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最初传人中国内地的一段时期里，信仰它的人并不多，佛教主要流行在社会上层和外来的“西域人”中。到了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来中国传教的佛教僧人越来越多，并翻译出许多佛教经典，也由于中国当时频繁发生的战乱，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国家，生活中的苦难和命运的不确定，让人们有了更迫切的宗教和信仰需求，佛教很快就得到广泛的流行。到南北朝时期，帝王和贵族，几乎都积极支持佛教。其中最有名、最突出的是梁武帝，不仅自己信仰佛教，还积极带头直接参加佛教的宗教活动，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后世因此称他为“佛教皇帝”。佛教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各地寺院林立，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有时还参与政治，经济上也很有实力。
中国汉地的佛教，由于绝大部分都是从中亚地区传入，大乘佛教在中亚影响最大，一部分大乘经典也是在中亚形成和定型，所以中国的佛教从一开始就接受的是大乘的理论。这奠定了中国佛教两千年来发展的大方向。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条件，在各个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化”。这个“中国化”的过程，从佛教传入到中国就开始，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它具体地体现在经典的汉译，各种佛学理论的接受和改变，宗教的仪式适应于中国的社会坏境，佛教塔庙的建设，佛教石窟的开凿，佛像的制作，等等。前后几百年间，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便基本上中国化了。
除此以外，佛教中国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佛教在中国经过了五六百年的发展，到了隋唐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的宗派。这中间最主要的，有三论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这些宗派在宗教理论上各自有一些不同的主张和规定，并形成一种师徒传承的制度。一般说来，它们都属于大乘佛教的系统，但它们与原来在印度的大乘佛教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在这些宗派中，例如禅宗，后来又分别演化成几个新的支派。这些中国的佛教宗派，在唐代和宋代，先后还传到了朝鲜、日本以及越南，在这些国家又有新的变化和发展，大多传承至今。
隋唐时期的中国，佛教在社会上影响很大。隋代的皇帝，是佛教最积极的支持者。唐代的皇帝，大多数也都支持佛教。唐初的武则天，支持佛教更是不遗余力。武则天还善于利用佛教作为手段，加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也有个别的佛教僧人，卷入到政治活动中。
五台南禅寺
唐代后期曾经出现过由唐武宗主导的“灭佛”事件，佛教一度受到严重的打击。但唐武宗死后，佛教迅速得到恢复，在社会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到这个时候，各个佛教宗派已经发展成熟，中国佛教在思想理论上的创新渐渐就少了。
到了宋代，中国传统的儒学吸收了佛教的某些理论后，也出现复兴的迹象，使得佛教只能维持既有的一席之地，而不能处于优先的地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统治阶级提倡“儒释会通”，“三教融合”，佛教在儒学的影响下，与道教并立而延续下来，但从此已经没有往日的盛况。
朝鲜，日本两国在历史上和中国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公元四世纪时，朝鲜分为高句丽、新罗、百济这三个国家。佛教从中国首先传到高句丽，很快又传到百济和新罗。隋唐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僧人很多。他们在中国学习佛教及其他文化知识，有的还从中国出发，去印度求法。当时中国佛教几乎所有的宗派都传入到朝鲜。11和13世纪，当时统治朝鲜的高丽王朝还刊刻过全套的汉文佛经，这套佛经被称为《高丽藏》。一直到近代，朝鲜还是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近代以后，才有所变化。
佛教在日本至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公元六世纪，佛教通过朝鲜传人日本。但从中国直接传人的情况也有。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正当中国的隋末唐初时期，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为了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大力提倡佛教和儒学，目的是学习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圣德太子两次派遣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及佛教，佛教因此在日本迅速得到发展。整个唐代，来中国学习佛教的日本僧人络绎不绝，数量很多。不少中国僧人也乘船东渡，到日本传播佛教。著名的中国僧人鉴真，在唐天宝年间，十年之中，六次冒险东渡，历经艰辛，最后终于到达日本。这事已经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日本各个佛教宗派的形成都与中国有关。一些日本僧人在唐朝时期先后来到中国，跟随不同佛教宗派的大师学习，回国以后，就依据自己在中国所学的理论，把中国的佛教宗派引进到了日本。他们大多因此而成为日本佛教史上很著名的僧人，例如建立九世纪前期日本天台宗的最澄（767—822年）和建立真言宗，也就是佛教密宗的空海（774—835年）。也有的宗派是由朝鲜僧人或中国僧人带到了日本。例如鉴真到了日本，就开创了日本的律宗。这些宗派，到达日本后，与日本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进一步发展，最后形成具有日本特点的佛教宗派，名称虽然跟中国的一样，但内容已经有或大或小的差别。典型的例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天台宗，更有十二世纪从净土宗发展出来的净土真宗，十三世纪从天台宗分出来的日莲宗，以及真言宗后来的各个支派都是如此。直到近现代，还不断有许多新的宗派形成。各个宗派的教义和教规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不断地在变化。有的日本佛教宗派后来还允许僧人娶妻生子，这样的事，在其他地方很少见，在中国不可能。
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佛教。公元7世纪，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当时中国隋唐文化的影响。在中日文化的长期交流中，佛教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僧人成为友好和文化的使者。日本的僧人大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把从中国学到的知识用于日本。日本的书道和茶道，今天被看成是日本文化传统的象征之一，也都与佛教有关，而且与中国文化有着渊源的关系。鉴真到日本，不仅传播了佛教，同时把中国唐代的医药知识、建筑技术、书法、绘画，雕塑艺术以及其他工艺知识带到了日本。一千多年来，鉴真一直是日本人民非常尊敬和爱戴的人物。在日本一些佛教寺庙里，至今还珍藏着许多中国隋唐以来的各种佛教经典和文物，其中不乏早已在中国失传的佛经抄本。传到日本的汉文佛教典籍，多次被重抄和刊印，成为重要的“文化财”。
今天，佛教在亚洲仍然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宗教。20世纪初以来，东南亚各国民族运动兴超，它们把复兴佛教作为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和殖民文化的手段之一，佛教因此重新获得新的推动力。这些国家独立后，佛教在又的国家，例如泰国、缅甸、柬埔寨被宣布为国教，佛教组织和僧人直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民众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许多新的佛教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属于日莲正宗系统的创价学会。它宣传所谓“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的“第三文明论”。根据日本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创价学会分出来而建立的公明党，一直在政治上很活跃，早已成为现今日本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政党。在印度，佛教在沉寂了六、七百年后，也再度复苏。19世纪末，在斯里兰卡佛教徒的支持下，印度有人重新开始宣传佛教。印度独立以后，1956年曾有40万“贱民”集体宣布改信佛教。他们改信佛教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传统的印度教中受到歧视和压迫，他们希望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新的佛教徒的领袖，是贱民出身的政治家，印度独立后第一部宪法最主要的起草者安培德卡尔博士。他们的佛教，被称作“新佛教”。新佛教因此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大半个世纪来，这些印度的新佛教徒们，一直在为争取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努力斗争。目前看来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距离最终的目标还远。在斯里兰卡，佛教徒是国家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蒙、藏地区，很多人依然信仰佛教。在欧美，近几十年来，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知识界的一些人士，对佛教也表现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不同的层面，接受了佛教，声称信仰佛教，也成立了各种佛教组织。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日本、东南亚，以及藏传佛教的一些宗派，在世界各地建立寺庙，进行传教活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汉传佛教也走出中国，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欧美、大洋洲建立自己的寺庙和活动中心，甚至办大学。这些活动，虽然规模一般不大，但影响渐渐在增加。所有这些，都让今天的佛教从广泛的意义上再次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不管怎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在当今世界的大变化中，看来仍然还具有自己的生命力，仍然还会影响到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的信仰和精神生活，乃至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摘自王邦维：《佛教史六讲》，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出版。“第六讲 佛教传到亚洲各国”
《佛教史六讲》
佛教史六讲
王邦维 著
ISBN：978-7-100-21016-4
【内容简介】
佛教传入中国已逾两千年，早已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及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原初形态是什么样的？其内容有着怎样的独特性和吸引力，从而在印度文明中脱颖而出？它又是如何扩散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对此，一般人很难简明扼要地阐述清楚。佛教史、东方学学者王邦维教授在其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力图简要地讲述佛教前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包括其最早的建立，佛教义理的基本内容，佛教组织的分化发展，以及佛教从印度向亚洲各地传播的过程。本书篇幅虽小，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是了解佛教史的入门佳作。
【作者简介】
王邦维，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东方学系、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梵语及汉语佛教文献、佛教文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自1984年起在国内以及德国、法国、印度、日本、瑞典、爱沙尼亚、尼泊尔、美国、荷兰、丹麦出版有各类学术著作并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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