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民事秩序与民事规则，一直是法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虽然这些研究的主旨并不相同，但不少都牵涉到民事调解与审判中的准据问题。
论及此，享誉中外的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情理法”分析框架无可回避，在学界影响深远。滋贺先生与黄宗智教授关于法源问题或“情理—法律”的适用问题的精彩论争，也成为学界一段佳话。
《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凝结了滋贺先生后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对传统中国社会诉讼制度研究与秩序原理探索的总结和体系化整理的里程碑。
滋贺秀三与中国法制史研究
立基于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历史学和法制史学始于20世纪初，在构建中国历史学与法制史学框架的过程中，日本的“东洋史”与“东洋法制史”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奠基之功。在中国法制史学领域，如果说宫崎道三郎与中田薰的开拓性研究处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草创期，那么仁井田陞承接了宫崎与中田等的成果，开始比较系统地展开了中国法制史研究。仁井田陞以唐代律令的复原与解释为出发点，拓宽了中国法制史这一领域，滋贺秀三则是其后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日本东洋法制史学者关系
（️© 赵晶：《日本东、西两京东洋法制史学的“双子星座”》，《文汇学人》2018年3月2日）
滋贺秀三生于1921年，1941年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43年9月毕业，其后在日本法制史泰斗石井良助(与仁井田陞同为中田薰的弟子)教授指导下专攻东洋法制史。1948年研究生毕业后担任东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1959年升任教授，1962年以《中国家族法原理》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从东京大学退休，其主要的教学与研究生涯在东京大学度过。
滋贺先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分为三大块：传统中国家族法的体系性复原；对以唐律为代表的历代中国法典的考证型研究；对传统中国的审判形态作实证性、原理性研究。研究时段自先秦至现代中国，数十年间的成就得到学术界很高评价。1969年《中国家族法原理》获得日本科学研究最高的学士院奖；1978年滋贺先生成为日本学术会议会员，1994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滋贺先生1968年利用海外研究学术制度，在中国香港、巴黎等地以及哈佛大学从事研究。1976年12月作为东京大学第一次友好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等地，1981年6、7月作为日本学术恳谈会法制史专家访中团团长访问北京与上海。
《中国家族法原理》日文版及中译本封面
滋贺先生在东京大学主修德国法，受西洋法制史与日本法制史的影响，认识到要理解法律的本质，不仅需要熟悉罗马、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也应该了解法的多样性和世界上不同的法律系统，而当时日本法学界稀缺的是传统中国法的理论与知识。鉴于当时日本法知识结构中有关中国法贫弱的现状，在石井良助教授的指导下，滋贺先生立志将中国法制史研究作为终生的目标，开始向仁井田陞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叩门问学。原本有良好汉文基础的滋贺先生也开始选修中国史与汉语，参加文学部东洋史和田清教授、中国文字与文学仓石武四郎教授的课程和讲习班，为此打下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深厚基础。
审判研究是滋贺先生后期成就的顶峰。针对战后不久或从近代主义的立场、或从刻意彰显革命中国的立场，将传统中国司法过度地描述成专断性、擅断性形象的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倾向，他在研究中复原传统中国社会存在精致的审判制度与非常活跃的诉讼审判活动，进而对传统中国的审判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审判作类型比较，亦即探讨作为人类普遍性问题的诉讼、审判与秩序原理在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显现这一大问题。他在这个领域里很早提出“作为行政一环的司法”的理论框架，而且发现了传统中国审判中缺乏“具有确定力判决”的契机。受东京大学法学部同僚、欧洲法与比较法教授野田良之“竞技型诉讼”概念的启发，滋贺先生提出了以“判定”契机的有无为核心的审判的文明类型论。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创文社1984年版)与《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续集》(创文社2009年版)中。
《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日文版及中译本封面
滋贺先生注重在中国的史料与语境中发掘传统中国的秩序原理，这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在知识的生产中追求具有穿透力的洞察，提供长期保鲜的分析概念与框架的学问姿态，也为其高足、中国法制史学者寺田浩明先生，以及社会经济史学者岸本美绪先生继承与发扬。
《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出版前后及日美学者论争
《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凝结了滋贺先生后期的主要研究成果，也是对传统中国社会诉讼制度研究与秩序原理探索的总结和体系化整理的里程碑。本书第一、四、五章对清代的法律与审判的基本框架作了比较体系性的探索与整理，与滋贺先生前期的大著《中国家族法原理》提出“父子同体”等原理同样，本书中提炼出了清代民事审判的教谕式调停，以及法律与情理结合的平衡判断的基本特征。第二章探讨了地方社会的民间团体——宗族组织因解决纠纷、惩处族人致死而引发的秩序与法律问题。第三章讨论了诉讼法上的重要概念——判决的确定力缺乏的问题。本书除第五章是临近出版前所写论文外，基本都是滋贺先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第一章则是50年代即30多岁时的成果。
滋贺先生特立独行，不为日本战后的战争反省、中国认识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复杂学术氛围下的热点与时潮所动，坚守自己法律学的视角，站在与日本和欧洲比较法史研究的立场，一如既往地广搜百采法律相关文献，作扎实的实证研究。他在固有的概念、逻辑中追寻传统中国法律与审判的原理和特征，注重不同文明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类型比较，力图复原传统中国精致的审判制度与活跃的诉讼审判的实际状态。其独特的视角与独创性的研究框架、概念、理论与传统中国理解，不仅对法制史、中国历史与文明研究，而且对日本史等领域也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冲击与影响。
《大清律例》
滋贺先生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之后，有关清代法律与审判的分析框架以及相关的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民事审判的调停论以及判断基准的情理论——情理法结合的解释让学界耳目一新，当然也出现了针对滋贺先生清代司法制度与实践理论的商榷、论难。如佐立治人先生以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为素材，对滋贺民事纠纷处理三原则的情理法论置于宋代社会环境中进行批评，指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民事性审判是依据法律，对当事人主张的是非进行二择一判定的审判，绝不是基于情理的教谕式调停。
对此批评，除滋贺先生的回应外，唐宋史学者大泽正昭先生指出滋贺情理论中“人情”与“天理”的确存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暧昧部分，而且宋代的情理内涵与清代略有区别。他通过对《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细致研究，尤其对约占40%内容的胡石璧与蔡久轩判例的整理与分析，不单从字面，而且广义地解读宋代社会民事诉讼处理中的天理、人情与法意，虽然与滋贺先生的理解略有差别，但赞同滋贺理论在认识宋代民事审判问题的有效性，认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判语的基准是以“天理”为中心的“人情”与“国法”两个要素。
清朝衙门审讯案犯情景
在相关争论中，著名的有黄宗智教授在《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出版后发表的论著，特别是1996年9月镰仓国际学术讨论会，实现了日美学者的直接对话。滋贺先生、寺田浩明教授与黄宗智教授围绕《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的理论框架与解释，明确地整理和表达了相互间的分歧以及各自的理解、主张。分歧主要在于知识背景、视点、方法论和历史观的不同上。
滋贺先生从未无视清代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中国法的重要性，但从法理学的角度审视传统中国的民事诉讼处理，认为那不是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的审判，而是作为国家行政一环的司法，是综合情、理、法的一种调停。黄宗智教授则从州县诉讼档案以及农村社会调查，特别是满铁调查中整理出各种纠纷与诉讼的相关数据，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纠纷和诉讼处理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处理中，县官一般都依法断案，是非分明。
他认为将清代州县公堂想象为以调停为主要处理民间纠纷方法的机关，是受清代官方表达的误导，地方官实际很少以情来调解，使双方和睦解决纠纷。亦即清代民事诉讼处理不是一种教谕式调停，而是依法审判。他们各自就争论的核心问题与分歧点作了后续研究和进一步的理论展开，滋贺先生再次对自己的主张，包括对调停论与情理论的关系、遵依结状、当事人对官断的接受与拒绝、听讼的定位、审判的语义、审判的类型、“纠问”与“判定”等问题进行梳理与进一步说明，强调自己与黄宗智教授间的分歧在于滋贺的主张是从制度论出发的，而黄教授的探讨是从行动方式论出发的。
这些分歧与讨论扩大了审视清代司法制度与实践的视野，但正如参与论争的寺田浩明教授指出的，日本与美国学术界并没有就双方不同理解的两种研究方向——清代有明确权利意识的人通过契约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地方官在情理法中寻找平衡点以说服教谕当事人作裁决——作细致的相互间可能正面相向的理解，或者整合性说明。
相关的议论的确有进一步作广泛史料确认，并且站在对方出发点上进行讨论与综合性分析的必要，这也为今后形成有关清代秩序的普遍性认识框架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特别是清代中国人的一般契约意识、民事诉讼处理的判断准据与处理的原则和特征，以及相关的法意识，包括滋贺先生第二章涉及的介于国家与家庭(个人)之间的自治性社会组织，亦即黄宗智教授称之为“第三”或“中间”领域的部分，需要在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整理。
滋贺秀三先生部分著作
（️© 熊远报：《评〈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清代民事审判中的情·理·法》，澎湃新闻2023年1月10日，
为赵晶教授提供）
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任何理论、方法、概念与视点，即研究理论与框架上的建树并非易事，其中的内容即便成为批判的对象，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也绝不能忽视。对新的概念与学说进行拾遗补缺、质疑与批判，甚至否定等也不可缺少。健全的学术批评与争论对参与者和相关者，以及对学术界的知识与理论的生产和完善、对推动学术进步都非常重要。围绕滋贺清代民事审判认识中调停论、情理论的学术争论，从不同的学术出发点促进了清代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研究中理论探索方向的清晰化。
滋贺先生以他深厚的日本法制史与欧美法学背景、敏锐的洞察力，长期耕耘在传统中国文献与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领域，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为弥补其著作《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在写作时未能接触州县诉讼档案的缺憾，20世纪80年代他将刚开放的台湾淡新档案纳入研究范围，对地方诉讼作了统计与分析，以确保其学说在学理结构与文献上的坚实可靠、历久而常新。
（摘自《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译序，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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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
京东
《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
[日]滋贺秀三 著
熊远报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No.218
2023年1月
ISBN：978-7-214-27700-8
『 作者简介 』
滋贺秀三（1921—2008），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法学博士，曾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学术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传统中国家族法的体系性复原、历代法典的考证性研究、传统中国审判形态的实证性与原理性研究。代表作有《中国家族法原理》（创文社1967年，1969年获日本学士院奖）、《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创文社1984年）、《中国法制史论集——法典与刑罚》（创文社2003年）、《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续集》（创文社2009年）等。
『 译者简介 』
熊远报，生于湖北仙桃，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2001年获东京大学博士（文学）学位，现任早稻田大学教授，2015—2017年曾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与城市史，著有《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中世后期东亚的国际关系》（合著，山川出版社1997年）、《传统都市》（合著，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18世纪北京的城市景观与居民的生活世界》（东京大学《东文研纪要》第164册，2013年）、《在互酬与储蓄之间——传统钱会的社会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等。
『 内容简介 』
在与欧洲、日本比较的基础上，本书以清代的诉讼和审判为中心，对法制度与审判的实践形态、作为与国家权力对应的民间组织秩序、含儒家经义与民间习惯要素的法源与处理纠纷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发掘与深度的理论探讨。在“司法是行政一环”的分析框架下，作者从中国固有的表达与解决纠纷的实践逻辑中提炼出情、理、法三个关键性概念，视基于情、理、法平衡感觉的民事诉讼处理为一种教谕式调停。全书致力于揭示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中国社会秩序原理，系统而且立体地勾勒出清代诉讼审判的制度体系与民事诉讼处理结构。
『 专家推荐 』
作为滋贺秀三先生传统中国审判形态的研究，本书是后期学术成果的巅峰。在“司法是行政一环”的理论框架下，论证清代原理上不存在“具有确定力的判决”，在与欧洲“竞技型诉讼”的对比中，导出以“判定”契机的有无为核心概念的法文明类型论。
——京都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寺田浩明
滋贺先生不为学界热点所动，以阐明传统中国法的固有逻辑为目标，提出独自整合性理解传统中国规范体系的努力与探究法原理的学问姿态对日本中国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读他的著作就是享受完全被事实证明的与理论逻辑导引魅力的幸福体验。
——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岸本美绪
本书为滋贺先生有关传统中国诉讼与审判的名著，在缜密推敲史料的基础上，绘制出了理论性和完成度都很高的中国传统司法图景。将传统中国社会放在比较文明的宏观视野中，力图从理论上揭示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中的独特意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
目录
清代民事审判中的平衡感觉(代译序)
序
例言
第一章 清朝的刑事审判——
其行政性特征及历史沿革
绪言
（请向上滑动查看内容）
第一节、审判机构
第二节、审判程序上的二三问题
第三节、作为审判准则的法律
结语
第二章 刑案中所见作为宗族私裁的杀害行为
——国法的对应
第一节、宗族自治与团体原理、身份原理
第二节、雍正五年条例的兴废、复活与宗族私裁致死案
第三节、实质性正义的实施与情、法均衡点的摸索
第三章 判决确定力观念的不存在——
特别就民事审判的实际状态而言
绪言
第一节、审判的表现形式——批、谕、遵结
第二节、审判更正的可能性
第三节、综合考察
第四章 民事审判中法源的概括性研究——
情、理、法
第一节、听讼程序与法源
第二节、诉讼处理中的情、理、法
第三节、诉讼处理的律例引照
第四节、法是漂浮在“情理”大海上的冰山
第五节、情理法之间
第六节、“准情酌理”与“法本人情”
第五章 作为法源的经义、礼以及习惯
第一节、经义与礼
第二节、习惯
清代判牍
后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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