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朋友圈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世界杯了。除了比赛频频爆冷引发热议之外，东道主卡塔尔的“钞能力”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但历史上的卡塔尔，曾经一穷二白，首都多哈在当时被形容成“一个凄惨的小渔村”。仅仅几十年，卡塔尔就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一跃成为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国家，是怎样做到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阿萨尼部落如何塑造了现代卡塔尔的历史？这个传统的部落社会如何适应其作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的状态？
艾伦·J.弗洛姆赫尔兹在深刻理解史料的基础上，以自己在卡塔尔的亲身经历为依托，撰写出了《卡塔尔：一部现代史》，将成为对卡塔尔感兴趣之人的必读图书，对于兴趣更加广泛，想要理解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动态的人也会很有帮助。
[美]
艾伦·J.弗洛姆赫尔兹 著
赵利通 译
（以下内容节选自本书）
卡塔尔：现代化的新模型？
一个人口如此稀少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化这么快，这是极少见的。仅仅几十年，卡塔尔就首开先例，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一跃成为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老一代卡塔尔人还记得，曾经的卡塔尔一穷二白，这让卡塔尔的崛起更为人瞩目。珍珠价格暴跌，加上“二战”的侵扰，让海湾地区的传统出口深受其害。但是，即便整个海湾地区都在惨淡维持生活，卡塔尔仍比科威特、巴林或迪拜更加边缘化，经济上更为落后。1940年，英国政治驻扎官如是描写多哈，让我们得以一窥卡塔尔首都在当时的情景：
【多哈】是一个凄惨的小渔村，沿着海岸散落在几英里内，半数以上房舍破烂不堪，连市场中的屋舍都十分简陋，道路上苍蝇乱飞、尘土飞扬，电力短缺，而且当地人要跑到城外两三英里的地方，用皮囊或金属容器从井里取水。
当时的卡塔尔，人口减少到只剩1.6万人。几百年来繁衍不息的村庄，随着部落群迁至周边更加繁荣的海岸，变得空空荡荡。1944年，只有6000名渔民采珠，而大约20年前，这个数字是6万。与今天相比，许多卡塔尔人的生活困窘。但是，比起其他同样贫困的地方，卡塔尔的好处是没有成为战场。
1950年，“饥荒年代”结束。其后15年，有人在访问过多哈后作出了如下评述：
城市蔓延伸展，可以看到混凝土建筑、交通灯、环城路和苏打汽水摊；空气调节成为常态；临水区域已被开垦，脏乱情形不复存在；庞大的商人阶级成长起来，社会生活变得传统和“大城市化”。
从20世纪40年代的贫困地区，到1955年“过度壮大的渔村”，到1965年的大城市，再到20世纪70年代壮大的首都，如今，多哈已是全球发展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的首都。曾经的卡塔尔人，承受着让人感到窒息的酷热，一度依靠咸水维持生命，并因为珍珠市场的崩溃而食不果腹；如今却居住在装有空调的、气候可控的“温室”中，动辄在五星级宾馆、五星级购物中心间自由往来，甚至还可以去从外国直接引进的五星级大学一饱眼福。卡塔尔的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远远超过了政府的预估。如今，卡塔尔的人口大约为170万，其中80%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务工者、佣人，以及人数相对较少（大约为22.5万人）且不易相处（因工作而异）的卡塔尔雇员。作为对比，这个人数（22.5万）大约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或者英格兰的普利茅斯的人口数量。让外国商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卡塔尔待数周、数月甚至数年，都可能看不到一个卡塔尔人的踪影。经济发展塑造了卡塔尔人的成功，而卡塔尔人在这个经济发展的金字塔上稳居高位。经济腾飞如此迅速、变化发展如此炫目，以至于卡塔尔社会内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被人忽视。要认识卡塔尔，不仅要了解这个国家呈现给世界的那种迅速发展变化的外部形象，还要了解这个社会缓慢变迁的内部结构。
就像迪拜最近巧妙地让自己代表了成功的形象，卡塔尔也为外界创造了一个容易“消化”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卡塔尔的品牌，宣传本国经济繁荣，机遇遍地，各式观点、各种信念在这里都会受到夹道欢迎。在卡塔尔，人们能够在面向国际开放的渠道中各抒己见，例如BBC的多哈辩论：卡塔尔为阿拉伯世界的自由言论开辟的论坛。卡塔尔严密控制着一些国际媒体输出渠道，例如半岛电视台，并通过这些媒体渠道积极宣传着卡塔尔的对外形象。以这种形象来看，卡塔尔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问题。在卡塔尔对外营销的形象中，所有卡塔尔人都接受了埃米尔的统治，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卡塔尔向外界呈现的形象是其希冀呈现的理想境界：卡塔尔不进行政治活动，在国际事务中甚至并不总是明明白白地站队，卡塔尔关心的只是安全、发展和繁荣。卡塔尔看似有许多对话渠道，用来强化卡塔尔自身的形象和统治卡塔尔的萨尼家族的形象。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故事遮掩了更加复杂，同时也十分有趣的当地历史，这个历史就躲藏在五星级宾馆、国际新闻渠道和机场贵宾休息室的下面。卡塔尔人自己没有忘记这个历史，尽管他们自己也在担心，新生一代会不再记得这种定义了卡塔尔文化的生活方式。多哈举办了一些耗资不菲的项目，大力宣扬卡塔尔和伊斯兰文化，而这恰恰证实了卡塔尔对传统文化能否保留忧心忡忡。这些项目包括建设新的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和由贝聿铭设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后者已于2008年完工。然而，这些宏大的文化项目是否能够实现传承传统的目的，仍然有待观察。表面看起来，视觉和公共传统正在丢失，让萨尼家族忧心忡忡，但这并不意味着卡塔尔已经与过去完全脱离。事实上，本书的观点是，数十年来定义了卡塔尔生活的传统的深层结构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卡塔尔人幸运地成为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现代国家的公民，享受着寻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没有迹象表明卡塔尔的快速增长及经济繁荣会在近期衰落。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如迪拜，目睹了经济泡沫的破灭，但是卡塔尔的经济仍在飞速扩展。19%的增长率，让卡塔尔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卡塔尔主要依赖的是长期天然气合同，所以不会像原油那样经历短期的价格波动。但是，尽管今天的卡塔尔人拥有了令人艳羡的财富，目睹自己的国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但是他们与1940年一无所有的卡塔尔人仍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财富在一些方面让卡塔尔社会改头换面，但是没有深刻到让卡塔尔的经济环境和建成环境发生变革。事实上，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悠久的宗族忠诚传统几乎毫发无损。名姓、忠诚和交际网络这些历史植根于过往之中，又在某些方面被人为加强，就像全新闪耀的摩天大楼直插天际一般，深深嵌入在记忆中，对于理解卡塔尔的现状和将来仍然重要。虽然目前的经济成功发生在最近几十年内，虽然那些壮观的、拥有祖母绿外墙的大楼已成为财富和繁荣的象征，但卡塔尔的外在表象仍同样基于其历史特征。有一些地方看起来变化迅速，实际上又什么都没变。
从纳伊姆部落的历史可见一斑。纳伊姆部落在很长间内都是居于卡塔尔统治地位的萨尼家族谢赫的对手，甚至是敌人。石油经济繁荣前的几十年间，大部分纳伊姆人离开了卡塔尔，离开了他们广阔的畜牧场，而这片畜牧场覆盖了卡塔尔北方大部。20世纪50年代，纳伊姆人回到卡塔尔时，祖先给他们打下的田园依然无恙。实际上，许多纳伊姆人可以说，他们的部落族长应该被合情合理地称呼为埃米尔，因为他在不太久之前，确实曾经是一位埃米尔。事实上，萨尼家族以及卡塔尔人对内陆地区和卡塔尔国界的主张，其合法性均和他们与贝都因部落（如纳伊姆）的关系有关。尤其，“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将部落地区作为定义国家边界的基础，并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在领土争端中，居住在城市中的统治者（如萨尼家族）想方设法，积极吸引贝都因人进入他们的领地并成为公民。
尽管在政府干预下，文化影响发生了变化，通过政府许可取得地产所有权的人数也在增长，但是纳伊姆等部落有其他一些方法来维持内部凝聚力。卡塔尔的非统治部落珍惜他们的过去，即使最“西化”的子孙也需小心地传承这份历史。西方的宗谱已经失去了功能意义，成为互联网上的一种业余爱好，就像是祖先的脸书，但是在卡塔尔，宗谱和世系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是社会地位和权利的重要指示器。尽管萨尼家族的一些精英十分希望借助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让人们忘记历史曾赋予自己的权利，但是对这种权利的记忆如此深刻，让这些精英们的期望最终落空。纳伊姆部落的酋长们仍然拥有一个宝座；在他们自己的部族和社会动力中，他们仍然独立自主。20世纪80年代，用法语写作的人类学家安妮 ·蒙蒂尼—科兹沃夫斯卡指出，萨尼家族直到近年才在卡塔尔内独占了“埃米尔”的称号。
【直到最近，】群体首领的称号才发生了演化。现在只有一位埃米尔管理着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埃米尔是部落或者部落分支的酋长，如今他们身居政府要职，称号已被更名为市政区长或市长，或村长。尽管如此，传统称号并未被他们遗忘。
部落融入国家中，失去了原来的一部分权力，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过这项权力，这种模式对于其他卡塔尔部落和世系也很普遍。例如，苏丹部落和阿奈内部落早在萨尼家族之前很早就居住在卡塔尔。在萨尼家族后来居上之前，他们是多哈和沃克拉的酋长，即使到萨尼家族有权授予苏丹部落免税时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现代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西方典型的发展模型预估的那样快速摧毁这些记忆或世系，以及卡塔尔自己的文化态度和规范。20世纪40年代的巨大灾难，让今天的发展变得更加为人瞩目，但是卡塔尔并非流行文学形容的“历史缺失”或者“文化荒漠”之地。讽刺的是，造访卡塔尔的人似乎要比卡塔尔人自己更加担忧历史根基的缺失。也许移居卡塔尔的外国人期待的是异国风情、冒险的经历和东方化的阿拉伯特征，所以会对现代化的卡塔尔，对那些看上去“西方的”和“与自己国内一样的”地方颇感失望。与之相反，许多卡塔尔人极少表达同样程度的后现代主义忧虑。环境看上去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卡塔尔人而言，许多根本性的人际关系并没有改变。从他们的角度看，尽管建成环境常常看起来是西方的、现代化的，但是许多父辈的社会准则和约束仍然在限制着他们。即便如此，约束和社会准则也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只不过比起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它们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而已。
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方造访者看不到“真实的”卡塔尔，或者绝大部分访问者体会不到卡塔尔人体会的那种难以捉摸的“真实的卡塔尔”。实际上，要解释造访卡塔尔的西方人或者西方化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不真实感”，要从思辨的社会哲学出发，这些思想脱胎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对于西方人来说显而易见，但是并不契合卡塔尔，或者卡塔尔人感受自己国家的方式。首先，许多西方人认为，现代化既令人兴奋，又伴随着痛苦，必然会导致丢失历史，过往的身份也会崩塌。西方的文献和西式思维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假定：传统和经济现代化之间一定会发生本质上的冲突。这种假定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西方有着生动的体现，并被强加到了中东。按照这种经典理论，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应该已经让卡塔尔成为问题的洪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明显的现代化当中，仍然存在与过去相同的许多社会结构和谱系安排。卡塔尔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许多政治学家一度预测卡塔尔的衰落，现在却预测卡塔尔的现有政治体制将长期存在。当现代化和传统的力量彼此冲撞时，旧有的政治体制常常第一个消亡。然而，卡塔尔仍然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许多社会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如何解释这一点？
答案要在卡塔尔的历史中寻找。只有分析历史，才能解释卡塔尔与西方所经历的现代化的区别。虽然西方关于传统和现代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常常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或者结构化的，但是在卡塔尔，这些观点并不明显适用。从西方的角度看，卡塔尔应该经历19世纪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称的“失范”（Anomie）：这是当文化规范过快地变化时出现的一种毁灭性情形。涂尔干认为，当“社会类型依赖的原则与以往的社会迥然不同，以至于只能与以往社会类型的抹除程度成比例地发展时”，就会发生失范。新的经济学原理，即劳动分工，被无限扩张的、有同化力的小国家延续下去，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关系。在后工业化的美国，很容易看到与工作不相关的身份被擦除。工作成为身份。在美国，刚刚认识的人问的前几个问题常常包括这一个：你做什么，在什么地方工作？对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了解某人最可靠的方式。但是，在很多文化中，你是谁要比你做什么更重要，而“你是谁”是由你继承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决定的。事实上，卡塔尔人长长的名字，例如“穆罕默德·本·哈利法·本·艾哈迈德·本……”，反映的是一长串的祖先，而不像西方名字那样只反映一个。从一个人是谁，到一个人做什么，这种身份的转移可能在社会中产生巨大的裂隙。事实上，涂尔干有着法国人典型的优雅，他将这种传统身份的擦除等同于自杀。涂尔干认为，个体上和文化上的“失范自杀”，即文化本质存在的擦除和感觉无所依附的人们的自我毁灭，不只发生在经济衰退击垮社会时，也发生在经济蓬勃发展、面临无限可能性的时候。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也经历过一种特别致命的失范：现代化不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威胁，而且似乎常常源于外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常常与侵略性更强的殖民化联系在一起，比卡塔尔经历过的强烈得多。远远不同于阿尔及利亚或刚果那样的殖民地国家，卡塔尔并没有被真正意义上殖民过。
作者简介
艾伦·J.弗洛姆赫尔兹
Allen J.Fromherz
毕业于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获富布莱特摩洛哥研究奖学金。曾为卡塔尔大学中东历史学助理教授，现为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2010年，获格尔达·汉高基金会助学金资助，继续研究中东民族主义历史。著有《阿尔莫哈德王朝：伊斯兰帝国的崛起》《伊本·赫勒敦：生活与时代》。
转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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