知祥两个家族相继以前蜀(公元907—925年)与后蜀(公元934—965年)的名称统治过四川。第五，是明玉珍，他在明朝初年于四川建立了大夏朝(公元1362—1371年)。然后，就是声名狼藉的张献忠，他在明末统治过四川；再就是英勇的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公元1850—1864年)崩溃之时，他在四川自创局面。即使到了我们的时代，长江行驶汽轮的航道伸进了四川孤立的古墙，它仍然像是一个与外无缘的世界。

至于云南，梁启超正确地认为它是四川的一个附属地区。因此，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当他在实行北伐计划之前，认为有必要首先平定南方的云南人。“四川、云南，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

曾经属于“两广”总督管辖区的广东与广西两省，从地形上看，它们在地区上的完整性也是很清楚的。“集中在(这一地区)单一三角洲上的排水道，由于适合进行商业活动，所以大部分都变成了航道。又由于有山脉与海洋的环绕，便造成了这一地区文化生活与邻近省份无多少往来的自立状态。其气候、土壤、植被和农俗同别处相比，也完全是另一种类型。而在西江入海口的西部沿海以及海南岛，则是属海岸性的地区，而且相当的热，与两广的其余地方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又似乎很难把它们适当地划成别的什么地区。”从历史上看，虽然两广是中国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但是，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文化方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显著的高水平。它在地区上的统一性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可以在近代史上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历史上得到充分的说明。

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另外两个近乎完整的地区，一是山西，一是浙江及福建东南沿海省份。其中山西，虽然在经济(农业的)自给方面较弱，但在防御能力方面是强的；而浙江与福建在防御方面较差，但经济资源是丰富的。从历史上看，这两区在分裂时期中，都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独立统治者的地盘。但是，这两个地区同中国本土的其他一些地区一样都过于靠近中原，以致不能长久地抗拒中央的权威。它们尽管也有几次短期的独立，但仍然很快就被卷入黄河与长江流域之间主要斗争的漩涡。贯串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决战，都是在介于中国本土内两大主要地区之间的淮河流域这一狭长地带之中进行的。

节选自：《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冀朝鼎著，朱诗鳌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2022年重印。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冀朝鼎 著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国统一与分裂作为研究对象，引入“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阐述了水利系统对中国历史的经济区影响，乃至对政治区域发展变化的关系，论证了中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同时还辩证地阐述了海河流域的开发，黄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江南围田的利用及山区土地的利用等。综观全书，作者以几个研究假设为基础：从秦至清农业社会结构的凝固，水利建设服从于统治目的及气候对水利工程并无决定性影响等。本书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地理中“集聚”这一概念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对应词。本书是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作者简介：

冀朝鼎（1903-196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考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派到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在美期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受命潜伏主导经济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

译者简介：

朱诗鳌，教授。1960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工建筑系。曾任职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力发电工程系，知名水坝建筑专家。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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