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断章
作者: （日）原岛春雄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谢跃 / 张宪生
出版年: 2023-1
定价: 52.00元
ISBN: 978720817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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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本书，不禁让人惊叹原岛春雄君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同时，也令我怀念起在京都大学求学时代那个年轻而富有卓见、潜心钻研学术的他。再次为他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
作者在本书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入观察了中国历史，还时而流露出某种担忧。然而遗憾的是，东亚今日的局势更加纷繁复杂，处处涌动着不容异己的暗流。
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论文虽完成于20世纪末之前，但今天读来仍丝毫无过时之感。甚至可以说，本书或许能为身处迷雾中的我们寻找解决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路。谨向东亚史研究者以及一般读者推荐这一佳作。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孙文纪念馆名誉馆长 狭间直树
作者亲历中国步入迥然有异的改革开放时代。他不仅从历史中去探寻中国的结构，更是从现场、从现实中去观察中国。他在现实中感受历史，又在故纸堆中感受现实，从中去思考中国与日本的“近代”。
——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林少阳
关于本书
本书为日本学者原岛春雄教授的遗著，以中国明清历史与思想为主。书名所谓“近代中国”，不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而是上溯至明清之际，是一个长时段的“近代”，这里面蕴含着对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宋代近世说”的否定，而希望从中国历史的内在连续性探究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化 。由于作者曾亲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所以不仅从历史中探寻中国的结构，同时也是从现场、从现实中去观察中国。他的著作，饱含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内容扎实，见解独到，对我们理解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的发展颇有借鉴意义。
本书主要关心的是传统中国如何向近代转型，即探索传统与近代的延续与断层关系，可以说，这是一部探讨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著作。作者的焦点，尤其集中于国家体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中间层”，指出要彻底切断官与民的相生相容关系，彻底否定皇帝与奴隶、买办与军阀，清除阿Q诞生的土壤，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其视角独特，分析锐利，是一部相当有深度的著作。
作者简介
原岛春雄（1946—1997），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原广州外国语学院和中山大学外国专家。
译者简介
谢跃，1958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专攻日本近现代史。副译审、副教授。先后就职于贵州大学、海南师范大学。著有《私的学问：私的哲学与它所构建的世界》《一样与不一样》等。译有《中国的海贼》、《黑船来航》（合译）、《日本文明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京都，流动的历史》等。
张宪生，1954年生。东京大学学术博士，专攻日本近世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著有《冈熊臣：生活于转型期的乡村知识人》《东亚近世历史与思想的地平线》。译有《黑船来航》（合译）、《日本历史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等。
目录
中文版序 川上哲正
“中国近代” 之孤独的探寻者——原岛春雄《近代中国断章》导读 林少阳
出版寄语 山村洋介
出版说明
第一部
清朝萨满教的堂子祭
齐周华与他所在的时代——《大义觉迷录》探微之一
“平均” 解
辫发考
“国” 与“家” 之间
第二部
三元里的对话
近现代化与中国的思想传统
龚自珍与清朝的衰世
林则徐小考
第三部
章太炎的学术与革命———从“哀” 至“寂寞”
蚕丛考
原岛春雄生平简谱
编辑后记
译后记
忆原岛春雄老师
历史上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或被历史潮流推动，或随历史潮流漂流；或成为新世界诞生的契机，或引发旧世界的崩溃，这些偶然事件常常被作为“大事件”载入史册。本文要讨论的不是这样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种偶然发生却不足为道之事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当这些秘密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时，能使人们清楚地看清未被意识到的日常世界，透视到其背后的文化本质。
1900年的夏天就发生了这种不足为道的偶然事件，这在北京被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这一年的五月（农历，下同），义和团悄悄进入北京城，包围了外国人居住地。八国联军（英国、美国、法国、沙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采取了解救这些外国人的军事行动，于七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联军占领了北京。北京市民的几位目击者将眼前发生的一连串混乱场面写入了日记，其中一位姓名不详、但字为“仲芳”的市民写下了《洋兵进京逐日见闻记略》（即仲芳氏《庚子记事》，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下面我们根据《庚子记事》的记录，看看“洋兵”占领北京时的情形。
七月二十三日，“京城内外地面街道，各国洋人分界管辖与上海、天津租界相仿……最苦莫甚于住户之房，洋兵蜂拥而入将居人无论男女驱逐，空手而出，衣饰财物，丝毫不准携带，合门财产并为洋人所有。更有奸留妇女，戕杀男人者。……各街巷哭嚎之声，遍处皆同。”虽然这些是可以记入历史的事件，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不过是在某时某地经常发生的普通事件。在二十三日的日记里，以下文字记述了1900年北京市民的反应。
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又有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者。
幸运的是，作者仲芳的邻居有人懂英语，作者求此人用英语写了“大美国顺民”。不过，作者还是感到不安，又要求此人又用英语写了“此户系安善良民，乞勿骚扰”，然后贴在门上。举白旗和占领军的旗，张贴似通非通的外语，表达了被占领者保护自己生命财产的意志，这在历史上都是习以为常的事。然而，这一年发生在北京的这些不足为道的事件，却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微妙的冲击。它是由“顺民”这两个字引起的。
1900年的北京市民为什么不仅用汉字写了“大某国顺民”，还用似通不通的外国文字书写张贴？这是因为当时的大街小巷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有一位从八国联军占领下逃离出来的市民“闻说用白布一方，上书‘大日本顺民’字样，挂于门外，即保相安无事”（《庚子洋兵入京记》，选自《昌平王熙亭治家创业记》，收入《庚子记事》），有人推测这个传闻来自天津。因为“今日本兵至天津，民亦执旗以迎，书‘大日本顺民’四字”（原文如此）（《国民报汇编·顺民》），人们认为日本人懂汉字。
我们将这一不足为道的事件命名为“顺民旗事件”，这类顺民旗事件后来一再次发生。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前，俄国曾派军队进入东北地区，此事引发了后来的日俄战争。而且，反抗俄国占领东北的“拒俄运动”为激发辛亥革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顺民旗事件发生地的东北地区也出现了顺民。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浙江潮》记者对出现在满洲的顺民表示深深的感叹。
顺民！顺民！！顺民者，自愿为他人之驯奴之变称也。庚子一役，八国联军破我首都，尚未旬日，而顺民之旗已遍地皆是矣，则又何怪乎今满洲之一般人民，莫不摇尾乞怜，心悦诚服，以求为大俄国之顺民哉。
……
呜呼，顺民！顺民！！岂仅北方一发现居住满洲之民一降顺而遂已哉！吾恐他日列强联袂而起，按其势力范围地域，图瓜分吾四千余年祖宗遗传之宗土，则“顺民！顺民！！”之声将弥漫于十八行省矣。（《浙江潮》第八期“所闻录”《俄国之满洲顺民》）
顺民就是自己主动想当他人奴隶的人，不用说，这些人的存在会直接导致亡国。
事件追溯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前的五年，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吃了败仗，是为日清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此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危机。1895年的败仗引发了救亡与改革的运动——戊戌（1898）维新运动。改革运动受挫后，华北一带的农民揭竿而起，是为义和团运动。“顺民”事件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之后。对中国而言，顺民旗的出现是一个即将亡国的不祥之兆，也唤起了人们更多的历史记忆。作为一个根本性的追问，这个历史记忆又返回到清朝体制下的中国的现实中去。
昔清师入关，声威所至，民莫不执旗以迎，书“大清顺民”四字。今日本兵至天津，民亦执旗以迎，书“大日本顺民”四字（原文如此）。然则中国之民，固惯为顺民者矣。（《国民报汇编·顺民》）
1900年的顺民旗事件唤醒了人们对1644年发生的顺民事件的记忆。
《浙江潮》第九期刊登了一篇笔名为匪石的《顺民历史》的文章，这是对义和团事件以后有关顺民问题的最得要领的论述。作者设问“中国之民到底从何时获得‘顺’之谥号”？答案是二百余年前“始于李自成攻破明京城之时”。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既入明北京，改元永昌元年，国号大顺。其臣刘宗敏传谕城中百姓曰：“你百姓毋得惊惶。你门须用黄纸，写‘顺民’二字，粘贴门额上及门首，即不杀。”于是，百姓皆执香跪迎，门口粘贴“顺民”二字。……
顺民的来历可以追溯到李自成的国号大顺，其后，顺民成了表示“降民”的一般说法。作者举了三则例子进行说明。
1. 清豫王兵南下江南，攻略南都（南京）时，忻城之伯赵之龙率诸臣率先降伏。赵向百姓家下令设香案，在黄纸上写“大清皇帝万岁”和大写的“顺民”二字，贴在门的左侧。
2. 江阴城即将陷落时，降将刘良佐准备投降，要求城中官吏士民“数十人举顺民旗，做薙头（满洲人特征的辫发）巡回城墙引兵。”
作者在这里将顺民旗与剃头并列一起，这一点在本文后面具有重要意义，请读者留意。
3. 在庚子北京之变……八国联军会师攻城，攻破天津和北京时，人们均举着“扶清灭洋”旗帜改服易帜，又出现了大字书写的“大英国顺民”“大法国顺民”“大美国顺民”“大德国顺民”“大日本国顺民”。
这种顺民的存在说明“中国两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暴主专制政体下”。因此，为“中国未来的国民”着想，必须除去“顺”之一字。这是因为在“国”与“民”之间插入一“顺”字，就是“甘当奴妾之意”。
由此可知，顺民旗的出现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造成了心理上的各种冲击，顺民旗是在专制体制下养成的奴隶根性的体现，是亡国的前兆。不过，顺民旗也只是被外国军队占领这一战时状态下的现象，并不意味着人们平时一贯表现出奴性。不过，举顺民旗此时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仿佛一面镜子突然摆在人们面前，照出了平时无法察觉、潜藏于人们意识深处的奴性。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遭受了重大打击。对清朝官员和“顺民”来说，中国依然是“天朝”，外务依然是“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即所谓“亚罗号事件”）失败后，“夷务”被换成了“洋务”。其实，一切照旧，长达两千年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并没有因此瓦解。给予“天朝”意识沉重一击的是甲午战争。“天朝”意识的崩溃不在中国的中央而在其周边、不在上层而在下层出现。具体地说，出现在被称为“猪仔”“猪花”的苦力、出门打工的侨民和部分留学生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目睹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例如，在日本，中国已经不是“上国”了，日常称谓已经不是清国，而是“支那”；每个人都算不上二等国民或三等国民，而是带着被视作下等国民的凭证——辫发。“猪尾奴”——这是中国人每天不得不面对的形象。
这种将辫发垂于脑后带来的苦痛，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过去当天朝顺民时没有思考到的“国民性”。1902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常常对友人说应当探讨国民性之类的话，这是因为留辫发给人带来的痛苦太深，这是因带辫发而感到痛苦的人们的共同意识。由此窥见留辫发的人们所遭受的伤害之深，这些伤害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痛。
这一时期，人们为了描述中国的国民性而把日本设立为参照对象，所描绘日本的具体形象时，常常会用到明朝时期的倭寇——穿着兜裆布、腰上别着日本刀的丑陋野蛮人的形象。从建立在礼与礼意识的文化看，得出这种形象是很自然的，天朝意识使这一形象愈发夸张。可是，中国的国民性往往通过与“近代”日本的对比加以褒贬。日本人的形象与那种盛气凌人、相貌和语言迥异、突然将未知文明带到了中国的西洋人不同，这些长着同样面孔、受到天朝恩惠而使用汉字的“夷狄”，使得中国人受到的伤害更深。那时在日本，留着辫发的中国人都以惊讶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草鞋、木屐、桌子等日用品，还有茶道、踢球游戏以及礼仪等。精通古典的中国人发现在日本看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行为习俗都源自于中国的古代传统。刊登于《浙江潮》出自英伯之手的文章《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第七期“杂文”）一文也应该放在这样的文脉来解读。随笔的行间有如下几句：
蛮风遍羽，汉家之仪制何存？
猪尾低垂，唐代之冠裳莫问！
猪尾——吊在脑后的辫发，贬低了中国的传统，使人联想起中国人260年前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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