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科技与“大数据”正在介入我们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数字化生存的诱惑就在于，人们企图使用技术手段（例如最流行的量化跟踪或游戏化）去“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是犯罪还是腐败，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肥胖症。今天的技术不再是不会说话的被动工具。它们中的一些拥有精密的微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明白”（如果用这个词合适的话）厨房里的状况，并且尝试将我们，它们的主人，引导向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我们可能有更好的食物，却没了做饭的那种乐趣。对此，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提出一个问题：一旦道德、伦理和公共事务等问题被所谓的“技术”重构，变得简单可控，世界将变成什么样？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被称为科技互联网批评家，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任特邀专栏作家。他的著作多从技术、人文和社会的角度去讨论科技对现今世界的影响，以引导人们更理性、更全面地思考科学技术。其著作《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没有多少学术色彩，行文风格更像是时评、杂文。他在书中对一批专家、名流、权威进行猛烈的批评，这些人包括“互联网精神教父”凯文·凯利，网络理论家克莱·舍基，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LinkedIn创始人雷德·霍夫曼、Google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微软工程师戈登·贝尔等等。莫罗佐夫认为苹果产品是在破坏，阻碍互联网发展，当人们越来越多使用App访问网络服务时，浏览器便变得可有可无了，而这是对万维网的极大破坏，使得群体分解为个人，影响到团结、平等等价值观在互联网世界的推广。
其实2013年，莫罗佐夫就对奥莱利提出了质疑。当人们习惯认定奥莱利是“硅谷的意见领袖”、“趋势布道者”以及包括“开源”、“Web2.0”、“作为平台的政府”、“参与架构”等众多科技热词的缔造者，但这时，莫罗佐夫就提醒人们注意，这些概念真能救人民于水火吗？盲目膜拜创新与高效真的所向披靡吗？以及光鲜亮丽的词语安慰着我们，但是他真的能够拯救一切吗？在他看来，奥莱利更像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商业包装靠兜售观念发财的“弥母骗术师”（“弥母”一词最早出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而非“硅谷天才”。随后，这篇题为《奥莱利的“词媒体”帝国》（The Meme Hustler: Tim O’Reilly’s Crazy Talk）的批评文章发表在了在《异见者》（The Baffler）杂志上。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主要批判了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两种主流思想——“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内容则涉及政府数据开放运动、数字化背景下的民主参与与监督、计算机智能化算法、大数据预测、量化自我运动、游戏化等热门话题。其中，“解决方案主义”痴迷于为极端复杂、易变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花俏、宏大而又目光狭隘的解决方案。他们迷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预防犯罪、改善政治、对抗肥胖、拯救地球等），可实际上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这种智能技术支撑下的解决方案主义，忽视问题的实质，反而侵蚀人类的自由，乃至剥夺了人生活的意义。“互联网中心主义”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诸如“互联网自由”之类的虚幻世界，塑造出一尊供互联网理论家崇拜，实则自欺欺人的伪神。他们为互联网中心主义蒙蔽，沉迷于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可能性，幻想互联网可以拯救或改变世界。他们用“互联网”去解释一切，却忽视了互联网本身就需要给予解释。
以下为这本书的观点摘录：
技术上可能是增强了，智商上似乎倒是削弱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帕梅拉·耶罗尼米（Pamela Hieronymi）写过一篇重要论文，剖析了在线学习的神话。文章指出，“教育不是信息或想法的传递。教育是利用信息和想法所需要接受的训练。随着信息挣脱书店和图书馆的束缚，潮水般涌向计算机和移动设备，这种训练就愈加重要，而不是相反。”当然，有很多工具能提高人们的数字素养，但这些工具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它们可能会帮你发现错误的信息，却无法把你的思想组织成条理清楚的观点。
互联网怀疑论者尼古拉斯·卡尔〔4〕（Nicholas Carr）是如何论述数字技术对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专注力造成影响的。在畅销书《浅薄》（The Shallows）中，卡尔担心“互联网”正在使他大脑需求的满足方式“网络化”，得到的满足越多，它却变得越饥渴。他抱怨说“网络……带来了一套快速传递响应与奖励的系统……它鼓励身心活动的重复。”
“互联网”似乎是为善而来，其最终目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网络”，就像其首席理论家劳伦斯·莱斯格〔8〕（Lawrence Lessig）在《新共和》周刊里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永远不会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再也不记得Google、Facebook和维基百科之前的世界了，也是因为之前那个世界的大部头，要么消失不见了，要么就像印刷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正走在破产的路上。有人可能会怀念那个翻阅又重又枯燥的大部头书卷的时光，但总的来说，人类似乎已经把赌注压在了更年轻、更精瘦也更有效率的下一代身上。
尽管“互联网”可能会颠覆一切，它自身绝不会被颠覆？
科技作家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完美未来》（Future Perfect）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最漂亮的总结。在约翰逊看来，“互联网”远不只是一个发送Skype消息或为猫猫照片加上貌似滑稽字幕的廉价工具。相反，它是社会本身应如何重组的一个知识模板。它并非“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思考方式”。因此，约翰逊写道，“人们可以直接用互联网改善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学习互联网的组织方式，应用这些原则来改善城市政府的工作方式，或者学校体系对学生的教学方式。”不出意料，他认为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历史中的重大进展堪比法国大革命或者柏林墙的倒掉。因此，“创建阿帕网和TCP/IP协议……也应当被视为政治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为了霍布斯和罗尔斯〔16〕，现在我们必须把阿帕网和TCP/IP协议补充进来。为什么？因为约翰逊认为，像维基百科和Kickstarter（一个为有抱负的艺术家和极客服务的流行融资平台）这样的网站比较靠谱，因为它们植入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并掌控着它的物理网络。
互联网专家杰夫·贾维斯来说，他在其第一本书《Google要做什么？》中主张，其他机构（营利的非营利的）应当复制Google的商业哲学。他的推理是这样的：“互联网”是开放、公开和协作的。Google也是如此，它成功了。因此其价值就是开放性、公开性和协作性；这些也是互联网价值，它们带来利润和效率。驱动Google的既不是开放性意识也不是公开性意识：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只在意市场竞争。
任何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不是把“互联网”当作上天送给我们这个文明的永久礼物，而是要找到一个办法对许多不同平台和技术的创新潜力进行比较，包括那些最终可能会取代“互联网”的平台和技术。许多人奉为原创的互联网理论（即通过诠释“互联网”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胆解释世界），往往不过是衍生而来的大杂烩，借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些最陈腐最老套的方法。
如果说，开放性应该是“互联网”的定义特征，那么，如今它已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创新的客观基准。积极扩张到其他领域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打入整个理论和领域，把自己的价值——开放性、透明性、颠覆性——施加到它所触及到的一切。然而，如果我们撇开“互联网”的福祉不谈，毫无迹象表明，苹果开办自己的app商店或控制自己的小玩意儿这种亲身实践的方式对创新不利。它的方式可能不“开放”，它可能甚至不是“互联网兼容”的。但是只有在“互联网自身”的幸福是一切的关键、是所谓至善的世界里，这些标准才有意义。
英国技术史学家大卫·艾杰顿〔21〕（David Edgerton）所指出，“当我们想出信息技术时，我们就忘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当我们赞美在线购物时，邮购目录又消失了。说到遗传工程学及其好坏，就以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改变动植物，增加粮食供应。”只有勇敢乐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人才会断定，随着“互联网”渐渐支配和压倒这些早期辩论，我们对历史细节的尊重会不可思议地有所增加。说句老实话，技术讨论的“互联网时代”只会加剧这种健忘。一个自称是互联网悲观主义者的人，比如安德鲁·基恩〔22〕（Andrew Keen），不必费心拿出大量证据，就敢赤裸裸地宣告，社交媒体的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令人纠结的文化转型”。
正哈佛伯克曼中心〔24〕的戴维·温伯格〔25〕（David Weinberger）在他的近期新书《大而不知》（Too Big to Know）里是这么说的。和埃里克·施密特一样，温伯格看到了“互联网”的本性，从此就再也不回顾过去了。“知识正呈现出网络即互联网的形态”，他这样宣告，热情溢于言表。“如今知识不只存在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学术期刊里。它也不只存在于个人的头脑里。我们的头脑和机构对容纳知识来说实在是不够大。今天知识是网络的固有属性，而网络涵盖了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策展收藏和保持沟通的头脑。”这真令人陶醉，但可能错得不能再错了。“互联网”可能会增强或者偶尔削弱这些网络，也必定会为新网络的出现创造条件，但它不会让知识的内容及知识的构成方式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知识一直都是网络的属性。“互联网”不是网络化知识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互联网中心主义通过互联网悲观主义和互联网乐观主义这两极来进行自我支持，把任何批评都打扮成这两个极端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并最终消化之）。挑战这种思想观念和这种说话与思考方式，立刻就会被斥为太悲观或太乐观，就好像想不出其他别的批判方式了。这就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
想要站得住脚，宣告技术革命的又一次降临，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它需要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这样它才如其所言，真正独一无二；第二，它应当掌控当前的整个局面，而不能一味刻意选择事实来适应其观点。
科学史学家史蒂文·夏平〔33〕（Steven Shapin）所说，“过去并非在某一时刻突然变成‘现代世界’的：看到17世纪的科学从业者身上兼具古人今人两种气质，我们没必要惊讶。”
传媒历史学家马歇尔·坡（Marshall Poe）的话：“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就是邮局、报摊、影像店、购物中心、游戏厅、资料室、唱片专卖店、成人书店和赌场的集于一身。老实说，这的确很了不起。但它的了不起和洗碗机的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让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变得比以前容易一点儿。”
看看美国最被高估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36〕（DanielBoorstin）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东西吧：“电视机的民主化影响与印刷术的历史影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既然布尔斯廷做出这样可疑的陈述（你最近还看电视吗？），后边要说什么也就很自然了，就是那种你可以从克莱·舍基或杰夫·贾维斯那里听到的夸夸其谈：“这是电视成为一个普遍而引人入胜的美国体验的时代，是美国人不管在哪都能目睹全彩色静坐示威和民权游行的第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民权革命的时代，一个规模空前的抗议大众化的时代，一个为少数派争取权力的新时代，一个对外交政策施行全新有效公共干预的时代，一个通过公众途径、行使宪法权利、请愿让美国总统下台的新时代。”
贾维斯和舍基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在讨论印刷机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这堪比“互联网”的影响）时，他们都求助于同一个来源：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里程碑式的两卷本研究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首次出版于1979年。（爱森斯坦不只是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互联网悲观主义者也是如此。）爱森斯坦大量借鉴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认为印刷术在引发
所有后续社会变革上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评价（因此她戏称它为“未予承认的革命”）。尽管她试图公平对待印刷机的历史角色，爱森斯坦却采用了一个有相当局限性的印刷媒体观，过分强调了她眼里这项技术的固有性质：固定性（例如保存文字的能力，否则这些文字就遗失或严重损毁了），易于传播，以及趋于标准化。根据爱森斯坦的观点，正是印刷技术赋予了文字这些新特质，她甚至把这些特质提升到了“印刷文化”的地位。后者给我们带来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巨无霸汉堡、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大笑猫。
文学学者米切尔·沃纳（Michael Warner ）和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对爱森斯坦的解释提出了更猛烈的批评。沃纳在他的《共和国的信件》（TheLetters of the Republic）（1992）一书中主张，不应当把印刷技术看成是处于文化或历史之外的东西。它显然并不具备独特的“逻辑”或“本性”，爱森斯坦所认定的“内在”特征几乎不具备普遍性，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如果说确实出现了这些特征，那么，它们无一不是复杂的谈判和偶然历史进程的产物，并非印刷技术的自然属性。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一声不绝于耳的回响：是的。更开放的的政府对政治来说更好，在用户和政府门户网站之间人为地设置障碍，是非常反互联网反网络的举动。可在过早下结论之前，我们不要忘记，布兰卡港这个例子只不过是执行“自下而上的开放性”的众多实例之一，它的出现仅仅是因为主角是一个没有政治议程的高尚极客。
但让我们来想像一个更加险恶的场景。假设阿里斯塔朗精心设计的图表，连同它们所依赖的汇总统计数据，有可能给某个民粹主义、擅长操纵媒体的运动绑架，后者致力于削减学校经费，把所有的钱转到比如附近的朗姆酒酿造厂或干脆花到某个年度庆祝上，而政府知道自己太软弱，难以抵抗这种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与25年前拉丁美洲喧嚣纷乱的政治文化几乎没什么不同），“开放政府”的议程就得让位于维护民主政府的议程，哪怕民主政府里一团混乱，充斥着受人憎恶的妥协和逃避。低效率的民主总好过运转良好的独裁。如果上述条件站得住脚，允许用户看到数字而拒绝计算机脚本似乎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折衷。
“网络独一无二、相互连接，但它又很脆弱”的神话还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约翰逊、里根和韦兰德认为，只要对技术基础结构稍作调整，就能带来不同的结果。
莱斯格因为宣传四种截然不同的监管模式（技术或代码、法律、市场、规范）而博得大名，而有意思的是，对一些由信息基础结构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而引发的棘手问题，他却极不情愿思考怎样用技术去解决。面对近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都很容易拿出一套失败主义的叙事来：如果某个技术解决方案对文件共享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一定对报纸或法庭记录也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三者有一个“互联网”的共同视角，按真正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的风格来看，一切有“互联网”视角的东西一下子就落入互联网规则和目标的统治了。一切都变得相互关联，一切都是“互联网生态”的一部分——这是控制论（cybernetics）理论家超级热爱的可怕隐喻。最后，凡是要对在线技术运作方式施以干预的做法，哪怕是非常基础的干预，一概不允许。
不敢修复我们所创建的技术基础设施，不敢去关心它，这等于向一种更糟糕的冲动屈服：比技术恐惧症屏蔽技术的愿望更糟糕，也比互联网中心主义者保持“互联网”永远不变的愿望更糟糕。
透明性之伤：英国透明性理论家戴维·赫尔德〔4〕（David Heald）对透明性进行了有用的区分：一种透明性是内在的价值，透明本身就是目标；一种透明性则只有工具性价值，是达成某种更重要目标（比如责任）的手段。由此，赫尔德写道，“‘正确’的透明性受到重视，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有助于形成比如说有效的、负责任的合法政府，推进社会公平。”这意味着，也存在‘错误’的透明性，它可能带来民粹主义、妨碍审议、增加歧视。弗拉基米尔·普京下令在俄罗斯全国各地投票站安装网络摄像头的时候，援引了一大套有关透明性的堂皇说辞，可人们恐怕很难相信他此举言行合一，而不是假装俄罗斯选举比其西方批评者的选举更民主和透明，好合法化自己对总统职位的恋栈不休。
信息简化主义（information reductionism）的危险：总觉得信息多比信息少要好，有更多办法分析同一条信息总比办法不多要好。法律学者朱莉·科恩（Julie Cohen）把这套态度称为“信息处理冲动”，认为它催生了一种心态：把信息搜集等同于“发展进步的唯一必然之路”。根据秋卡斯的观点，每当人类把思想看作自主的对象，能以原始形态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进行交换，不因执行发送和接收的通信信道或节点造成失真，信息简化主义就繁荣起来。这就是终极双击：不仅认为各种思想观念独立于用来进行传输的基础结构，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独立。随着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和移动手机帮助我们生产或收集更多信息，这种诱惑必定会增加。简化主义本身并不坏，甚至可能会带来理性的解放，但这需要我们不断提醒自己，为了放大特定指标或政治模型，我们简化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抛弃了现实的哪些部分。尼采理解到，量化信息别无所长，只是一种最触手可及、便于采摘的果实，但它往往阻碍了更有远见、更持久的认识努力。“
开放性的迷思：和大多数开放政府方案一样，不是不该收集或流通信息；而是要充分了解信息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复杂性，再进行收集和流动。有时候，维护环境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比如打击治安犯罪）可能只需生成半透明或半公开的信息，就像阿根廷的那个例子。这
种折衷不是世界末日，它也不是“开放性”的投降，更不是民主的告饶，因为民主的蓬勃发展靠的就是妥协，靠的就是对表面上无法调和的利益关系加以巧妙协调。开放性的暴政是我们痴迷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结果，必须抵制。
“液态反馈”：海盗党最超前最引起广泛讨论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叫做“液态反馈”（Liquid Feedback）的在线系统，它使该党能更好地理解其成员对当下议题的看法。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任何一名该党成员都可以注册到（可选择使用化名）“液态反馈”，对海盗党应当做什么提出议案，如果有超过10％的其他成员对这项提案有兴趣，它就转到下一个阶段，党员们可以投票支持或反对它。
随着过去的报纸和电视档案馆实现数字化，随着全部演讲都为后世录制和转录下来，随着人们的早期推文和“逗弄”（poke）行为受到详细审查，向解决方案主义屈服，把政客与公共机构说成是骗子——这样的诱惑已变得难以抵抗。政客过去常常为他们不敢恭维的出勤率数据感到羞愧，但很快，他们将面对各种基于他们所说的一切的“真相”指数。
政治哲学家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写过一本书，《平凡的恶行》（Ordinary Vices），在书中她认为，向虚伪开战是徒劳无益和适得其反的做法，因为虚伪是成就自由主义的一种结构性条件。她说，自由主义改革者不应该再把注意力集中在虚伪身上，而应该追寻其他问题——首先是残忍。“自由民主制的悖论在于，它鼓励虚伪，因为说服政治需要……对所有发言人的角色进行一定掩饰。另一方面，开放的政治竞争结构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因为所有政党都能、也的确在相互指责对方犯下了这一恶行。热诚坦率是否会特别好地为自由民主制服务，目前一点也不清楚。”
历史学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撒谎的美德》（Virtues of Mendacity）一书中弥补了这一知识缺陷。真相可能使人失去力量，并不总是值得公开，或者正如杰伊所说，“说真话可以……是强者的武器，而撒谎则是弱者的战术。”没有谎言和虚伪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按照杰伊的观点，“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其本质，限制其轮廓，政治永远都不会是一块全无谎言的地带，只有真实、真诚、正直、透明和公正。或许……这终究也是件好事情。”
算法中立：在几乎所有案子里，Google都援引了算法的中立性，声称“自动完成”的结果只不过反映了其他人搜索过什么内容。正如该公司发言人回应其中一起诉讼时所说，“我们认为Google不应当为出现在“自动完成”中的词语负责，因为它们是由计算机算法基于用户历史搜索预测的，而不是由Google自己。”
我们再也不能认为，由新数字媒介（及其数字精英拉拉队长）推动的新过滤器和算法实践，毫无问题，无比客观，自然优于之前的过滤器和实践。这些新过滤器可能会更快、更廉价和更有效率，但速度、成本和效率，与这些过滤器和算法将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公民角色只有浅表的联系。不对这些更快、更廉价和更有效率的过滤器进行应有的严密伦理审查，我们就有可能犯解决方案主义的错误，为不太重要的问题的改进欢呼雀跃，而对更重要问题的严重恶化却完全忽视。
看Twitter的“趋势”功能，这个过滤器依靠几种信号和算法来判断，哪些主题正成为整个平台上的“趋势”。某件事是否成为Twitter上的趋势很重要，原因很简单：一旦这个故事达到这种令人垂涎的地位，它就会吸引到更多关注，甚至远远超出Twitter，成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Twitter也是个引擎，而不是照相机；它不只反映现实，它主动创造它们。Twitter对公共讨论中哪些方面构成一个趋势做出假设，对应该衡量哪些方面进行判断，在衡量完后又把它们反馈给公众。这个公司不只“反映”（按硅谷行话来说）公众兴趣，而且主动塑造它们。它不是依照某些“互联网基本特征”来塑造它们的；相反，从一开始，它就对公众讨论是什么样子和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其基本愿景。我们有失去这些愿景的危险，如果我们屈从于互联网中心主义，并且天真地以为，所有这些决策都反映着“互联网”的本质，得到其日渐彰显的精神的指引。
伊莱·帕里泽（EliPariser）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一书中写道，“工程师通过设计过滤系统，可以解决‘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日常经历之外话题。”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帕里瑟希望互联网公司积极地提供消费者尚未消耗，但认为你应当消耗的内容。“如果亚马逊预感到你是犯罪小说的读者，”他写道，“它能够主动向你推荐来自其他流派的作品。”
弥母产业：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许多创世神话可能就再也站不住脚了。这类神话里有种观点认为，“在互联网”，思想像病毒一样传播，全凭自己的意志，最具病毒式传播特点的弥母（memes）（这些快速传播的文化单元的艺术术语）尤值一提。对公共话语来说，很少有比这种观点更有害的了。
社会学家内森·约根森（Nathan Jurgenson）对这种分裂在线和离线的倾向有个恰如其分的词，称为“数字二元论”。他认为“数字二元论”是当代大部分关于数字技术的辩论的根基，在大家普遍担心“虚拟”入侵“真实”，或在线连接不如线下交往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事实上，事情从来没那么简单，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不如说是两种世界的混合，而且一直如此（约根森的观点尽管仅针对各种数字技术，但也跟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极有说服力地提出的一种更广义的认识相吻合。后一观点认为人类与技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裂是人为的，有历史上的来历）。
公共生活“弥母化”更大的问题是，着眼于谁能谁不能成为“在线热门”来确定编辑决策，必然会同时影响到报道对象和报道方式。媒体学者C.W.安德森指出，能用技术熟练驾驭新闻发布渠道的新一代媒体人，对有关现有和潜在读者的海量量化信息重度依赖，认为读者是“算法受众”，这些人有着极容易识别的需求和欲望，用合适的算法很容易就能识别并给予满足。相比之下，更具公众视角的早期一代新闻出版商则认为，受众基本上是“审慎的”，他们试图把读者纳入自己眼里符合公众利益的对话，而不管它是否吻合受众的实际期待。至少理论上说，唯有提出更好的论点，才能让这些对话和公共讨论尘埃落定，而哪个论点更好，并不由每个论点获得了多少页面访问量来决定。
守门人：公共生活的数字化也将产生许多基本上不可见（兴许也不可信）的新中间媒介。
以博客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代博客上线时，在它们和剩余世界之间的唯一中介，就是托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到2012年，人们开博客可能会在Tumblr或WordPress这样的商业平台上，而博客上的所有评论，则通过Disqus这种第三方公司来管理。中介机构还不止于此：Disqus自己就与一家叫做Impermium的公司进行合作，后者依靠各种机器学习工具来检查贴出的评论是不是垃圾信息。是中介的增殖而非消亡，使博客变得如此广泛流行。也许，更合适的词是“超级中介”（hyperintermediation），而非“非中介化”。Impermium的新服务甚至走得更远：该公司声称已开发出一种技术，“不仅能识别垃圾信息和恶意链接，还能识别各种有害内容，比如暴力、种族主义、公然亵渎和仇恨言论，使网站所有者能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实时采取行动。”
社会学家南希·韩拉汉（Nancy Hanrahan）对这一问题尤其敏感：无法否认的是，由新技术造成的对文化专门知识的侵蚀，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的，因为在创造和评价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如果民主像CD销量或网站点击量那么容易量化，这种观点倒也可以站得住脚。然而，必须仔细思考的不只是参与，还有参与的条件。如果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结构带来的更多文化参与只有利于市场，却阻止了艺术创新，或者是牺牲了对艺术的批判性反思，还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民主的？另一方面，如果民主意味着扩展了审议、公开或者真正多样性的机会，目前的情况还差得很远。
“推搡”不等商议：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所说的“推搡”（nudge），是以聪明的方式摆布人选择默认设置（作者称之为“选择架构”），让你吃健康食物，为了退休而储蓄。推搡之于摆布，一如公关之于广告：它在无形和不言明的条件下完成了所有的背景修补，把事情做完。最有效的推搡让当事人产生了“自己当事”的假象，却不给他们太多的选择。布朗索德认为“推搡”存在两个问题。“推搡”看似属于理性机制；通过“修补”我们的“选择架构”，监管机构似乎正是为了我们的自利着想。但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选择恰当的机制，以及何时在不同的机制之间进行切换，应当付诸公共辩论和审议。换句话说，说节省汽油钱就是开节能汽车的“正当”理由，不见得没有问题。“推搡”带来的效率，有可能是被迫达成共识（而不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真正的民主商议）的结果。
技术的自主性？认为技术是一种自主力量的观点，有着相当漫长的知识谱系；1978年，政治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自主的技术：技术失控成为政治思潮的一个主题》（Autonomous Technology: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中做了或许最为准确的总结。早有人数百次指出，这一观点在研究技术变化方面是一种非实证性的懒惰方法。可它从未真正从技术流行论调里销声匿迹。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科技想要什么》（WhatTechnology Wants）中，它又一次强势出场。凯利使用了花哨的字眼“技术元素”（technium），用来代替首字母为大写T的“技术”（Technology）。他宽慰读者们说，“技术元素想要的是我们要它渴望得到的东西，想做的是我们要它做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振奋消息，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打碎了这个幻觉：“但除了这些动力，技术元素也有它自己的渴求。它希望自行解决、自我组装成层级结构，就像大多数大型深度互联系统那样。技术元素还希望达成每一种生命系统的心愿：自我延续，自我维持。随着它的发展，这些内在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大。”凯利把能说的好话都说尽了技术既是我们创造的，又是一种有自己需求与欲望、基本上独立于人的自主力量。
“数据恋”（datasexuals）与“量化自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测量壮举来自《大西洋月刊》最近介绍的计算机学家拉里·斯马（Larry Smarr）。斯马是另一流派的自我跟踪人士：他跟踪他们跟踪的一切——但还不止如此。例如，他收集并分析自己的粪便。《大西洋月刊》说，“他深入挖掘自己粪便的生化成分，对其微生物含量绘制详尽的图表。斯马甚至会从厨房冰箱里拿出仔细封装的样品，给不知情的访客们看。”
信息学者马丁·弗里克（Martin Frické）曾执笔了数据挖掘倡议，他评论说，自我跟踪促成了一种混淆数据和信息的倾向，鼓励“盲目和无意义的收集数据，指望总有一天……数据能上升变成信息——也就是预先采集。”
我们的个人数据（不管它是自我跟踪得来的，还是其他数字中介记录下来的）可以变卖盈利的想法，也给了若干新创公司灵感。这类公司叫“数字储物柜”，它们希望平息公众对数据遗失、意外曝光的焦虑，促成消费者彻底投入声誉市场。
数字想象力：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讨论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的能力问题时说，“公民无法很好地用事实性知识将周围的复杂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她认为，所谓的“叙事想象力”非常重要。尽管努斯鲍姆对“叙事想象力”的定义是，“有能力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设想事情的走向，明智地解读别人的故事，”但我们无需将之局限在人际互动当中。叙事想象力，可能还涉及到人与复杂社会技术和政治体系的互动，以及洞穿自身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能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叙事想象力”跟与之存在一定矛盾的“数字想象力”进行比较，后者可以定义为，一种不尊重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力争寻找定量和线性因果解释的倾向。叙事想象力是自我指涉的，也就是说，它痛苦地意识到，为了叙述世界，就需要对观察者进行叙述。数字想象力则相信，现实存在客观的、可靠的叙述，这些叙述是永恒的，永不过期。
大师们操持的“互联网”概念，再加上维基百科和Google的大获成功，妨碍了人们挺身而出捍卫专业知识，捍卫创造、维系专业知识的实践。相反，维基百科和Google的民粹主义模式，使得大师们宁可去讴歌诸如量化自我这样的运动，以及像Hunch.com一类的初创企业，说它们具有革命性，适合复制从前的知识结构——哪怕它们跟从前的知识结构截然不同。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越早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辩论就越健康。
沃尔泽的告诫（也就是“公正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揭示了贝尔解决方案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多个领域和环境，并始终处于追求多个不可调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那么“完美真相”技术的帮助就很有限，因为考虑到我们只能安于次优的结果，自我欺骗说不定算不得糟糕的应对策略。
虽然技术能够（靠篡改事实证据轻微地）帮助我们遗忘，但对宽恕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即便宽恕，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取；它同样需要进行调查，不能想当然。
观点不像黄瓜，观点只有在跟其他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而意义本身又随时在变化，从远处是无法理解它的，甚至连浮光掠影地一瞥也办不到。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代表作《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勾勒了一种非常不同的、也更为现实的公众参与模型。李普曼理论的前提很简单：公民不可能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任何技术或政府政策能改变这一事实（至少民主政权里不可能）。李普曼认为，“（公民）不可能知道任何时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关注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早已千变万化。”他说：“除非他能找到一些理性根基，把注意力放在最有益处的地方，与他固有的业余方式相适合，要不然，（公民）就会像同时想舔三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不得要领。”李普曼关注公众的形成，而不认为存在某种业已形成的、固定的、特定的公众。
舒德森写道。“这么做会很有乐趣，会获得社会优势，人比同一社交圈里的其他人知道更多事情，能获得更多社会尊重……但大多数人没这种倾向……我们不能，不应该是政治背包族。”他得出结论，并呼吁“把自治的认知需求，分给不同的人，不同的议题。”
世界主义与天下大同观：扎克伯格曾发表过一次很不寻常的公开声明，说中东地区的敌意“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深刻仇恨，”而是来自“缺乏联系和沟通，缺乏同情和理解。”扎克伯格相信，只要我们彼此连接，只要Facebook随处可上、人人都有账户，所有的误解就能消失，所有的战争就会停止。Facebook的新闻稿全是这种伪人道主义：“让来自多元背景的人便于联系、分享观点，我们能够减少长期和短期的世界冲突。”按照这套逻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会在Facebook上达成和平协议——公司也并不反对向两者发起“虚拟和平”的倡议。
互联网公司都认同这种天下大同的观点吗？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相信，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世界主义的世界了。他在Google了解到的一点关键就是，“哪里的人都一样。”所以，施密特接着说，“意识到其他民族、其他种族、其他文化、操持不同语言的人，大致上都关心着跟你一样的事，这就是经营世界最简单的办法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加以证明。”
彼得斯指出，以为更好、更快速、更廉价的通信能解决沟通的问题，可能是个错误，因为误解或许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恒特点，而何以如此，原因也很充分。“发送明确的信息，”彼得斯写道，“可能不会创造更好的关系；我们越是彼此理解，说不定越不喜欢对方……‘沟通’把自己打扮成解决人类固有烦恼——语言，限制条件，多元化——的简便办法。”但这些都是错觉；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快速补丁，因为它们的根源不在于传输系统出现了故障，而在于人们有着多种多样的目标、价值观和利益。有时候，光是对话，不能在这些东西之间建立桥梁；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政治行动。说回本章开头所附的彼得斯的警句，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更好的通信就能解决沟通的问题；而反解决方案主义者则意识到，我们所以为的“沟通的问题”，恐怕从来就不是问题。
真实不等于道义上的好：阿多诺在《真实性的隐语》（Jargon of Authenticity）抱怨说，“打着当代真实性的名号，哪怕是施加酷刑的拷打者也穿上一层美妙的外衣：只需要说他是个真正的拷打者就够了。”但是阿多诺确实说对了一点：真实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道义上的好，道义上的好，也不一定需要真实。我们的真实，和具体的事情也有关系。哲学家查尔斯·吉尼翁（Charles Guignon）说得好，“真实性的关键不光在于承诺的强度，表达承诺的热情度，更在于承诺内容的性质。”此外，在Facebook手里，真实性成了一种修辞武器，助长用户的焦虑，并进而向该网站上传更多的数据。谢丽尔·桑德伯格说Facebook的个人资料如今是“表达我们真实身份”的“详尽个人肖像”，其实也是在指出：只有上传、分享更多的细节，才能让这样的肖像更真实。但要是Facebook不暗中对用户动手脚的话，它也就不是Facebook了。
我们不是通过表达有关自我的某些内在真相来实现真实（早在18世纪，卢梭就曾揭穿过这种关于真实性的说法），而是靠在传统和惯例（由我们所从属的群体里的其他成员设置）的约束之下行为自主且一致来表现真实。一如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真理和真实性》（Truth and Truthfulness）一书中指出，只有在此类社会限制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真实性项目；没了社会限制，真实性项目就丧失了一切意义。从表达真实性是一种自由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在荒岛上孤独出生、长大，是无所谓真实性的。
被忽视的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最大误解是，认为技术不应该干扰道德问题，技术应该顺着精心划定的路线前进，跟人类及其他政治项目（如自由主义）区别开来。道德在这里，技术在那里：两者应当绝不重合。按照这一观点（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对这一观点做过最为雄辩的表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埃吕尔的无数美国和加拿大追随者又对其做了热切地推动），技术穿着它一贯的狡黠和自治的外衣，只会拉道德的后腿。若是任其发展，技术会发展成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说的“技术垄断”：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寻求技术的准许，讨技术的欢心，听技术的吩咐”。
要对“技术无意识”保持敏感，发现早就我们技术狂欢的底层设施，超越数字化简主义、“推搡”的霸道作风、游戏化的简单粗暴，鼓励用户成为公民，而不是只懂得价格和百分点的消费者，不是信不过、做不了正确事情的孩子，更不是斯金纳实验里不给奖励就做不了正确事情的老鼠。所有这些项目都认为用户有能力思考、审议、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关切；它们把用户设想成复杂的人类，在使用这些设备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做出不可避免的痛苦权衡，并在与设备进行对话期间，逐渐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这些用户决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或古典经济学里的自动机器，用固定的、明确的原则对待每一个问题，对自己的效用曲线有着完美的认识。
“自动勾勒”（automated profiling）：指的是依靠数据挖掘技术，预测我们的某些特点，并将此类知识用来对我们浏览的网站、接收的在线广告进行更好的个性化定制。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名作《作为他者的自我》（Oneself as Another）中提出，我们自我意识，是通过站在别人的角度，远距离观察自我这种方式来部分构建的。要有所行动，我们首先要预计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并尝试预测他们会对我们的行为赋予什么样的意义。随着我们拒绝或自觉地投入我们认为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身份也就形成了。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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