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齐世传——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研究》
曲柄睿 著
很多年前，网络学术圈流行一个游戏：用一句话概括博士论文。答案眼花缭乱，一如《西游记》中各路天人神怪，令人忍俊不禁，足见学人心中的娱乐精神。受此鼓舞，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这本由博士论文修改成的小书，那就是：前四史都是想好了写的。前四史的人物列传编纂有着共性的原则，规范了史家的思考与行文。首创这个编纂原则的著作，便是《史记》。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推测《史记》各列传的编次，有个大胆的说法：“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廿二史劄记》“《史记》编次”条）这个说法反映了学术史上部分程度的真实。古书确实以单篇流传，今天大量出现的出土材料一再印证了这个道理。不过，当单篇文章编辑成集时，撰述者的意图就不能不被考虑在内了。中古时期，很多学者“撰述”著作，他们享有的是编纂权利，而非文字的原创权利。司马迁编纂《史记》，内容有因袭前人者，有采自口传者，而对整体的篇章结构，他应该有独运的匠心。
《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史记》中每一体例的数目和内容都有独立的意义。十二本纪记录“王迹所兴”；十表则要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八书则是关涉“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的主旨最明确，“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㑽，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按这个说法，本纪、年表、书、世家和列传是仿效天象而设立，具体数目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编订，而是参考了天象运行的规律。
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了解《史记》撰述的考虑。写一部此前从未有过的书，一定需要某种天才式的灵感。司马迁选定人作传记主体，这是不同于先秦一般学术传统的作法。哪些人可以放在一个传记中，不同传记的先后应该如何确定，司马迁也自有安排。天才寡语，智者无言。极度智慧的背后就是难以解释的秘密。司马迁留下了《史记》，如同陈展千年的谜面。学者不断效法因袭，却没有破解它的谜底。
解谜的前提是摸清司马迁的核心创见。《史记》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人作为历史运动的主体。人通过具体的行事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记录人的言行，是《史记》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将人物按照行事的先后编次于列传中，又是《史记》重视时间意义的表现。
司马迁
时间与人，是司马迁设定人物列传时关注的两个支点，人物列传也由此铺陈开来。《史记》以人叙传，按照人物行事合传，按照时间顺序编次列传，初步设计了列传编纂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便是纪传体史书编纂人物列传的密码。从此，尽管后代的纪传体史书对《史记》虽褒贬不一，但列传编纂的基本原则却没有大的改动。换言之，《史记》确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列传范式”。
如果说的再详细一点，“列传范式”为列传文献结构和文本写作提供限定的书写模式。在文献层面，范式要求史家运用接近的内在逻辑，近似的编纂方法，将不同人物列传合并、编次、区别，形成相对稳定的体例。这是广义的列传范式。在文本层面，列传内往往按顺序罗列传主姓字贯望、登用事由、迁转经历、生平大事、逸事个性，最后用论赞结尾。这是狭义的列传范式。
影印南宋乾道年间刻本《史记》里的《司马穰苴列传》（选自《中华再造善本》）
正如世界上的色彩五花八门，不同画家绘画的技法各有特点，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风格。但是绘画毕竟是一门视觉艺术，通过视觉冲击带来美感享受的本质特征在不同的风格间没有区别。《史记》开创的“列传范式”，就是史家撰述纪传体史书的基本规范。史家可以通过传记内部各个要件的调整和增删，完成对材料的剪裁和重组，进而展示人物的简约与丰腴，由是表明历史运动的前进或滞后。
依据“列传范式”编纂的人物传记，蕴含着史家的历史认识。有些人为何合并叙述；有些列传为何位置靠前，有些为何滞后；有些人物固有的历史印象为何与他的传记位置不符？史家认识不妨深远，如同秘密藏于水底。破解人物列传编纂的密码，等于握住了打开纪传体史书的秘密的钥匙。所有史学上的问题，只要稍加思索，都可以寻找到历史的根源。由此能演化出丰富的议题，催生多元的阐释，推动研究走向深入。
引入列传范式的观察视角，
梳理史书全部列传的编纂结构，
重新理解史书面貌和史家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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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世传——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曲柄睿 著
978-7-101-16001-7
16开 平装
9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在汉宋间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视域下，考察前四史人物列传编纂范式的形成；藉由人物列传编纂范式的延续与变革，讨论史家意图的流转变化；关照列传编纂范式限定下的史传与其他文献的互动与整合。通过列传编纂这一命题，考察前四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及其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乃至文学意识，反思汉宋间史学发展的情况及史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进而揭示汉宋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
作者简介
曲柄睿，1985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先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史学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各一项。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纪传体史书形成前史
第一节 先秦文体与《史记》
第二节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先秦学术基点
第二章 列传范式的出现与确立：《史记》到《汉书》的转折
第一节 列传范式的出现：《史记》的修撰
第二节 列传范式的确立：《汉书》的修撰
第三节 传记写作分类标准的变化：刘向、扬雄与班固的工作
第三章 列传范式的应用（上）：《三国志》的创造
第一节 《三国志》以“志”为名缘由及史学意图
第二节 《魏志》人物列传编纂
第三节 《魏志》史论与禅代之际人物列传编纂
第四节 《蜀志》列传编纂
第五节 江东创业与《吴志》列传编纂
第四章 列传范式的应用（下）：范晔《后汉书》的形成
第一节 范晔《后汉书》光武守业诸臣传的编纂
第二节 第五伦形象建构与范晔对东汉、刘宋政治风格的认识
第三节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第五章 诸家东汉史的修撰
第一节 《东观汉记》、谢承、华峤《后汉书》的合传情况
第二节 列传范式影响下袁宏《后汉纪》人物传记情况
第六章 列传范式影响下的地方史与个人史
第一节 郡国书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二节 别传与家传
结 论
精彩段落
现实与撰述之间强烈的反差，以近乎荒诞的形式存在，提醒读者瞩目于史家、史著与史实的关系，并非“直书”或“曲笔”那么简单。
由于列传范式的存在，读者能够将同时代的多个列传作为单元或集团来分析，形成对某一时段的整体认识。实际上，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观感，毋宁说是史书作者刻意而为。
记述的历史与当下互相交织，想象的未来与残酷的现实彼此错落，构成范晔《后汉书》的编纂基调。解读、探讨历史，唯有保持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警惕，方能更好的辨识史家笔下的历史和作为事实的历史真实。
分析史书记载史料的形成与流变，是理解历史人物形象建构的关键所在。而对列传编纂的整体把握，则是发现单一列传特殊意义的前提。
史书形成的时代特色，影响到史家的撰述，并投射到历史记载中。考察史学的发展轨迹和图景时，史家所处时代与史家书写时代的关联，史家撰述的诉求与史家个人际遇的耦合，或许都应该成为置于脑海中的背景和前提。
（来源：中华书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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