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名著译丛)
[苏联] 帕舒卡尼斯 著
姚远 丁文慧 译
ISBN：978-7-100-21450-6
帕舒卡尼斯的个人代表作，同时也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开山之作。
内容简介：
《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享有最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苏联法哲学代表作。该书自出版以来，始终构成相关学术探讨和论争的不竭源泉。帕舒卡尼斯在书中凭借极具想象力的方式，巧妙地融通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零散思想，将主要由马克思示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迁移至法学研究领域，在基本经济概念和基本法律概念、商品形式和法的形式、商品拜物教和法权拜物教之间建立起分析上的对应性，由此努力将法律学合理地提升为法的一般理论。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译自1927年俄文第三版的全新中译本，其中配有大量的译者注，用以说明引文的出处，比对引文的内容。此外，《德文版序言》（1929年）和《马克思主义法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1927年）亦作为附录收入本书。
作者简介：
帕舒卡尼斯（1891—1937），“法的商品交换学派”的主要创立者，被广泛承认为最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曾先后求学于圣彼得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因出版《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而声名赫奕，在20年代中叶至30年代中叶成长为苏联法学界头面人物。
译者简介：
姚远，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副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海法学编译馆馆长。
丁文慧，四海法学编译馆翻译助理，现供职于海天集团法务部。
目 录
俄文第三版序言
俄文第二版序言
导 论 法的一般理论的任务
第一章 在抽象科学中建构具体东西的方法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法
第三章 关系与规范
第四章 商品与主体
第五章 法与国家
第六章 法与伦理生活
第七章 法与违法
附录一 德文版序言
附录二 马克思主义法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
译后记
长按识别二维码购买
译后记
01
帕舒卡尼斯到底是何等人物，《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何等著作，竟能让已达花甲之年的社会学法学派代表人物庞德（Roscoe Pound）下定决心学习俄语[20世纪30年代]，让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富勒（Lon L. Fuller）在与哈特论战之时还不忘专辟数页加以讨论[20世纪60年代]，让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时隔40余年依然愿意公开重申自己的敬意[2016年]？看罢本书，在我们心头大约会浮现出各自的答案。以下仅列举国外法学界的若干评论意见供读者参考，这些知名学者所属思想阵营不尽相同甚或相互对立，其中有人还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的主要批评者，因此他们的总结和评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在批判整个法的历史现象时，本着如此激进的唯物主义原则并且直抵问题的核心——这样的批判如若一以贯之地展开，显然必定导致极其深远的后果，（至今就连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也或多或少不加质疑地采信的）许多观念将随之颠覆。虽然帕舒卡尼斯提出的全部革命性观点并不是崭新的，而是对马克思本人……表达的同样观点的恢复和重申，但这无损于手头这部著作的革命性理论意义本身。”
“马克思主义法理论在短期内得到两次推进。在卡尔•伦纳的著作《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之后，当前这部常常与之相对立的重量级著作也问世了。马克思主义迄今仅限于将法的内容归结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将法律强制归结于现存的权力关系，而帕舒卡尼斯则进一步刨根问底。他表明：法的形式本身受到经济-社会的制约，被视为永恒不变的一般法理论诸范畴乃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东西。”
“[比斯图契卡]更为激进的‘法的商品交换论’的观点，在1924年出版的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展开。该书不仅根据商品交换关系解释民法（亦即对经济生活的法律调整），还根据商品交换关系解释一般而言的法。”
“帕舒卡尼斯的首要著作，名为《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在这本小册子里，帕舒卡尼斯以清晰且融贯的方式，详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精巧发展，世称‘法的商品交换论’。他的这部著作具有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它是渊博学识的产物。它所得到的结论，对多数读者而言会显得有悖常情、离奇古怪，然而在得到这些结论的过程中，它却以生僻但发人深省的视角，看待法和政府方面的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实。翻阅这类著作，开明的学人总会受益匪浅，而不论他多么无法苟同其中的主要命题。”
“对法的反规范论态度，在帕舒卡尼斯的学说那里达到顶峰，他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头号法理权威，其悲剧命运使其成为法律思想史上引人入胜的人物。”
“苏联的法理论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帕舒卡尼斯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将此类观念[即苏联法哲学界在1917年之后20年间的流行论点]发展为一套具有实质性思想内容的法理论，这项任务留待一位苏联学者完成，他就是帕舒卡尼斯。帕舒卡尼斯成长为苏联法律发展中的领军人物，而且在西欧同样享有崇高声望。……他声称要比迄今为止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更深地探入法的本性。”
“在1917年至1937年间，亦即俄罗斯历史上那段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激荡人心的时期，帕舒卡尼斯正处于舞台的中央。在发展一套不落窠臼的、将对法社会学产生长期显著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方面，他大概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帕舒卡尼斯向来是唯一在苏联之外获得学界充分认可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家。”
下面再来看看我国法学界是如何谈论帕舒卡尼斯的：
“其学术意义并未消逝，仍可资今日法学界参考之用，特别是试图开出社会主义法学之一脉……若循本书之内在理路而深人阅读，则有助于考察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德国新康德主义法学与新黑格尔主义法学之后的法学思潮的影响，及其传入苏俄的历史轨迹。若将本书内容与苏联社会与法学界当时风气、思潮的语境加以对照，则可以见到苏联前期法学与法制发展历程的某些面向。”
“虽然帕舒卡尼斯的法律理论有着若干缺陷，但自从马克思对法律展开批判以来，帕舒卡尼斯为我们提供了最令人兴奋的理论贡献。帕舒卡尼斯的理论深刻地挖掘了经济关系与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并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法律社会学理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帕舒卡尼斯的学说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之外，并由此不为我们熟知，甚至受到了许多误解。……帕舒卡尼斯在其个人受到不公正的政治清算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法律现象进行研究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而其也曾作为苏联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阐释者而受到广泛的尊重。”
“苏联最具影响力和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的代表作《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被誉为20世纪法理学史上的经典名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法学分析的发展，该著作不断再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当代西方学术界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
“他[帕舒卡尼斯]的法律理论植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理论。帕氏认为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可以毫无保留地运用于法律理论。……帕舒卡尼斯的法律消亡论是他的商品交换理论的逻辑结论。”
当然，来自他人的赞誉（以及同样常见的是，批评、责难甚至诋毁），永远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阅读和判断。严肃的梳理、审慎的甄别和清醒的反思，尤为适用于帕舒卡尼斯这样有争议的人物所留下的智识遗产。我们或许不认同他的某些主张和分析，但他毕竟在以我们熟悉的话语体系开掘我们熟悉的经典文本，从而代表着一种我们无法轻言绕开的理论模式。我们可从多方面解释他的错谬和误判，但它们归根结底源自时代物质生活的局限。
02
就《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版本学问题略作说明，在此或许是恰当的。帕舒卡尼斯在旅居柏林期间，即已着手撰写该书的部分章节。该书在他生前共推出三个俄文版：1924年第一版、1926年第二版和1927年第三版，其中，第二版对第一版做了实质性的修订，第三版仅在边边角角有所调整。1929年，该书由埃迪特·哈约什（Edith Hajós）译成德文在柏林和维也纳出版，翻译底本是俄文第三版，配有帕舒卡尼斯的亲笔序言。在此后的20余年间，由于俄语的普及度有限，也由于德语法学构成帕舒卡尼斯的首要思想来源，西方学界主要借助哈约什德译本理解帕舒卡尼斯的思想（对德语学界而言，这一过程甚至延续至今），例如，富勒的论文《帕舒卡尼斯和维辛斯基》（1945年）和庞德的五卷本《法理学》（1959年）就将其作为讨论的文本基础。
1951年，哈泽德（J. Hazard）主编、巴布（H. Babb）翻译的《苏联法哲学》（Soviet Legal Philosophy）正式出版，作为《20世纪法哲学丛书（Twentieth Century Legal Philosophy Series）》里面的一种，其中收录了《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另外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列宁、斯图契卡、莱斯涅尔等人的著作）。这是该书的首个英译本，同样译自俄文第三版，尽管翻译质量不甚理想，它还是大大推动了帕舒卡尼斯学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1978年，艾因霍恩（Barbara Einhorn）从1967年德译本——该底本的主体内容影印自1929年德译本，另附有柯尔施（Karl Korsch）的评论——转译此书，并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1970年布罗姆（J.-M. Brohm）的法译本和前述的巴布英译本。由此形成的这个新英译本广为称引，并且数次再版。艾因霍恩英译本与哈约什德译本一道，构成本书首个中译本（即杨昂、张玲玉的合译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的底本。
03
我们不揣冒昧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全新中译本，译自俄文第三版。不消说，现有的英译本、德译本和中译本，均为我们时时参阅的宝贵资料。除个别情况之外，文中的“[ ]”里面均为译者增补的内容。在这里我想说，人生是很讲机缘的。假如我的合作者丁文慧不具备俄语背景或不到南师求学，假如没有她所做的大量辅助的、铺垫的工作，假如不存在一日千里的信息技术和浩如烟海的文献积累，我无论对帕舒卡尼斯再怎么心驰神往，也不会萌生重译本书的念头。为防范拖延症对翻译工作的侵袭，继卡特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范围》、耶格尔的《法颂：法哲学的起源与希腊人》、卢格的《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弗兰克的《三维度的法律思维》、庞德的《何谓良好的法学教育》之后，我也将本书设为四海法学编译馆研讨班的学期主讲文本（2019年秋季学期），算是一种敦促和鞭策吧。
我们的翻译“探险”历时两年，道阻且长，好在到处都有不期而遇的风景。一方面，我们慢着步子、紧着工夫，靠信念的支撑咬牙坚持；另一方面，各路师友的鼎力相助同样不可或缺。我首先谨向姚丰瑞、刘秋岑、张桂娜这三位同志深致谢忱，她们始终不厌其烦地答复我的疑问，从未拒绝我的（哪怕是夜深人静时的）叨扰。此外，李旭、马寅卯、於海梅、李科政、师庭雄、黄钰洲、王海军、陈庆、刘涛、金鑫、杨丹旻、谢婉怡、王彦强、徐歌旋、陈巍、赵静、邹诗鹏、
鲁克俭、赵玉兰、吴静、陈浩、谢静、周阳、周维明、李靖新弘、彼得•马格斯等同志为我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无私帮助，我的学生周庭宇、侯安诺、陈晨、王雅静对全书初译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朱静芬女士的悉心编辑工作亦令本书多有增色，这一切都是翻译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在此一并鸣谢。承蒙学界同仁的提携，本书有三部分内容在先前得以发表：导论刊载于《民法哲学》第6辑（周清林主编，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三章刊载于《法律方法》第29卷（陈金钊、谢晖主编，戴津伟执行主编，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附录二刊载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1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这些译文收入本书时，均经过修订。
为便利大家的阅读和使用，我决意把书中的非俄裔人名（文献出处信息除外）改回读者更加熟悉的拉丁字母拼写形式，把正文中涉及出处信息的夹注一律移入脚注，核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在权威中译本利的出处（依出版社要求，所引中央编译局译文不做改动），将德语和英语法学家引文的原始表述同帕舒卡尼斯提供的俄译文仔细对勘，并以译者注的形式呈现其间的差别。添加译者注的工作费时费力，所幸前辈译者留下许多有用的线索。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决意将《德文版序言》（1929年）和《马克思主义法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1927年）收作本书附录。这两篇文章进一步澄清了本书的创作背景、思想资源和理论意图，使读者有可能避免某些流行的误解。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呈现帕舒卡尼斯措辞上的微妙差别，我根据语境和翻译传统，将（包括作为复合名词成分的）“право”译成“法”（偶尔译成“权利”），将其复数形态一律译成“权利”，将“закон”一律译成“制定法”，将形容词“юридический”译成“法律（的）”或“法学（的）”，将形容词“правовой”译成“法权（的）”或“权利（的）”，将“мораль”（其对应形容词是“моральный”）译成“道德”，将“этика”（其对应形容词是“этический”）译成“伦理”，将“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其对应形容词是“нравственный”）译成“伦理生活”，将“человек”译成“人”，将“лицо”译成“个人”或“人”（我曾考虑译成“人格者”或“人格体”，但最终放弃），将“личность”译成“人格”，将“индивидуум”译成“个体”（相应地，“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即“个体主义”），将“функция”译成“功能”或“职能”，将“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和“Jurisprudenz”译成“法律学”，将与之相对的“наука о праве”和“Rechtswissenschaft”译成“法科学”。凡此种种或许有时显得别扭的处理，旨在帮助读者更加方便地追踪关键词。
本书的顺利翻译出版，离不开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南京师范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资助，以及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文献及其当代价值创新研究团队、同济大学法学院法哲学研究中心等校外单位的支持。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愿我们当下借助翻译而推进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知识引进运动，能为朝气蓬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和法学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姚远
2022年4月于四海法学编译馆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