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受益阶层的概念直接产生于原始史料的考证和解释，与可以确认的史实、可以确立的史论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概念没有违背已经确认的史实、史论，而是包含概括了它们。
作者简介
李开元，四川成都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致力于历史研究、历史叙事和史学理论的结合，追求打通文史哲，科学与艺术并举的新史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史与史学理论，主要著作有《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等，主要论文有《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历史”释义》《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兼论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等。
· 作为理论概念的“军功受益阶层” ·
*本文选自《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增订版）“序”之第一、七、八、九、十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丨李开元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增订版）
三联书店，2023
中华帝国问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结束了远古以来的列国并立，进入了统一的帝国时代。公元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退位，清帝国灭亡，中国历史之帝国时代宣告结束。从秦始皇到宣统帝，中国历史之帝国时代持续了二千余年之久。在这二千余年里，虽然历史有无数变化，社会有种种变迁，秦始皇所开创的皇权官僚集权体制却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同时，在皇权官僚集权体制持续稳定的基础上，王朝交替反复进行，成为同期中国历史的另一恒定特点。可以说，帝国时代的中国二千余年的历史，从政治形态上看，是皇权官僚集权体制下的王朝循环的历史。
二千年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在世界历史中找不到类似的例子，长久以来，吸引了中外关注中国历史的学者们的注意，成为学术史上若干重要课题的起点。在西欧，对此问题的关注，形成了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和亚洲停滞论的议题，其脉络可以从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一直追寻到20世纪的韦伯和魏特夫。在中国，该问题演化为中国历史之分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长期延续等问题，其问题意识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首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陶希圣开始，经郭沫若、侯外庐等，一直到7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在日本，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从50年代到70年代，围绕着时代区分和古代帝国的问题，有激烈的论辩和丰富的研究，其代表人物从西嶋定生开始，可以举出增渊龙夫、守屋美都雄、滨口重国、木村正雄，一直到好并隆司、尾形勇等。90年代，渡边信一郎再次将此问题提出探讨。对于该问题的缘起由来、评价批判，世间已有多种论著，笔者有意另拟他文以详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如上所述，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二千余年之久的皇权官僚集权体制下的王朝循环，从世界史的角度着眼，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从中国史的角度着眼，则是中国历史的最为基本的特点之一。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把该问题之整体用“中华帝国问题”一语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中华帝国问题，就是对于从秦王朝到清末，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年之久的皇权官僚集权体制下的王朝循环之认识和研究。
很明显，笔者所谓的中华帝国问题，从问题的内容上看，首先是基于政治角度的帝国形态史研究。因而，从政治体制的角度上看，中华帝国时代直接承继了先秦列国并立的时代，最终为民国以来的共和时代所取代，其时代之区分是一清二楚的。进而，如果我们把时间跨越二千年之久的中华帝国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自然就面临着其起源、机制、结构，其发展、变化、衰退，其与先前时代的承接，与尔后时代的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中华帝国问题既然是关于有二千年之久的特定历史时代的认识和研究，其内容又是不仅限于政治，而且将广泛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对外关系诸方面的。因此之故，对于中华帝国问题这样一个庞大的课题，从何处着手进行研究，显然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已如前述，笔者本来的意图，是选取刘邦集团作为典型集团，选取西汉王朝作为典型王朝，以求解决二千年中华帝国的起源、结构、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然而，由于工作进展的关系，笔者仅仅从政治史的角度完成了对刘邦集团的典型研究，进而探讨了汉帝国的起源，就西汉王朝之二百余年的历史而言，也只涉及其最初的六十余年，可谓预定的计划刚刚开了个头。
《汉兴：从吕后到汉文帝》，三联书店，2021
正因为如此，不但典型王朝之典型模式尚未进入组建阶段，结构、机制等问题也尚未触及。但是，对于刘邦集团这个本书的中心部分，笔者仍然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抽象和概括：首先，将建立汉帝国的刘邦集团概括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第1章第三节，结语第一节之一）；其次，将这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抽象为军功受益阶层，推广到二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中，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概念来加以使用（结语第一节之二）。
由笔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军功受益阶层的概念直接产生于原始史料的考证和解释，与可以确认的史实、可以确立的史论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概念没有违背已经确认的史实、史论，而是包含概括了它们。这一点，用笔者衡量理论的标准来说，就是具有相当的涵盖性。当我们把“军功受益阶层”这样一个概念运用于汉代历史研究中时，刘邦集团的特性不但得到了凸显，与军功受益阶层并立的其他社会阶层和集团的面貌也清晰起来。
进而，具体如汉朝皇权的起源和演变、汉初政治的分野、汉初诸历史事件的背景，笼统如王权官僚制之取代邦国氏族制、皇权官僚制中央集权统一帝国之成立，甚至二千年中华帝国之王朝交替循环的根源等，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问题，也可以由军功受益阶层概念的引进而获得相当的启发，增加新的知识，同时，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这一点，用笔者衡量理论的标准来说，就是具有相当的参照性。毋庸置疑，由于军功受益阶层只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性概念，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其自身内部的一致性当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说，它是符合笔者衡量理论的第三个标准，即自体性的。
理论脱离实际
“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理论概念提出以后，得到了国内外学界一定的肯定和评价。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在这些质疑和批评当中，笔者注意到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指摘：若将“军功受益阶层”这个概念放进特定时代的实证性的史学研究中时，总会出现和已知史实有所差异的现象。这个问题，促进了笔者的思考，引发了笔者从理论上做更深入解答的念头。
笔者所提出的“军功受益阶层”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部分。其一，通过对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所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抽取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短时态的特殊概念；其二，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短时态的特殊概念，放进中华帝国二千年的历史中，推论出军功受益阶层这个长时段的普遍概念来。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在笔者自身所进行的以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为主线，重新整理和诠释汉代历史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新的有益的发现，同时，也出现了和已知的史实之间有差异的地方。至于把军功受益阶层的普遍概念放进其他朝代的历史研究中时，与已知史实间的差异就变得比较明显。
笔者以为，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和军功受益阶层，为两个理论概念，研究汉初的历史和中华帝国二千年的历史，可以视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两个实际问题，二者之间差异问题之出现，牵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接受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导，视理论为指导实际的真理，视理论和实际的相符为必然。这种观念，至今仍然以负面的形式影响着历史学界，表现为对于教条危害的余悸，惶然地回避理论的运用和创新。
我们知道，命题的陈述往往有其前提，理论联系实际之命题，其前提是什么呢？理论联系实际之命题，由一动词（联系）和两个名词（理论，实际）组合而成，表示“理论”和“实际”这两个范畴，有“联系”这种关系。联系所表现的关系，可以是自然的联系，也可以是人为的联系。在自然的意义上讲，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表示理论和实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其准确的表达应当是理论和实际是有联系的。在人为的意义上讲，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表示在理论和实际之间应当施加一种人为的努力使二者联系起来，其完整的表达就应当是使理论联系实际。显然，作为我们所接受的教导之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在人为意义上讲的，希望大家做出努力，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讲的是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应联系实际，理论须联系实际。稍加思考即可明白，这种理论（要）联系实际的前提，就是理论和实际之间有所差异，难以自然相联，所以，才要施加外在的人为努力使二者联系起来。换言之，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乃是理论脱离实际。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这样一种努力，它把我们纷繁复杂的感觉经验与一种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感觉经验是当下的主观感觉，但用来解释感觉的理论却是人造的。”当代物理学家霍金也说道：“理论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一些联接这模型和我们所观察到的量的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不管在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实在性。”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理论是一种人造的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思想体系，是用来解释经验感觉的。基于历史学的工作经验，笔者认识到理论是为了观测事实，表达认识结果而制造出来的一种便利工具。事实是经验事实，是我们的认识对象，理论是人造的工具，是我们为了达到认识事实之目的的手段，二者分属不同范畴，是不同质的两种东西，在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理论和实际互相独立，分属不同的范畴，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第一意义。
理论是工具，工具有用没用，好用不好用，用处大或是用处小，需要将工具放到观测事实的实践活动中去使用才能明白。科学理论的证伪，是哲学家波普最杰出的发现，物理学家霍金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强调证伪在物理学理论和观测事实之间的方法论意义时说：“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另一方面，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正如哲学家卡尔·波普所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否定或证伪的预言，每回观测到与这预言相符的新的实验，则这理论就幸存，并且增加了我们对它的信任度；然而若有一个新的观察与之不符，则我们只得抛弃或修正这理论。至少被认为这迟早会发生，问题在于人们有无才干去实现这样的观测。”
卡尔·波普尔（1902-1994）
显然，波普的科学证伪理论的前提，乃是科学理论和观测事实之间的不一致，或者说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笔者所谓的“理论脱离实际”）。能够在未来发现与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结果，乃是科学在实验上的进步，由此而修正旧理论，或者是抛弃旧理论而提出新的理论，乃是科学在理论上的进步。科学进步的前提，正是在于理论脱离实际，在于发现理论和实际间的差异（新事实的发现），通过统合调整这种差异得到的新的理论（新理论的发现）。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乃是知识进步的前提，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第二层意义。
理论和实际的差异
提供了知识进步的空间
笔者以为，由于历史学时间观的特殊性，历史学具有一种不同于科学的工作程序。在历史学中，理论的主要作用不在预言，而在用作参照以得到新知识的发现。自体性、涵盖性和参照性，是笔者用来衡量历史学理论的三个尺度。所谓参照性，就是把历史学理论同已经确立的史实、史论进行对照，看其能否提供超出其背景知识的新知识以及所提供的新知识有多少。能够提供新知识的理论就有参照性、就有价值，提供的新知识越多，参照性就强，其价值就越高，反之，不能提供新知识的理论就没有参照性、没有价值，提供的新知识越少，其参照性就越低，其价值也就越低。已如前述，将“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理论概念放到汉代历史的研究中，与已知史实加以参照，发现了不少史实和史实间新的关系，印证了其参照性。
然而，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军功受益阶层并不等同于史实本身，而是从史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这个理论概念同史实之间存在各种层面上的差异。找出这种差异，用新的史实和史实间关系来调整这种差异，可能会带来新的史实和史实间关系的发现，或者，通过差异的发现，用新的发现证伪这个理论概念，再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这就将成为笔者所期待的、早晚一定会来临的历史学在该领域的双重突破，在史实和理论两方面的知识进步。
刘复生先生在评论笔者的“军功受益阶层”概念时谈道：“我不完全赞同‘军功受益阶层’支配了中华帝国二千年历史之说，例如宋代，作为帝国开创者的赵匡胤军人集团并没有取得作为一个阶层所‘应得’的政治、身份、经济诸利益。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一幕（无论是否真有此一幕），在保障该阶层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剥夺’了军功阶层的政治权力（至少是很大的部分），而‘身份性’的权益更少。宋初的军功阶层懂得，他们除了拥有歌儿舞女豪宅广田之外，并没有多少政治上和身份上的权力能确保他们的子孙坐享荣华富贵。因而，宋代的军功阶层不是作者所论述的完整意义上的受益阶层。”
《宋太祖坐像》，191 x 169.7 cm，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刘先生是著名宋史专家，兼及民族史领域，携学识专精和视野广阔之双长，指点论评如行云流水，往往得发现之妙于不经意之中。首先，笔者完全赞同刘先生所言，作为帝国开创者的赵匡胤军人集团由于不享有政治权力和“身份性”权益，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军功受益集团，其状况和性质是新的值得研究的课题。不过，我们如果进一步追问，刘先生怎么会关注到赵匡胤集团并察觉其与历代开国军人集团有不同特点的呢？很明显，刘先生是将笔者从汉代历史研究中抽出的“军功受益阶层”这个史学概念作为一种尺度放到宋代初年的历史状况中，通过两者的参照比较而发现了其间的差异的。这个差异就是理论和实际间的差异，是“军功受益阶层”这个史学概念之参照性的表现。
科学史家默多克（J. E. Murdoch）提出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一种重要性。他曾经谈到，哲学家们的讨论几乎从来不与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但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重要性恰恰就在于这种“不符”。因为它能使历史学家意识到那些被应用了哲学教条的历史的本来、实际的特征，而若没有通过应用哲学教条并导致“不符”，人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这些特征。换句话来说，正是因为这些哲学理论带来了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是如此，科学理论对于科学之观测事实也是如此，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之实证研究也是如此，理论和实际的差异，给我们提供了知识进步的空间。
理论不是事实，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理论联系实际，乃是重视二者间的联系，促成一种人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命题。理论脱离实际，乃是重视二者间的差异，在差异的发现中寻求知识的进步，命题也有意义。理论脱离实际，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延伸，二者互为补充。
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历史和历史学，我们应当如何表现历史，我们应当如何构筑历史学，是笔者多年来一直不断思考、不断实践的课题。在笔者的实践中，本书是第一部完整的历史学著作，近年来，笔者又尝试写成了《秦崩》《楚亡》《汉兴》《秦谜》等完全不同类型的历史学著作，不但在历史学界引发了对如何书写历史的关注，也促使笔者进一步深入思考历史学的知识构成和基本要素，以求解答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疑虑。
《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三联书店，2015
对汉字“历”和“史”、汉字词组“历史”之字形和词源，其由来和意义之演变，笔者曾做过详细的考释和探讨：
汉字“历史”一词由“历＋史”合成。“历”字之初义，是时间之经过，“史”字之初义，是事情。合而重新诠释之，历史在基本层面上的意义，就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事情，这就表达了历史本体，即作为存在的历史的意义。
进而，“历”字以足行经过禾间表示有序有度的时间经过，对于时间的感知，是通过空间距离来体验和传达的。时间和空间，成为“历史”一词中包含的两大基本要素，时间和空间在历史中可以相互转换的关系，也由此透露出来。“史”字的字形，是手持猎具，用狩猎这种最关生存的活动表达对于事情的认知。猎具，是人造的器物之意义，也显现出来。“历”字用足，“史”字用手，以人的肢体活动将时间、空间、事情、器物连接起来，表达了人是历史的主体，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要素。
可以说，汉字“历史”一词所包含的时间、空间、事情、器物和人的意义，涵盖了历史学的五个基本要素，为汉字系统的史学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
在该文的注释中笔者还提到，历史学中的事情是多重的，关于历史学中事情的多重意义的问题，笔者拟在他处讨论。近年来，随着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笔者就历史学中事情的多重性有了新的认识，现概述如下：
历史学中的事情，是一个多重的事情，也是一个多重的镜像，反映了历史学知识构成的多重性。为了阐述的方便，笔者借用一个广泛使用的词语“世界”，作为知识领域范围的代名词来加以使用。历史学的知识构成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 可以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三个基础世界之外的多重延伸，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
1．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我们可以简称为“史真”，这是历史学的第一世界，或者叫作“第一历史”。这些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已经消失，那些曾经活动于往事中的人们已经死去，都不可能再次出现，后人是不可能再直接经验到了。
2．有关第一历史的一些信息，通过口述传承、文字记录和遗物留存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叫作“史料”。史料，是往事（史真）的遗留信息的载体，是历史学的第二世界，或者叫作“第二历史”。
3．根据史料所编撰的历史著作，简称为“史著”，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或者叫作“第三历史”。
4．根据已有的历史著作再加以编撰所写成的历史作品，属于历史学的第四世界，也就是“第四历史”了。如果有人根据这样的著作再进一步编撰，比如编成一部历史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就属于第五世界，成了“第五历史”了。同样的延伸，还可以不断地继续下去，如此形成历史学特有的知识构成——3＋N 的世界。
在3＋N的历史世界中，史真，也就是第一历史的真相，我们可以不断地逼近，不可能完全达到，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不可能完全证明。史料的世界，特别是出土文物的世界，是兼具古代和当代、过去和现在这种时间两重性的特殊世界。在这个特殊的世界，文物穿透时空，可以让我们直接感触第一历史，在这个有限的世界，真相可以达到，证明可以实现。进入史著的世界以后，编撰史书的时代背景，编撰者的思想和意图，编撰的手法和史料的鉴别取舍，都混合于其中，史著对于第一历史的追求，从本质上讲都是根据史料所做的合理推想。进入N的历史世界以后，因为更多其他因素的混入，比如文学表现、娱乐手法，或者是利益的追求，求真的史学核心价值逐渐减退直到消失不存。
所以我们说，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越来越远；第二世界的史料距离史真最近，到了史著的第三世界，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一旦进入N的世界，距离逐渐变远，变形随之加大，可信度也不断降低。与此相伴的是，随着历史世界由1到N的步步延伸，编撰的史著、演生的历史故事、编导出来的历史影视剧，则可能会越来越丰富、有趣，被更多的人喜闻乐见，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
笔者已经指出，历史学的知识结构有层次性，可以概括为由基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组成的层次模式，在这个史学知识构造的模式中，高层史学的工作依赖于中层史学的结果，中层史学的工作依赖于基层史学的结果，这种特点，我们称为基础下向性。上述3＋N的历史世界中可信度逐渐降低的特点，应当与历史学层次模式中的基础下向性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概括为可信度伴随层次增高而递减。
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理论乃是为了观测事实、表达认识结果而制造的一种便利的工具。我们对于历史学的知识构成做了3＋N的理论概括以后，就可以参照于此，对于本书及笔者所尝试的一些历史学探索做分类和评判了。
本书通过史料分析的方式，首先将史著（《史记》《汉书》等）中的记载还原为史料，基于这些史料，再加上出土史料，对于秦末汉初的历史做了重新构筑。从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的角度看，本书是一本史著，属于历史学的第三世界。从形式上看，本书是实证性的分析论著；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书的追求是尽可能靠近科学主义的。所以，笔者对于本书的基本定义，是基于实证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论著。
全面地看，基于实证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论著，只是历史学中历史学家用来表现历史的形式之一，也就是史著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之外，历史学用来表现历史的史著还有多种形式，有纪传体的史著如司马迁的《史记》、有编年体的史著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纪事本末体的史著如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有笔记体的史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教科书体的史著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近年来，黄仁宇先生用小说体的形式写成史著《万历十五年》，笔者新近写成的史著《秦崩》《楚亡》和《汉兴》，基于文献资料、考古文物和实地考察，力求融通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追求一种复活型的历史叙事。拙作《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尝试用侦探推理的形式表现历史，尽管其归类的边界有些模糊，基于史料推想史真的基本点仍然保持着。
《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三联书店，2015
笔者自1978年入史学之门以来，迄今四十余年。四十余年来，笔者不断地思考历史学的知识构成，尝试用多种形式表现历史。其动机，出自对于历史学的热爱，其目的，是希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拓展历史学的领域，破除自我封闭的狭隘的小历史学观念，建立多元的开放的大历史学观念，为历史学的发展求得更大的空间，激励历史学家追求更多更好更美的表现历史的形式，更加逼真、更加深刻、更加有力地表现历史，携手为历史学共创更加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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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增订版）
李开元 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精装，364页，69元
ISBN：978710807396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历史学家李开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初稿是其在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原为日文）。2003年，作者同年推出中文版、日文版。中文版收入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六辑。此次出版的是中文初版的增订版。
本书的重要贡献，缘于作者根据《史记》《汉书》中相对稀少、不成系统的文献记载，做了大量的史料整理工作，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汉初刘邦集团的人数、籍贯、爵位、职官、任期等基础信息，使得刘邦集团与汉初政治的讨论有了比较扎实的根基。作者认为汉初的“军功受益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典型性。在此次的增订版中，作者充分利用近年来发现的新史料、涌现的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完善自己的论证，使之成为定本。
专家推荐
方法的明快考究和内容的丰富多彩，是本书的特点。作者首先用详尽的考证，建立起立论的基础；又用精当的分析，洞察历史的幽隐；再用归纳抽象，建立起新说新论。
——田余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作者着眼于创建王朝国家的政治军事集团，追踪其转化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的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功受益阶层之说，为中华帝国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和新的视角。
——尾形勇（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秦帝国在战国复国运动中崩溃，历史向战国方向回转。但是，向战国方向回转的历史无法绕开秦帝国，于是出现了一个战国和帝国两个时代特点混在的新时代——后战国时代。后战国时代新说的提出，是作者的创见，也是本书的一大看点。
——邢义田（“中研院”院士）
目 录
增订版序
序 方法论和问题意识
第一节 中华帝国问题
第二节 西嶋旧说之启示
第三节 高层史学与研究方法之设定
第四节 中层史学与典型王朝及典型集团之选取
第五节 基层史学与原典史料之运用
第六节 统计例证法
第七节 理论工具论
第八节 理论脱离实际
第九节 理论和实际的差异提供了知识进步的空间
第十节 3＋N的历史学知识构成
第 1 章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形成
第一节 释“高帝五年诏”
第二节 秦楚汉间的爵制变动
第三节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形成
第 2 章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之兴衰与社会阶层之变动
第一节 汉代官僚的类型划分
第二节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起伏升降轨迹
第三节 汉初一百二十年间社会阶层的变动轨迹
第 3 章 秦末汉初的王国
第一节 秦楚汉间的历史特点
第二节 秦楚汉间的王国
第三节 汉初之王国
第四节 汉之王国分封起源于楚说
第 4 章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西汉政权之建立
第一节 刘邦集团的发展阶段性
第二节 汉政权之法统渊源
第三节 汉帝国皇权之起源
第 5 章 刘邦集团之地域构成
第一节 前期刘邦集团之地域构成
第二节 后期刘邦集团之地域构成
第 6 章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汉代政治
第一节 高帝政治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第二节 吕后政治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第三节 文帝政治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第四节 景帝政治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结 语
第一节 军功受益阶层论
第二节 汉帝国国家论
第三节 汉帝国政治论
附 录
高帝—武帝期间三公九卿、王国相及郡太守表
《商君书·境内篇》为秦军法残文说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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