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九讲》
文学理论九讲
王一川 著
ISBN: 978-7-100-21012-6
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出版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供大学生使用的文艺理论教材，内容丰富，角度多样。宏观上有对西方文艺思潮的介绍和反思，有对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微观上有具体的文本分析。形式上保留了作者在课堂上与学者的互动交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相信读者在阅读后将有极大的收获。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教授王一川的文学理论课堂实录，所涉主题包括文学与文学理论、文学的含义与属性、当代中国文学语言状况、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演变、小说作品的影片改编案例分析、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大海形象与海的跨文化对话、文学批评、怎样读书等，凡九讲，使读者如同置身课堂现场，聆听师生对话，得以一探文学理论的奥秘。本书适合文学理论初学者阅读，也可供其他文学爱好者参考。
【作者简介】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暨文学院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院长，入选“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主要领域为文艺理论、艺术理论、美学、影视批评。著有《修辞论美学》《艺术公赏力》等，主编教材《文学理论》《美学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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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九讲》（以下简称《九讲》）是一本关于如何学习文学理论的教材。书出版于2022年5月，翻阅其中篇章，能看到许多熟悉的笔墨。王一川先生在后记中提到，本书为其课堂实录，而整个讲稿主要选自其出版于2004年的《文学理论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与出版于2009年的《大学从游》（以下简称《从游》）。可以见得，这之中有着十余年的跨度。按作者所言，他在整理、修订本书的过程中仍感有一些用处，希望能在文学理论入门向导方面给予读者们一些帮助，于是最终汇编成九讲内容。于是，我初期的困惑正诞于此：一是我当在怎样的框架下看待这些“旧识”而今的意义？二是这些曾来自于作者各本书稿中的片羽思索，是以何种新的逻辑被重新编织在一起的？三是这其中或有何新变，能予以我新的启发思考？为想清楚这三个问题，我迂回进入其中。
于我而言，阅读本书的过程正像是小鱼们跟随着王一川先生这条“庞然大鱼”的游翔之旅，循着作者对理论脉络与授课框架再思考的路径，以自身的体验去想象性地生活于这些理论思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九讲》是作者的一个“再证”尝试，将自己早年的理论思考与一些新的教学案例相结合，以探求所提出理论的当下生命力。与之前的文本相较，当作者在文字细节处将“大学学过文学理论”的表述改为“从小学到大学，都或多或少学过文学理论”，又如将“大家可能会说，我本科阶段就学过文学理论和美学等方面的知识了，难道还给我讲什么是文学理论？”中的“本科阶段”改为“中学阶段”……我们从中得以窥见一些时代更迭流转的痕迹。与其说是文学理论正逐步更早渗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不如说对美的感知与追求早已成为了一种当代人的生活方式。而随作者从游循证之后，一种直接的感受在不断冲击着我作为一名后来者的意识，即原有的理论思考仍能激发当代学术的创新，并使读者大受感动。这是理论之树常青的象征与缩影。
整体看，本书可以在三个维度中凸显独特性：一是横向与其他文论教材并置，探查本书切入文论分析的独到进路；二是纵向放置在与前作相较的历时链条上，观求其学术构思的坚守与变更；三是由上述两点出发进而回归本书，可对章节之间的逻辑结构与作者所持的广袤视野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与把握。
一、一片难抵的海岸：对“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思考
文学是什么？对于这一发问，不妨以一片海岸比之。古往今来，不同时代的人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述说过这片海岸的形貌，或以文学作品、或以文学理论，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进行时。它一直在我们视线可及的远方，带着迷蒙的或隐或现的海雾，等待着人们的寻抵。如果说文学作品是创作者们寄以行抵海岸的船只，那么文学理论就是理论家们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绘制出的具有普遍通达度的行进路径。在本书中，作者强调，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由此，不同于其他的文论教材，本书并未用面面俱到的框架将中西文论一一铺陈展开，而选择以“感性修辞说”作为文学属性的一面切入分析。同时，又由于本书脱身于授课实录，整体而言采用了一种较为松散灵活的言说方式，以点带面地引出作者视野中关于文学的河山盛景。
本书的前两讲主要带领大家思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文学理论的阐发中，书的第一讲首先回答了“什么是文学理论”的问题，而一直没有对“什么是文学”进行正面回应。在第二讲中，作者才就文学的定义问题展开探讨。从“文学”谈到“文学理论”，而后回归“文学的含义与属性”，经历了一条先进入理论、再回溯概念的解析路径。这一进路与王一川先生的“体验论”是相承的：在寻觅文学的光明之途前，他先领着我们走入“黑夜”。诗人牛汉的诗歌《夜》被引以帮助读者们思考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通过这一具体的案例调动起读者们的感性体验，进而从“夜”这一人生中不得不面临的日常生存问题出发，去思考诗中的审美精神与现实关切。由此，文学与文学理论之间豁然贯通，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也呼之欲出。作者认为，从《夜》这一文本中，可以识得这样一个道理：文学本身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
在这里，可以将“文学”与“人生意义”做进一步的衔接。在我看来，作者对“文学”的讨论与特伊格尔顿对“人生意义”的追寻，都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前进方式。首先，从对概念的求索路径上看，在本书的第二章中，作者并未对“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发起正面进攻，转而以属性论取代本质论，将这一问题拆解为“文学的字面含义”与“文学的内在属性”这两个层面予以作答。这一进路恰如伊格尔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他曾指出“人生没有既定的意义，这就为每个个体提供了自主创造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我们努力倾注进去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即人生的意义正是在寻找意义本身。我们或可将这一论述稍作替换，结合作者在书中对于文学的相关描述，便可得出“文学没有既定的含义，每个时代的个体都有再叙述文学是什么的可能。而这一含义正来自于每个个体基于自己生存体验的思考与绘制”的推论。再者，从文学和人生意义的关系来看，循着王一川先生提出“文学本身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这一观点，我们又可从伊格尔顿的论述反推回来。若人生没有既定意义，而文学恰又能够帮助我们探索并给人生倾注意义。那么，当爱好文学的人将文学作品视为精神食粮，做学问的人将文学理论视为一生志业的时候，探索“文学是什么”的这一历程便正是意义本身！进而，我想指出，在这样一个流动的时代，且不论寻找一个恒定的定义是艰难的，过一种确定的生活怕也是不易实现甚或有些许恼人的，“在路上”已然成为了一种生存方式。这也当是一种学习文学乃至文学艺术理论的方式：在体验中阐释，在阐释中实践。
二、作为审美对象的“大海”与“跨文化”视角
关于诗人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以下简称《海》）这一文本，作者曾在《中国形象诗学》（以下简称《诗学》）（1998）、《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理论》）（2003）、《文学理论讲演录》（2004）、《大学从游》（2009）这几本书中都做过相关的探讨分析。在阅读了《九讲》中“大海与海的跨文化对话”这一章节之后，重新翻阅上述文本可以看出这一文本置于与前作相较的历时链条上把握多年来作者对同一文本关注侧重的调整，由此对“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有更明晰的理解。
在《诗学》中，大海形象被作为一种中国表征形象的典型性危机来讨论，“中国正处在古典中心体系破碎、必须参照西方话语以重建中心的危机关头”，于是来自西方的大海形象就与现代性话语关联了起来。在《理论》中，就大海形象与现代性话语的关联，作者指出“这也只是对这首诗的一种阅读而已”，于是，这里对《海》的批评就将其作为一个感性修辞个案而展开。作者对前作中并未进一步阐述的《海》这一文本里口语式语言的运用展开细致分析，从语音、文法、辞格、篇章这几方面，展示“见”与“想象”这两种观赏大海方式的演进关系。《讲演录》中也将《海》作为修辞论的美学个案，详尽展现了师生对于“大海”形象何以诞生的讨论始末。较之上述文本将《海》作为所要论述的案例之一并聚焦于文本本身，《从游》则改而将“大海形象”作为一个引子，以“大海形象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为题，思考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新修的《九讲》基本沿用了《从游》的论述框架，却将题名更改为“大海与海的跨文化对话”。从“中国”到“跨文化”，通过点明其跨文化特性，阐明了作者的思考进路：是通过考察大海这一艺术形象中的跨文化对话状况，再归而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作者对“跨文化”这一视角的引入，无疑是用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去应对中西文化交流中生发的相关问题。
在《诗学》和《理论》的相关论述中，王一川先生通过对韩东诗歌中“拆解意图”的解读，猛烈批判了来自西方的话语垄断，在肯定西式“大海”给现代中国文学提供新奇的想象源泉的同时，认为这是对中国古典“海”模式的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 80年代文学中多体现出来的“大海崇拜”是一种“对西方的‘大海’规范、甚至西方的整个话语规范的崇拜”，而韩东在诗歌中着重反省和反抗了这种西方大海形象规范对中国诗歌中大海形象的强大影响。然而在《从游》和《九讲》中，大海形象自古而今，由西而中的想象过程则被描述为一段“旅程”。在《九讲》中，作者进一步点出中西间、古今之间并非只有跨文化的理论旅行，还有非常重要的“对话”。这一表述的修正，是作者多年来对同一文本反复思索的进一步成果，具有如下三重意味：一是肯定了西方文化旅至中国的正面意义。不同于《诗学》和《理论》中对“大海”作为先进的现代西方他者表征的简单指认，作者在《从游》和《九讲》中以拜伦诗篇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讲起，描述了西方人欣赏大海魅力的历程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力量，指出这些从生命行动出发创作而成的诗篇具有突破围栏的跨文化影响力。二是肯定了大海形象的生成有当时国人自身情感体验的作用，而非仅仅是对西式大海以及上下代诗人间的简单参照。这里，作者回溯了大海在现代中国的发生过程，指出现代大海形象在中国出现的地缘政治背景极其作为审美形象的诞生。值得注意的是，曾被描述为“深得西诗神韵”的郭沫若在《从游》和《九讲》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大海形象的集大成者，这既是对郭沫若诗作意义的进一步肯定，又是对真正属于现代中国人审美形象之大海的确证。另外，作者还分析了郭沫若发现大海之美的地理体验：在日本博多湾的生活经验。这样，郭沫若创造的大海形象便不再是承自古典海与西式海的单纯“想象”，而是有了更重要的“亲见”与“亲身体验”的成分了。三是体现了一种跨文化视野下文化自信的气度。中西之间的理论对话意味着这不再是一种强势文化的单向输入，作者回溯早期中国的大海，考至李伯元的《文明小史》，说明从那时起中国文学界确已领略到大海本身之美了。这是作者多年来将同一文本置于不同语境下反复思索的成果，该诗篇所赖的文境并非仅仅是那时中国，而是古今中外合力的结果。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作者对“跨文化”视角的引入，更可被视为一种语境的更新，回看《你见过大海》便再具重要意义。
三、文学此刻：体验一种流淌着诗意的“生活”
我读《九讲》的经历，是在找出了作者之前专著一一比对中进行的：这一段似乎承继了《意义的瞬间生成》中的观点，那一段好像接续了《汉语形象美学引论》中的思考，还有一些跃动的灵光，我在《艺术公赏力》中曾经看到过……又由于如作者所言，本书脱身与《文学理论讲演录》和《大学从游》两种讲课实录，那么，其中章节的增删与挪移背后会有作者怎样的考量？表述的更替暗含了何种指向？又有怎样的思路贯穿其中？可以说，《九讲》确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将作者关于文学的多面考量如图谱般展现在后来者的眼前——小鱼跟在大鱼后头从游之时，若是能结合作者其他的作品一起阅读，透过一扇门，打开多扇窗，当是一种必要的体验。而掩卷之后，“体验”一词成了个中缘由。作者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概念和思路，但纵览全书，还是“体验”彰显出作者思考学术问题的基础。这是一种美学视角，亦成为作者的一种思考方式。
在第一讲“文学与文学理论”中，作者从自己在北大读书的硕士经历讲起，将潜藏的生命经验打开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常记“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这种思考方式的提点，使得读者在接下去的阅读中能够时刻带着问题，在书中寻找答案。第二讲“文学的含义与属性”中，作者梳理了自己对“文学是什么”的求索过程：第一个时段谈“感性”，第二个时段思考建立“人类学文艺学”的构架，第三个时段谈“体验美学”，第四个时段谈“修辞论美学”，第五个时段谈“感兴修辞”。这是一种行走在途中的感觉，作者通过绘制自己的思考进路，给读者认识文学提供一种应对方式和参考框架。第三讲和第四讲，作者关注了“当代中国文学语言状况”和“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演变”引着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当代”。然而，就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说“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这种聚焦，既是一个立足点，即关注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又是一个罗盘针，是从当代出发，指向那些不被线性“当下”困住的、心向往之的远方，正如作者在《意义的瞬间生成》中所言“有了这种终极目标，我们才不至于在生活中消亡”。
至于第五、六、七讲的排布，读者或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第五讲都已经将视野拓至视觉动画了，却又要在第六讲引回文学的现代性来？可以这样认为，第五讲“从无声挽歌到视觉动画”是作者积极面向文学所处现实的一种判断。作者认为应当会通文学和艺术体验，注意文学同其他文类的比较，甚至在描述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紧密联系时，作者用了“撑破”一词来形容这种爆炸性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章节之后，接续的是对《英雄》（张艺谋，2002）这一影视文本以及中国电影新景观的分析，而在《九讲》中，《海》这一文学文本又被重新纳入进来。在我看来，第五讲是对文学当“跨越围栏”的肯定，是向外探一探的尝试，而六七讲则从早先的跳出文学又回到文学，即“守住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在跨文化视角下焕发其新的生命力。这种适度的开口使得文学理论能够葆有长久的阐释力面向历史的开合，也为文学理论的后来者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范例。
在第八、九章，作者和我们讨论了当下文学批评的新趋势，以及怎样读书。不必隐藏我对作者将诗歌流入生活描述为“诗歌作为碎片，作为因子，贯注到、流落到其他文类中，比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等”的喜爱，本节小标题中的“此刻”一词便由此而生。“刻”以今天的时间单位计是一小时的四分之一，是一个介于瞬间和当前的时间单元，它不似“瞬间”那般抓不住，在须臾间走漏；又不似“当前”那样能够将一段范围内的时空收拢。它寄托了我对文学与人生的美好想象，希望能够留住那些美好的、瞬间的、充满意义的高峰体验，追寻并留驻在“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
结语
师门认同是长期以来的熏染形成的。在研究生一年级的“艺术理论”课上——那也是读研后的开学第一课，我的导师掏出一本蓝绿封面的《艺术公赏力》，说：“师门传承是重要的。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直观层面上就是要搞清楚老师的老师是谁，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是谁。”那是一节小班课，除了同门几位学生之外，还有一位意大利留学生，大家面面相觑着愣愣地点了点头。
王一川先生的著作，也是在一种“源流”中进行的。那门课上，我们反复阅读了多部他的著作，特别是《艺术公赏力》：“老师，书中的这个例子，我们觉得有点陈旧了，它可以用xx来进行佐证吧”，“老师，这个讲法，好像还是没有把问题说得太明白欸，您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吗？”这是一种“理论的批评化”的课堂实践，而更有意味的是，课堂上那位意大利同学，她显然代表了某种“跨文化”视角。我们在讨论完一个中国问题之后，常喜欢问她“意大利的情况是如何呢？”读王一川先生，使我加倍怀念那个2019年的秋天，怀念那样师生活跃、各抒己见的课堂，一如《从游问津》中王一川先生对中关园“小班研讨课”的难以忘怀。一种师门体验在传承中，贯通了起来，鲜活了起来，学术有了“灵魂”。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主体部分12月21日刊发于《中华读书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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