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中介化建构》
（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英］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
［德］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著
刘泱育 译
出版日期：2023年1月
定价：98元
ISBN：9787309162196
一
（一）“大器晚成”的尼克·库尔德利与“少年老成”的安德烈亚斯·赫普
尼克·库尔德利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毕竟，从2014年起，他的多部学术专著被译成中文，包括《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和《告别沉默：新自由主义之后的文化与政治》。
特别是他于2004年“第一次尝试将实践理论引入媒介研究”，提出“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不但被认为“代表了传播学的未来走向”，而且在黄旦教授看来，也为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在“范式”变更的层面提供了“叙述进路”的启发。“近年来，尼克·库尔德利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以殖民主义的隐喻来解读影响日隆的数据生产实践”，用“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来批判当代全球媒介实践。这集中体现在他与美国学者尤利西斯·阿里·梅佳斯合著的《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为资本主义所用》(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不过，这样一位大师级学者进入学术界的时间却只有二十几年，并且这还是从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之年（1995）开始算起。1997年，尼克·库尔德利完成博士论文时，已经年近40岁。他早年子承父业做过多年律师，还当过音乐人（大英图书馆收藏了他演奏的多首乐曲），但一直感觉不爽，直到博士毕业留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执教，终于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兴趣，自此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术上。
与尼克·库尔德利的大器晚成相比，安德烈亚斯·赫普可谓少年老成。说他“少年”，是因为他比尼克·库尔德利整整小12岁；说他“老成”，是因为他与尼克·库尔德利同一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同一年博士毕业。由于学术成就突出，2005年赫普被不来梅大学聘为教授，比库尔德利获得教授职称还早一年。
赫普自言在思维方式上主要受四大精神导师的启发——马克斯·韦伯、欧文·戈夫曼、皮埃尔·布迪厄和诺伯特·埃利亚斯。他的研究在选题上都是来自兴趣。并且在一段时期内，每天“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都是围绕一个学术问题。在时间管理方面，每周开始之前，他会花点时间想一下这周要做什么，然后按自己的计划每天集中精力只做一件事。
除母语外，赫普英语娴熟，并且懂法语；库尔德利则精通法语和西班牙语。在语言方面，两人的弱项都是不懂中文。库尔德利曾尝试自学中文，但由于中文的发音与西语完全不同，被迫“知难而退”。因为不懂中文，所以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所知有限，而中国又是库尔德利眼中极其重要的国家。
（二）“接着说”的问题意识和“自己讲”的学术追求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是尼克·库尔德利学术生涯中继《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在安德烈亚斯·赫普的学术简历中，则把《现实的中介化建构》排在自己十大重要的英文学术成果之首。那么，《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为什么重要？
虽然“文科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理解成不同形式的对话”，但是人生苦短，精力有限，因此，并不是任何人的学术观点都值得两位国际顶尖媒介社会学家“双剑合璧”花时间去与之“对话”，更何况是“十年磨一剑”。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以“接着说”的方式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现实的社会建构》,该书是美国社会学家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两人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于1998年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百部著作第5名”。《现实的社会建构》“讨论的是社会学理论领域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即社会现实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既是“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也是社会建构论的扛鼎之作”。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选择《现实的社会建构》作为批判对象，此举不免让人想起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那句霸气的台词：“打的就是精锐！”
既然“打的就是精锐”，那么不可不精心选择“攻击点”。《现实的社会建构》出版50周年前后，伯格和卢克曼曾分别接受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社会科学档案馆的约亨·德雷尔博士（Dr. Jochen Dreher）的采访。当被问及“倘若今天重写《现实的社会建构》，您会做出哪些改变”时，伯格和卢克曼一致认为，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现实的社会建构》即使重写，基本内容也无需改变。
果真如此吗？
就在伯格接受采访后的第三天，即2016年10月21日，《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在亚马逊网上发售。作者站在深度媒介化时代“一切都已经中介化”的立场上，从“媒介为什么重要”切入，以“接着说”的方式直奔对于“媒介”几乎只字未提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的软肋而去。《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不满足于只是“接着说”，两位作者最终追求的是“自己讲”。
（三）一本烧脑之书？一部经典之作？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2017年10月18日，两位作者在哈佛大学参加此书的出版推介会；同年，此书获得“德国传播学会理论奖”；2017年至今，欧美学术界发表了十多篇与本书相关的书评，认为这是一本烧脑之书，是一部经典之作。
本书聚焦的是媒介和社会的相互影响。既提供了从社会学的路径来理解媒介和传播在建构当代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又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加剧了社会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的程度，因此，无论是新闻传播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阅读本书皆可从中受益。
对于社会学者而言，本书提出的唯物主义现象学在方法论层面发展了现象学社会学。对于新闻传播学者而言，无论是人际传播学者、组织传播学者还是政治传播学者，凡是关注数字时代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影响的人都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例如，书中多个理论概念——深度媒介化、媒介多样体、互型之互型，每个都可以延展成媒介社会学这片知识之林中的一棵知识之树。实际上，赫普已经以一部专著的“细作”展示了“深度媒介化”概念如何继续“深耕”。
诚然，由于本书是侧重理论的学术专著，可能会有“烧脑”之感，并不适合作为“休闲读物”。但是，此书的“不足之处”恰是其“优点所在”。毕竟，书难读不见得是坏事，这不仅因为“它往往体现了作者对其的巨大投入”，而且因为书中的每一页上“都包含了一部小小的藏书室”（换言之，如果能够花精力读透这样一本“难读”的书，那么实际上相当于读懂了至少几百本书），因此，合理的“难读”确实“可以为懒的读者提供一个选好书的简单的参照指标”。
不仅如此，依据桑兵教授的经验，只有“将难读难懂的书读懂，阅读能力才会不断提升”，反之，“如果一味只看那些一看就懂的书，获取感官愉悦，而美其名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则无论读多少书，也是低水平的重复，至多增加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很难有知识水平的进步提高”。
二
“早在17世纪，大诗人德莱顿就曾经指出，对翻译这么一大门学问，世人的赞美和鼓励实在太少了。主要的原因，是译者笼罩在原作者的阴影中，译好了，光荣归于原作，译坏了呢，罪在译者”。
那么，译者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
（一）为何要译这本书：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最先是为了逼自己精熟一本书。虽然书房中的书不少于千本，但是我真正滚瓜烂熟的书却寥若晨星。绝大多数书都只是兴冲冲地买回来，充满新鲜感地翻上几页或几十页，而后或者“另有新欢”，或者“知难而退”，从而实现了自己好像十分“博学”。确实知道许多书的书名，到用的时候却没有底气，毕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按我的理解，“书到用时方恨少”，不是泛读意义上的少，而是精熟意义上的，少到连一本都没有。
而依照蒙文通先生的治学经验：
做研究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他。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
由于要翻译，不得不力求精熟，毕竟事先就能料到译著面世后躲不过读者们雪亮的眼睛，因此，不敢不在翻译时多下功夫。即使因终日久坐而腰酸背痛、眼冒金星，屡次想知难而退，但更多地想到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至少我已经精熟一本书，在为学之路上有了“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翻译，是因为“性之所近”。人生苦短，“书是读不尽的”，并且“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 。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有生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于各种学术，遍观而尽识之，是以贵慎其所择”。于是，不得不在茫茫书海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以“性之所近”作为自己的选择标准，而后熟读精思。
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翻译，就是因为与尼克·库尔德利的作品“性之所近”。这要从他站在媒介实践的角度批判从文本来研究媒介效果的那篇著名的论文开始。此文是我2015年在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学习时，黄旦老师推荐的三篇文献之一。及至2017年年初，我从网上买到刚出版的The Mediate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读到第四段作者对于媒介的论述，当即产生了翻译这本书的冲动。
（二）如何翻译这本书：事非经过不知难
作为我的第一本译著，虽然翻译质量评判之权在于读者，但自己心里必须有一个译得好的标准，这样至少经过比较之后有望在自知之明的层面清楚拙译到底如何。由于读过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出于对“傅译”的欣赏，我心中译得好的标准便是傅雷的追求：
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
在翻译的方法论层面，傅雷的经验是：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移译。
在熟读英文原著的过程中，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并不奇怪，虽然现在有许多在线中英互译辞典可以快速查询，但对于翻译来说，因为“不论编得多好的英汉字典都不太可靠”，所以必须“多备几本好英文字典，不怕辛苦多翻翻”。在翻译过程中，我翻了多部词典，切身体会到“提高外语的能力最好的方法是翻译一本书”。“若非一番寒彻骨”的翻译，原来习惯于只用一部词典的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一部词典的局限性，更不会发现自认为熟悉的单词居然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含义。
除了人类的不可交流性与各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之外，翻译难在意会与言传之间。本书中一个难译的核心概念“figuration”在埃利亚斯的经典名作《文明的进程》中多次出现过（中译本里也有不止一种译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中的“figuration”并不完全都是埃利亚斯当年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原义，而是对之进行了发展。这可以从图2和图3的对比中一目了然。
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的就不仅仅是在埃利亚斯眼中“figuration”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尼克·库尔德利和安德烈亚斯·赫普如何理解“figuration”。
于是，我在翻译“figuration”时，交替使用了“型构”（确指埃利亚斯的原义）、“互型”（确指库尔德利和赫普发展的转义）和“型构/互型”（没有确指原义或转义）。
寒来暑往，弹指3年，译得这样慢始料未及。之所以译得慢在于理论概念的难懂。只有厘清书中来自各学科的理论概念及其语境意涵，才能读懂作者到底在讲什么。因此，在阅读理论著作过程中，如果读不太懂，那么应做的不是知难而退，而是要去补读相关文献。这是学术经典必不可少的打开方式。
译无止境，限于学识，如有误译，请读者批评指正。
三
（一）独在异乡为异客，抱膝灯前影伴身
这本书的翻译动笔于2019年8月，我飞抵伦敦，住在离摄政公园一步之遥的小区，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期一年的访学。访学期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翻译上，
在翻译过程中，我在书中遇到了来自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各个学科的思想家。由此可知，本书作者是在非常高的跨学科起点上展开自己的思考。不妨设想一个场景：两位作者与对谈人伯格和卢克曼，共处一间超大的会客室（想想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日常现实是如何建构的？在对话过程中，有超过百位大师级学者应邀陆续进入这个房间发言——最先进来的是尼采，霍耐特最后一个离开。
其中一些大师我原来就熟悉（如埃利亚斯），但不熟的更多（如德勒兹、阿甘本）。翻译本身也成为重塑自我知识体系的提升过程。我按这本书的章节，在电脑中建了分类文献目录，将书中出现的思想家按学术脉络上下延展。以期一举两得，既精熟一部经典，又打造和梳理自己的核心文献脉络。
写到此处，我要感谢本书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我向两位作者请教本书的疑难超过百处。他们在我访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尤其是疫情之处，给予我诸多帮助。访学期间，遇此师长，峥嵘岁月，共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们，除了这本译著。
（二）不妨旧事从头记，为有源头活水来
如前所述，我译这本书的缘起，可追溯到2015年参加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时黄旦教授推荐的阅读文献。因此，译完后，我请黄老师写推荐语。在此，感谢黄旦教授对我译这本书的支持和交往十几年来对我的影响。
感谢胡翼青兄。2017年，他将我拉入“传播思想史学会”微信群，正是在这个群里，我获得了许多与本书翻译相关的信息，例如吴璟薇老师组织的关于德勒兹、阿甘本等人的读书会，从而减少了包括“assemblage”（装置）在内的重要译名的鲁鱼亥豕之误。
这本译著的出版，离不开复旦大学出版社朱安奇编辑的付出。为做好这本书，敬业、专业的她与我沟通上百次。
在过去几年中，我陪女儿的时间极少。绝大多数时光都是夫人带女儿。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和夫人。没有她俩在时间资源方面提供的支持，这本书译不出来。同时，坚持到底才能译完这本书，我将“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分享给女儿。
（三）百年都是几多时？功名余事且加餐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父母刘有先生和胡秀芝女士先后逝世。对于善良朴实的父母，只有我知道自己有多感恩他们。当年，为了让生于农村的我通过考大学来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生活，他们在经济拮据乃至多年借贷的情况下，将我从初中起便送至县城就读。我今天能够以兴趣为职业，源于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从而让我拥有了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他们一生绝大多数时间含辛茹苦都是迫于生计。及至2017年我和弟弟在家乡县城给父母买了房，让其安度晚年，但病魔却并没有留给他们多少享受生活的时间。
父母逝世后，我更感到亲情的可贵。幸运的是，这些年一直有让我体验亲情温暖的师友。其中既有忘年交方汉奇先生“与人为善”的感召，有我的硕士、博士导师倪延年教授“不要忙着评职称，你要在国外做国内做不了的事”的教诲，也有博士后导师陈建云教授“生活艺术化”的熏陶，还有亦师亦友的骆正林教授“学问重要，生活同样重要”的关心。做好人、做少数人、做幸福的人，既是父母和师友教我的，也是我与自己的学生分享的做人原则与努力目标。
最后，本书作者在开篇引用过尼采的话，我在结尾愿意再次引用斯人：
一件事情的价值有时并不在于人们通过它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人们为它付出了什么，——它花费了我们什么。（[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0页。）
刘泱育
2022年12月12日于南京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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