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郑渝川
美国将军约翰·潘兴1917年说，“你问我，需要什么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我的回答是香烟，和子弹一样多的香烟”。
这就是历史不无诡异和戏谑的一面：香烟（以及可乐），以及二战时间德方的精神药物，成为了很大程度上决定两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元素。
通过香烟来获得忍耐力、愉悦感、逃脱现实的快乐，这显然有很大代价。一战结束后，美国医疗界陆续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罹患肺癌的老兵。医学家们开始有了判断，将吸烟与肺癌之间划等号，当然在当时这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当时的世界，包括最为发达的欧美国家，人均寿命普遍不高，所以吸烟者比率很大，但多数吸烟者以及不吸烟者其实活不到得肺癌的那一天。
吸烟致癌：来之不易的科学证言
更棘手的是，烟草业对上述等式完全持否认意见。烟草原产于美洲，16世纪开始被带回欧洲，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大量种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烟草最初被认为具有健康疗效，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解压，甚至还被认为可以治疗肺病。最早的反烟草知名人士是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专制君主詹姆士一世，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放弃烟草种植和销售所带来的巨额经济价值。在美洲殖民的头100年里，烟草消费税占到了英国政府税收的三分之一。
早期的烟草吸食方式主要是鼻烟、雪茄、烟斗以及咀嚼。吸食烟草的成年人人口比率在17-19世纪甚至超过了70%。而在19世纪后期，巴克·杜克驱动的工业创新，使得卷烟作为更便捷吸食的消费品，极大地刺激了烟草销售。杜克在1924年捐助了一所高校，后者改名为杜克大学，后来发展为美国一流、世界排名前10的研究型大学。
美国著名的肺医学研究专家、临床医生、美国成人囊性纤维化中心负责人、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副教授迈克尔·J.史蒂芬领衔所著的《基因、病毒与呼吸》不无讽刺地指出，杜克当时捐出了1亿美元，而20世纪死于吸烟导致的肺癌等疾病的人口数量恰好也有1亿，这等于杜克为这些人每人捐出了1美元。
吸烟致癌而今已是经过科学确证的权威结论。然而就在20世纪30-50年代，烟草业仍然极力否认这项指控。有意思的是，烟草业其实承认污染会导致肺癌等疾病，而试图将之归咎于燃油汽车产生的污染，以及公路扬尘，还有工厂排放的烟雾。
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责任推卸，因为烟草业企业当时的指控也完全是正确的，只不过悄然祛除了吸烟导致肺癌的论证链。《基因、病毒与呼吸》书中回顾了20世纪30-60年代医学界专家为确证吸烟致癌所进行的追踪实验。面对科学实验给出的确凿证据，英美烟草业企业继续抵赖，组建自己的研究机构并赞助其他有关研究机构，又不经意间促成了另一项发现，那就是吸烟致癌总体上成立的因果链基础上，基因差异可以加速或延缓患癌结果的到来。2006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每天吸烟20支或以下的人中，非裔美国人和夏威夷原住民患癌几率是白人的2倍，是拉丁裔或日裔美国人的3倍——吸烟数量增加后，上述差异开始逐渐消失。
吸烟致癌的因果链被清晰揭示后，全球各地的医生都开始劝说肺病患者以及尚属健康者戒烟。但劝说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更棘手的问题是，医学界当时还没有更为充分地掌握吸烟成瘾性的机制。烟草不同于可卡因以及其他成瘾性更强的药物，后者们会带来极度的感官愉悦，而烟草产生的尼古丁无法让人狂喜，也谈不上暂时脱离现实。
《基因、病毒与呼吸》书中指出，科学家是在后来才发现，在人的大脑靠近颅底的最古老部分，其中的中脑腹侧被盖区是处理所有危险和生存信号的中继站，尼古丁可以作用于此，产生虚假的安全信号，尼古丁的半衰期约为两小时，如果一天内吸食10支或以上的香烟，就能让人缓慢但持续性地获得一种很浅但难以摆脱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局部战争中，士兵们如此依赖香烟的真正原因。
污染致癌：经济体的“尼古丁”依赖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包括烟草业在内，20世纪中期，也有很多人指责环境污染才是导致大量人口罹患肺癌的真正原因。从致病直接影响以及促成发病的时间周期来看，这个指责其实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不经治理的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远甚于香烟带来的危害。
《基因、病毒与呼吸》书中援引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污染与健康委员会给出的数据指出，平均每年空气污染导致650万人死亡，其中90%以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决定健康和预期寿命方面，邮政编码往往比遗传编码更重要”——这其中，死于污染导致的肺部疾病的人群主要集中在5岁以下和60岁以上。《柳叶刀》杂志甚至认为，这个数据还是被大大低估的。
当然，导致肺病的空气污染，不仅仅出现在现代，不局限于工业生产和汽车燃油排放。田园牧歌般的乡土社会，因大量燃烧木材，使得一氧化碳、氰化氢和氨、颗粒物都会极大地伤害人的呼吸道。《基因、病毒与呼吸》书中指出，木材燃烧释放PM2.5，最显著的形式就是未经充分燃烧的碳。古埃及等文明古国出土的木乃伊的肺组织已经有变黑的区域，这很可能是燃烧木头引起的。而据史料记载，古罗马时期，空气污染已经十分厉害，以至于哲学家将离开罗马视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到了近代，生产和生活极大地依赖燃煤，尤其是未经硫化处理而直接燃烧的煤炭，排出大量的污染物，使得伦敦等率先近代化的城市长期笼罩在毒烟之中，使得冬季死亡率变得特别高（冬季空气流动条件较差，且因寒冷而增加取暖燃煤）。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多诺拉等城市连续遭遇美国大型企业生产导致的严重烟雾污染，这推动了美国出台了《空气污染控制法》（1955）、《清洁空气法》（1970）。而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燃油汽车排放所导致的污染，以及大量使用化肥、采用现代生产模式运作的现代农业所导致的污染。2015年《自然》杂志给出的一项研究结论是，美国平均每年有16929人死于发电厂排出的污染空气，16221人死于农业排放出的污染物。
时至21世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尚未达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人们暴露在由汽车尾气、道路灰尘、烟囱产生的固体和气体毒素的复杂混合物之中，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农业污染物、农村木材燃烧的排放物之中，还有日渐突出的装修和家具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使得肺部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但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得这些国家很难真正专注于空气治理，这就产生了一种不无荒诞的意象：那些发展中国家就像吸食香烟的“瘾君子”一样，迷醉于低质量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快乐。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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