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春节将至。
即将过去的一年，是极为不容易的一年，人类的悲观如此相通：每个人可能都走过艰难至暗的时刻，我们品尝到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困惑与无助，也见证了人类应对困难时的坚定与勇敢。
辞旧迎新之时，总给人归零和重整的希望。这希望并不虚无，既然如此艰难的一年都可以走过，新的一年困难与迷惑虽然不会少，但至少有个“否极泰来”的期待——以前的人们也一定是这样，用新年驱散阴霾，度过了比我们更为艰难的冬夜。
复旦新学术也在此祝愿我们的读者春节快乐，吉祥如意！万般熙攘化清风明月，四方梦想皆如愿以偿！
今天是立春，新年伊始最重要的节气。
再过十天就是春节（中历新年）与情人节（西历2月14日）了，正好是两个有代表性的节日，分别代表了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历和西历，长者和年轻人……是当代中国文化古今合璧、中西融合的“节日象征”，也导致了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分裂”……
但中历与西历的节日，二者在中国其实并不势均力敌。比如为了回家过春节，每年连续四十天的“春运”都要运送几十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至少来回一次。有人认为，“春运”本身就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更可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像“情人节”这样的洋节，则只有部分年轻人和一些商家起劲，跟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过中历新年、有“春运”的国家，在世界上不止中国一个，东北亚的韩国也同样如此，是一年两次“民族大移动”之一（另一次在中秋节）。还有东南亚的越南，也过中历新年。在日本，只是从1873年起，才过西历新年，在那以前，同样是过中历新年的，同样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在1879年被日本吞并以前，琉球也使用中历，也过中历新年。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主要是传统东亚汉文化圈国家），过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我一一道来。
一、中历：中华文明的时间秩序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首先要为“中历”正名。
“中历”（也可称“华历”）为“中国历法”、“中华历法”的简称，可以彰示中国历法（中华历法）的本质。笔者一贯主张，应以“中历”（或“华历”）来取代并统一现在各种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说法（如“夏历”、“阴历”、“农历”、“旧历”之类）。
中历始于战国初期（前427）发明的《四分历》，测定回归年长度365.25日，朔策29.53日，找到十九年七闰的规律，无须“观象”，仅凭推算便可以制“历”，中国由此步入历法时代，至今已有近两千五百年历史，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标志。
此前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也就是观天象以确定年月日时，有“历”无“法”，所以并无什么“夏历”；传统的中历，从汉武帝开始至今，在夏正、商正、周正里，始终采用“夏正”，民间因此称“夏历”，其实并不准确。因此，中历不是“夏历”。
与一般认为中历只是“阴历”的成见不同，它并不是纯阴历（回历才是纯阴历），而是太阴太阳历，或阴阳合历。“廿四节气”就是依据太阳历（回归年）安排的，“置闰”就是为了协调阴历和阳历（纯阴历，如回历，并不置闰）。因此，中历不是“农历”。
况且，阴历不适合农业，阳历才适合农业，既说中历是“阴历”，又说中历是“农历”，本身就是打架的。
即使从百余年前采用西历以后，中历也一直活在我们中间，从来就没有消失，永远也不会过时，怎么就是“旧历”了呢？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决定，采用“公历”（西历）和“公元”（西元）作为历法和纪年，但也并未说废除中国传统的历法，实际的做法其实一直是二历并用。因此，中历也不是“旧历”。
历史上人们每提到中历，都会强调其“中国”特质。如元人周达观称，真腊（柬埔寨）“每岁于中国四月内……”，“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元明间人周致中称，古朝鲜“用中国正朔”；近代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1887—1889）称：“每当中国七月，为西纪八月。”——所谓“中国四月”、“中国十月”、“中国正朔”、“中国七月”，都是“中历”之意，在他们的下意识中，与“外历”、“他历”（包括“西历”、“西纪”）对举。
且作为与“西历”相对的称呼，“中历”之称本身由来已久，实非自我作故。西历刚东渐时，近代中国的出版物，常中西历并用并举。如英国圣公会教徒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自费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内封上并列印着“中历光绪二年春季”、“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季”。又如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云：“时当中历四月杪，夏菊盛开。”黄遵宪《日本国志》（1887）卷九《天文志》云：“考日本旧用中历，今用西历。”都明确使用“中历”的说法，且中西历对比意识明显。盖其时日本已改历而中国仍旧，故激发他们产生“中历”意识，而采用了“中历”之称。此外，还曾有过“华历”的说法。
《格致汇编》
现在国内法学界有“中华法系”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东亚各国古代法系均曾参照之；算学界有“中算”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算学（日本的“和算”源于中算，可谓中算的一个分支），如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云：“中西算术虽互相表里，然其造算之始，途径微别。中算从九数入手，西算从十字入手。”医药界有“中医”、“中药”的说法，韩国的“韩医”、“韩方”，日本的“汉医”、“汉方”，都是其分支；服饰界有“中华衣冠”的说法，指中国传统的服饰，曾经衣被东亚各国；绘画界有“中国画”的说法，韩国、日本的“东洋画”都是其分支……中历与它们性质相似，属于同一个系统，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历史上皆曾泽被东亚各国，故须以“中历”的称呼，来明确其“中国”特质——如果“中药”叫“农药”，“中算”叫“旧算”，还成什么话！
名正言顺。这种非常合理的中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东亚各国一用就是两三千年。使用统一的中国历法，曾经是东亚汉文化圈的传统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东亚人民依中历来生活、生产，大至国家大事，小至个人生日，无不以中历来标记。可以说，中历作为一种时间秩序，作为一种时间坐标系统，其影响已渗透到东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不说中国，只说周边各国。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自古即用中国历法。百济“岁时伏腊，同于中国”《旧唐书·东夷·百济传》。，“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唐朝建立伊始，624年，高句丽遣使入唐，请颁历，此前应已使用中国历法，或亦为宋《元嘉历》。536年，新罗始用年号，650年，新罗行用唐年号，都应采用中国历法，或亦为宋《元嘉历》。668年，新罗统一半岛。674年，新罗人大奈麻德福自唐传学历术还，新罗改用唐新历《麟德历》（即《仪凤历》）。宪德王（809—825在位）时，采用唐《宣明历》（822），一直用到高丽忠宣王（1309—1313在位）时，整整用了近五百年。其间，1262年，作为高丽臣服的奖赏，元世祖曾赐高丽历，“后岁以为常”；1281年，元派遣使节至高丽，颁赐新撰的《授时历》：“元遣王通等颁新成《授时历》，乃许衡、郭守敬所撰也。”“自古有国牧民之君，必以钦天授时为立理之本……乃者新历告成，赐名曰《授时历》，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颁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但此历似未实际行用。1299年，元丞相历数高丽僭越之事，其中之一即为“自造历”，或即指高丽仍沿用唐《宣明历》。至忠宣王时，高丽派人从元人学习，始改用《授时历》，但似乎也没有完全掌握。1369年，明朝颁赐《大统历》（即元《授时历》的翻版）于高丽。朝鲜历奉明清正朔，先后用明《大统历》、清《时宪历》。在明朝众多的朝贡国中，朝鲜是唯一每年受赐历本的。
日本
至于日本，“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中历最初是由朝鲜半岛传入的。554年，百济应日本的请求，派历博士王保孙等东渡，带去历本，传授历学知识。602年，“百济僧观勒来之，仍贡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也。是时，选书生三四人，以俾学习于观勒矣，阳胡史祖玉陈习历法……皆学以成业”。604年，日本始用中国历法，也就是刘宋何承天的《元嘉历》，两年前由观勒从百济传入者。此事虽未载于《日本书纪》，但当时日本要派遣隋使，如果不使用中国历法，不进入中国的时间秩序，几乎是难以想象的。689年，“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此事载于《日本书纪》，应该是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中历的使用，正式进入了中国的时间秩序。此时之所以双历并用，是因为《元嘉历》行之已久，一时不忍割舍，而唐新历《仪凤历》（即《麟德历》）又已传入，自然更加精确。经过八年的过渡，自697年起，停用《元嘉历》，专用《仪凤历》。从《仪凤历》开始，中历由遣唐使直接传入日本。从7世纪初至17世纪末的千余年间，日本先后采用了中国的《元嘉历》（604—697）、《仪凤历》（689—763）、《大衍历》（763—861）、《五纪历》（856—861）、《宣明历》（861—1684）。尤其是《宣明历》，一用就是八百余年，以致后来错误百出，问题多多。此期间没有采用中国出现的新历，是因为自838年最后一次遣唐使后，日本与中国长期没有官方往来，所以难以继续得到中国的新历。而其时日本的造历能力又有限，难以像后来的琉球那样自己造历。
其实14世纪后期明朝建立以后，日本曾有机会得到最新的《大统历》。明朝建立之初，1372年，明太祖派祖阐、克勤二僧赴日，尝试与天皇建立直接联系。二僧回国途中经过九州，拜访了去年（1371）曾遣使明朝的征西府怀良亲王，“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沙罗”，却反被扣留了两年，至1374年始放还。木宫泰彦推测道：“也许由于愤恨他们颁示《大统历》，疑有迫令奉正朔之意。”后来明惠帝时，再次遣使日本，诏书中说：“颁示《大统历》，俾奉正朔。”此时代表日本的是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他不仅接受了《大统历》，还接受了明朝册封的“日本国王”称号，为此受到后世的严厉指责：“惠帝在国书中，指义满称‘尔日本国王源道义’，又说‘颁示《大统历》，俾奉正朔’，完全把日本当作属国看待。尽管这样，足利义满竟然甘心接受了这份国书，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未曾有过的污点，受到后世严厉的责难。”这几次所颁示的《大统历》，可能因为“来路不正”，所以日本并没有行用。这一耽误又是三百年。
1684年，日本停用早已过时的《宣明历》，经过明《大统历》的短暂过渡（此时《大统历》也已过时），同年末颁行涩川春海所造的《贞亨历》。这也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离心力”。后来，日本仿西法造《宝历历》（1754）、《宽政历》（1797），但仍参考梅文鼎的《历算全书》（1723）。《宽政历》后改为《天宝壬寅历》（1842）。明治维新伊始的1873年，开始采用西洋的格里高利历（西历新历），日本的历法始完全摆脱了中国的影响。
琉球
琉球最初曾“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荣枯，以为年岁”，但“此皆未通中国之初然尔”，后来则“虽无经生卜士之流，然亦谙汉字奉正朔”。1372年、1374年、1436年，明太祖、明英宗先后颁赐琉球《大统历》。所颁应是历本，而非历法；而且应该使臣来即颁，只是未必每次记载而已。“其他琉球、占城虽朝贡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阙，赐以本年历日而已。”后来清朝则颁赐《时宪历》。琉球通常使用中国颁赐的历本，但路途遥远，历本每每迟到。“历奉正朔，贡使至京，必候十月朔颁历赍回，及至国，已踰半年。故1437年，琉球使奏曰：“本国遵奉正朔，而海道险阻，受历之使，或半载，或一载方返，不便。”明英宗从礼部议，命曰：“《大统历》，令福建布政司给予之。”。但年年等待颁赐历本，终究不是很方便，为此，自1465年起，琉球使臣在福建学习造历：“时（1465）使臣在闽，始学造历。（本国造历自此而始。但年久世远，不免有误，故康熙六年丁未，杨春枝奉命入闽，复学历法。）”1465年琉球使臣所学应为明《大统历》，1667年杨春枝所学应为清《时宪历》。于是琉球人学会了造历。“钦奉正朔，国中亦有能编历者。”“故国人设司历通事官，秩七品，豫推算，造历应用。”
因为学会了造历，琉球遂采取权宜之计，先暂用自己推算的历本《选日通书》，等中国历本来了再取代之。“今历世凛奉正朔，贡使至京，必候赐《时宪书》赍回。而国中特设通事官，豫依《万年书》推算应用（书面云：‘琉球国司宪书官谨奉教令，印造《选日通书》，权行国中，以俟天朝颁赐宪书。颁到日，通国皆用宪书，共得凛遵一王之正朔，是千亿万年尊王向化之义也。’）琉球虽穷岛荒陬，固长在光天化日之下矣。”这是因为历书所代表的“正朔”（中历），乃是东亚国际秩序的象征，不得随便造次也。徐葆光《送琉球谢封使紫金大夫程顺则归国十首》其八云：“阳月犹羁归客船，鸿胪宣赐捧新编。煌煌正朔颁东海，宝历初周六十年（十月朔，贡使受新历归国）。”其时他已出使回国，是站在中国角度说的。而周煌《丁丑（1757）元日二首》其二云：“尧阶高处已舒蓂，新朔犹稽到译庭（每贡使至京，必候十月颁朔，赍至已逾半年）。”其时他正出使琉球，对日历迟到印象鲜明。
越南
越南历史上虽然常用自己所造的历法，如陈朝的《授时历》、《协纪历》、胡朝的《顺天历》、黎朝的《万全历》、阮朝的《协纪历》等，但其实它们都源自中国的历法，只不过换个名称，“面子工程”而已。如1339年，“改《授时历》为《协纪历》。时候仪郎太史局令邓辂以前历皆名《授时》，请改曰《协纪》，帝从之”，即是其例。明朝建立之翌年（1369），明太祖赐安南国王《大统历》。1401年，胡季犛篡陈翌年，“汉苍改陈氏《协纪历》，行《顺天历》”。1522年，明武宗即位，“诏遣修撰伦文叙颁正朔于交趾”。有时连自己可以编刊的历本，也要等待中国的颁赐，以象征性地表示臣服顺从。如越南的南北朝时期，1540年，莫朝（北朝）莫登庸投降明朝，其降本奏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陛下俯顺夷情，从宜区处，使臣得以内属，永世称藩事体，岁领《大明一统历书》，刊布国中，共奉正朔，臣莫大之幸也。”1541年，明兵部尚书毛伯温疏曰：“每年行广西布政司颁给《大统历日》，令赴镇南关祗领。”1542年，莫登庸孙福海“亲率阮敬、阮宁止等到（镇南）关，祗领敕印并历日千本”。但很怀疑他们只是做给明朝看的，以表示一种外交上的臣服姿态，在与后黎朝（南朝）的对抗中占据上风，领回去以后也许就束之高阁了。因为他们在国内行用自己的年号，明朝历本上当然都是中国年号，对于他们在国内的统治不利。
此外，在占城灭于安南以前，明朝也经常颁赐《大统历》。据《明史·外国五·占城传》记载，洪武年间，曾一次就颁赐占城“《大统历》三千”，应该也是历本。
二、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
正如上文已随处涉及的，中历过去在东亚世界的通用，实具有国际秩序的象征意义。“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有无正朔，是文明、野蛮的分水岭。“天生民，立之君。自尧舜以来，正朔相承，尊无二上，国统历历可纪；至若四垂荒眇弹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国，而声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无稽，世次湮灭，理有固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也曾以颁赐历法来宣示对天下的控制。在封贡体制之下，通用或部分通用中国历法，每年由中原朝廷颁赐历本供各国和各地区使用，或默认有些国家或地区依据中国历法编出各自的历本，此即所谓的“颁正朔”（上对下，中对外）或“奉正朔”（下对上，外对中），是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象征之一“。
“唐刘仁轨为方州刺史，乃请所颁历及宗庙讳，曰：‘当削平辽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战胜，以兵经略高丽，帅其酋长赴登封之会，卒如初言。”——所谓“班（颁）示本朝正朔”，正是征服和统治的象征。元朝新撰《授时历》成，颁赐天下，“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朱元璋登基伊始，也遣使于周边各国，要求朝贡，给予册封，并颁赐《大统历》，以重整东亚世界的时间秩序。永乐时郑和七下西洋，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没少颁赐历本给沿途各国；只有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才尊重当地回历，不颁中华正朔。而有些国家朝贡中国时，也会得到中国的历本。《明实录》中，差不多每年都记载了颁赐《大统历》于各国之事。
当然，有时候臣下为了拍皇帝马屁，也会“谎报军情”，把明明没有“奉正朔”的地区，也说成是已经奉了正朔了。如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论》说，连印度也“咸承正朔，俱沾声教”，就明显是子虚乌有之事。
而“正朔不加”，则是“不臣”，亦即不以之为臣之意，表示对方资格不够，不值得中国费心。“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正朔”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不仅包括中国的历法，还包括中国的年号（纪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但是在周边各国，二者却或分或合，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样相。所以，要说“颁正朔”或“奉正朔”，本应是包括历法与年号的，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
关于使用中国年号（纪年）所隐含的政治意义，李福清指出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明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二是表示加入东亚汉文化圈：
时间问题要复杂一些。朝鲜的历史编纂家通常采用君主在位的年号纪年：本国的，即朝鲜的（百济、新罗、高句丽）或者中国皇帝年号。读者会问，为什么采用中国皇帝的？因为在中世纪纪年不是中性的。例如，某件事发生在1175年，并不给这个年份加进任何政治含义。在中世纪的朝鲜并非如此。金富轼在《三国史记》里讲到这样一件事：648年冬，新罗国使臣到达中国唐太宗皇宫，皇帝命令问问他：“新罗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唐皇明显对此不满。机智的使臣推说没有得到专门的指示。两年后，新罗国才采用中国皇帝的年号纪年。唐皇称新罗国为臣属国。其实朝鲜所有的国家都是独立的。但他们那时害怕强大的中国，故遣使臣进贡以示臣服。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捍卫本国独立时，照样粉碎中国皇帝的军队。显然还有其他原因使朝鲜历史编纂家记录本国古代的事件时，采用异国皇帝年号来纪年。他们好像是希望强调本国历史事件参与远东地区性事件的意义。要知道，对中世纪朝鲜人来说，世界历史局限于远东：朝鲜、中国、部分日本；也可能他听到过印度的事，其他国家的事件他未必了解。礼仪也具有相当的意义。例如，金福轼就真心感到奇怪，为什么新罗国竟敢从朴亨在位即4世纪前半叶，开始用自己的纪年，认为这显然是违背了远东地区的礼仪（当然他没有用远东地区这个概念）。
838年，日本京都比叡山延历寺僧侣圆仁（794—864）随第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他记载到达中国的时间云：“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虽年号殊，而月日共同。”——“年号殊”是政治独立，不用中国年号；“月日共同”则是时间秩序一致，同属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也就是说，日本用中历而自有年号（纪年）。日本最初应以干支纪年。645年，日本始建“大化”年号，比新罗等晚了百余年，但至今（令和）没有中断过。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即遣使赐怀良亲王《大统历》，后来明惠帝时，又遣使赐足利义满《大统历》，这就是“颁正朔”；却又屡却日本各种使臣的来贡，以其无表，或有表而不书中国年号，也就是“不奉正朔”（其实准确地说，是部分奉正朔）。这是日本的情况。
越南的情况与日本有相似处，也用中历而自有年号。但不同处是越南的外交文书，尤其是与中国往来的外交文书，仍会用中国年号，表示政治上不完全独立。而其国史则在越南年号后，每用小字加书中国年号，颇类于今日东亚史书在本国年号后加书西元纪年，明显让人感到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存在。这与越南的“内外有别”有关：越南独立以后，对内称帝，使用本国年号；朝贡中国时则称王，使用中国年号。
朝鲜半岛对中国“奉正朔”唯谨，不仅早就行用中国历法，而且在一度自建年号后（536年新罗自建“建元”年号），也在唐朝皇帝的要求下，从650年开始行用中国年号，一直用了一千二百四十六年，直至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1897年朝鲜初次建元称帝、建“光武”年号为止。朴趾源（1737—1805）的《热河日记》（1780）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对话：
（屡）又曰：“贵国皇上元号云何？”
余问：“甚么话？”
屡曰：“元年纪号。”
余曰：“小邦奉中国正朔，那得纪元？当今是乾隆四十五年。”
屡曰：“贵国岂非中国对头的天子么？”
余曰：“万方共尊一帝，天地是大清，日月是乾隆。”
屡曰：“然则那得宽永、常平年号？”
余曰：“云何？”
屡曰：“海上见贵国海舶漂到，满载‘宽永通宝’。”
余曰：“此日本僭号，非敝邦也。”
看来这个老乡也够糊涂的，分不清朝鲜与日本的区别。
而即使对于新罗536年自建年号之举，朝鲜半岛史家也本着春秋大一统之义，颇加讥评。如金富轼论曰：“三代更正朔，后代称年号，皆所以大一统、新百姓之视听者也。是故苟非乘时并起，两立而争天下，与夫奸雄乘间而作，觊觎神器，则偏方小国，臣属天子之邦者，固不可以私名年。若新罗以一意事中国，使航贡篚相望于道，而法兴自称年号，惑矣！厥后承愆袭缪，多历年所，闻太宗之诮让，犹且因循，至是然后奉行唐号，虽出于不得已，而抑可谓过而能改者矣。”林象德云：“新罗法兴王二十二年（536），新罗初称年号。东方自有国，皆用中国年号。至是新罗因中国分裂，自号建元。史氏曰：周之时，吴楚僭称王，《春秋》夷狄之，所以谨名分也。建号纪年，天子之事；诸侯而僭之，越礼犯分莫甚焉！”徐居正等云：“每年必先书中国年号，尊之也。新罗尝行年号，僭拟中国，故削之。”
不过，诚如李福清所言，对于朝鲜半岛来说，这也许只是不得已之举。如朝鲜时期的林悌，对终古不能称帝，不能用自己的年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声称耻于生长在这样的国度。中日甲午战争进行犹酣，但清军败相已现时，朝鲜即停用光绪年号；翌年，清朝势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朝鲜即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朝鲜国王称“光武帝”，并起用“光武”年号。这是一个富于象征性的例子。
琉球的情况基本同于朝鲜半岛，遵用中国年号和历法惟谨。“其列于图经，如内地郡国志者，惟朝鲜最详，而琉球即次之，则唯其回面内向，沐浴雅化之已久也。”我们看琉球国史，不仅汉文国史《中山世谱》用中国年号，而且琉汉混合文国史《中山世鉴》收入《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册。毅平按：另一部琉球汉文国史《球阳》，“正卷”并用中国年号与琉球国王在位年数，“附卷”此外再附上日本年号。也用中国年号；《中山世谱》不仅记载朝贡中国的“正卷”用中国年号，而且记载与日本萨摩藩往来的“附卷”也用中国年号；不仅朝贡中国的外交文书集《历代宝案》用中国年号，而且内部公文书“辞令书”（委任状）、碑文、精英阶层石棺上刻的铭文、祭祀歌谣集《おもろさうし》（1531—1623，全二十二卷）里的祭祀歌谣等也都毫无例外地用中国年号；其内部公文书“辞令书”不仅在1609年“岛津侵入事件”前用中国年号，而且之后也仍用中国年号——历法之用中历当然就更不用说了。“皇帝每年颁赐《大统历》（中国历），作为进贡国的义务，在公文书上使用中国年号。”这成为琉球进入东亚汉文化圈的标志，也象征了琉球与中国关系的实际。日本史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自己是中国的属国，奉中国的正朔这一点反而引以为自豪，除了对日本以外，对内对外都使用中国的年号……琉球对这些（西方）国家则完全采取了一个独立国家的态度，且在条约文书上都用了中国的年号。”而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除了对日本以外”——因为1609年“岛津侵入事件”后，琉球受制于萨摩藩和江户幕府，不得不在与彼等的往来文书中，使用日本年号，反映了琉球“一仆二主”的现实困境。“盖其聘于彼（中国）则奉彼正朔，朝于我（日本）则用我年号，一邦两属。”但历法则只用中国的——也只有中国的可用。
综上所述，东亚各国于中国年号或奉或否，但于用中国历法却并无二致。也就是说，政治上对中国或顺从或强项，但在时间秩序上则高度一致。历来谈“正朔”，主要侧重年号；本文则主要谈历法，必要时才涉及年号。
三、基于中历的东亚传统节日
现在的东亚各国各地区，除日本外，法定纪念日大抵依照西历，传统节日则大抵依照中历。东亚现存的传统节日，大抵与中国的相同，它们过去曾是东亚汉文化圈的共同节日，现在也还是若干东亚国家的“保留节目”，可以看作是中国岁时文化影响的产物，悠久的使用中历传统的回声。
中历新年春节（及其前夜除夕），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历岁首，本来叫“元旦”，自从中国采用了西历，“元旦”用于西历以后，1914年起，才改叫“春节”的。所以，“春节”其实与“春”没什么关系，英语不应该翻译成“Spring Festival”，而应该翻译成“Chinese New Year”。有人忘了“春节”的来历，以为仅与“春”有关，而又嫌每年在西历中的日期不固定，所以建议改到立春来过春节，这真是数典忘祖了！
由于中历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世界的通用历法，所以过中历新年的国家和地区不止中国一个。
在韩国的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是中历新年——
（旧正）。在这个最大的传统节日里，韩国人都要放长假，游子们都要回故乡，亲戚们都要团聚一堂，一起扫墓祭祖。这是全民大移动的日子，韩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奔波在往来故乡的路上。在除夕，韩国也有守岁的风习。在中历新年的早晨，首先要祭祀祖先，那个仪式叫“茶礼”，用水果、糕点做供品。祭祀结束以后，晚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晚辈压岁钱。这些风俗都跟中国的一样。
在日本，只是从1873年起才过西历新年，在那以前同样是过中历新年的（先后都称元旦、正月，除夕称大晦日）。而在日本偏远的农村里，直到二战结束后不久，还保存着过中历新年（所谓“旧正月”）的习俗。现在虽然已经不过中历新年了，但仍保留了中历除夕“节分”，俗称“撒豆节”，那天会举行驱鬼仪式。
琉球“除夕亦多有守岁者”。“元旦至初六，拜贺如中国。”“国王皮弁执珪，先拜岁德（随岁德所在之方向之拜），乃北向遥贺皇上万万岁，三跪九叩礼毕，始登殿受百官贺礼。”“居民间亦贴新春联于门外，但不见有别等繁华之事。”
中历新年也是越南最大的节日，差不多要连休七天，古代甚至长达一个月，走亲戚，赶庙会，赏花，舞狮，不亦乐乎。“一曰节日。腊月二十三日为灶君朝天节。三十日为除夕节，夜半为交承节。正月初一日为元旦节，初二、初三均称节日，初四谢礼曰送先。初七日曰开贺节，亦曰人日。十五日为上元节。此后禳星祈福，流连旬日。盖岁首一月，祭祀饮食之外，无所事事云。”
中历正月十五的上元（元宵），也是东亚的共同节日。如上文所引，越南人以前也过上元节，作为正月里的节日之一。
它也是韩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原本在新罗和高丽时期，正月十五（有时也在二月十五）夜要燃灯，后来燃灯被移到了中历四月初八的“佛诞”（中国叫“浴佛”，日本、琉球叫“灌佛”），正月十五夜就改放爆竹焰火，以此来驱除各路妖魔鬼怪。那天常有各种民俗活动，如女性围在一些跳“江江水月来”舞。光州市光山区的“光山战祝祭”尤为有名。老百姓则赏月，吃栗子和松子。
日本人过上元也点灯，“上元节，正月例事也。又始自十三夜，京内灯如日本……十五夜三个夜也”，或“火树烛天，焚木祀神”。
在琉球，“国王登殿受贺礼如元旦”，翌日，则“男妇俱拜墓”。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写到琉球人在福州过元宵。琉球诗人也多有咏“上元”诗。
……
（本文来自《东亚古典学论考》第90-12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由于原文较长，有删减。本文2010年2月4日立春日讲于上海市静安区“白领学堂”；后根据讲稿整理成文，原载2010年4月11日《新民晚报》“国学论谭”版；收入祝鸣华编《国学论谭》，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续有增补，本书收入的是增补稿）
作者简介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文学与商人》《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八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内容来源
《东亚古典学论考》
邵毅平 著
ISBN：978-7-309-15777-2/K.762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所谓“东亚古典学”，顾名思义，与所谓“西方古典学”或“欧洲古典学”东西相对，互文见义。它以汉字、汉文、汉籍为载体，超越民族、国家、时代、学科而存在，故也应超越民族、国家、时代、学科来研究之，借以重构古代曾高度统一而现代却分崩离析的东亚古典学问的世界。简言之，正如西方古典学主要以古希腊文、拉丁文文献为研究对象，东亚古典学也主要以汉文文献为研究对象。
转自：“复旦新学术”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