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掉的印记 | 夏明方：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重新审视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瘟疫，以及文明的“双相”

文明的“双相”

书名：《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

著者：夏明方

书号：978-7-5598-2842-2

出版时间：2020年7月

定价：68.00元

本书从灾害史与生态史的角度进行切入，分为六个专题对灾害与历史缠绕的“另一个中国”进行阐述。主要围绕的话题有：灾害作为不确定性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历史上的重大自然灾害与历史记忆；神州大地、山水之间的生态环境变迁；历代王朝的救灾制度与慈善事业；作为历史借鉴的灾害史与生态史；等等。作者从事件及区域入手，如1942年河南大饥荒、1976年唐山大地震、1931年和1998年武汉的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以及2020年的新冠等，以新的视野分析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以此透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并在新冠疫情之下，对文明的“双相”，以及后新冠时代的人类发展提出历史学者的思考。

前言（节选）

······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就是历史的本身；与其说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还不如说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它看起来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际则是自然或社会生态的常态化内在构造之特殊显现而已。今年大疫期间风靡中华的《瘟疫与人》，一部四十五年前问世的疾病社会史开山之作，其作者威廉·麦克尼尔在讨论疫病等不确定性事件与历史进程的相互关联时曾经有过如下的感慨，在他看来，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因其作为现代人已对常见传染病拥有相当的免疫力，很难认识到同样的疾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的爆发，其后果差别巨大，故而常常忽视疫病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记载，并以一种不经意的笔调处理它们；另一方面，一般人总是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所以历史学家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也“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因此即便一些流行病在和平和战争中的确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它的不可预见性也会使这些历史学家深感不自在，故此有意予以低调处理，以免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即便是那些对此有所关注的学者，也“仍将疫病的偶然爆发视为对历史常态突然而不可预测的扭曲，本质上已超过史学的诠释范围，因而也就很难吸引以诠释历史为本业的职业历史学家的视线”。（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被麦克尼尔视为历史学家眼中“漏网之鱼”的不确定性事件，何止疫病而已。大约除了战争之外，凡是由所谓的自然力量引发的灾害，如干旱、洪水、寒流、台风、地震、蝗灾、火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危害性事件，在由探讨历史必由之路的宏大话语中差不多都被置于极其边缘的地位。即便是把疫病从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打捞出来的麦克尼尔，最初对于从反抗疫病中崛起的现代科学话语也怀有不可否认的坚定信念。然而也正是在他的疫病史杰作问世前后，欧美世界正在遭遇与二战之后经济大加速时代相伴而来的日趋严峻的环境危机，一种使西方社会从饥荒、瘟疫之中摆脱出来走上现代繁荣之路的技术装置，竟然一变而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危机的原动力；一种以“毁灭性创造”为特征的文明，最终也可能被这种看似不可阻挡的创造性所毁灭；一种被认为是“历史之终结”的自由主义梦幻社会，也以越来越大的可能性被其自身制造的危机所终结，至少也被弄得伤痕累累，而改变了模样。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开篇所说的一段话：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那时我们拥有眼前的一切，我们前面又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从1960年代的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到199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再到21世纪以来广为流行的“人新世”，这不同时代的概念或表述，在在昭示着现代社会的另一面，这一面是如此的阴森，如此的危险，如此的惨痛，处处弥散着所谓的“负能量”，以致人们不愿意把它和理性而又美好的现代性勾连在一起，而只是把它看成现代性的外部效应，科技进步的副产品，充其量也只是在前进与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一点点代价。然而狂傲的现代性终究还是按捺不住自身的魔性，以一次又一次自然的、人为的危机展示它的狰狞之相。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社会，繁荣与风险并存，机遇与毁灭共生，两者相缠相斗，不可或缺。

中华文明的诞生与演进同样避不开如此这般的铁律。自古迄今中国从来都不曾摆脱各类灾害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近代以来更被冠以“饥荒之国”“东亚病夫”之名，至今仍有余响，以致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之中不可触碰的痛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自然灾害连绵不断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持续应对严重自然灾害频繁挑战的历史。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一种灾害与生存、挑战与应战的悖论式演化过程中创生、延续、繁荣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体中国人民经过七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百折不回，基本上解决了困扰中华文明数千年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浩劫——饥荒、瘟疫和战乱，使国家和平，使社会稳定，使人民繁庶，实现并超越了先秦时代伟大思想家孟子提出的“黎民不饥不寒”的社会理想。

然而自然界并没有因为有了这样伟大的人间奇迹而着意停止其周期性变化的轨辙，中国在高速前进的现代化行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代价，各种各样传统的、非传统的灾害和风险，依然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始终面临的重大隐患。何况这样的复兴是在暴虐的西方殖民主义长达百余年的侵略和蹂躏之后，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之后，在短短四十余年的时间内，以超乎寻常的自我开发、自我剥削、自我耗竭的方式迅猛崛起的，迄今尚是一个处在剧烈转型期的超大规模社会，其内在的脆弱性显非欧美等相对成熟的发达社会所能相比。尽管在此次全球性大危机中，我们凭借“举国体制”这一制度优势，在一种特定的紧急状态下力挽狂澜，在气势汹涌的全球性新冠浪潮中暂时构筑了一片稍可喘息的安全之岛，但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上，我们显然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经受更加严峻的惊涛骇浪。

······

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我们过去在谈论自然、社会或生态秩序时，总是把混沌与和谐，有序与无序，或者“治”与“乱”作为常态和非常态，作为截然相反的对立两极来看待，而往往忽略了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完美的“治”和极度的“乱”都可能是同样的病态表现。20世纪大跃进时期，当我们为“赶英超美”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时，同时也就是重大灾难酝酿之际。而在一个极度有序、极度安静的环境中生活得久了，有很大的可能会趋于精神错乱。适度的无序不仅不是破坏之源，在特定情况下反而是难得的建设性力量，所谓两极相通，意在于此。如果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由包括疫病在内的各种灾害（不管是自然的，人为的，还是自然与人为混合而生的）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社会为适应此类不确定性而努力构建的确定性秩序，正是人类文明内在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相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其所经历的悲剧、喜剧、悲喜剧、讽刺剧，都应是这孪生的“双相”不尽一致的组合而已，而其中的任一相，究其本质而言，都同样是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共处的悖论性构造，概莫例外。

作者简介

夏明方，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及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灾荒史、环境史、生态史与社会经济史。著有《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等。

目录

· 前言  文明的“双相”

专题一 把不确定性带入历史

· 自然灾害与近代中国

· 荆棘中的穿行：现代进程的生态视角

· “旱魃为虐”：中国历史上的旱灾及其成因

· “卖一口，救十口”：关于妇女买卖的比较研究

·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

·家庭的解体与重生：历史视野下的唐山大地震

专题二 抹不掉的印记

· “在目前的近代史教科书中，对于灾难的记忆被遗忘了”

· 从《一九四二》说起：文史资料与中国灾荒史研究

· 文史资料：一扇透视灾害历史的记忆之窗

· 灾难记忆与政治话语的变迁：以文史资料中的灾害记述为中心

专题三 山水之间

· 长江流域洪水灾害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 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华北农村市场

· 自然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 江淮之间：区域灾害史研究的新征程

· 从“自然之河”走向“政治之河”

· 新时代的“山海经”

专题四 救荒活民

· 古今救灾制度的差距与变迁

·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

· 大荒政：中国救荒史的新篇章

专题五 现实的历史之境

·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灾荒史研究得来的启示

· 祸福相倚：浅谈灾害后果的利害双重性

· 一根篱笆三根桩：从北京电网到“阳光经济”

· 生态学视野下的“非典”问题

· 和而不同：多元比较中的中国灾害话语及其变迁

专题六 与灾害同行

· 李文海：为哀鸿立命

· 有效地耕耘这一片园地

· 时代呼唤更成熟的中国灾荒史学

· 尘暴与环境史

· 生态史：历史的生态学畅想

转自：“人文学术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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